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历程可以由世纪来划分，在上个世纪我前25年的人生中我与在中国大陆所有的人一样都是受着共产主义教育的灌输，新世纪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逐渐的接触并相信了自由主义。但在目前的中国，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注定是要痛苦的。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直就是父母亲戚老师眼中的“好孩子”，与千百万身在中国大陆的青少年一样受着正规的共产主义教育，立志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小学一年级上学没有几天刚满六岁的我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实现了所谓的第一次政治生命。从上初中开始就积极申请自己的第二次政治生命能够早日实现，1989年我上初二已经填完了入团申请表格，我所在的学校的上级团组织在那场风波过后要求共青团员都要达到六十年代团员的标准，我的团组织关系就被搁置了，后来才知道就是我所在的那个区在“唱高调”，哪还能回到什么六十年代。与我们相邻的其它区就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有我所在学校的那个区一年没发展一个团员，后来上了重点高中直到高二才被搂底最后一批加入的共青团。高考成绩很不理想只考了一个三年学制的大学专科学校，在大学那三年响应系里的号召，很快又写了入党申请书，任劳任怨的做了三年党外积极分子，算是系党总支“重点”培养对象，但还是没能实现加入党的“伟大心愿”。后来才明白，只顾低头拉车没有抬头看路，只会干活的无“礼”要求是很难实现的。那时真要是加入共产党，能不能有后来的思想转变还真难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隶属区教委的一家职业高中做职员工作，虽然又一次交了入党申请书，但远没有上学时那么积极了，因为看到的是更多的用党的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那几年属于我本人转型前的迷茫困惑时期，有一段时间甚至是用搬砖搓麻来打发业余时光。学校中的那些小知识分子风气很是不习惯，再加上工作中的不顺心，2000年下了很大的决心将档案留在了原单位，从此走上了一条自由职业者的自由主义之路。
离开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很难下决心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毕竟稳定，还有正规的事业单位国家干部编制。但还是出来了，出来这几年其实混的并不好，收入还不如从前，但我无怨无悔。我从接触到认识直到现在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是有一个过程的，最早是在1999年左右，一个有民主思想的朋友劝我如果有时间应该听听自由亚洲电台，不管你信与不信，在那里总能听到你在大陆媒体听不到的声音，兼听则明嘛！那之后我特意买了一部小的收音机，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拿出来听听，在我的头脑中就逐渐有了一些民主自由的概念。2000年一个同学在网吧教会了我使用互联网，其实也就是简单的电脑操作并知道了几个常用的网址，那时在网吧上网很贵而且网速很慢，上网也就比较少。真正开始泡在网上是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的，我是一个球迷，在网上一个氛围不错的体育论坛谈足球，开始时谈论那时最火的足球十强赛。那时的中国几大门户网站的时事论坛管理已经很严了删贴很厉害，但在那个足球论坛版主为了活跃气氛不时的让大家讨论一些政治性话题，我也就用相对还很朦胧的民主自由思想时常与网友交流甚至有过一些争论，就这样又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那个体育论坛也整肃了，人气也就大不如前了，我也就很少再上了）。2003年下半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网吧使用代理服务器破网成功，这之后我的眼界大开，我所能看到的一下就多了起来。同样是在那段时间，我在图书馆发现的几本书使我的思想有了质的转变，当看到了《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集》、《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文集》、《自由的言说—徐友渔文集》时先是有了遗憾，2000年年初出版的如此好的书三年后我才看到，并且我永远也不太可能买到这几本书而只能在图书馆借着看。看这几本书感觉遗憾的同时更多的欣喜，尤其其中秦晖的书对我的影响最大，在意识形态如此闭塞的中国大陆这样的书能出版本身就是奇迹，书没有被允许再版一点也不让人惊奇，好在图书馆为更多的读者保留了书的种子。原来话还可以这样说，理论还可以这样演绎，这几本书就好象是在我原来昏暗压抑的思想天空下吹来了一股清凉的风。这之后我还找到了一些国内自由主义学者的书籍以及在互联网上查找一些相关的文章来阅读，继续进行着自己的思想启蒙。再后来就是2004，我有了属于自己的电脑，实现了多年在家上网的夙愿，也试着用已经比较生疏的文笔试着给海外的一些网站投一些稿件，说来都可笑我上学时语言的功课都不怎么样，语文成绩很差英语更是不行，这两科托累了我考大学时的总分成绩，我的数理化还不错，对历史政治很挺感兴趣成绩也还都可以。我写的一些东西文笔上确实还差很多，又是后入门有待完善的理论，有的只能是从内心说一些真话，逻辑上清晰一些也就是了，套用一句话就是我不是靠天才写作之人。
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在当今中国做自由主义者肯定会是痛苦的，一方面他要为民主人权宪政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夹缝里与极权去争取和解，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是以革命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不希望已经有过百年动乱的中国再乱起来，这只能是在痛苦中徘徊。而中共当局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利杀威棒对尚显稚嫩的自由主义时不时的采取威胁和恐吓的做法，而由于出身的缘故对把毛泽东奉为精神领袖的派别只能采取尽量纵容的方式，尽管有人可以举出最近张倩夫老人因毛派言论而获刑的例子，但张倩夫要不是言论被人用传单的方式散发出去是不太可能获刑的，当局不是不能容忍毛派言论而且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的大旗，尽管在外人看来旗帜的颜色已经有所改变。问题就在于毛主义思想是借着中下层的不满进行阶级斗争自下而上的进行革命，而自由主义者们是希望由上层来主导，用妥协的方式和解，最终目标是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市场经济。用一句通俗点的话说，自由主义者只要当局的权还政于民，而毛主义者们不仅要当局的权还有财产要求，甚至是清算历史要你的命。鉴于中国人惯有的几千年的思想状况，毛主义在中国有相当的市场，2004年在大陆刮起的朗咸平“朗旋风”就是一个明证，带有左派倾向出生在台湾留学美国任教于香港自称有几千个国外企业案例调查经验的朗咸平带着他的经济学理论向着中国大陆权贵资产阶级杀将过来，并且得到了众多大中小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强烈支持。谁也否认不了郎咸平提出的“国企被不合理刮分”是一个真问题，但他最终应该停止改革重归“国有化”的结论又实在不敢让人恭维。郎咸平完全可以斥责与其对立的只谈对新兴资本家私有财产保护不利的被称为权贵资产阶级代表的张维迎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也完全可以不理不睬国内某些自称与其志同道合对其鼎立的新左经济学家，也可以挖苦国内的“学术泰斗”们不敢应约而战，但他也有失语不敢应战而刻意回避的时候，国内学者秦晖几次撰文表示“在问题上坚决支持在主义上坚决反对郎咸平”，可从没有看到“好战”的朗大学者有什么回应。中国几大门户网站的“民意调查”朗的支持率始终居高不下，但这些郎的众多支持者们又有几人知道曾经有一个叫秦晖的人几次对“朗旋风”出手所做出的反应呢？张维迎在朝，朗咸平在野都可以纳入意识形态范畴，秦晖文章虽然在吾辈眼里是至理名言，可在国内只在一两家报纸和几家不太知名的网站上可以见到，酒再香也架不住巷子深，人们在有限不完全的状态下选择了朗咸平，如果是在公平的舆论环境下秦晖和朗咸平的支持率又会如何呢？其实类似秦晖们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悲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连在野的权利都没有，毕竟秦晖比起朗咸平来更早更系统的阐述过国企改革应该公正至上的原则，而如今不幸被言中这与其说是秦晖们的不幸还不如说是中共的大不幸亦是中国的更大不幸。如今的中国已经走入一个“革命”与“和解”的死结当中，而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中共当局看不出有一点愿意和解的意思，只是在继续充当着维持会和消防队的角色。
我想起了二月河先生的小说《康熙大帝》中的一个故事：康熙在盛京看望病入膏肓的爱臣周培公，让身边的亲信高士奇为周培公诊病。高士奇腰间的系着的一条打满结的丝绦引起了周培公的注意，周培公把这个莹光明亮，鲜红鲜红的，像滴滴红泪串了起来的丝绦要了过来后说：“此物名曰‘冤孽串’。据民间传说，死者心有怨愤，一日解不开，一日生魂不能超度。其实是死人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当听说此物是内务府总管夫人临死留下的遗物时，本就病的不清的周培公更是神情大变。原来内务部总管何夫人正是当年有恩于周培公的少女阿锁，后被权臣明珠捣鬼在周培公出兵打仗期间嫁于内务府总管何桂柱，给两个有情人造成了终身的遗憾。而那个打了许多结的丝绦就是何夫人阿锁的遗物，经过何桂柱和高士奇之手后又到了周培公手里，周培公言：“看来这位夫人的结子要由我来解了。”周培公说着，将那串丝绦放在眼前仔细的看了看，叹了口气，轻轻一抖，丢进了火盆里！那丝结上打过桐油，一见火，“噗”的窜起一股殷红的火苗，丝结在火中痛苦地扭曲了几下，化成自白的灰烬……周培公用火筷子一拨，早已无影无踪，不过丝绦之中，却暗藏着一枚金瓜子！原来这金瓜子正是两个有情人定情之物，何夫人在临终之前，还保留着这枚金瓜子，而且把它打在那条“冤孽串”里。她是死不瞑引啊！高士奇不知这里面的内情，一见丝绦解开了，便拍掌笑道：“培公，真有你的！我就想不到用这法子！”周培公无所谓地一笑，拣起那只微微发烫的金瓜子，痴情地说道：“这瓜子是黄金所制，炉火难化啊！”
这段意味深长的故事，小说的原作者二月河先生要是不解释说明，也许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不同的理解。在笔者看来，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由若干死结串在一起的丝绦，要解开就得用非常规甚至是有点痛苦的方式才能将其解开。几千年来中国从没有走出专制加农民起义的恶性循环的怪圈，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在西芳列强和现代化文明的冲击下，中国曾经有过许多溶入过世界主流文明的机会，但每到关键时刻都会“阴错阳差”的走入歧途，现在的中国社会依然是在许多死结的包围中而难以溶入“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天下大势之中。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是一个死结，我们经常听到许多官员对于养活他们的人民的真言，“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只要给他一点好处，他们就会满足的。”其实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中国许多普通人的思维是在无权的情势下特别的能忍，一但到了忍无可忍或者翻了身的情况下，他就会有极强的报复心理以至发展到行动，也极容易被某些“投机知识分子”利用并煽动，这就不难想象中国历史上会有那么多以暴易暴的农民起义，而怎么也走不出专制的怪圈。国人一方面缺少应有的“维权意识”，尽管国内这几年曾经有过不少维权活动，凤毛麟角的少不说，逼到死角和有知识分子出面给弱势群体拿主意是维权缺一不可的必要条件；而另一方面当权者，在捞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内心有十分惧怕某一天“愚民翻身”后的残忍报复手段，这在中国是有先例的，远的不说土改时地主的悲惨下场就说明了一切，专制社会的循环延续都是报复与被报复，压迫与反压迫历史，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而只有到了西方近代依靠妥协形成的民主制度才为打破这个怪圈提供了可能。
宽容妥协和解应该是最终解决专制问题最好的出路，而目前的中国喊出和解的声音又是那么的微弱，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不幸，每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于未来都很难的乐观起来，都企盼着微小概率的奇迹能够降临中华大地，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最小的社会成本完成社会转型。王光泽先生在中国签名网上发出了希望中国“朝野大和解”的倡议签名活动，在这个网上呼吁信中王光泽先生写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暴政均来自于朝野之间、官民之间的刻骨仇恨，而双方也缺乏这种化解之道。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同态复仇不仅没有化解各种阶级仇、民族恨，反而制造了新的更深的仇恨。在铁桶一般统治的毛泽东时代，这种族群的裂痕和仇恨无法显现，但是随着社会的多元化，朝与野政治版图的形成，新的一轮对抗正在出现。最近两年，国内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大规模民间抗议事件，也出现了执政党大规模打压民间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件。我们担心，中国再度滑入暴力镇压和暴力反抗的怪圈，中国人再度陷入漫长的悲情之中。为了防止新一轮的同态复仇和政治报复，为了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朝与野都必须怀着爱与宽恕的良善之心，想方设法摆脱仇恨，以走向全面的政治和解。”基于此王光泽先生呼吁：“1、中共应该充分检视执政五十多年来政治行为的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揭开历史真相，承担历史责任，寻求民间谅解；2、中共作为执政党应该表现出在位者的宽宏大量，停止对民间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列出开放政治垄断的时间表，恢复和尊重其他既有党派的党性和党员的人格，允许中国民众组建新的政党，允许民间办报，并逐步开放各个层级的行政首脑和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3、体制外人士应当充分尊重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理解中共遭遇政治迫害的历史，体谅中共政治仇恨形成的原因，宽恕中共的暴政，用爱与宽容感化中共；4、体制外人士应当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和平表达不同的政治见解，尊重中共及其党员的人格，不要蓄意挑衅或者用暴力威胁现实的政治秩序，为减少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承担另外一半责任；5、体制内外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应该主动承担起化解仇恨的中坚责任，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技术性、规范性、公正性地化解仇恨、解决纠纷。6、朝野之间都是中华民族的同胞手足，不要互相妖魔化、敌对化，而应当互谅互信，弃绝仇恨化、痞子化的语言，放弃武力镇压和暴力革命的手段，共同塑造爱与公义的和解运动。”
说句心里话，我与王光泽先生素不相识，但他的呼吁书是我在做梦是都在想的事情，也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一线希望走上新的道路，我在网上看到这个签名的公开呼吁信第一时间毫不犹豫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签名的效果无疑是令人失望遗憾的，与同时期同一个网站上出现的其他三个关注呼吁抗议的公开签名信相比，签名人数少的可怜只有同时存在的三封签名信签名人数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其它三个签名信也很重要，能看到那三个也一定能看到这个关于“和解”的呼吁，但让人遗憾的应之者寡。这封公开签名信能够引起大家争议而不被认同无外乎两点，一是经过几十年的大风大浪的千锤百炼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中共当局能够“充分检视执政五十多年来政治行为的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揭开历史真相，承担历史责任，寻求民间谅解”，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能够“表现出在位者的宽宏大量，停止对民间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列出开放政治垄断的时间表，恢复和尊重其他既有党派的党性和党员的人格，允许中国民众组建新的政党，允许民间办报，并逐步开放各个层级的行政首脑和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这无意于“于虎谋皮”，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二是，面对几十年来数也数不清的痛苦，如何让人“理解中共遭遇政治迫害的历史，体谅中共政治仇恨形成的原因，宽恕中共的暴政，用爱与宽容感化中共”，想起来都是痛，而中国历史氛围是缺少宽容的社会。但我还是要说我是王光泽先生呼吁公开信的坚定支持者，必须用妥协去和解，但每一个人都清楚和解的主动权也就是未来中国道路的更多决定权在中共当局手中，尽管他不代表和解的全部，但肯定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尽管我本人也同许多自由主义者们一样对中国的未来乐观不起来，按目前的态势来看希望的确很渺茫，也许只是百分之一或是万分之一的希望，但还是应该尽量去争取，也许还需要一点奇迹。上帝一百多年来并不是完全没有眷顾中国，毕竟还为我们留下了台湾这块民主的沃土，同为中国的台湾行，中国大陆为什么不行？中共应该借鉴当年合作过的国民党之经验，2000年台湾的执政党的交替实际上并没有输家，最大的赢家也不是民进党而是台湾的民主，那次政权更替是民主在台湾的胜利。交了权在野的国民党完全还有机会东山再起，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不用再去背伏沉重的独裁历史包袱，也不再有人再去清算国民党的历史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民党做为曾经独裁一党之于中国不仅没罪还是有功的，同样的道理还有南非的国民党，交了权彻底取消了种族歧视的南非前执政党的历史责任也都没有了。而中共也一样，一旦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化，这就是对中国有莫大的功劳。还是要讲宽容妥协，我们活着是为了以后生活更好，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避免今后重蹈历史的覆辙而不是为了非得追究责任，我们宽容过去的罪恶但不纵容今后再有相同的罪恶出现。
在谢泳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个结论：“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九十年代以后，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的那些人，不是五十年代培养起来的大学生，而是四九年以前受过完整自由主义教育的大学生”在与一些较我年长一些人的唠嗑中，他们时常对某些右派平反后的许多行为不满进而否定右派群体，因为这些后来被摘了帽的右派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甚至是领导岗位，拿出了当年别人整他的手段整别人来达到内心平衡，在老百姓眼里这些人最坏。当我把谢泳先生的结论并引申来说，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右派们好人多，而被平反后常以靠整别人之人都是在1949年以后受教育的被扩大化了的“青年右派”，这个结论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无独有偶，我这些天正在看经一个朋友介绍在网上下载的台湾拍摄的反映抗日战争全貌的记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里面就提到了抗战期间的中国教育的状况，蒋介石一句“战时要当平时看”就为当时的教育定了性，在艰苦条件下坚持自由理念办学的西南联大和迁往重庆的南京中央大学培养的人才在战后几十年里为中国的建设（既有台湾也有中国大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说蒋介石对整个中国的功劳大焉。反观49年以后培养的大学生成材率远不如接受过民国教育的大学生，在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历史中在科技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才不是民国时期的人才就是爱国的海归，而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能象有袁隆平般成就的简直就是凤毛麟角。这里面的原因无外乎1949年以前中国的教育是开发性自由思想的教育，政府在提供给教育一定经费的同时不会过多的去干涉教育本身。而49年以后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教育体系，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从小学开始。而社会状况也莫不如此。我有时在想：现在的中国有比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好的多的稳定社会状况，那个年头内忧外患天下始终没有太平过，那时中国每年的军费开支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如果教育和思想能够回到那个年代的状况并在那个基础上继续发展，那该多好。中国的民主化自由化的道路的确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公民的思想启蒙，而这些又离不开自由化的教育和开放的思想。
生于这个时代之于我是幸还是不幸还真是一个不好说的问题，生于七十年代的笔者没有经历中国近代史那种常年混乱不堪的战乱，更没有经历过我们上辈人三反五反反右挨饿文革悲惨命运的洗礼，等我懂事以后父母是双职工家庭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也不用再经历凭票时代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的生活，如果早生若干年口直心快的我难免会成为五十五万大军中的一员，从这些来说我应该是幸运的。但渴望民主向往自由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我生活在这样一个被假大空包围的环境中，痛苦的坚持自己的精神底线，这难道不是莫大的不幸？不做自由主义者有两种选择，一是彷徨二是随波逐流，而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有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但毕竟还有自我内心的自由。尽管我也受过几年高等教育，但由于自身原因的关系，学者这个称谓注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我也从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我不过是相信自由主义的渴望说真话的普通一老百姓，一个对时事政治和历史有兴趣的热血青年，最大的愿望是能在有生之年由老百姓变成自己祖国的一个真正的国家公民，此生足矣。痛又如何，重要的是我是自由的。
公元2004年最后一天于沈阳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