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杨建利博士最近撰文《全民讲真话运动》,颇有感触。本来,言为心声,说话、作文都是个人表达情感,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行为方式。说话、作文本应只有严谨不严谨,贴切不贴切,完整不完整之分,而不应有真假的问题。

然而,这个不应存在的问题,倒应了苏联“剃头匠”斯大林的名言:有人就有问题,没人就没问题。“话”这种信息传递的工具,在人们利益、安全面前就分了类,就分成了真话、假话,好话、坏话,实话、空话,官话、套话,反话、淡话等等等等。

“话”有多重要呢?其实,人们早就对“话”的作用有深刻地认识。远在春秋时期,孔丘孔先生就与他的国君鲁定公,讨论过“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大道理。历代开明的君王,也都懂听一点真话的重要性,“兼听则明”就是他们辨别对己有利的真话的法子。但是,专制制度注定对真话的范围有严格的限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真话被这些专制统治者,紧紧地限制在维护其专制统治的“礼”这个鸟笼里。人们一旦越出界限,就会遭到残酷的镇压。腹诽者斩,犯文者族,偶语者弃市,历朝历代都对胆敢越雷池者严厉镇压。

历代专制统治者为什么如此惧怕真话呢?历代专制体制都是人性恶在政治层面的体现,是见不得真理阳光的“见光死”,是只能用假话遮掩才能生存的怪胎,而真话是驱逐这种政治黑暗的亮光,一切见不得人的丑恶,都会在她面前原形毕露。真话又是人们走近真理的阶梯,一旦真话突破恐怖的压制,就会凝聚成无敌的力量,专制制度就会崩溃,民主、自由、公正、博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就会来临。

中共建立伊始,就通过各种运动清除异己,用恐怖、鼓励告密等办法,堵塞人们的思想交流。毛泽东更是把这种防民之口的卑劣行径发挥到极致,他发明的“引蛇出洞”的“反右”“阳谋”,几乎把当时敢于讲真话的正直之士一网打尽。他和他的继任者用恐怖钳制国人的悠悠之口,引诱逼迫人们说假话,以此巩固他们的法西斯暴政。中共把他们把持的各种新闻媒体,改造成他们一党的喉舌,用谎言愚弄欺骗国人,掩盖他们滔天的罪行,用恐怖震慑阻遏人们讲真话,用利益诱惑人们放弃良知,以此维护他们的罪恶统治。

我父亲的一个同学,在大饥荒的1960年年关回家看家,回校后同学们纷纷询问农村的饥荒情况,他不无抵触地说,过年五更死了驴——不说好也得说好。后来这话传到学校领导耳中,把他的言论定为污蔑“当前大好形势”的罪行,全校批斗开除回家。

我的一个远房舅舅,在中共号召“大鸣大放”提意见时,被逼无奈,只好捡他认为出不了问题的小事应付:共产党什么都好,就是一天一斤的粮食定量太低。1957年反右派时被批斗,戴了近20年的“右派”帽子,差一点妻离子散。

土改复查时,工作组到我的一个早已破落的远房奶奶家了解情况,工作组询问:解放前好还是解放后好?我的这个不了解行市的奶奶实话实说:还是以前好,俺那满囤(儿子)那时光吃鸡蛋。这个糊涂奶奶的这番话,差点给家庭带来灭顶之灾,工作组力主给她的家庭成分划成地主,幸好当时村里干部说情,从贫农提升为富裕中农。

文化大革命期间,部队通讯员采访一体检政审合格,即将入伍的一个青年的母亲。通讯员的本意无非是搜集一些共产党的套话交差,没成想这位老实的母亲几句贴心话葬送了儿子的前程:还是当兵好,整天吃白馍大肥肉,还好娶媳妇。通讯员汇报后,部队取消了这个青年的入伍资格。村里召开批判会,批斗这位说真话的母亲。其后,儿子多年不理母亲。

文化大革命前期,一位青年教师对违反人性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的献媚歌曲不一为然,私下对同事说调侃话:什么“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叫我说应当改成爹亲娘亲不如老婆孩子亲。这句话让他失去公职,遭受了无数次批斗,妻子带着孩子改了嫁,孤苦一生。

这些都是我家乡发生的因在有意无意之间说出真话,祸从口出的真实例证。

恐怖能否完全禁锢人们的真话?不能。

某一年,在一年一度的“忆苦思甜”大会上,我村一位孤寡老奶奶上台发言:

1945年是大灾年,我与两个儿子要饭跑到沂水、莒县,后来靠吃草种子、榆树皮好不容易熬过来。

(干部领呼口号:记住过去苦!牢记今日甜!牢记阶级仇!不忘党的情!群众应声呼口号)

老奶奶继续说:1960年不行了,好不容易到山里亲戚家弄点柿皮什么的,都让干部抢了去,草种子、榆树皮都吃光了,俺男人俩孩子都饿死了。

干部急忙拉老奶奶:大娘快下去休息休息!

不!不!俺觉着冤,俺要把满肚子的苦水向老少爷们儿倒倒。老奶奶挣扎着被干部们拉下主席台。会场上严肃的气氛被七嘴八舌的嬉笑声驱散。这是我小时候亲眼目睹的一出滑稽剧。这位分不出魏晋的老奶奶的“血泪控诉”,使我村基层中共干部几天来费尽心机欺瞒人们的企图破灭。

真话在万马齐喑的黑暗泥淖里,是唤醒人们灵魂的黄钟大吕,是令人绝望的墨黑荒野上领人前行的一束星光。真话就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小孩揭开皇帝丑陋的天真话语。人们一旦克服了恐惧,让真话成为日常习惯,丑恶就会退却,人们的幸福才会来临。

中国文化历经几千年专制制度蹂躏,近代又遭受中共登峰造极的破坏,一直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健康的“核心价值观”,真话就是中国人建构“核心价值观”的开端和必要条件。只有建构起这个能够凝聚中国人人心的工程,中国的历史进程才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真话是驱散邪恶,建立幸福制度的最有力的利器。在驱除邪恶的进程中,如果说法轮功的退党运动是扬罪恶之釜的汤,那么“全民讲真话运动”就是抽煎熬国人鏊子的薪。

真话盛行之日,必是中国人幸福来临之时。

2007-12-15

《议报》第333期200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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