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周刊》2015年第28期总第557期作者: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继上世纪80年代有人指责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后，这几年，对它的责难变本加厉，升级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似乎20世纪中国的苦难，都是这个运动的恶果。愚意以为，这些都是对19、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误读，是对历史的不公正，必须澄清。
辛亥革命后，随着民主、自由制度的建立，思想、文化进入变革和发展的新阶段，民间掀起办报办刊热潮。
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异军突起，高举人权与科学(1919年后改为民主与科学)和文学革命的大旗，经过几年奋斗，引领400家以上报刊参与的新文化运动大军，推动我国思想、人文、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繁荣茂盛，百家争鸣。史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数史家至今仍称许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罕见的“黄金时代”。
然而，思想不可能统一，观点总是多元的。继上世纪80年代有人指责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后，这几年，对它的责难变本加厉，升级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似乎20世纪中国的苦难，都是这个运动的恶果。
如鲠在喉，有话要说。愚意以为，这些都是对19、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误读，是对历史的不公正，必须澄清。
何谓新文化运动?
时至19世纪，中国面临非变不可的困境。可是，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阶层，除个别人外，仍然呼呼大睡。引导国人了解世界现状和文明的进展，推动中国学习和接受现代文明，转化为富强、文明国家，这是救国救民的唯一途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真谛。
一批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和有机会接触现代文化的中国人——魏源、徐继畬、冯桂芬、王韬、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等人通过各种途径大声疾呼，传播现代文化、现代文明，他们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如果这个界定没错，就不能不承认新文化运动不是从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的。
1833年8月1日，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创办了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现代报刊的开端，这份杂志介绍：英吉利“国基为自主之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言无碍。”
作为国基的“自主”，现在翻译为“自由”。它准确介绍了公民自由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而自由、法治、言论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它还介绍“国之公会”(国会)理国之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指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面，国家才会有“旺相”。
为了帮助中国人摆脱对世界现状和文明进展茫然无知的状态，他们还着意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介绍各种科学知识。
传播这些知识、观念和制度不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吗?
甲午战败后，新文化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史称戊戌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后则掀起人们称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是，这几个阶段是一脉相承的，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其中奥秘无非是任何国家要成为现代民富国强的文明国家，就必须实现人的解放，让国民享有现代公民应有的各项自由，并建立相应的法治和民主制度保障这些自由。只要社会和国家制度转型没有完成，为其开路的思想文化变革——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止息。离开这个历史大框架，思想文化变迁失去本源，就无法理解其脉络。
五四新文化运动戕害思想文化?
现在学界和民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焦点在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文化大潮，还是戕害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逆流?
应该毫不含糊地回答，与一些人的臆断相反，这是摧枯拉朽的历史洪流——清除大清帝国宗法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遗毒，为民主共和制度夯实基础。
作为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思想文化也有重大变化。1912(民国元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
其一，这一年2月，蔡元培、唐绍仪、宋教仁、汪精卫等26人受孙文委托，从上海坐船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船上，他们通过充分讨论，认为国民素质跟不上共和制度。于是组织社会改良会，发表宣言，号召“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提倡“有财产独立权”，提倡个人自立，“实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结婚”，“承认离婚之自由”，“提倡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变革的纲领。
其二，改革教育内容，剔除腐朽的旧文化，纳入新文化。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践履社会改良的措施，下令废除读经;确立新的教育方针，“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应剔除这等陈腐内容;提倡自由、平等、亲爱(博爱)为新的道德规范。新文化的要求纳入了学校教育。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历届北洋政府，总的说来没有废除这些改革成果。
这两件大事意味着新文化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准确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肇始于1912年。
新阶段涌现引领思想文化前进的新领袖，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胡适、高一涵等人成了冉冉上升的新星。上一阶段的启蒙大师梁启超褪色，与袁世凯携手，开创了中国式参政党特色——笔锋为秩序与传统转动，忘记了批判与监督。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直接继承章士钊《民立报》和《甲寅》的锋芒。它的思想旗帜：“科学与人权并重”和“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敬告青年》)，与先驱的追求无异;成效则前所未有。其荦荦大端，有如下几项：
1.从文言到白话，实现了语言和文字的合一，文字从社会精英垄断的工具，变为大众交流的媒介。人们交流的自由度迈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晚清白话运动的延伸。19世纪末甚至更早，为了“开民智”，许多有识之士尝试改革远离大众的文字表达方式，办白话报，成为一时热潮。陈独秀办了《安徽俗话报》;胡适则是白话报刊《竞业旬报》的重要支柱，而他们不过是白话文运动的后进。
2.文学革命：用白话文写作和表达人性与人的自由诉求成了文学艺术的主流。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青年胡适的豪气，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诗界革命”和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一脉相承。
3.致力于普及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基本知识，启迪公民认识自己应有的权利(陈独秀称之为伦理觉悟)，力图为巩固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堵塞专制统治复活夯实思想基础。他们强调“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吾人爱国之行为，在扩张一已之权利，以支拄国家;牺牲一已之权利，则反损害国家存立之要素……故国家职务，与小已自由之畛域，必区处条理，各适其宜。”(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新青年》第2卷第2号)
4.清理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集中力量批判三纲。
5.打退孔教入宪的政治图谋。
以上变化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有两条是普适性的。
一是人的自由权利。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与之互为表里的是人际关系的巨大变革。核心是社会生活各大领域要有足够的自由，臣民向公民转化，要求确立和维护自己应有的自由权利。
二是语言和文字合一，交往工具通俗化。这是经济发展，人际交往频繁的必然要求。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白话文运动。欧洲各国就经历了从使用拉丁文到各民族文字的诞生和发展。
而陈独秀他们面临的特殊性也有两条。
一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青年杂志》诞生于袁世凯称帝丑剧进入高潮之际。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如何巩固?他们三箭齐发：
1.通过国内大事记，连续以《国体问题》为题，跟踪丑剧上演过程，并在通信栏中驳斥筹安会主张复辟的所谓“理由”。
2.发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等文章，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论述国家、社会与公民的关系，公民才是国家主人等根本观念。
3.提倡个人的独立、自由，人际的平等;提倡以世界文明进展为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准绳;提倡科学-理性为基本内容的思维方法变革;摧毁为专制开路的错误思潮。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们都不愧是当时最坚决、最有理论深度的民主共和制度捍卫者，启迪公民意识觉醒的先锋。
二是在国情特殊论的旗号下，以孔教为国教的运动席卷全国。
正副大总统、各地督军、社会名流和昔日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异口同声，要有国教，应该以孔教为国教。康有为在致总统、总理的公开信中说：孔子是“全国人之魂”，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国民党与进步党联手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则写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新青年》痛击了这个错误思潮。陈独秀指出：“孔教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利?……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因国教虽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文之中，可谓万国所无之大笑话。”(《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在反复辩论下，以后的宪法草案或完成制宪程序的宪法都删除了有关儒学的内容，设立国教和用儒学教化全国的中世纪图谋被挫败。
传统污垢该不该清理?
时下对蔡元培的改革赞扬之声不绝，而对《新青年》掀起的狂飙，则质疑甚多。
回到本原，《新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错了吗?
不要忘了当时的情景。
仰看上层，正如著名记者黄远庸所说：袁世凯是大总统，“即其命令观之，则纯然满清时代之空文上谕，道德与法律绝对不分……大典大法，置之土苴……然其所为，实无以异于晚清末造。”而其他军政大员，行事风格绝大多数与袁世凯无异。
俯览社会，看看胡适写的《李超传》和巴金的《家》吧。
前者不是小说，家产丰厚的一位广西梧州女孩，到广州、北京求学，家里不给钱;婚姻则当家的兄长“但论财产”，本人“则重学行。用是各执意见，致起龃龉。妹虑家庭专制，恐不能遂其素愿，缘此常怀隐忧，故近来体魄较昔更弱”，辗转至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罹染肺结核，无钱医治，二十三四岁就病死了;为其打抱不平的嫂嫂被逼上吊。悲剧产生的原因，是家长专制，女儿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男尊女卑。
巴金则更详尽地再现了一个大家庭的真实情况。巴金在《家》的代序中说：“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
当时的家庭和家族状况正是三纲支配一切的实景。
横看那些鼓吹国情特殊论的精英，他们要把中国的发展指向何方?
1911—1920年间担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认为：西方文明破产了。中国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发展经济限于自给自足，不要生产市场需要(“给人足人”)的商品和奢侈品，不能以求富为经营的目的，“凡可以手工制造者，勿以机械代之”!(《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并用中国传统文明统整世界文明，用东方文化拯救世界!
张君劢后来更加明确说：“现代欧洲文明之特征三：曰国家主义，曰工商政策，曰自然界之知识。”“确认三重网罗(指上述三特征)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而尤觉内生活修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也就是说，他们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科学，冀图建立一个与现代文明迥异的东方国家。
《新青年》面对的不是抽象的东西文化关系。当时辩论的是中国究竟要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追求怎样的思想文化。
陈独秀如实地指出，中国眼前的许多社会现象，西方过去也有过;当下东西文化关系实质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古今关系。在制度层面，陈独秀把《新青年》同人与现代文明抗拒者的分歧界定为古今之争，客观地说，是符合实际的。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是三纲。家庭、家族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身处地，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致力于批判阴魂不散的中国专制主义——三纲，揭露传统家族制度的荒唐，究竟有什么错误?
再看看中国的现实吧。
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怪现象之一，是所谓“国教派”的兴起。他们不惜使用伪书，歪曲历史，把西周封建制度说成是现代宪政;把秦以后的宗法专制制度美化为分权治理的典范。于是，专制皇帝的工具——臣子，被描绘为与皇帝共治的强大力量;宗法专制的家族秩序，则成了基层自治的典范。因此，当社会治理方法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摆上日程之际，他们鼓吹用“贤能政治”取代民主制度;恢复家族制度和士绅治理作为中国社会制度的基石。可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是：秦以后中国哪一朝代的政府和社会不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又有哪一部传统法典不是严密地维护三纲?
与此同时，他们混淆明清儒家宗法专制制度与作为先秦儒家的主张和设想，把后者的思想描绘得无比美妙。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对先秦各派思想的解释，人言人殊，都是论者心中的块垒;读者各取所需，一笑可也。民国初年，陈独秀他们面对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明清制度和思想文化的顽固残余。
深入一层思考，今日国教派及其盟友赖以忽悠大众的，不就是在个人、社会、国家关系上制造种种迷雾吗?
抚今追昔，陈独秀等先驱的思想精髓，仍然有掩不住的光芒。
《新青年》的新罪状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时至今日，悬在新文化运动头上有三大罪状。有的是误解，有的是故意制造的混乱。
第一大罪状，尚有许多人在起哄，称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
这是没有认真阅读有关文献的误解。
民国元年，身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指出：“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应予删除。同时明确表示：“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蔡元培全集》第2卷)对孔子、孔教的慎重态度溢于言表。
陈独秀则反复说：孔子是当时的伟人;传统文化中许多精粹可以和应当继承;需要反对的仅是孔子之道不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的部分。
两大领袖的观点是主流。个别参加者的偏激言论是思想文化浪潮中常见现象。钱玄同鼓吹废除汉字，后来成长为著名的文字学家。饱读古籍的鲁迅扬言不要读线装书，不过是一时激愤之言，他整理古籍和研究古代文化的成绩，有目共睹。
思维最忌笼统。新文化运动确实把锋芒指向传统的一部分，却不是全盘。反对者的失误，是混淆了儒化社会制度与非制度性的儒家观念文化。
秦以后，儒家思想逐步固化为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的特征是：从家到国的宗法体系;按照三纲体制，确立尊长层层专制;亲疏有别，等级分明;服从，恭顺。从《白虎通义》、《唐律》到《大清律例》一脉相承，记录了这个社会严密的规则体系，成为中国强盛和衰落的制度根基。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在扼杀中国知识阶层创造性的同时，也培育了一些思想家和繁盛的文学艺术成果。不能抹杀两者的区别，用文化儒学的亮点掩盖儒家制度的腐朽。
一些人拾人牙慧，无视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成果，把传统制度的痼疾归咎于法家，说是“儒表法里”。而前人的研究成果早就说明，法家“一于法”，与传统律例明确规定亲疏、贵贱有别的儒家精髓格格不入。
全面地说，新文化运动只反对贯穿三纲的传统制度文化，对其他非制度性的文化，总的说来有承先启后之功。它也反对“旧艺术(中国戏)”，“提倡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等非制度性的文化，原因只在于它们是传播三纲观念的载体。
第二大罪状，是新文化运动导致文化断裂。
辛亥革命后的四十年，是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奠基和发展时期，也是文学艺术的繁荣期。旧的没有丢弃。传统文化的研究，包括长期被忽视的诸子研究硕果累累，哪里有什么中断?白话文地位确立后，中小学的传统语文教学所占比例比较合适，文化传承也没有中断之虞。引进来的新的学科、文学、艺术，正在生根、成长。学界誉之为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再现。民间风俗、文化正在自然演变，政府和民间都没有用暴力干预。文化断裂云云，真不知从何说起!新文化运动是推动这一繁荣局面的动力，千万不要颠倒黑白。
第三大罪状，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和极权主义的起源。
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完全不搭界，却偏偏有人这样鼓吹。这是逻辑混乱的典型。他们完全不考察实际情况，在书房中给新文化运动制造罪名。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政敌，铲除他们想象中的敌人的文化基础，树立“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新文化运动为的是摧毁与共和制度不相容的三纲，建设新的自由文化。文革的手段是领袖权威加暴民专制;新文化运动则是各方自由发表言论，读者自由选择，各取所需，只靠说理服众，没有任何强制性。前者的后果是一亿人受折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遭浩劫;后者是出现文化教育的黄金时代。两者有什么可比性呢?
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区分两个不同的运动。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五四发生的爱国运动，是时间和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前者是思想文化运动;后者是走上街头的政治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正义的，也收到良好效果。不过，它出现了火烧赵家楼的不幸事件，破坏了法治，而得到很多人喝彩;从而开启了20世纪20年代学生运动连绵不断的暴力行为，带来恶劣的后果。就暴力和脱离理性而言，它和文革有交集点，但与新文化运动完全没有关系。即使暴力行为两者也有区别，文革无论手段和内容都是义和团运动的延伸。那才是文革的真正起源。
至于说新文化运动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则更加离奇了。尽管只有极少数人持如是观，也值得注意。这个罪名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一是声讨《新青年》，却割裂《新青年》群体，只挑出陈独秀一人来吹毛求疵;高一涵、胡适等人完全被屏蔽。
二是不顾“公同意见”，以偏概全。与梁启超办的《庸言》申明由“梁启超主干”，所有文章“皆经启超校阅，负附带之责任”不同，《新青年》内部也有不同主张。直至1919年12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才发表《本志宣言》“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被论者断定《新青年》是极权主义的主要根据，是陈独秀累累发表反对政党和议会政治的言论。《本志宣言》已明白宣布：“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运用政治的应有方法”。论者说：“国民政府时代，年轻学生愤怒批判‘国民党专制’，殊不知，这个专制恰恰是《新青年》所主张的取消议会政治的结果。”不过，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师承的是苏俄，与《新青年》全力提倡的言论、结社自由和公民的独立自由是完全相反的。
三是歪曲文意，把正确说成是错误。例如，陈独秀的一句话：“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被带上“反法律主义的倾向”的大帽子。陈独秀的原话是：“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动，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法律与言论自由》，《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有什么错误?学界的共识是，言论自由的边界是有没有引起当下社会危险;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倒是可以自由批评、讨论的。
《新青年》的真正失误在哪里?
《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
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抵挡住破坏法治的逆流。以“革命”、“爱国”或其他貌似正义的名义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公私财产，是辛亥革命前后一些革命党人反复发作的幼稚病，常被极易激动的年轻人继承。
五四当天，激愤的学生火烧赵家楼。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社会精英们面临大考：如何区分学生的爱国壮举和违法行为，分别采取适当的态度?《新青年》旗下的《每周评论》既为爱国示威喝彩，也对越轨暴行曲为辩护。梁漱溟维护法治的呼声，被爱国压倒一切的大合唱淹没，成为20年代学生运动失序的先声。
在校内，学校失去稳定的教学秩序。走向校外，在有政治雄心的各色人等策划、操纵下，文武高官被抄家屡见不鲜;内政外交大事失去冷静辩论的机会，天真的莘莘学子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合己意的报刊，如著名的北京《晨报》，干脆一把火烧掉!天下从此多事!执政者缺乏稳定社会秩序的能力，当然应该担负主要责任;头戴众多正义光环的一方也责无旁贷!尽管胡适等人当时一再谴责和提醒学生，他们的行动侵犯法治、践踏民主;但风气已成，迟敲的警钟，已无济于事。当初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有识破民粹思潮的危害，失去思想家应有的敏锐，亦难辞其咎。
只要法治健全，自由讨论中有任何错误或偏激言论都不足惧，而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多数公民养成了倾听和讨论的习惯，才会趋于理性和成熟。
1920年开始，《新青年》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此后的言论和陈独秀如何转舵，都属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课题。它关注的主要是政治而非思想文化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转到胡适及其朋友手里。这个转变既由于同人杂志内部制度不健全，《新青年》与陈独秀仿佛合二为一了;也是冲不破民粹思潮藩篱的后果。
就陈独秀个人而言，最大的教训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色混淆。本文不涉及他信奉马克思主义后的是非得失。辛亥革命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是卓越而偏激的思想家，却是蹩脚的政治家。他的朋友们跟着他上演了一些笑剧，好在这些朋友没有选择从政而避免了更大错误。
1999年，在台北和北京分别举行的五四80周年研讨会上，笔者提交的论文《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便涉及这个问题，请允许笔者抄抄自己的旧稿：
“1919年6月五四运动进入高潮和尾声。6月9日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研究后草拟了《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为英文，并连夜印刷多份。6月10日，陈独秀等到中山公园等地散发这份传单。11日，陈独秀与胡适、王星拱、高一涵、邓初、陈演初等一道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附近一家四川菜馆晚餐。餐后，胡适与高一涵先行离开;陈独秀和邓初到新世界散发这份宣言;王星拱则和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散发。陈独秀上到屋顶花园向地下正在放映电影的场地撒传单时，当场被警察逮捕。
这件事非常值得注意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这是一个《新青年》编辑部主要成员都参与的重大政治活动。前面不厌其烦讲述那几天他们的活动细节，为的是证明那不是陈独秀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代表了当时主要思想家的认识和水平。
二、他们提出的是一个在北京夺取政权的纲领。
这个宣言首先提出对日外交和免除六位官员职务的要求，要求市民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怎样达到这些要求呢?一是解散旧的武力，‘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二是‘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的希望，我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三、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空想计划。一个警察将陈独秀拘捕到警察局，肥皂泡就吹破了。
从康、梁开始，近代中国历史大转折中涌现的政治家，几乎都染上这样的幼稚病，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历练的机会。潮流把他们推到风口浪尖，经验和知识却不足于应对紧迫而重大的问题。接踵而至的是种种阙失乃至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专制政治的后果，是告别黑暗的代价。”
这是书呆子的政治幼稚病，与新文化运动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