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视施暴者的恐怖制造的喜乐,本身就是一种不服从,是一种高贵的反抗对峙。永远别指望我放弃与施暴者的角力,我还预备不忘记角力的同时心怀喜乐。——题记]

起床,穿衣的同时打开电脑,然后浏览和处理一些文字信息,再做其它事情,这是我出狱近一年来的生活程式。

2005年12月10日晨,照例起床,穿衣的同时打开电脑,然后浏览网上信息。广东汕尾市东洲村要求保障基本生存权被大小官吏置若罔闻,7、8个月后的这一日,维权村民被坦克和冲锋枪屠杀的消息赫然在目。

“流氓!杀人犯!”我浑身颤栗、发冷,香烟掉在地上,我浑身发冷、颤栗,在屋里坐立不安。

这种愤怒或挫折感远远大于“911事件”对我的冲击,尽管那时我也浑身颤栗、发冷,尽管那时我快速冲进成都电子科大附近的网吧,写下谴责恐怖分子的怯懦与疯狂的文字。

妻子催促出门,一次,二次,三次,四、五次。

昨天说好,今天上午去买家具。

走在大街上,走在冷风瑟缩、天空阴霾的大街上,我不知道对谁说、怎样说:杀人了!又杀人了!他们是,共产党,坦克,农民和许多的尸体。

家具城里,气派、辉煌,有金玉其外的大路货,也有莫名豪华的奢侈高档品级。我跟在妻子、姐姐和小妹后面,去了好几个地方,看看时间就一上午。

我的心思还停留在汕尾东洲的屠杀场,我不知道对谁说,怎样说:杀人了!又杀人了!他们是,共产党,坦克,农民和许多尸体。

妻子的心思却在如何花预定的价格买到满意的东西。

我寻思着尽快回家,我要把这个以屠杀当成伟业和习惯的国度钉在耻辱柱上。

妻子埋怨我不积极配合她与商家讨价还价。

一边是暴虐下的生存为奢侈和虚妄。

一边是闭着眼睛或者被蒙上眼睛如何在这暴虐的世界怎样温柔舒坦地苟且生活。

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状态,于是,和原本温柔、宽容、厚道的妻子发生着情绪的对抗,再后来竟然至于在大街上赤目相向。

我把伤心的妻子撇在大街上,我逃回家中,我在电脑上敲下如此的一行字:

无耻地活着!活出无耻!

看着这一行字,我的愤懑仍然持续着,我不知道,这个无耻的指向要抵达到谁和哪里?

但我想我没有针对我妻子的意思,13年来,她因为我的信念的坚持艰难付出很多,我早已经没有资格对她要求什么了。很多时候,我已经不愿意多向她述说我的所谓知道和坚持,正如今天,关于汕尾东洲村的杀人和被杀,她其实也并不知道,或者说并不知道究竟。

我是如此无耻地苟活着的苟活者,我无法满足妻子略微虚荣一点的家居需要,即使对于那些杀人者和被杀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人,我仍然是一个无耻地苟活着的苟活者——杀人者倨傲依然,无视我的咆哮和愤怒;被杀的人和他们的亲人所希望于我的,我依然无法做到;看客或者为杀人的人帮闲的人在喝彩,对我自然是冷笑和热笑。

窝囊如此,活着就是无耻。这是抵达我一面的意思。

我直视着这一行文字。没有了继续敲打键盘的力气。

所以,熟悉我的人,或者关注或者喜欢我的文字的人,看不到我关于汕尾东洲村杀戮惨案的专门文字。我有些疲惫,我很疲惫。

这种疲惫或者疲软,一直持续到24日。明天圣诞节,今晚平安夜。

对于我这样一个有天主教信仰家庭背景和以非暴力不服从方式与极端恐怖极权对峙的人而言,平安夜和圣诞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念日子:耶稣基督就是以非暴力不服从抗拒的开始。

考虑到进教堂的人会非常多,下午四点半的时候,我就和儿子在圣母堂占据了两个位置。儿子的目的是为我已去世的祖父和父亲祷告,为他的小头爸爸的我祷告——天上的人和地上的亲人得平安。

我的心藏有无比的贪婪:

我儿我妻获得更大的爱的信心和力量;

我为好兄弟刘贤斌、佘万宝、李作、许万平、杨建利、赵常青、师涛、张林、郑贻春、吴义龙们祷告,求主让狱卒们的心肠柔软,不要让我的这些兄弟在监狱中陷入更危险更狭窄的处境;

为好兄弟李海、赵昕、杨天水、陈树庆、程凡、廖亦武、张耀杰、余杰、王怡、东海一枭、鲁登川、刘飞跃们祈祷,别进去或别再进去了,外面的日子不赖,也更需要你们!

海外如胡平、黄河清、王丹一类的师、友,关于你们的艰难越来越多地为我所知道,主将以他的方式赐福给你们。

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有余,教堂里的人开始拥挤了,电话里有朋友希望我到福音堂,说是有空位,他们将和我一道为我的朋友刘贤斌祷告。几天前,他们还为贤斌的妻女送去年货——香肠、腊肉和鱼;我在监狱里的两年,他们就如此地给贤斌的妻女作如此关怀。另外,对于我个人而言,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没有太多的区别——一个上帝、一个耶稣基督和同样的《圣经》。我和儿子挤出圣母堂,赶辆三轮往那一边去。

刚进了福音堂,赵昕兄弟来了电话:“万平被判12年,杨天水在平安夜被抓捕。”

“妈的,平安夜也让人不舒服!”我以此怨恨显示我的愤怒。

赵昕在电话的另一头也表示着怎样的愤怒和无奈,人声喧闹,我无法听清。

“爸爸,你说脏话,上帝会不高兴的。”儿子提醒他的小头爸爸。我看着他默然无语。

“求你的目光也眷顾这被践踏、被污秽的土地,在这里成就你的殿。”我无另外的言语。

教友们衣着洁白,在信靠中唱:

“主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亲爱的伴侣……”

我听见或看见,耶稣的宝血流淌,使徒们在神圣的启示下向前,视杀戮、监禁和其它艰难困苦如无物……

多天一来,我仍然缄口不言。

从数十到百数持不同政见人士的人权坚持,到更强有力的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转进,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中共执政当局坚持独裁抗拒政治文明的贼心不死,顽固还在,监禁、侵犯的恶劣行为仍在继续,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从点到面地加剧,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仅2005年,对国内和海外国民、侨民中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侵犯,计算起来就相当费时费力。

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不可能停止,耻辱和其它灾难就会被人为地制造出来,或者耻辱和其它灾难即将临头,受难者和他们的亲友、同情者,各自将以怎样的心态来承受?

我缄口不言,并非我无话可说。让我缄口不言的是:我说什么?关于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生活常态。

“沙俄帝国过去所犯的罪行都隐藏在秘密的阴影中。五十万立陶宛人被放逐,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被杀戮,对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所有这一切只留在记忆里,却没有留下任何图片作为证据,就像一件无法论证的事情,迟早会被说成是骗人的谎言。但是,一九六八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却被拍了照摄了像,被保存在世界各国的档案馆里。”

“捷克的摄影师和摄像师明白这是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做他们惟一所能做的事情:为遥远的未来保留下强暴的镜头。那七天里,特蕾莎在街头拍下俄国军官和士兵种种不光彩的行径……她拍的许多照片出现在国外各类报纸上:有坦克、吓人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被沾满鲜血的三色旗包裹着的尸体。小伙子们骑着摩托车挥舞着绑在长长的旗杆上的捷克国旗,围着坦克车飞速疾驰,姑娘们则穿着短得不可思议的迷你裙,当着俄国大兵的面,与素不相识的过路人接吻,故意刺激那些性饥饿的可怜虫。”

“俄国的入侵,再说一遍,不仅仅是一场悲剧,也是一场仇恨的狂欢,永远没有人会理解它的奇异的快感。”

……

“但是在布拉格,一切都没有结束!”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写到。在这样的文字里,我只能看见过去的日子,那么以后呢?

“俄国飞机在布拉格城市上空飞……迎头而来的是一长列俄国坦克……一个吓人的坦克兵穿着一身黑军装,站在十字路口指挥车辆,好象波希米亚的所有道路都只归他一个人似的。”

在这里,我仍然看不到以后。

我想,这就是“没有意义。”的米兰?昆德拉而不是另外的捷克作家见容于严格书报检查制度的中国社会的原因。

也是余杰先生希望中国大陆的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们在米兰?昆德拉和哈维尔之间做一种分别而让人家不安、不快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米兰?昆德拉遭受的遮蔽要少一些,哈维尔遭受的遮蔽要多得多,只有米兰?昆德拉而无哈维尔信息的人们,更愿意把米兰?昆德拉而非中国那些操蛋和操淡文化人奉为圭臬。

记不清是怎样一位捷克作家,他给幼年的我提供了这样一幅图画:

伤病重重的抵抗者被囚车拉着驶过布拉格的一个广场,透过囚车的窗户,他可以看见广场上的人们,在散步,在触膝谈心,在拥抱,在热吻,在踢球,在拉小提琴;占领军在巡逻,队列整齐,军靴澄亮,枪刺在兵士的背后闪着光芒……

老师说:“同学们,这一段描写,有什么深刻的含义。”

有回答说是对自由生活的渴望的;有回答说是表明革命者的勇敢、坚强的。

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个民族很悲哀和不幸,占领者占据了他们的国家、首都,他们竟然还在大街上、在广场上谈情说爱,为什么不冲过去让占领者缴枪不杀?革命者在狱中受苦,他们有何权利在这里自在?他们应该或者舍身炸碉堡,或者挺胸膛堵机枪,至少也得夜夜悲戚,日日以泪洗面。我的这种心思,肯定符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革命逻辑。

但是,老师的标准答案说:“错!这显示了捷克人民对占领者的蔑视。”

同学们都不甚了然,老师说:“这里有一个文化的问题,捷克人就是这样,他们的国家多次、长期处于占领状态,他们就以一种‘非暴力抵抗的方式’表示对占领者的蔑视。”

同学们还是不甚了然,待再要问时,老师的眼里也显示出一丝不易察觉的不甚了然和空洞茫然的慌乱。以我后来做过十来年中学教师的经历,我能够理解他的那种不甚了然和空洞茫然的慌乱——他也是在教参上照本宣科地搬用那个答案,他也无法理解那答案的意义的本身。

在监狱里的两年,我特别盼望妻子的来信,盼望儿子的来信。其他人也一样。

有时候,能够收到较多的亲人来信,还会成为你在这个环境里有尊严、受敬重的一个原因——你操得好,家人没有抛弃你。相反,则会成为你被打击的原因和被攻击的武器。中共当局常常逼迫我们的家人——最好是离婚,此恐怖行为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种假象:你们被抛弃了,或者抛弃他们你们就能远离恐怖。所以,政治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自由人士,他们在被监禁和侵犯时,常常失去他们的家庭。

在监狱里,我常常想,我的亲人在干什么?我的朋友们在干什么?那时侯,我巴不得他们日日夜夜为我的事情奔忙,我巴不得他们除了日日夜夜为我祈祷和以泪洗面之外没有其它作为。有时候,我感觉他们正在“打点小麻将,吃点麻辣烫”,就有些愤愤不平。

有一次,妻子在信中写到:“我试图去忘记你,忘记我们在一起的一切,唯有这样,才轻松一些。所以,我并不常给你去信。”我才明白,我们过去的一切,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枷锁,把我们的亲人给彻底地绑架了。我这里毫无对执政当局的人为迫害的开脱,我的意思是,姑且说与来自当局的人为迫害无关,我们的过去的确把我们的亲人彻底的绑架了——当局绑架我们的同时,也以我们为人质进而绑架我们的亲人。

那么,松绑吧,让我们的亲人——她们和他们——忘记,让她们和他们的忘记成为我们的最乐意。

那么,松绑吧,别把监狱里的艰难说得太多,告诉我们的亲人,我们在监狱里的幸福和快乐——“找呀找,找不到,这次爸爸藏掉了。”我非常叹服,在中共监狱深处的杨建利先生的这些不乏开心的诗句和心态。

曾经有这样的说法:“革命者当以牢狱为家。”我们不妨这样来说:“中共治下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的人们,当以被监禁和其它侵犯为生活的常态的一方面。”

我们必须具备这样的心理准备,只有这样,在我们进去以后才能解放自己和我们的亲人。

我的一位朋友黄晓敏先生,是一个行为心机比较粗糙的人,他常常给我们的一些狱中朋友的亲人打电话聊天,希望给她们带去一些力所能及的安慰,最近他说这使别人伤心哭泣,其实就是在这个方面缺少认知的好心所致。

我的朋友刘贤斌先生入狱的最初几年,我特别的不开心,我脑子里成天想的就是他的苦难和如何早一天出狱。我把这种不开心的情绪和面孔带到任何地方,搞得大家也跟着不舒畅,大家都说我是一个不好玩的人。从许多方面讲,他们并不欠我和贤斌什么,他们只欠自己一些什么,我们又何必要搞得别人不开心呢?

因此,我的认识是如此:把这种不开心去掉,把开心作为一种常态。只是我们需要在开心之外、之余,为将要进去的自己和家人,为已经进去的人和他们家人,做一些物质上的储备:冬送温暖夏送凉爽,节日送个吉祥、祷告。正如我最近认识的一位宅新仁厚的先生,给那些受难者的家人送点年货——香肠、腊肉、鱼,或者给他们的孩子代缴或减免学费、送书。

我们无权要求别人失去生活应有的欢乐。

无视施暴者的恐怖制造的喜乐,本身就是一种不服从,是一种高贵的反抗对峙。

我敬重我的妻子,她在明知与我通话被监听的情况下还从容笑谈。

我敬重廖亦武先生的严谨见证,同时佩服他谈笑的幽默与风趣。

我敬重王怡先生拿列宁的老二和梅毒说事,还有毛泽东和黄飞鸿的无影腿,以及他对独裁者的性无能的戏噱。但这并不表明他的生活是不严谨的。

还有东海一枭先生,有网友说:“一阳,你别象他哈,当心他把你带坏了。”我问为什么。网友说:“他色色的。”我哈哈一笑,说:“非也,非也,老枭,美人也,君子也。”

在中共治下,非暴力不服从以求公民权利的人们,当以监禁和其它侵犯为常态,然后从容地、喜乐地生活,无论是在监狱里,无论是在监狱以外的任何地方。

施暴者在制造恐怖,我们就不再给自己添加苦难。

我们可以拒绝来自官方的任何荣誉和利益诱惑,但我们不能拒绝在他们寒光闪烁的枪刺下享受生活:穿超短裙,谈情说爱,拥抱,热吻,拉小提琴,和情人、妻子在他们的监视电话里或监视屏下说点荤段子或作爱,让他们为自己的性无能感到无边的羞耻。

永远别指望我们放弃与施暴者的角力,我们还预备不忘记角力的同时心怀喜乐。

心怀喜乐,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谨此献给杨天水、许万平、刘贤斌、郑贻春、张林、师涛诸君和他们的家人。

2006年1月3日

《自由圣火》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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