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于浩成是怀着深深的遗憾和期盼去向天国的,但愿民主中国、法治中国的宏伟愿景能早日实现,以慰藉于老的在天之灵。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是奠定了新中国根基的创业时期。当时,在镰刀斧头旗帜下,汇集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给苦难深重的华夏大地带来了灿烂的阳光和希望。只可惜,岁月流逝,哲人其萎,近几年来,在我的“忘年交”师长中,有过延安时期经历者大都相继去世了。昨天,也就是2015年11月14日,网上传来噩耗,享年91岁的著名法学家、杂文家、诗人、原群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于浩成老前辈又离开了我们。

于老是一个镶蓝旗满清贵族的后裔,出生于北伐战争时期,其父于力(董鲁安)幼年即世袭官职,但思想进步,追求真理,向往民主,早年任燕京大学教授时就成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抗战爆发后又转至延安,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任河北省政府的领导人。有这样一位父亲的培养和教育,使得于老在不满17岁时,就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在日本鬼子血腥占领下的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又按照党组织的决定辗转奔赴作为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的晋察冀边区,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和《晋察冀日报》编辑,为培训抗战干部和激扬抗战士气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时光。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于老就被任命为隶属于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同时还致力于法学研究,是全国著名的出版家和法学家。十年浩劫之初,因群众出版社曾借给过邓小平一套《福尔摩斯探案集》,于老被诬为勾结第二号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公安部的重点批斗对象,屡遭无休止的羞辱和折磨。1968年,又因莫须有的“搜集伟大旗手江青同志黑材料”之罪名被捕入狱。1971年出狱后,又被开除党籍、发配至葛洲坝工地劳动改造了好多年,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恢复党籍和工作,重新组建群众出版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于老积极地参加了真理标准讨论和拨乱反正运动,发表了一系列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是受到胡耀邦热情表彰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闯将”之一。同时,他还兼任权威法学杂志主编和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等多项重要职务,对推进当时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特别是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不可否认的重要贡献。

我和于老的相识纯属偶然。1982年,任职于县委宣传部理论教员的我觉得当时轰轰烈烈的“两个文明”宣传客观上淡化了对民主建设的重视和强调,就冒昧地写了一篇题为《在“两个文明”中要把民主摆进去》的拙文。因此文不合时宜,辗转了好几个报刊也未得发表。后来,不知哪位热心人将这篇文章转到了于老的手上。他读后觉得文章所持观点“很有见地”,于是就在他们出版社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并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将载有拙文的这份内部刊物寄给了我。他这种热心助人、平易近人、坦率诚挚的优良品格和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们之间由此建立了愈来愈密切的通讯联系,成了未曾谋面但神交日深的“忘年交”。1986年,由于于老的热诚关心和鼎力相助,我这个当时未及“不惑”之年的理论研究学步者,竟然在他领导的群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题论文集《干部制度改革与民主》。当时,国内出版秩序规范而严格,出版一本书很困难。想不到我的第一部书这么早、这么顺利地就出版了,而且很快地就收到了出版社以“高额汇票”寄来的稿费,我的兴奋之情真是难以言表。尤其令人感到的是,于老还在百忙中屈尊为我这个毛头小子专门写了一篇序言,其中说:“我已经记不清同吴敏同志开始结识的确切年份和日期了。总而言之是彼此‘神交’已久——通过每人在报刊上发表的文字的媒介,由于感到有许多观点‘不谋而合’而互相倾慕,终于有了通信联系。”“因为两人都忙于工作和学习,一直没有见面,更谈不上在一起充分交流思想见解了。这种情况大概合乎我国古时的一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吧。”于老对我如此厚爱和溢美,我实在愧不敢受。不过他对我的真诚关心和友情,确实使我如沐春风,如逢甘霖,永生不能忘怀。

于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然像过去那样热情地为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实践推进而不懈努力,顽强拚搏,是一位在思想理论阵地上勇猛地冲在最前沿的老战士,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高风亮节。即使是在90年代中期赴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加州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作访问学者以后,于老仍然以“古稀”之高龄,时时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和进步,继续孜孜不倦地研究着国内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相关理论和实际问题,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强烈的责任感、更深邃的洞察力、更刚健的表现力,发表了一系列法学、政治学的文章和著作,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于老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子之心和坚韧精神,的确使人敬佩,真不愧是一名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腥风血雨中战斗和冲锋过来的老革命、老前辈。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2005年初,这位老战士飞越浩瀚的太平洋重返国内,这不仅是因为他想在出生地即北京渡过自己的晚年,更是因为他实在太想念、太珍爱自己的祖国了,更想置身其中地来体验和观察她的迅猛巨变。2006年夏天,我赴京出差时专门去拜望了他,他仍像十年前那样健康、热情和健谈,不容拒绝地请我到其居所附近的一家酒店里聚餐叙谈,还特地约了另一位朋友来作陪,并赠送给了我一本他刚出版不久的煌煌巨著。老人颇有酒兴,酒量亦不减当年,鹤发童颜、神采奕奕的形象显示着不尽的坚韧、豁达和乐观。我恭恭敬敬地斟满了一杯酒献给他,真心诚意地祝愿他健康长寿。古人云“仁者寿”,这是上苍在冥冥之中对仁者的厚爱和奖赏,上苍应该是比较公正的。

倏忽间过去了将近十年,虽然关山阻隔未得再次与于老相聚,但我从网上不时能得知他的讯息,拜读到他的诗文。前几个月,偶然在某网站上看到于老的近照,见他比原来消瘦了很多,猜想他很可能是患了某种较严重的疾病,悲伤之感不禁猛地涌上心头。本拟抽时间专程赴京拜望于老,不料竟传来了他老人家阖然去世的噩耗,真是“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再也见不到他那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身影了。于老在《九十自寿》诗中曾写道:“宪治开张梦里求”,“且待鸡鸣破晓筹”。显然,他老人家是怀着深深的遗憾和期盼去向天国的,但愿民主中国、法治中国的宏伟愿景能早日实现,以慰藉于老的在天之灵。

(2015年11月15日于并州)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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