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很淡泊的人，世间的虚荣，他一点不要。尽管他当过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见过不少世面，也经历过无数次运动，遭遇过不公，但他仍坚持认为，爱比恨伟大，希望比失望更有力量。他总能看到飞来的燕子，在作品中用真善美来回报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
今年的10月15日，是父亲严文井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他离开我们也整整10年了。在这里讲几件他的往事以资纪念。
沈从文劝导他多修改自己的文章
与萧乾来往并不频繁，但是最好的朋友
父亲是家中的长子，落地后，祖父给他取名文锦，以“锦”字补命里缺金，并祝他前程似锦，但绝不是文字上的前程。他排“文”字辈，冥冥中却走了文的道路，高中时就在报刊发表文章。他的得意，恰是祖父的担忧，著文能当饭吃吗?何况祖父要养活十口之家，要兼职三四所中学的英文课，才能勉强糊口。他多么希望长子能上大学，再找个好工作，早日为他分忧啊!可父亲却因痴迷写作，高考落第。父子矛盾日益加深，再一次激烈争吵后，父亲于1935年春，离家来到北平，在图书馆当个小职员。
在北平，父亲没有可以交谈的人，寂寞常像湖水一样淹没他，使他想哭。他只能拼命读书写作，写了一些作品后，他把这些作品寄给了他所佩服的沈从文先生。但当时，他并不认识沈先生，很快就为自己的冒失后悔了。然而不久，沈从文先生回了信。他批评父亲写东西太多太快，劝导他多修改自己的文章。沈从文先生没有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父亲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却在萧乾和凌叔华主持的报刊上发表了。
1936年春，萧乾代表天津《大公报》到北平请青年作者吃饭，父亲第一次见到了沈从文先生。也就是这一次，父亲结识了张桂(屈曲夫)、刘祖春、胡昭衡(李欣)、黄照、田涛等人。此后，从文先生大约每隔一两个月就要邀约这批年轻人在北海或中山公园聚集一次，喝茶并交谈。就这样父亲走出了寂寞，在沈从文、萧乾的引领下踏上了北平的文坛。
父亲的创作欲望高涨，出手又快，很快就小有名气。萧乾在他写的《鱼饵.论坛.阵地——记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九年《大公报.文艺》的文章中说：“我们也有一些专门致力于散文写作的作家，如20年代的朱自清、俞平伯、谢冰心;30年代的何其芳、陆蠡、刘白羽、严文井、李广田、吴伯箫、萧红、丽尼、李菽等。”
1937年3月，良友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第一本文集《山寺暮》，这使他增添了信心，决定辞去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专事写作。没料到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父亲感到中日战争迫在眉睫，便于7月14日匆匆离开北平。在这之前，萧乾先生因要赴苏联考察，特给父亲写了封信，有意请他接替自己的职位。父亲于是去了上海，但报馆也受到战争影响而解散，此事未能如愿。但萧乾对素昧平生、初涉人世的年轻人给予的如此信任与帮助，深深打动了父亲。父亲到延安后，常把鲁艺文学系师生的作品寄到由萧乾主持的香港《大公报.文艺》发表，《大公报.文艺》成了介绍解放区文艺创作的窗口。
1953年，父亲、刘白羽、萧乾同时住进了作家协会宿舍，父亲始终保持着与萧乾的来往，经常一起欣赏古典音乐。萧乾与文洁若结婚时，唯有父亲送去了一盆菊花，祝贺他们的新婚之喜。反右时，萧乾被打成右派，父亲也未歧视过他。他们彼此都承认，虽然来往并不频繁，但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一起去延安的伙伴康矛召
他送的搪瓷脸盆五十年代家里还在用
父亲与康矛召相识于1926年，那年父亲11岁。康矛召是我二叔文彬的同班同学，文彬叔小我父亲两岁，祖父家与康家是邻居。在祖父的日记中，也常记载康矛召来家玩的情况。最有意思的是，一次祖父全家刚吃过晚饭，康矛召来了。他看见桌上有几个香蕉和白薯，很吃惊，立刻对祖父说：这两样东西不能一起吃，吃了会有生命危险，这是一本科普读物上讲的。祖父看看全家人没有一个显出不舒服的样子，自己也没有异常感觉，就对他笑笑，没说什么。第二天清早，祖父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孩子们的状况，结果，所有人都安康无恙。祖父感慨，有些书打着科普旗号骗人，害人不浅。那时康矛召是个小孩，爱读书，相信科学，但是没有生活经验，自然难以辨别真假。
父亲离开上海回到武汉时，康矛召已是武汉大学的学生了，他和几个同学经常议论时局，想为抗战做些什么。父亲在武汉没有什么事可做，经常和这些爱国的大学生一起交谈，最后他们决定到抗日的前线去。1937年11月中旬，父亲走的时候，没有跟祖父吐露任何消息，只说要去看看正在武汉讲学的沈从文，要在外面待一个星期。祖父并未介意。然而一个星期后，祖父得到的是父亲再次离家，前途生死未卜的消息，难过已极。这边自己的儿子尚无下落，那边康矛召的父母又找上门来，原来康矛召是独子，家中唯一的孩子走了，父母急得找祖父要人。因为父亲在这些青年里年纪最长，是大家敬服的大哥。见祖父对此事也不明就里，两家老人只能一起唉声叹气。
这伙年轻人来到抗战前线山西赵城，国民党83师战地服务团。他们平日里排练抗日救亡歌曲和一些小节目劳军，有时刷刷抗日标语。父亲顺便还编些宣传材料，写写传单和通讯。父亲称这一段生活是“一种粗野而快乐的生活”。但很快这种生活就使他们不满足了，他们渴望去延安，上抗大，而后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可去延安要有人介绍，他们缺少的恰恰是这个。于是他们找到83师师长刘戡。刘戡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他支持他们的行动，并为这些青年开了介绍信。介绍信是写给林伯渠的。林伯渠曾是刘戡的老师。
在赵城，父亲结识了我的母亲李叔华。他们一行七人离开赵城来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获得去延安的批准。但是从西安到延安的车辆紧张，去延安只能有一个人坐军火车，其余的人都要步行。大家商量了一下，康矛召坐军火车走，有四个人不想步行，留下来等车。父亲和母亲的钱不多，决定步行。康矛召看他俩步行艰苦，就把自己的搪瓷脸盆送给了他们。记得五十年代我都上小学了，家里还在用。解放后，康矛召在外交部工作，是驻外使节，只要有空，就会来看望父亲。后来，他成了驻柬埔寨大使。
母亲李叔华
最大的愿望是与父亲去看花的原野
父亲与母亲相伴，走了300多公里，抵达延安，两人同时进了抗大，成为抗大第四期学员。他们到达延安，是1938年5月。
1939年底，两人结为夫妻。他们没有举办婚礼，也没有通知任何人，只是把行李搬到了一起。房东大嫂为他们端来一碗红枣，以示庆贺。
母亲是北京良乡人，在家是老小，父亲在家是老大，老大对老小充满了责任感，老小对老大充满了信赖。母亲对爱的真诚让父亲感动了一辈子，记了一辈子。在延安，敌机来轰炸时，九架排成三排，肚皮都好像都正对着父母躲的那个土坑。母亲用一只胳膊遮住父亲的眼睛，用另一只胳膊护着父亲的头。她怕父亲的眼睛太亮，会被敌机发现，并毫不怀疑用这样柔弱的方式能拯救父亲的生命。
母亲学习工作都很努力，但在延安的时候，三个孩子太幼小，都要上保育院，为了孩子，她也自愿到保育院工作。
解放后，母亲很长时间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但是大炼钢铁，下乡四清，下基层深入生活她哪样也没缺过，周日还要洗大盆大盆的衣服。据郭小川日记记载，三年自然灾害时，母亲也害过浮肿病。
“文革”来临，父亲在报上被不点名的批判时，我看了很害怕，就到单位去找母亲，问父亲是不是“黑帮”?她坚定地说，我了解你爸爸，他没有问题。那报上为什么要点他?她说，会搞清楚的。我仍然不放心，又不知如何面对父亲，就住在学校很少回家。但每次回家，都见她把仅有的肉留给父亲吃。父亲挨批斗回来，她都会陪伴父亲默默地坐好一会儿。她还在父亲的书柜上贴了条亲笔抄录的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暗示父亲不要走绝路。后来，我们全家七口人散落在全国七个地方，妈妈的心也被撕成了七瓣。她撑不住了，患了绝症，才54岁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临走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与父亲一起去看看花的原野。她爱花!也希望看到百花齐放，文学的繁荣!这是一个老编辑的梦想。母亲生病期间，还是“四人帮”当道的时候，父亲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负责人，工作却处处受到压制、干扰。1975年6月，母亲在病中写了一首《答陈凡同志》(陈凡时为香港大公报记者)，表明了自己为事业奋斗，不计个人生死的人生观，诗的最后以“所怜茕茕考卢影，不息得得磨道声”，表达了对父亲的无尽牵挂。“考卢”是象形“老驴”的意思，母亲把父亲比作一头孤独拉磨的老驴，她死后，有谁来怜惜劳作不息的父亲?母亲去世后，父亲每看这首诗都会涕泪旁落。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为给孩子讲故事，又翻了一遍他的童话，发现《“下次开船”港》中布娃娃的许多形态是以妈妈为原型的，我给父亲写信询问。他回信说：“的确，我在《‘下次开船’港》里的一个秘密被你发现了。我在布娃娃身上写进了许多你妈妈的特征，当时我是把妈妈当作布娃娃的模特来写的，没有想到今天却成了一个永久的纪念。还告诉你们一些琐事，我们当年刚到延安进抗大的时候，妈妈的许多同学就说妈妈长得像一个‘洋娃娃’，而且在一次化装游行时，她们就让妈妈化装成一个‘洋娃娃’，那时她才十七岁多一点，可惜你们无法看见那个时候她的相貌和表演。我把她和布娃娃联系在一起，可见不是一九五六、五七年才开始的。非常令人痛惜的是，她这样一个善良而心底十分纯洁的人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种损失，从我们家里人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成为一件永远痛心的事。”
父亲和我们
为一只猫我们给他贴大字报
父亲去世的时，许多记者问我，他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父亲?这个问题有些不好回答。小时候，我们都在寄宿制的托儿所、学校上学，与父亲接触不是很多。另外，他工作很忙，没有时间顾及我们。即使这样，他对我们也是理性多于温情。比如，小时候如果不小心跌了跟头，痛得哇哇大哭，他也一定要你自己爬起来，甚至阻挡母亲伸过来的援手。
50年代中期，我们经常眼馋地看着有些作家带着家眷夏季去北戴河疗养。我们一次也没去过，当然，他也仅去过一两次。
还有一次，哥哥抱回来一只小花猫，这只活玩具很快就被我们玩腻了。可父亲却对它百般照顾，还忙里偷闲给它做猫饭。当阶级斗争的风浪波及各个社会角落的时候，我们开始对这只猫反感了。姐姐周日从大学回来，看见家里还养着猫，觉得是资产阶级作风，就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把猫赶走了。父亲回来后勃然大怒，为此也不准姐姐回家，直到两个星期后才收回成命。“文革”时，我们为此给父亲贴了张大字报，批判他爱猫超过了爱我们。
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他。1983年，他为《父母必读》杂志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一个老人这样回答》，提了当年我们给他写大字报的事，并借题发挥，诠释了他的育儿经。他说：“关爱不等于溺爱。”父母只应该在“适当时机对未成年子女进行适当的启发和适当的引导，主要让子女充分懂得生活的严峻性，敢跟命运抗争，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
他的确是这样做的。我在农村插队时，虽然表现不错，但对前途感到迷惑和担忧，希望去过延安又已经解放了的他能帮助我参军。很快，他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在我急切地等待着“行”还是“不行”的结果时，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你必须充分准备两三年内安心在农村工作……”一句话就把我的心浇凉了。尽管信的后面有许多鼓励的话，还说“一个人的工作会是千变万化的”，“我心里关于你们的问题想得比你在信上写得要多得多，……现在写下的，我相信没有什么好听的甜言蜜语，但不会害你们……”我却读不进去，感到很失望。然而，我只能面对现实，靠自己的努力去打造自己的前途。
没想到，他说的“一个人的工作会是千变万化的”，竟很快被他言中了。两个月后，我被选调到内蒙古微波总站工作，后来又当了干部、编辑、记者，回到了北京。我走的每一步路，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哥哥姐姐们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成绩。
我想，当时父亲对姐姐发那么大的脾气，是因为他觉得猫是弱小者，应该得到保护和照顾。但当时我们没有这种观念，那时，我们只崇拜英雄，蔑视资产阶级思想。姐姐们最崇拜《怎么办》里的拉赫美托夫，虽然不曾睡过钉板，也曾枕过笤帚在水泥地上撑过一夜。
其实父亲并不是老发脾气，但偶然发一次，反倒让人很难忘。他也经常反省自己，在我五十岁那年，一天他很郑重地向我道了一个歉。为的是我很小的时候，因不肯好好吃饭偏要妈妈喂，他发的一顿脾气，揍的我那一顿，他为曾有的粗暴向我道歉。我那时还没有记事，所以根本不记得这回事。道歉那年，他已经80多岁了。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萦绕了几十年，也折磨了他几十年。
父亲走后，记者们的提问让我回想了许多。我感到，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其实是很幸福的。我们能看到各种样的书，时不时听到他放的古典音乐，他从未强迫我们按他的意愿办事，不过是拒绝了我们的一些要求，也是为了我们好才做的。
而他自己也是个很淡泊的人，世间的虚荣，他一点不要。尽管他当过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见过不少世面，也经历过无数次运动，遭遇过不公，但他仍坚持认为，爱比恨伟大，希望比失望更有力量。他总能看到飞来的燕子，在作品中用真善美来回报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
他来了，又去了，一生曲曲折折，辛辛苦苦，但是不虚此行。
他天天读书，总在思考，对世界充满好奇，有爱有憎，喜欢真实与平等，同情弱小，支持创新。在他快临近人生终点时，他仅存的愿望是，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的声音。
他没有留下遗嘱，也没给我们留下一分钱，但留给了我们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我们为拥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我们永远爱您、怀念您，亲爱的爸爸!
来源:北青天天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