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不是一个可尊敬的、而是一个可怕的头衔，是永不得翻身的政治贱民。在专制者眼里，根本就没有“释放”一说。因为他们的逻辑是强奸了第一次就可以随时再强奸。而社会对前政治犯的避而远之，人们内心对政治的怯弱和恐惧，更加剧了这种警方对待前政治犯的肆无忌惮。套用一句名言，在中国做人难，做关心政治的人更难，做一个因为关心政治而坐过牢的人，就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
这是我的好友王怡、廖亦武两位先生，在今年4月7日，我外出寻找商业机会的出游中被杭州、四川国安当局实施绑架后发出《呼吁关注欧阳懿先生和一切中国政治犯的人权》一文中的片段。
现在，我要用我此次出行的部分经历和我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表明：中共当局对前政治犯的持续侵犯铁证如山。
2004年12月4日，是我出狱的日子。那天早晨6：35，其他在押人员还没穿好衣服，我就被成都、遂宁两市的国安强行押回老家，并被告知不得外出。对于当局而言，对我这样的人的人身自由的剥夺，才刚刚开始，是永永远远没有休止没有尽头可言的。
“根据……你外出必须报告！”一位姓周的国安如此宣布，似乎要先给我一个下马威。
“事实表明：我是在行使现行宪法文本所明确规定的权利时，被人迫害，我没有犯罪，而是执政当局中的某些人违反宪法，对我实施了侵犯和侵害行为，我将在适当的时候，追究这种侵犯和侵害行为。所以，我不会服从你们的这种规定性。你可以向你的领导如实反映这种情况，我在任何情况下保证证明你已经对我宣布了这种规定。”我如此回答这位国安先生。然后又是辖区派出所的一位小丫头警察来如此罗唣，我只好再重复我的意思。
我选择了“两会”结束、“建设和谐社会”大肆张扬的时候外出。事先我咨询了有关法律人士，说是没有明确的法律方面的障碍。
我对友人说：一旦他们发现，可能要将我掳回家，或关押起来，估计没有大的危险。我会快去快回。不要为我担心，我要努力于在监狱外立住脚，而不是在监狱里站住脚跟呢。
就这样，我开始了2005年春的向南向东的旅行。
沿途多有不顺。国安当局的跟踪一直没有断绝，我没有太在意，因为我明白我要努力于在监狱外立住脚而不是在监狱里去争铺位或站脚跟，我没有什么笨笨的大动作，也不玩弄什么聪明的小把戏。便衣们被迫显身时，我们还胡乱聊几句。另外就是交通不方便，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的出行，我没有想到交通还处于这样的不方便中。看看走不动了，就想家，想儿子，几次买了回川的车票，突然发现又可以走动一下，就退票，继续往前行。
我始终与多位友人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以免被绑架而无声无息。后来，有一位老朋友批评我不用心摆脱对方的跟踪：“换一张神州行的手机卡不就行了？”他说。
他不知道，对方的监控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除了监控卡号外，手机的机号本身也是可以监控的。另外，除了监视我，我需要接触的朋友，也能够提供通讯上的监视方便。大大方方，让他们监控好了，与朋友们保持联系才是最恰当的。
去杭州的车上，时间较宽裕。我要到老朋友雷风云先生的手机号，给他发短信。
老雷是四川广安市人，1989年，他是西南师大的研究生，参加和领导了重庆的示威游行。大屠杀后，他对下令开枪的同乡邓小平非常痛恨，所以在一公开场合表示“恨不得回去挖了邓小平的祖坟”，因此被判刑12年。2000年6月减刑一年后获释。7、8月份的一天，我和他一家人在成都的一家招待所见面。当时我初到成都，很是艰难，也不能给他多少帮助，心里很难受。老雷表示，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大，首先要熟悉环境，然后再设法找一份工作。他进去时女儿4岁，出来时女儿快高中毕业了。他说：“得让她受良好的教育，弥补一下对她的亏欠。”
因为这种情况，为了给他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以后的四川以及全国的抗争运动中，我们就主张不联系他参与。再后来，我与他中断了联系。
我出狱后，到网上浏览了一番，知道他又和大家在一起，私下心底里感动和高兴。
雷哥，你好！我是欧阳。
“欧阳兄，别来无恙。一别快五年了，你们近来可好！近年来，为了生计奔波，又屡受当局骚扰，无大发展，真是愧对众位仁兄厚望，你现在情况怎样？”
我被他们弄进去两年，出来3个月了。身体没问题，你可好？现在的情形如何？
“我开始在一家私立外语学校教书，还算受器重。还不到一年，国安就找到学校，要学校别雇佣我。我又到另一所学校，也受赏识。做到教导主任，后又被国安查到，他们又向学校和主管部门施加压力解聘我。使我不得不为生计东奔西跑。总担心哪天有找上门来，他们就是这样无休止地迫害我们，欲置我们于死地。”
嫂子和孩子可好？代我问候她们，跟上我们这种人，太牵累她们了。
“家人还好。孩子在北京上大学，老婆在家，还不时受到骚扰，被追问我的去处。现在就有好的工作，都不能接受，因为更容易被国安狗盯上。”
我现在在旅途中。方便时与你再联系。雷哥，挺住呀！
“好的，我这些年忍气吞声，只想弥补一下对孩子的亏欠，得供她上完大学，现在都深感力力不从心。有劲也无处使。平安！”
看着这几封短信，我感到莫大的悲哀和愤懑。我们太自以为是了！我们以为避开不再言语就能够得到这个“伟大、光荣、正确”、“始终代表……先进，始终代表……广大……，始终……”的原谅或遗忘，就由此等到平安、平静，我们竟然没有想到一个极端的利益集团是那么睚疵必报，竟然没有想到“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象寒冬一样残酷无情。”“名声上搞臭！经济上彻底搞跨！”的张扬决不是说来玩说来吓小孩子的。
这就是中共治下的前政治犯的真实处境！
前几年，国内和国外的相当一部分人，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在经济上、进而在其它生活领域的边缘化原因不甚明了，现在，相信随着相关信息的积累，大家能够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认识。以四川为例，廖亦武先生当初的走投无路，萧雪慧老师被剥夺上讲台的权利，张明先生找不到一份起码的工作恨不得崩溃了事……等等，都足以证明这个持续迫害的存在现实。现在，又有一个雷哥雷风云的经历来证明。
以往，和这次出行的与国安打交道，我一再提出和谴责他们的这种侵害，他们自然是不乐意承认和矢口否认。
考虑到快到杭州和可能的麻烦，考虑到这些短信的保存的意义，我把她们转发到一个可靠的地方保存，为了万无一失，我又在随身的一册袖珍本《日瓦戈医生》的夹缝中也作好记录，然后放心休息……
然后，我到杭州，然后被绑架、被关押13日。幸有国内国际友人的救援呼吁，才得以避免更糟糕的结局。
我作证：中共当局对前政治犯的持续侵犯没有丝毫改变！
我作证：中共当局对自己已经签署的国际人权文件及其规定责任没有支付起码的诚意。
2005年4月28日星期四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