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接连不断地披露着美国在世界上进行大范围数字监控的行为时，美国小说家托马斯·品钦(Thomas Ruggles Pynchon)也许在美国的某个角落，心情复杂地看着那个年轻叛国者引发的轩然大波。正如伟大的作家都是隐秘的历史先知一样，品钦的这部最新小说《放血尖端》（Bleeding Edge，2013，尚未引进中文版），构成了对“斯诺登事件”的某种文学预言——虽然他笔下的极客怪咖们生活在2001年的纽约城，彼时的《爱国者法案》和“棱镜计划”还未登场，但这些人已经深察到权力政治正在渗透互联网，无处不在的监视与阴谋，让网络空间应验成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一九八四》。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了品钦的《葡萄园》(Vineland, 1990)和《性本恶》(Inherent Vice, 2009)这两部常被轻视的中后期作品，就不难发现以“互联网”的科技政治视角来讲述新世纪的人类经验，这对于暮年品钦而言是一次必然的行军。在《葡萄园》中的里根时代，互联网还只是属于少数科学热爱者的实验品，另一张网罗住世人的流行媒介是那个叫“电视”的匣子，沉迷其中的“类死人”活得“像死一样，只是方式不同……只要醒着，无时无刻不盯着电视”。此时的品钦还以他特有的精灵古怪，将未来的数字化网络生存冥想为“无重量、无形状的电子在场与缺席的链条”，认为那一长串“零”和“一”所表征的人类个体是一种更高级的存在，就像“天使，小神或UFO里的来客”。而在以1960年代终结为背景的《性本恶》中，主人公多克在“阿帕网”里已经见识了那超越地理界限的人际联结有多么迷幻——“那完全是另一个奇异的世界，时间、空间，所有这些都变得不同。”
可以说，当品钦在更早期作品《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 1973)中写下那句“万物皆有联结”的名言时，“互联网”或许早已进入到他的文学哲思中，浸淫为和“火箭”一样的文学-科技母题的核心象征物。不过，品钦对网络时代的想象是末日论式的，他从未像电脑科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那样天真浪漫。早年的尼葛洛庞帝曾预言，互联网的普及将会让信息分享无比平等而自由，会使控制去中心化，同时还将使人群变得更加和谐。而品钦的小说却悲观地预感到，这种神奇技术不会被政府所见容，他借《性本恶》中主人公多克之口说：“当年他们发现迷幻药能变成一个通道，让我们看见某些被他们禁止的东西，于是政府立刻宣布这是禁药，还记得吗？信息跟这个不就是一码事么？”
虽然今日的互联网早已无法禁绝，但虚拟空间中统治与颠覆、权力与反抗的战争从未停歇。诚如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控制社会附記》(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中所言，以封闭空间为特色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ies)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控制社会”(societies of control)，是网络节点和交换机中更为隐蔽和无孔不入的监视与治理。是的，面对残酷的现实吧——当生活于高压政治和互联网防火墙内的我们还在壮怀激烈地谈论“抄水表”和“翻墙”时，斯诺登则狡黠地告诉世人，NSA现有的技术可以实现远程控制任何一部（包括处于关机状态的）手机，甚至可以全程监控你在屏幕上的输入过程并由此分析你的大脑思维！
品钦在《放血尖端》中对于互联网传奇的叙述，是从2001年的纽约春天这个历史的奇异点开始的。一方面，数月后曼哈顿的世贸中心即将在全球围观下遭受一次可怕的“去势”袭击；另一方面，纽约的“硅巷”刚刚从“互联网泡沫”带来的纳斯达克大崩盘中艰难复苏。在这段充满末日情绪的诡异日子里，两个程序员从硅谷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迷梦中醒来，开始在键盘上建立一座互联网之下的圣殿。这个基于“深网”（没错，就是Deep Web，《纸牌屋》第二季里提到的那个可以获得美国副总统通话记录的神奇玩意）的虚拟城市叫Deep Archer，它为那些无根无权的网络社会贱民（如黑客、泄密者、反全球化的革命家和恋足癖人士）提供一个逃离之所。在这里，一切的节点访问都是匿名，一切的网页链接都是随机生成，只为躲开搜索引擎的“爬虫”程序和政府机关的跟踪审查。
品钦用他特有的诗性笔调，描述了主人公玛克欣(Maxine)点着鼠标，第一次进入这个酷似纽约城的虚拟都市的情形。她起初在电脑屏幕上看见的，是“一个弓箭手站在深渊边缘，拉着满弓，朝下瞄准那无边无垠的混沌之所，等待着”。进入城市后，她发现这里不仅有火车站、街道、酒吧和教堂，而且3D设计美轮美奂，所有场景的逼真度都高得惊人。里面虚拟人物连发丝的飘动和眼皮的跳动都纤毫毕现，而且每张面容都从真人而来。用设计者的话来说，这就是印度教中的“降凡”（或者叫“阿凡达”，Avatar）——“当你从屏幕的一端进入到虚拟现实中，这不就像是人死去，然后又得以投胎转世吗？”品钦写道。当9·11事件发生之后，这里更是变成了纽约那些死难亡灵的游魂收容站，他们以虚拟的身体继续游荡在这里。
然而，对深谙互联网原罪的品钦而言，这般美好的“乌托邦”并不能真正的实现逃离，它最深刻的意义或许反而在于其堕落和幻灭。《放血尖端》中曝光的一系列关于9·11事件的跨国阴谋，不过是他戏仿美国作家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式政治惊悚小说的虚晃一枪，读者最后看到的是以IT巨头艾斯(Ice)为代理人的国家机器如何通过收买黑客和后门程序，渗透瓦解这个“深网”中的圣殿，让它“变得和阴影之下的上方世界如出一辙，从一个链接到另一个链接，将所有东西置于他们控制之下，使之变得安全、体面。”
在品钦看来，这种堕落和幻灭几乎是注定的，因为从本质上说，当我们试图对抗晚期资本主义对网络工具性的滥用时，并未能（也无法）去打破这种科技的工具性，而只是从另一个方向拥抱了这种工具性。互联网作为权力机器和抗争武器的双重意义，让那些以代码和键盘为反击手段的新“勒德派分子”进退维谷，欲逃无计。
对网络时代蕴含的这种悲剧性，批评家凯瑟琳·海耶斯(N. Catherine Hayles)有过无比精湛的总结，在著作《我的母亲是计算机》(My Mother Was a Computer)中写道：“信息之梦最初具有一种逃离的形象，但当它愈发强力地体现为一个可靠的寄居之所，它就愈发看上去不像是逃离，而是一个竞技场，在这里统治与操纵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角力。”
在移动互联网和网络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远离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接入的日常生活，我们每时每刻近乎强迫症式的点击和分享正表明，那无形的可怕控制正深入人类的肌体、骨髓和神经元——“老大哥”在不知何处的秘密机房里监控和管制着我们从网络中发出的危险思想，跨国公司在大数据的帮助下自动收集着我们的网络踪迹、预测着我们的消费行为。今天，人类究竟该如何面对这种数字化生存背后的牢笼？品钦的《放血尖端》不仅清醒地刻画了转折时代下互联网的险境，更进一步促使我们去反思信息技术的政治与人的未来。
但汉松是南京大学英文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现当代美国小说，翻译过托马斯·品钦和桑顿·怀尔德的作品。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