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市场化程度充分的城市用收取拥堵费的方式缓解压力时，前提是变更就业与住房条件是自由的，基础敎育和公共服务是相对均衡的。人们可以选择远离拥堵路段和区域。但在一个上述条件不充分的城市中，人们是难以做出这种决定的。
城市的交通拥堵，首先是城市规划与道路系统的不合理性。北京就尤其突显。
核心区的旧城内，四九年只有不足百万人。如今人口与车辆在不断增加，但城市的格局并未发生重大变化。虽然扩宽了几条主干道，却没有改变除主干之外，没有毛细血管的弹性。故宫博物院、景山公园，仍占据着中轴的核心。中南海、北海及旧城的平房保护区的78平方公里的布局，将主要的交通压力集中于二环。
但这片无法改变交通结构的区域中，却集中了北京最传统并在不断扩大的商业区和众多的政治活动场所。
贯穿北京东西的一条大道上，布满了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和政府管理机构。
最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及两侧都是重大国事活动的集中地。
于是这条路既是交通主干道，也是常常为政治活动让路的大道。无奈的会将交通压力传递给并行的其它道路上。
环路也由此变成了唯一的选择。承担起了巨大停车场的作用。
北京的车辆总数没有纽约、伦敦、香港等城市多，但拥堵却远超过这些城市。交通系统是首要的问题。
当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人口外移时，却没有改变大量的政治与商务活动，无法脱离市中心的设施与机构的矛盾。
北京做为国家政治与管理中心的地位与中国以审批制为主的体制，让大多数的家庭都无法摆脱困境。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交通代价。不得不无奈的奔波在路上。
北京市接近一半的家庭中都有就业是与行政管理和服务相关的。不是自由选择和可以任意变化的就业。
北京市接近一半的住房是属于因就业于这些单位而分配、或房改、或购买的。于是这些家庭中就有另外一些家庭成员不得不毎天长途跋涉。
如当中央电视台在西边建设，大量住房也分配在西侧时，可以就近上班。但央视改建在东侧时，住房却无法换到东侧，交通量却因此而大量增加了。
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城市，就业与住房至少有一项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至少可以因此而减少许多的交通流量。但在一个家庭中有一个人就业与住房都无法自由选择的城市中。整个家庭都陷入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中，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
当北京市的一些机构要搬到通州区时，这些公职人员能自由选择放弃公职吗?他们能自由选择变换住房吗?家庭中的其它人能随意改变就业岗位吗?孩子能随意改变就学条件吗?老人能随意改变医疗条件吗?
尤其是一个家庭中也许一个在北市市的机构中任职，另一个在中央机构中任职。家庭中的主要角色都无法改变任职条件，也无法改变居住条件。但却增加了交通的负担。
也许这一搬迁是想缓解城市现有的交通状况，但实际上可能大大的增加了交通的压力和负担。
当市场化程度充分的城市用收取拥堵费的方式缓解压力时，前提是变更就业与住房条件是自由的，基础敎育和公共服务是相对均衡的。人们可以选择远离拥堵路段和区域。
但在一个上述条件不充分的城市中，人们是难以做出这种决定的。拥堵费并不能解决无法选择的被动的难题。
政治管理与市场审批分离而不是城市管理与市民分离，政治活动与商务业务远离而不是城市服务与市民远离……
一个城市的交通不可能脱离就业、商务、商业、居住、敎育、医疗等服务活动的基础。当面对这些基础条件无法自由选择时，交通就排在了无法优先选择的后面。
有人願意为了交通便利而放弃公职吗?有家庭願意为交通便利而离婚吗?有人願意为交通便利而放弃子女敎育吗?他们能随意的变更居住的环境吗?
完全从商而与公职无关的另外一半家庭和人员，则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条件。但北京不是华盛顿。那是以政治和国家管理为主的城市。那里没有各种市场必须的审批，也没有经济发展才能获取税收的压力。因此北京无法摆脱这些相互的关联关系。
一个城市的市长本应是为城市市民服务的。当服务的主要对象不是市民时，自然也就很难做出最有利于城市市民的决策了。仅仅靠车辆限行和收拥堵费也许并不能解决城市交通和管理的问题。尤其是位居城市中心的企业、单位与机构又如何缴纳拥堵费呢?
北京的特殊性并非只有交通一个难题。为推广电动汽车的政策也同样会增加交通的压力。系统的改革才有出路。
来源:任志强个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