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从共和国发展模式选择看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

Share on Google+

我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除了经济上的成就,实际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因为有私人企业,有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市民社会,打破了从前的全能主义社会模式,个人的独立性大大增强,民营经济的GDP已占到65%左右。

编者按:10月中,共识传媒与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会联合举办了一场日中有识之士的对话,主题为:“中国现状与课题”。参与对话的学者有: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刘澎、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萧功秦、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经济学家华生。

各位学者的精彩发言将在共识网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本文为雷颐老师的发言全文。

13592_151116150439_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于1949年,实际上,1948年末的时候,中共就知道要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中共在前28年都是作为一个革命党在从事夺取政权的工作,现在则面临着如何建设国家的问题。因此,1949年3月,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为今后国家治理制定蓝图。

这时,国内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占领着南方,毛泽东在倾全力进行战斗的准备。因此,毛泽东实际上委托了当时他最亲密的战友、对城市最有了解且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主持设计新中国的蓝图。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在农村,从农村包围城市,而夺取政权之后重点是城市,究竟城市应该怎么办,对资产阶级怎么办,刘少奇比较了解。当然,刘少奇主持制定也不意味着蓝图是他个人的想法或少数人的想法,而是共产党的主导观点。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已经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要发展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的经济还非常落后,工业还很不发达,发展社会主义是以后的事情,现阶段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可以有资产阶级和民营经济,七届二中全会就制定了这样的蓝图。

1949年9月,为新中国成立作法理准备的“新政协”按照这份蓝图制定了共同纲领,指出中国长期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样,共产党的一个设想成为了国家的大纲。从1949年至1954年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前,这个共同纲领具有大宪章性质,规定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农村土地为农民个体所有。

但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内高层对于立刻进入社会主义还是坚持新民主主义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坚持要巩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还没有恢复,工业基础还不够,所以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党内有一批高干觉得应该加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把农民土地变成合作社,在城市对资产阶级进行限制改造,这种观点东北的高岗1950年就提出来了。刘少奇以党中央名义提出了批评,但毛泽东支持了高岗的观点,也就是说毛泽东这时候主张中国应该尽快地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打倒之后,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是斗争的对象,不是主要矛盾。毛泽东提出夺取政权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被打倒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要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进行改造。究竟坚持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发展资本主义,还是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城市和农村斗争很激烈,山西有些地方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刘少奇不同意,但毛泽东表示了支持。

经过一番斗争以后,1953年6月召开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市场经济,私营企业有对外贸易权,征税、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要平等纳税。而毛泽东的“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说取得了绝对性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中国应该抛弃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模式,资产阶级、市场经济这种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运动,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首先1953年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农民不能把自己的粮食,到后来所有农产品拿到市场上自由买卖,只能卖给国家,国家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之后农民变为吃农业粮的,城里人变为吃商品粮的,这一下中国变成了二元社会。因为计划经济必须固定,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必须固定化,每个地方也固定化,这样就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种社会主义改造从政治体制上或者社会管理体制实现了党、国家、社会的高度统一,没有了市民社会,国家统治一切,每个人都在一个单位中生活,离了这个单位你就没办法生活,人民也没有自由度,没有自由的选择。最开始,计划经济显示出它一定的优越性,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发展工业。但是几年之后问题暴露出来:它不可能均衡、持续地发展。

计划经济实际上是领导人的计划和领导人的决定。后来,又有了1958年大跃进和文革,大跃进造成三年重大灾害,文革长达十年,造成了重大灾难。

毛泽东去世之后,1978年共产党领导层开始反思这种体制带来的危害,认为要走一条新的道路,就提出了改革开放,也就是我称之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向一个现代社会过渡。用历史眼光看,这种社会转型实际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但一直没有完成。1978年的改革我认为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大家都承认,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都能感觉得到,估计日本人也有感受,比如普通中国老百姓到日本旅游,从前想都不敢想,现在每年有几百万人次,今年恐怕要突破五百万。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相对滞后,就造成了一部分人利用权力寻租获得了更巨大的社会利益,人们对社会的不公平感受特别深刻。事实上,总体说来每个阶层都有获利,但获利的份额非常不同,人们就感受到不公平,希望继续改革。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能不能可持续发展,社会能不能稳定,这就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之一。

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比如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进行改革开放很多做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讲要公有制、一大二公、计划经济,你搞改革开放,有市场经济,是否符合马克思?最开始大家都认为马克思说的是对的,谁都不能反驳;中国的现实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觉得中国必须走市场化,有一定的商品经济,于是就开始说不争论,我们回避这个理论上的争论,可以先进行一些改革,看好还是不好,人民欢迎不欢迎,如果欢迎那就是好的,就可以继续做。但因为中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长期不争论是不行的,后来就提出一个理论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它的基本核心就是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对的,计划经济是对的,公有制是对的,但是马克思设想是这个社会工业高度发达之后才能实行,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工业还不发达,所以必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还必须有市场经济,必须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开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但是从90年代起,就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是有自己的文化、历史、政治特色,世界上通行的其他政治制度,普适价值、普适原则不适合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80、90年代起了不同的作用。80年代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中国在经济方面和世界上普适的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突破苏联模式,走市场经济道路;到90年代以后直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说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其他的很多制度不适合中国,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争论。

我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除了经济上的成就,实际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因为有私人企业,有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市民社会,打破了从前的全能主义社会模式,个人的独立性大大增强,民营经济的GDP已占到65%左右。很多人开始有自己的选择,个人可以不在国家单位工作,国家单位开除了个人,个人可以到民营企业工作,人的自由度大大增强。还成立了许多民间组织,成立了NGO、基金会,一些主要从事环保、慈善的机构。开始的时候,这些组织和政府发生什么关系,怎样合法,没有法律登记,但是有一个特殊的词汇“挂靠”, 建立慈善组织或者民间机构,明明是你们建立的,你们出的钱,但是“挂靠”必须在一个国营单位下。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民间社会的能量、力量和意愿、救灾速度甚至效率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政府,民间机构人人捐款,民间机构志愿者空前发达,所以2008年中国政府对NGO组织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前是警惕的、怀疑的,2008年开始,认为它可能对政府工作和对社会有帮助,所以人们把2008年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或者中国市民社会的元年。民间机构发展得很快,现在对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改革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从前也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它们实际是政府组织,政府官员担任行业协会的会长、领导。2015年7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构脱钩整体方案》,要行业协会和政府职能脱离关系,真正成为一个行业的协会。但同时又规定这些脱离关系的行业协会包括所有的NGO、基金会、民间组织都要成立共产党的组织,成立党委会。这就是说脱离了政府行政机构,又要成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究竟怎样运作,怎样活动,是双方需要探讨的,一方面是共产党需要解决怎样领导、管理民间社会、民间组织的问题,另外民间社会也面临着怎样建立党组织、怎样接受它的领导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我认为无论如何,市民社会的兴起,公民意识的觉醒,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就。

谢谢各位!

提问1:第一,中国似乎在煽动爱国主义,对周边国家的影响非常消极,对此您有什么看法?第二,您也提到了非政府组织的话题,可是凭我的感觉,政府以外的普通人民或者民间机构的声音我们很难听到,好像审查得比较厉害,官方控制得非常严。如果软外交能够发展得更好的话,中国实力会更强。

提问2:雷老师说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是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出现。清朝时,中国的经济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当时也有文化非常发达的市民社会。在这几百年的近代史当中,如何定位现在中国的市民社会?

雷颐:谢谢提问,也给我提供学习的机会,我觉得“软实力”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中国就面临着问题。中国始终觉得外交不仅仅是直接的交往,软实力和文化的影响更重要,所以在很多地方建了孔子学院,加大了对外宣的力度。坦率来说效果不是非常成功,有些地方对孔子学院也有质疑。实际上,软实力和国内的制度、经济、文化的建设有关。这些建设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没有获得周围国家甚至是世界普遍认可的时候,软实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国内的制度、经济治理好,软实力自然而然能跟上来。

关于爱国主义我写过很多文章,最近出的书也专门搜集了很多材料写爱国主义。中国从1989年之后,特别强调了爱国主义,因为从那时候意识形态有了调整,从几乎完全强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始增加大量的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内容。经过几十年的宣传,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也得到年轻人的接受。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是由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设计的,是一座当时最高的大楼,中间有一个圆的空洞透风,网上马上就有人说这是两把军刀托起一个太阳,是日本国旗。由于舆论压力,上海方面要求必须改动,最后改成了方形的孔。这种例子很多,我觉得在这种观念对周边国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压力,今后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也是外宣或者软实力真正要做好的。

第二是关于人才、NGO,刚才我讲过,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所以意义还是很重要。比如说你说确实很难听到,但是毕竟能听到了。从前完全没有,今天就听到了。比如说,共识网也是民间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机构,没有他们组织,我们不会在这里演讲。类似的机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做的事情越来越重要。一些慈善组织,比如治理环境的阿拉善,都是著名的企业家组成的。这里国家政策有一个矛盾,一方面希望是真正的民间组织,另一方面提出组织里要建立共产党的党支部,这个关系怎么处理,双方都有一个磨合期、试探期。中国社会或者市民社会往什么地方发展、怎么发展,这还有待发展的过程。确实如华生所说,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最有意义的一点。如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往回退,继续往前走,我相信市民社会会越来越发达。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在1949年以前是有民间社会的,甚至在清末的时候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传统历来是有民间社会,但是这个民间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变有一定的过程,因为中国从来是个皇权比较大的社会,但是皇权有限,它允许民间社会存在,甚至允许一些士绅有自己的武装、民团、商团,维持地方治安、地方统治。但是实际上,在清末,现代社会观念、现代权力观念被引入到中国。我的新书谈了这个问题,有一些士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清朝统治者允许他们拥有商团,希望他们用商团维护治安,但是他们的权力观念发生变化,觉得首先是为了自己的权利,无论是谁都不能侵犯我们的权利。从前士绅觉得,一切都来自于皇帝,皇上是天子,要我们的钱我们就要给他,我们主要的责任是维持地方治安。清末,皇上还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要求商人,必须给我多少钱,铁路必须卖给我,这时候商团就开始反对清政府,他们从反对革命逐渐走向支持孙中山革命。我有一本书提出一个新观点,我认为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决定辛亥革命成功的就是这些商团、商人,或者说是以士绅为核心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从传统的民间社会向现代民间社会转变了。但1949年之后采取了苏联模式,党、国家、社会高度统一,消灭了社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还是与中国社会弱小有关。我觉得改革开放的意义就是民间社会逐渐产生。谢谢各位!

来源:共识网

阅读次数:859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