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不要一看到我谈互联网与言论管治，就二话不说地屏蔽。希望各方都仔细看一下我的简单的文字与其中的浅显道理。
先说个事，昨天习马新加坡会晤，我前一天写了一篇半解读半期盼的文字，放到某帐号上，正能量得连我的老脸都有些挂不住了。没想到这篇文章在点击两万多时因“读者举报”而被删除了。但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字竟然被某门户网站收到新闻类里放出来，当然其他各大博客也无一删除。
各大网站和平台的言论尺度可能有差别，加上负责文字的编辑从年龄、经历以及对文字思想的理解程度各有不同，所以某网站单独删除我文字，我也能理解，从来指责他们。但问题是当我打开这篇被删除的平台的后台查看读者来信（留言）时，又出现了想不到的：因为这篇文章被删，竟然有上百位读者来信、留言，其中只有少数善意批评，更多是“恶毒攻击”甚至侮辱辱骂“当局”和最高领导人，语言之难听，让我这张老脸再次挂不住了······
对网络言论的管制当然和“当局”分不开，但就事论事，我这篇文章不但在各大博客没有被删除，而且都上了最大网站的新闻栏目，只不过某言论平台的编辑因各种原因而删除了它，就引来这么多读者毫无例外地都把批评和“攻击”的矛头对准当局，对准最高领导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我想用这件事作为开场白是想说明，言论自由是双刃剑，对言论自由的管制同样是双刃剑。适当管制言论是众多国家与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都存在的现象，有时也是很有必要的。可随心所欲、逆历史潮流的严酷控制、无理打压，一定会适得其反，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心生反感、厌恶当局，最终破坏社会和谐。
如果说我上面提到的自己那个言论平台只有十万读者，对于删除这篇文章可能最多影响几万人的情绪，让他们认为“当局”太专断，但昨天发生的另一件事就值得我们重视了。昨天下午上演的习马会，我和大概至少有几千万中国普通民众一样是坐在电视机前“亲眼”见证的。我这样一个以批评为己任的网络作者都相信，除了少数人外，绝大多数坐在电视前的中国人大概也都和我一样，对习主席执政两年多就能在海峡两岸迈出这么大一步感到由衷的高兴。除了大阅兵，可能这是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涉政直播最多人的一次吧。
可就在这样的节目中，在习主席讲话结束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大陆各大电视台立马切换了镜头，切掉了马先生的讲话。后来证实，马先生的讲话不但“正能量”，而且几乎是最能显示“兄弟之情”的，给习主席与这次会晤大大加分。虽然后来电视也做了转播，可想一下，那一刻，电视机前怀着兴奋心情的中国大陆观众，有多少人生出了失望之情？这种失望，在何种程度上冲淡了大众对国家的信心，执政者真的不应该思考吗？
且不说能够专门坐在电视机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你怎么也无法屏蔽他们，即便马先生失去了中国人的默契而临时乱讲一通，中国大陆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观众，又有几个不能理解，又有几个无法分辨呢？我推算了一下，马英九顶多讲一些民主价值理念之类的——可十八大早就把自由、法治、民主写进了14亿人的核心价值观里，他马先生真能讲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讲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管治言论，是执政当局必须综合考量，绝不能简单的关、停、屏。要认识到，有时简单粗暴地对言论的压制，对政府自身造成的损害要远远大于那些被屏蔽的言论本身。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加上互联网时代，中国民众对信息的承受能力是很强的，大多人也不会反对政府，只不过希望通过适度的自由言论监督政府，杜绝贪官，可反观政府一些掌权者，一看到一些所谓的“负面消息”，就要死要活，以为大家都要来推翻它。
作为互联网的一代，我能理解转型时期的国家政权面对互联网时的困境与艰难。我也随时都能站在执政者角度思考一些问题，例如我认为，由于国情不同，加上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众素质的差异，尤其是国家转型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那些被西方发达国家认可并践行的言论自由标准很可能暂时还不能在中国完全推行。或者说，至少完全放开可能会造成执政危机甚至暂时的社会混乱，必须得一步一步地来。我这样说并不是为执政者背书，而是依据我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现实的认识，试图探寻一条合作共赢的道路。大家都看到了，我个人几乎比当今在中国大陆的写作者都更有海外发表的空间，可十多年来，我不在海外任何媒体与互联网平台上开辟专栏、写文章，一直坚持在大陆写作。我更愿意同我的读者和姐妹同胞处于同一样的环境中，一起忍受、一起摸索、一起前行······
可每当收紧言论尺度时，我的文章遭遇最多的删除与屏蔽，审查们看她们浑身上下都敏感；与此同时呢，我的那些还算温和理性的文章也是遭受最多国内网友吐槽甚至谩骂的，认为她们不够激烈，躲躲闪闪，甚至有“甜菊”之嫌。更离谱的是海外相当部分人士已经认定我是中共外宣部的部长、局长，只不过我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样一个部，不知道找谁要工资。
我多次说过，我个人的遭遇不算什么，但这种滑稽的遭遇折射了网络言论的两级分化：政府管制越严，民众反应越激烈，反应越激烈，政府越认为应该加大力度管制，结果恶性循环。其实，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里，当你连理性温和、有建设性的言论也删除时，大伙就不再相信你贴出的任何东西，他们宁肯翻墙去海外看墙内的事，宁肯相信一些“谣言”，最后唯激烈、“推翻”甚至辱骂的言论是瞻。表面上看，好像是掌握了强大资源的当局胜出——只要够狠，没有管不住的，更何况还有枪在手啊——但从长远来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生活在资讯极其不发达、没有互联网的古人都知道的道理，当今管理者岂有不知之理？
在一个没有经过文艺复兴与理性启蒙过程的国家，压制了几千年的言论自由一旦放开，至少对政权和执政者来说确实有如“洪水猛兽”，加上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与中东“茉莉花革命”这两个“教训”摆在那里，很多人对言论的恐惧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戈尔巴乔夫一直认为如果他能够按部就班改革下去，共产党不但能够长期执政，苏联不会解体，经济还会上去，国家也会强大。但他一下子放开言论，让他突然成了极左眼中的叛徒和极右眼中的顽固派，最终民众在舆论的狂热煽动下，选择了叶利钦而不是他。至于发源于脸书、推特的中东“茉莉花革命”，就不用多说了，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传播激发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从而改变了几个国家的政权，也改变了历史。
然而，吸取教训不能单方面，更不能偏废，历史上不乏被不适合国情以及过激的言论自由引发的狂潮推翻政府的先例，但更多的是不与时俱进也不合时宜甚至逆历史潮流的执政者被自己高压言论引发的怨气与愤怒彻底抛弃的例子。即便拿苏联和中东茉莉花国家来说吧，突然放开可能引发了革命性的变革，但这不正是长期压制自由言论积攒的怨气和怒气的必然结果吗？如果那些国家的当政者能够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有管有治更有放开，一步一步走向现代文明，恐怕情况会大不一样的。
中国同这些国家不完全相同，但吸取经验和教训一定要全面。这些年，我可能是被删除博文次数最多的一位网络写作者，但我几乎都一声不吭，就是因为我能够感受到几千年中国积攒下来的怨气如果不通过适当途径疏导，让其得到释放，且有必要的控制，很可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更希望理性、温和与和平的转型，在实行某些长久才能看到结果的政策时，过分的不理性的言论确实可以激起非理性的情绪从而阻挡改革。所以，如果适当限制言论是为了更平顺的改革，哪怕这样做违反了我所有的政治学原理以及我在国外眼见为实的经验，我都可能会保持沉默而不出言批评。可就我的观察，并非如此啊。
就拿我最近被频频屏蔽的文章来说吧，绝大多数都是多年前写成的。更有意思的是，那些政策建议部分，也几乎都是当局或多或少正在做的，例如主张厉行反腐，例如建议台海两岸领导人见面，绕过华盛顿，再例如十多篇建议中共必须确立核心价值观的，这些本来就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博文，重新贴出后竟然遭到删除。这就有些让人莫名其妙了。如果不是有意让读者把怒火引导到执政者身上，那一定是有些人利用上面希望管治互联网言论的机会，夹带私货，把自己不喜欢的，或者有可能触动他们利益的文字一律删除。能理解还好，但大多读者哪里会这样想？于是我们看到，本来该引来一片赞扬的某些政策，竟然只有政府出钱的一些“网络评论员”在那里拼命点赞。弄得我老脸都为政府挂不住！
对网络言论的管理，要纳入法治的范畴，删和不删都应该有法可依。我理解法律是死的，不同人的看法也有异，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案件，引起法律界甚至全民的讨论。我多年前就认为，只要在法治范围内，哪怕再严格一些，但有法可依，都不会出什么问题的，民众也会理解，相反，在互联网时代的一味打压，一定会适得其反。现在哪里贴不出文章？干吗一篇正常的文章一定要让人家偷偷摸摸地贴出来？甚至一定要翻墙才能看到？
这届政府讲法治，我认为法治也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但民间通往法治的道路在哪里？我七年前就写过一篇博文，叫《从“广场”到“法庭”的捷径是互联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思考。中国历代执政者习惯把人逼到“广场”上去造反，久而久之，中国人也大多认为只有“广场”才能解决问题。等到我们学西方设立了法庭，却又由于司法腐败与缺乏监督，本来应该给民众说理和举行公道的地方最终沦为“吃完被告吃原告”。互联网的出现，给大家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法庭不讲理时，你不需要上街，可以上网。
你可以封闭广场，但你无法封住人的嘴，更无法扭转历史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个可以申诉、发泄与践行言论自由之地，怨气和怒气迟早有一天会把人们推到广场上。可有了互联网，如果使用得当，却可以建立互联网与法庭之间的纽带。如果我们以互联网为实践的空间，就不难发现，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到互联网上反而能够找到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不但不是法外之地，反而应该是几千年都没有实现过真正法治与自由的中国人的天赐礼物，让我们在互联网践行法治与依法治国，享受受到法律限制的自由，对民，对国，对执政者都是有利的。
谢谢各位，今天就说这么多，忠言逆耳啊，再次希望这篇博文能够引起读者一些理性的思考，希望不被删除。
杨恒均 2015年11月 8日 写于中国第16个记者节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