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突尼斯经验来看，不同宗教之间是可以沟通和对话的，不同政见之间完全可以携手合作。而且公民社会——获奖的四个组织都是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可以很大程度地影响到政治社会。
2015年10月9日从挪威首都奥斯陆传来消息，201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这一消息对突尼斯民众是一个惊喜，对国际社会更是一个惊喜。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第一时间就发表贺词：“阿拉伯之春”民权运动兴起时，激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希望，不意很快就被重重忧虑所取代，但突尼斯最终避免了这样悲剧般的希望破灭。“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以四个民间团体，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克服严峻的政治挑战，维护国家稳定，追求政府廉政和平等正义，推动国家走向人民所希望的转变，成为本地区、乃至全球民主化的典范。
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是突尼斯，突尼斯国花是茉莉花，所以也称“茉莉花革命”。茉莉花革命很快波及到邻近的利比亚、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和中东国家，因为那里的独裁者也都专制统治了20至30年。茉莉花革命的规模堪与1989年东欧革命相比拟，但没有东欧革命这么幸运，没能很快转型到人权民主社会，而是一波三折，唯有突尼斯初步进入了真正的民主社会。
其实，所有被人说成“民主运动”的，历史上没有一例是民众为了追求民主理念而发起的，都是因为社会严重不公、对当政者严重不满，从而形成社会矛盾。突尼斯经历24年Ben Ali的独裁统治，Ali家属垄断了许多大企业而成为巨富，而普通百姓民不聊生。物价飞涨，失业率居高不下，据官方统计，仅仅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率就达22%，实际高达35%。政府靠禁止新闻自由来镇压异己，粉刷太平——谎称2010年突尼斯年国民产值增长率3.1%，国际货币基金还表彰突尼斯政府领导有方。这种社会冲突一触即发，直接导火线是一位26岁大学生Bouazizi。父亲早亡，他要肩负母亲和弟妹七人的生活，推着小货车到市场去卖蔬菜水果。凶恶的城管说他非法营业，强行没收他的蔬菜、秤杆、货车等。他去市政府上访，不仅没有讨回公道，还被警察恶打。他一气之下，就在市政府门前自焚身亡以示抗议——其实当时已经发生过至少四起类似事件。他的抗议引起了社会同情和声援，由起先的抗议政府政策，而发展到要求总统下台，就此引发了所谓的“茉莉花革命”。类似的社会矛盾其实也普遍存在于北非和中东的许多阿拉伯国家，因此连锁反应，许多专制者就在这场风暴中纷纷下野。
但推翻了一个专制政权，并不意味着就能自然建立起一个民主政权，也很可能建立起、或过后演变成一个更为专制的政权，这在世界历史上比比皆是。1987年11月7日突尼斯就发生过第一次“茉莉花革命”，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当政30年的独裁者Bourguiba下野。突尼斯老百姓欢欣鼓舞，还将11月7日定为国庆节。没想到，就那次上台的Ben Ali，成了新的独裁者，突尼斯重新回归专制。
经历一场民众革命推翻旧政权之后，最普遍、可能也是唯一可行的，就是举行全民大选。2011年10月23日大选结果，倾向伊斯兰教的Ennahda党获得41,5%，从而当政。Ennahda党不是极端的伊斯兰教政党，它甚至谴责极端的伊斯兰教徒，主动提出“男女平等”等多少有悖于伊斯兰原教旨的政策。但人们还是担心，该党会逐步转向伊斯兰教。2012年该党提出的宪法草案中，将原来明确的“男女平等”，改写成“女性是男性的补充”，从而引起突尼斯妇女的愤怒。尽管新政权释放了所有政治犯，全面开放新闻自由，但2013年2月6日，著名反对党领袖、左翼政治家Belaid被暗杀，一下引发全国性抗议，突尼斯面临着再度进入混乱和分裂，甚至可能引发战争——阿拉伯国家最辣手的就是宗教问题，一部分人要维护传统，另一部分人要走向现代。
就在这关键时期，突尼斯最大的民间组织突尼斯工会秘书长、68岁的Abassi(下图左二)，找到突尼斯工商协会主席Bouchamaoui(女)、人权协会的Ben Moussa和律师协会发言人Mahmoud，四个组织联手组成“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要通过政治渠道、而不能通过暴力或变相的暴力来解决危机。Abassi反对通过全国总罢工来胁迫总统下野，而应采取与政府对话，双方都要有所妥协。他向全国呼吁：“我们正在进入无政府状态，正在给恐怖组织创造最好的犯罪环境”。
四方组织召集执政党与反对党等坐在一起谈判。而就在对话期间，又一位左翼政治家被暗杀，甚至期间还发生恐怖袭击，大家都感觉这样对话随时都可能中断，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们还是坚持下去。最后一次多方谈判整整持续了20个小时，左右双方在激烈争议、但环是互相妥协之下，最终获得了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基本政治纲领，从而避免了突尼斯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就如老百姓所言：“全国对话四方”挽救了突尼斯。其实，他们岂止是挽救了突尼斯，他们也挽救了用鲜血换来的“茉莉花革命”的成果。
2014年2月7日，突尼斯议会各党派获得共识，以92.6%的高票通过了突尼斯新宪法。该宪法在几个宗教敏感问题上，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首举和里程碑：
一、每个公民享有信仰和良知的自由，即保障新闻自由和观点自由，包括享有没有信仰的自由。尽管在宪法前言中还是提到伊斯兰教，但在具体条款中没有提及。而且，伊斯兰教法律Scharia不得作为法律依据。
二、人人平等，包括男女平等，女性有选举权和解除婚约的权利。而且在市级、州级议会中，必须保障妇女有相当的席位。唯有在遗产继承上，儿子的继承权还可以略高于女儿。
三、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分配，要互相牵制，以防止再度出现专制。设立宪法法院，以实现对议会立法的监督，保障三权分立。
新宪法中，首先确立的是保障人权，因为人权是目的，实现民主只是保障人权的手段之一。世界历史证实，一个专制国家肯定无法保障人权(如当年的东欧与许多阿拉伯国家)，而一个民主国家也不一定能够保障人权(如德国纳粹时期或意大利法西斯时期)。在今日世界，除了极少数几个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东和非洲的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有全民大选制度，即形式上都是民主的。但许多国家没有人权保障，即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集会自由，则所有反对党都可以被封杀在萌芽之中，以至于形式上的民主，蜕变成实质上的专制。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中被推翻的专制者Ben Ali，在2009年10月25日的突尼斯大选中，就是以89.28%的高票当选——伊拉克的专制者萨达姆·侯赛因，仅仅在1987和1988的两年中，就残酷屠杀了50万在伊拉克的库尔登人。许多伊拉克人要谋杀他，以至他都不敢连续两天宿夜在同一个地点。但在2002年10月的全民大选中，他居然以100%获胜连任总统。鉴于这些教训，突尼斯新建立的民主政权，必须以维护人权作为第一前提，没有公民的自由保障，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
2014年底突尼斯经过了民主大选，2015年国际自由度评估(Freedom Map)中，突尼斯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被评为“自由”的国家。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表示，突尼斯由于社会动乱和政治暗杀而濒临崩盘。“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在国家处于战争边缘的时刻，创立了替代性的和平政治进程，填补了不同宗教、不同政见之间的鸿沟，避免国家陷入内战;而且，经历茉莉花革命后，推动突尼斯进入多元民主，建立宪政，保障全体国民的基本人权，而不区分任何公民的性别、政治倾向或宗教信仰。这四个组织分别代表突尼斯社会的四个领域：工人生活，经济发展，基本人权和法制生活。国际社会都在期望，茉莉花革命的成果不能再度丧失。
从突尼斯经验来看，不同宗教之间是可以沟通和对话的，不同政见之间完全可以携手合作。而且公民社会——获奖的四个组织都是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可以很大程度地影响到政治社会。就如日前突尼斯执政党Tounes秘书长Marzouk在柏林所说，保守派与现代派要共同合作，没有政治进步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突尼斯模式或许也能适用于许多其它国家。
确实，在人们怀疑“阿拉伯之春”意义的时候，在许多经历“阿拉伯之春”、迄今依旧政治不稳定的国家，这届诺贝尔和平奖无疑是对突尼斯人民的鼓励，更是对其它类似国家的示范：以对话替代对抗，寻求民族与宗教的和解，以此建立起民主与人权制度，而不是重新回归专制。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