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02

现居住北京的民主人士李海因从事中国民主事业,两次被投入牢房,监狱生活近十年。十年中,他一直拒绝承认中国政府加给他的罪名。在六四16周年之际,李海回顾了漫长的监狱生活,用沉稳坚定的口吻表示:“六四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最大的荣耀,能参加六四,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6年前枪声一响,所有的人都准备好了抛弃共产党”,李海分析了六四镇压使中国社会的道德变得更加败坏,贪污腐败横行,受害民众的广泛增加使民间要求民主的呼声变得更高,范围更广,以及共产党的灭亡者心结,“宏观上,六四精神被更广泛的传播和继承,现在人们告别共产党的意识比89年还要深刻。”

因媒体和网络上对李海简历的介绍不同,经和本人核实,记者将李海简历归纳如下:

李海,男,现年50岁。1954年5月2日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至1988年任教于北京中医学院哲学系,1988年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1988+1年天安门民运动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筹委会”的对外联络部部长,1990年6月1日因策划、组织六四一周年纪念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209天,被关在海淀看守所。1995年5月31日,被中国政府以“调戏妇女”的罪名拘捕后,中共又根据搜出的六四难属的资料,另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宣布逮捕并判刑9年,一直被关在北京郊区的良乡监狱,2004年5月30日刑满释放。无业,至今未婚。父亲年高78岁、母亲73岁。

许多结识李海的民主人士表示李海生活极其朴实,为人和平理性。民主人士张林撰文写到:在中国民运人士中,有两个著名的清教徒,就是李海和李国涛。他们生活上的简朴程度,都是令人惊讶的。他们不沾烟酒,没有任何嗜好。他们的着装,一看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样式。那几件旧衣服,我估计都是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的。

九年牢狱:北京以“调戏妇女”问罪搜家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

李海在第二次被捕入狱前,他为帮助中国人权把对六四难属的经济援助送达他们手中而四处奔波。在他负责的500名六四难属的名单中,除了地址不祥和重复的50名以外,他和其他民主人士合力,把这些援助送到了约450名的难属手中。

张林还曾回忆:199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安徽民运的一个交通员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带着一个满脸笑容的年轻人,那就是李海,我赶忙带他们离开我那受监视的办公室,来到我们的一个聚会点:一家小饭馆。李海的警惕性很高,一边吃东西一边东张西望。我要他别担心,他说不,他在合肥已受到注意,不知便衣有没有跟到蚌埠。后来我才知道他所做的重要工作。他当时是民运的联络部长兼后勤部长,背着一个破旧的黄书包,奔走于全国各地,黄书包里有两样重要的东西;联络图和支票夹。

1995年5月31日,北京当局以“调戏妇女”的罪名将李海拘捕,并抄走了李海家中所有的个人物品,包括电脑设备和500人的通讯录等等后,将罪名又定为“泄露国家机密罪”宣布逮捕李海并判刑九年,他被关在北京西南郊区的良乡监狱中。

关于“调戏妇女”的罪名,李海表示,中共一直到现在也没能说明是谁举报他“调戏妇女”的,他断然否定会有民运人士的家属举报他。“因为他找不到别的罪名,他就用这个罪名把我抓起来,然后把我所有的东西抄走,寻找出一些名单,用这个罪名逮捕我,当局主要的理由是为那些受难者送中国人权的帮助。”

张林分析李海就是因为“联络图和支票夹”被中共投入监控。张林:按照中共自己制订的法律,了解各地民运情况和协助人权组织提供入道帮助并没有罪,但是中共是不守任何约定的,只要认定你不是顺服的共产主义奴隶,就可以随意定一个罪名把你送进监狱,在那里你必须在电棍的指导下从头学习怎样做一个共产主义奴隶,每天吃饭前要大声唱歌,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感谢共产党对你的殴打和虐待,态度还必须诚恳,否则立刻再打你一顿。

良乡监狱九年生活片断:为日本西裤剪线头、缝合、放风

李海透露,在北京良乡监狱的九年的监狱生活中,他和犯人经常被迫劳动到深夜,有的犯人要劳动一天一夜,质量不好还要被警察电击。

98年到2000年,外面工厂做成后的西装裤子在裤腰、裤裆、裤腿等处有很多线头,良乡监狱命令犯人剪线头。一些小的地方还需要缝合。

李海:“寻找这些线头很费眼力,如果完成质量不好的话,犯人要被拉出去用电棍电一顿,给一顿惩罚。有的时候要剪60条,还有的时候要剪90条,这个是非常大的劳动量,有的犯人要干一天一夜。”监狱对李海的要求显得略为收敛,要求他每天做到深夜12点就可以休息了。

良乡监狱劳动时的光线昏暗,一千多度高度近视的李海经常把针扎到手上。

这些裤子带有日本商标,是向日本出口的黑色西装裤,李海记不确切商标内容了。两年后,良乡监狱又开始加工出口日本、据说是日本学生使用的带铜扣的西装制服,再后来良乡监狱就加工国内电子商品了。

按照规定,中国司法部规定监狱犯人每天劳动学习时间不可以超过8个小时,每周不可以超过48个小时。但是李海表示中国良乡监狱不太理睬这些规定。

李海举例说:你比如说放风这件事情,55年还是54年,国际上有个最低囚犯待遇的标准就是犯人必须放风,而中国就没有这些规定。经过努力,在2003年的前后,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下来这个规定,就是每个犯人每天要有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可是我所在的监狱他不承认这些规定,给我的印象就是监狱的下面系统他们可以无视一切法律、规定,即使他主管的上级监狱的规定他都可以不承认,没有人监督监狱无视法律。

中国监狱使人丧失记忆反应迟钝

李海:九年监狱生活使得头脑迟钝,里面的生活是被动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由他们支配,完全没有主动性,时间一长,不超过三四年,变的象忧郁症一样,主动性都变得比较差。出狱后,我努力读书,思维上还是恢复了一些;我的记忆呢,通过这九年监狱,也大多数都遗忘了,包括很多熟悉的朋友见面,好多细节我都忘了,很多要朋友提醒我。所以我首先是自己慢慢的恢复。

谈到民运朋友撰文描述李海衣着一贯简朴时,李海难为情的笑了起来:那个时候(九年入狱之前),我确实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帮助朋友这方面来。结束九年监狱的生活回到父母家中后,衣服都过时了,我也不会挑,样式都不太懂,到春秋的时候,我只能把以前的衣服挑出来穿,虽然这是个小事,但是给我造成一种挺难的感觉。从我自己来说呢,确实对穿的东西不太重视。

六四真在中国依然被封锁

记者:当年中共发言人袁木在电视报纸上信誓旦旦的的宣布六四期间没有开一枪,没有打死一个人,现在中国人怎看待这些谎言?

李海:他那个谎言是很明显的,他说死了三百来人,死的大多数是部队的,还误伤了一百来人。

记者: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六四的真了呢?

李海:我听到消息是十几岁的孩子都不知道六四,就是知道也是很模糊的,上网的人还是少数,所以就可以看到共产党新闻封锁的厉害。总还是有那一些参与或记忆的人,但是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如果悲观的说,日常的消磨,后来发生的各种事件,生存造成他们心灵的变化,真正能够记住六四,并且象我们这样有很深情感反映的人,在总体上还不是太多的。

无悔:“能参加六四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记者:对六四当年您的选择,您坚持下来,您感到是好还是不好?

李海:六四是我们每一个一生最大的荣耀,能够参加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参与这样的民运动,他的一生是非常幸运的,因此我很珍惜这段历史。从正面来讲,这个事件是几百年跨度中我们民族的一个骄傲,是非常不容易的。另外,通过这样一个事情,使我们认清了一些东西,认清了当局的本性,我觉得这也是我一个宝贵的收获。无论后来发生了什,我都觉得很值得。至于后来发生的由于自己帮助受难者而入狱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个情结,如果我不做这个事情,我内心会觉得非常痛苦,做完了这个事情,我内心感到非常平静,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许多人问我,你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你觉得怎样?我没有觉得付出代价,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它们把我投入监狱,不过是帮助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没有感到有什代价,当时,在判刑之前,他们来问我,要求我做出我出违背我自己本性的那种选择,比如说供出别人,我就讲,如果我那样做的话,我的后半生都会鄙视自己的。现在的结果我觉得很好,不管他们加给我什,但是我没有违背自己的本性,而且也不得不这样做。

记者:您这种正直坦诚的精神正是我们社会所比较缺乏的。

李海:我想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有这种比较诚实的、比较坦白的东西。不过,大部分人生存压力很大,而且,社会的体制每天四面八方生活的压力都在消除他们这种东西,也不允许他们表现出来,强迫他们走另外一条路,只顾自己的,虚伪的、扭曲的、迎合的这样一条路。它每天这种作用,迫使人们不得不按照自己不愿意的方式去生活,这是普遍的东西。至于我自己在别人看起来付出很大的代价,归根结底是要社会进步,要改变社会这种机制,其中最主要是没有分权、没有制约的一种绝对权利,这样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种本质的东西才能自然的释放出来。

六四精神的延续和扩大,共产党的灭亡者心结

李海:16年前枪声一响,所有的人都准备好了抛弃共产党。只是没有想到它能维持这久。老百姓从以前“共产党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他们依赖这个一体的政府,到六四之后,他们感觉共产党和我们是两回事,共产党怎样了,跟我们没有关系;共产党员也是,他们也感觉到共产党没有多久了,包括报纸上报导的好些大的贪官一样,他们认为这个政府肯定会垮台,自己能够有些存款,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做富翁的,所以他们能捞一把就捞一把,捞完了以后,好在将来的社会中立足。

李海:在人们心中,对共产党的垮台都是毫不怀疑的,包括当局近年来采取的种种措施,它毫不顾及了,毫不顾及法制啊、法律面的,它就什都不管,它这种行为方式,就是灭亡者的心结。我抓住一根稻草就抓一根,我不管这些了,它完全没有自信了。如果人心是这样的话,事情也就是这样,如果统治者都以一种灭亡的心态来行事的话,它反而会加速这种灭亡。所以从这种人心到实实在在的道德沦丧,每个人都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到处都是喊声,共产党控制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严密了。到处发生的分裂,经济领域的分离、变化,党内行为的涣散,从种种一切方面都可以感觉到。在中共现行体制发生的各个方面的崩溃中,最深刻也最根本的就是人心道德的崩溃。

记者:六四是十六年前的惨案,当时人们追求的是民主。现在,中国人在追求人权这方面,如上F啊、抗议啊等老百姓也上来了,这是不是六四精神的延续?

李海:对,在宏观上这是六四精神的延续。共产党它的新闻封锁,消灭大家的记忆,使得每一事件都成为孤立的事件,象(镇压)法这件事情,法他也没有说是六四的延续,但是宏观上就构成要求自身权益的潮流,到共产党非常不合情理的时候,就起来反抗。但是往往只陷于起来反抗的那一部分人,其他的人的耳目还被封住,然后由别人安排他们的心灵状态,这是专制统治造成最可悲的民族状态。在客观上看,这个受害人群越来越扩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人权,这是不可阻挡的。现在人们告别的意识比89年还要深刻。

“毋忘六四告别中共”,中国整体在朝告别中共的方向发展

记者:马上就是六四16周年了,年年都呼吁毋忘六四,希望得到平反。今年海外民主人士提出的口号是“毋忘六四,解体中共”,您认为,如果要发扬实现六四精神,是否需要大家都加入到解体中共这个潮流中来呢?

李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方式,是推动整个潮流很有效的方式。用一句老话说就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中国现在好像是整个世界(民主)大潮流中的一小块水域,整个世界都在往那个方向滚滚发展,中间这一小块水域想抵抗也是不能抵抗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每个人心中和意识中,都在往那个方向迁移,不管你在哪个年龄段,整个人生都是在往那个方向发展,每个人生都被带动。那少数几个领域,比如政治和制度领域,措施领域来讲,想挡是挡不住的,整个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包括共产党自己,都在等待崩溃

记者:是否人们都在等待着共产党崩溃的契机?

李海:对,可以说包括它们自己,都是在等待,等待这个契机。所以它们在等待中就加速他们的瓜分,他们不报能够维持它的制度永远下去的愿望,只不过是争取时间来瓜分,争取时间把人们的财富转移到他们自己的手里,无非就是这样。至于这个契机呢,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还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哪个领域,任何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有可能导致迅速的变化和崩溃。

李海现状

在赵逝世后,李海多次被北京政府监控。常常是四人监控,一般是两名保安、一名国保、一名警察在楼下门口监控。在记者6月2日再次确认监控情况时,李海表示奇怪,“今年中共不同以往,到6月1日我还没有被监控。他们除了对齐志勇早早就监控起来之外,象刘荻,我到昨天还没有被监控。”

李海现在和六四人士接触不是太多,一是通讯录被政府抄走失去了联系,二是自己还没有适应社会。

李海:我适应这个社会的生活还不行,自己还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另外跟外界也没有联系,因为他们把我跟朋友的联系方式,在抄家时都给抄走了;我的记忆呢,通过这九年监狱,也大多数都遗忘了,包括很多熟悉的朋友见面,好多细节我都忘了,很多要朋友提醒我。所以我首先是自己慢慢的恢复。“

李海两次身陷囹圄前后的女友,都因为他入狱而失去了联系,现在独身。2004年5月30日出狱后,李海没有工作,生活依靠年亿古稀的双亲退休金。

在政府严密的监控下,李海的几个邮箱,包括他申请的hotmail.com、163、雅虎信箱也经常不能使用、文件被删掉、对方邮箱地址空白等。5月30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现在虽然可以知道他的hotmail.com邮箱中有30多封邮件,他却打不开。

李海的电话也经常被政府监控,监控症状之一就是打电话的人听到没有铃响对方却无人接电话,而被监控人的电话在响了一声后就没有反应,接起来听也常常没有声音。一般北京政府在六四这样敏感日子的监控时间为一周、半个月、一个月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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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一是李海,左起:李金平、赵昕、庞梅青、齐志勇、刘荻、胡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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