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中午,阿卜杜萨特拉·本·穆萨(Abdessattar Ben Moussa)的手机被打爆了。和那些嗓音激动丶连声祝贺的亲友一样,他刚刚从电台听到: 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机制。这个机制由四个组织协力支撑,本·穆萨是其中人权联合会的主席。
从朋友那里得到他的手机号码之後,整整一夜没有打通。「本·穆萨先生要开一个紧急闭门会议,」他的同事提醒,「会後才会开机,你也知道,线路非常繁忙。」
第二天下午我再尝试的时候,居然一次拨通,传来一个响亮的男声:「早上好!」提醒我香港与突尼斯时差七小时,间隔近一万公里。
从媒体发布的四方机制代表照片看,本·穆萨个子最高,唇上一抹灰白胡子,笑容开朗。「真是一个大大的意外!」他声音愉快,说自己一定会去奥斯陆,但随即又说,去不去领奖并不重要,这个奖不是颁给个人,而是给全体突尼斯人——
“重要的是,诺贝尔委员会褒奖『对话』的价值,突尼斯经验的价值。”
突尼斯全国对话机制的竞争对手,不乏名声赫赫者: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丶德国总理默克尔丶美国国务卿凯瑞。和平奖揭晓时,不少媒体加上「爆冷」二字。
互联网上很难查到阿卜杜萨特拉·本·穆萨的英文资料,只有法文和阿拉伯文。「突尼斯人权联盟」由受旧政权打压的律师丶独立记者和博客写手等组成,成立至今大约40年,上世纪九十年代遭前总统本·阿里取缔,转入地下。2013年应邀加入四方对话机制。
想到本·穆萨日程繁忙,对话随时可能中断,我迅速进入主题,问对话之路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麽。
「障碍非常多,我记得最困难的是两个时刻:签署『路线图』,还有推选总理候选人——那天晚上恐怖分子等着我们宣布对话失败,但是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本·穆萨提到的这两个时刻,刚好解释了突尼斯全国对话机制是如何力挽狂澜。
突尼斯曾经面临的险情,与埃及如出一辙。统治数十年的独裁者一夕垮台,抗议初期反应迟钝的宗教势力迅速苏醒,凭藉地下运营多年的草根网络,在第一次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接下来,他们违背初衷,忙着在所有部门安排自己人,给宪法涂抹浓重的伊斯兰色彩。而经济管理毫无章法,民怨沸腾。 新的抗议丶新的冲突再起。
在埃及,革命最初的发起者——世俗中产阶级,愤怒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抗衡旧势力,眼看权力在宗教组织与军方之间反覆易手。一场不流血的和平革命,结果竟是推翻穆巴拉克的两大主力——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火并,烽烟四起。
为挽救突尼斯陷於内战,突尼斯总工会倡议组成全国对话机制,邀请其他三个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加入:突尼斯工商联盟丶人权联盟和律师联合会。目标只有一个:要求执政的伊斯兰政党交出权力,并为走向新宪法丶新选举制定时间表。
电话里,本·穆萨把签下「路线图」的功劳归於总工会主席侯赛因·阿巴斯。将近70年历史的总工会,拥有五十万缴费会员,占总人口五分之一,遍布突尼斯各省各镇。总工会创始人在突尼斯独立运动中被视为民族英雄,历届政府都对总工会左右经济的能力,敬畏三分。
而现任主席阿巴斯的智慧,更是获胜关键。他是谈判马拉松高手。一名国会议员回忆说:「阿巴斯可以就同样的问题,反覆追问六个小时。」在日夜兼程的两个月多方谈判之後,阿巴斯使出绝招,邀请所有政党代表到议事厅,宣布「路线图」计划。包括伊斯兰政党主席格努希在内的一些政要,来到现场才惊讶地发现,电视台摄像机正对着自己,全程直播。
即便如此,阿巴斯还是花了三个小时,说服格努希,直至最後签署。电视直播出现了三个小时的漫长空镜。
难能可贵的是,总工会将突尼斯工商联盟拉进对话。他们原本是天生对头——工会代表底层工人,而工商联盟由他们的雇主组成。这对冤家联手,四个组织代表不同利益人群,加重了向执政党示威的份量,显示了民间团结的决心。
在「路线图」上签字的,不止伊斯兰政党,而是当时突尼斯所有政治党派。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却是一个无党派对话机制。
卡内基中心研究院萨拉·查耶斯指出:“突尼斯的故事,并非某个成熟的政党,作出了负责的选择,它的政党跟其他陷於动荡的国家一样糟糕,但是,突尼斯的成功,提醒我们,无党派组织和其中优异的个体的作用。”
本.穆萨提到的第二个困难时刻,彰显了突尼斯人面对鲜血的勇气。两个着名的世俗派反对派接连遭暗杀,无论谁出任总理,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最终,不属於任何政党的总理人选,顺利产生,政权和平交接。
「为什麽对话在突尼斯能够成功,在你们的邻居,埃及丶叙利亚丶利比亚丶也门都惨烈失败?」埃及第二次选举,重回军人执政老路。 利比亚丶也门深陷内乱。而在伊拉克丶叙利亚,极端宗教势力控制了大片地区,「伊斯兰国」兴起。这些国家,都曾尝试过内部对话。
「因为突尼斯非常特殊,我们不但有觉醒的年轻人,还有接近西方先进水平的教育体系,我们的妇女解放程度高,在教育和就职方面,她们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拥有一个复杂精细的社会。」
北非地图上,埃及丶利比亚丶阿尔及利亚像一排整齐的门牙,而突尼斯,只是遗落齿尖的一块饼乾碎屑。突尼斯面积太小,往往不被重视,但十九世纪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宪法运动,从这里诞生。它是「阿拉伯之春」始发地,又第一个走出暴力循环,这不得不叫人思索其中原委。
埃及丶利比亚丶阿尔及利亚的边界垂直而落,诉说着殖民者划分时的任人宰割。突尼斯边界的线条却很柔和,首都突尼西亚,可能是阿拉伯世界距离欧洲最近的首都。不过,不少突尼斯人私下开玩笑,巴黎才是他们的首都。
今日突尼斯莽莽沙漠,曾经是古罗马帝国的粮仓和酒肆。1883年突尼斯成为法兰西的被保护国。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五十年代出任首任总统,他虽然独立意识强烈,但对法国文化没有隔膜。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法国人。布尔吉巴甚至认为,当时风靡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主义」是无用的浪漫,坚持亲法路线。斋月期间,他在电视上喝果汁,还打算跟以色列交往。
本·穆萨阿拉伯语讲得飞快,一些用词我一时没有听懂,後来才明白是夹杂着法语。
我曾经在利比亚采访两个月,每次途经突尼斯,感觉空气都变自由了。突尼斯女性多数不包头巾,街上穿戴保守者,极有可能来自邻国。突尼斯年轻人多是「双枪」,阿拉伯文和法文都是母语。卡扎菲在利比亚废除了外语教学。
1950年代突尼斯妇女已经可以主动离婚。本·穆萨提到的「男女平等」,让我想到, 《纽约客》记者何伟最近在埃及的观察:女性没有解放,生产力便没有释放。「家庭关系不变革,谈论革命就毫无意义。」他在报道中写道。
「我们的公民社会非常强大,」本·穆萨说,「但在其他国家,比如利比亚就正相反。突尼斯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而不是依靠武器。」
「阿拉伯之春」到来前,埃及和突尼斯都具备公民社会空间,因而实现早期的和平过渡。而在叙利亚丶利比亚,一上来就是最惨烈的内战,因为在当时执政党严密控制下,公民社会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对话缺乏空间。埃及後来还是陷入了旧冲突的窠臼,或许恰恰说明它的公民社会根基,远比不上突尼斯。
突尼斯的独特,或者说幸运之处在於,各种势力谁都无法独大。突尼斯的伊斯兰政党同埃及穆兄会打着一样的算盘,不过,他们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四方对话。
另外,突尼斯自1950年代就开始削减军费。埃及则为了备战以色列,不断增加军费,耗费巨大,同时养成了军中势力。突尼斯军队保持相对中立,自「茉莉花革命」一开始就表明不会发动兵变。
同为宗教政党,突尼斯复兴运动党也不如埃及穆兄会极端,没有走上死磕的绝路。格努希交出执政权後,突尼斯举行第二次选举。世俗力量组成的新政党完成轮替。格努希告诉支持者们,「五年不执政,并非坏事。」他四处受邀讲演丶采访,而短暂出任埃及总统的穆兄会成员穆尔西,却成为军方阶下囚。
四方机制完成「路线图」的共识,但本·穆萨说「突尼斯各层面的对话还在进行」,它已经获得政府及民间的热烈响应。
他也承认,对话未能解决所有问题。突尼斯目前经济仍然处於去年枪击案的阴霾中,需要时间调整。
「民主必定带来繁荣与安全吗?」我问。
「民主可以帮助解决社会经济的问题,而社会动荡说明我们的民主尚未成功。」人们头脑中仍有恐惧。」 一个在突尼斯投资的欧洲商人告诉我,获奖之後,突尼斯整个气氛变得积极,「当人们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成功的可能也就更高。」
本·穆萨马上要去开另一个会。我赶紧问出最想知道的一件事。
「您听说过香港去年发生的大规模抗议吗?香港人希望获得符合国际标准的特首选举。」
本·穆萨有耳闻:「我知道,但是中央政府的态度是不同意。」
「在这个形势中,中央政府过於强大,对话异常困难,」说着,他忽然提高了声音问:「香港公民社会够强吗?」「非常活跃,去年发生的抗议就是一场公民社会的运动。」
「要求与中央政府对话,一定非常难,但公民社会必须持续敦促。」他说。
「我愿意前来香港,帮助组织这样的对话。」这令我颇感意外。目前而言,「突尼斯式」对话,在香港并不存在土壤。势均力敌的局面没有出现,不得不坐下来妥协的前提并不存在。
「突尼斯的经验固然特别,我们有促成对话的独特因素,但是香港对话未必一定不能成功,只是各方应该学会让步,以整体利益为重。」他说「突尼斯经验」应该写进教科书。
此时,本·穆萨说马上要开会,匆忙道别。不过,他一再表示,有机会愿意来香港继续讨论。
如果说公民社会与中央对话,短期内无法实现,那麽,香港内部对话呢?撕裂的香港,泛政治化的香港,需不需要一场内部对话?这里,突尼斯的经验可以借鉴吗?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一定注意到了「突尼斯式对话」的特殊性,但仍将荣耀授予它,希望呵护风中之烛,继续照亮黑暗。因为他们相信,突尼斯的成功,并非偶然。
来源: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