老古按：这几天为了拉老马的生意，到网上外调，想收集一点郑义的黑材料。查到北春的网页，顺便游览了一下其藏货，不意发现了以下一篇奇文，居然是砸刘晓波和戴晴两人的。看来两人正是如今独知的的长辈，可见人只要还有良知，都是不得不越来越远离专制而走向彻底不合作的。如今的它类青年独知中，或许也有明天的刘戴吧？！看来，民运派实在不必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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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国家不爱也罢
石 金
三年前，大陆名记者戴晴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我的入狱》，介绍牢狱生活的美妙，批评“严家其辈”的“犯忌”和“出逃”，使不少人为她遗憾。后来，戴女士在台湾答记者问，又进一步批判北京“八九民运”，指责学生们“不知进退”阻碍了中共当局的“进步”，以致否定“四·二七”大游行以后的行动是民主运动，导致更多人对她侧目。无独有偶，大陆著名异议分子刘晓波博士，于“六四国殇”四周年之际，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对“八九民运”作了更深刻的反省和更严厉的批判，颂扬“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当局“全力发展经济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民意支持和巩固的现实合法性”，指责“八九抗议运动……不断升级所酿成的激烈对抗在一段时间内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全文对当局不予半句批判，却用大量篇幅揭露当年运动中的丑恶现象，极尽褒扬强权贬斥弱者之能事，实在令人震惊。
戴女士素称“敢言记者”，以发表“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储安平与‘党天下’”和“梁漱溟与毛泽东”等批评文章而出名，是参加当年“五·二二”游行、又于“六四”后愤然退出中共的“自由派学人”。刘博士号称“民主斗士”，由撰写“混世魔王——毛泽东”等檄文出道，以“八九民运”天安门广场“绝食四君子”之一闻名于世。这两位著名的勇敢之士，经“六四”鲜血一淋，被当局一擒一纵，就觉悟、就温顺、就乖巧了。其基本原因，据戴女士的自白，是她太爱国了；据刘博士的反省，是他更理性了。
为了“爱国”，就得折断自己的脊梁骨，这是戴女士的不幸；为了“理性”，就得抛开自己的良心，这是刘博士的不幸。他俩的不幸是我们的悲哀，是所有不得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中国人的不幸和悲哀。这个在四十四年前由暴力建立起来、又靠暴力才维持到今天的“国家”，虽然向国民施过点仁政，但终究不过是几个新统治者用以压迫国民的专制工具，近年来更堕落为当今世界上最残暴、最腐败、最无耻的东西。这个“国家”，从派大军侵略越南残杀保护家园的该国平民，到出动边防武警疟杀要求自决的西藏人民，到调重兵围陷首都北京屠杀争取民主的学生和市民，都是利用爱国主义来迫使国民认同的。这个“国家”，当年以“公私合营”的名义廉价“购买”私人工商业的资产，现在又以“发展市场经济”的名义纵容“官倒”们无尝私分“全民所有制”的财产，也都是利用爱国主义来压制百姓抗议的。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的名义进行！不幸沦为这种“国家”的国民，实在是做人的奇耻大辱。爱国，本来或许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如果有理性的爱国者都必须做帮凶、做奴才、做叭儿狗，这样的“国家”，我看不爱也罢。
《北京之春》93年9月号(总第4期)
来源：海纳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