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网络镇压成本问题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引言：两首非著名网络歌曲
时在二〇一五年最后一个月，在中国浙江省的一个小镇出现了被纸面与网络两方面均大加称道的饭局。在该饭局上，中国互联网业的大佬级别人物聚在一起，宣示他们要在顶尖级政治权力的支持下给中国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最为狭义地说也是「乌镇，正在上演一场互联网之光」【注一】。且不论未来会否实现顶尖级政治权力与互联网大佬们的预期，仅就饭局形式而言，它更像是对一位「网络非名人」陈天石创意的模仿。
作为「八九•六四」事件经历者与异议名人（仍非网络）的陈天石，即便不是「饭醉」的唯一创意者，至少也是最重要的创意者之一。他的同题歌曲曾是我曾参加过一次的异议人士餐叙活动的齐唱歌曲之一。「饭醉」是「犯罪」的谐音，它的歌曲形式也在网络上传播过，而政治性的「犯罪」于此不再具有任何一点社会学的贬义。从行为艺术角度论之，「饭醉」也是对政治镇压的讽刺。在《饭醉》歌曲【注二】之外，还有一首同样性质的歌曲，名叫《我是谁》【注三】，是声援另一位著名异议人士刘贤斌的。
作为行为艺术的「饭醉」以通俗饭局形式出现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至于乌镇饭局对它的模仿，肯定是暗中，也不存在侵权的风险。这样的分析既不是受启于至今流行不衰的「阴谋论」（比如，网络管控当局有预设地让人们忘记「饭醉」而把乌镇饭局做成话语点），也不是将现实行为全部归入艺术化（比如，一定迫使人们联想陈天石《饭醉》歌曲与乌镇饭局含义[见本文附图]之间的可能关系），而是说，网络时代里不管信息多么义充沛、纸面载体尤其书籍的作用有多大下降，可以抽象的知识价值还是没有消失，甚至更加充分，获取也更加便易。
一、更分散化：评估偏差与认知趋势变好
对于上面较为理论化的判断，我有相当完整的个案来支持，或者说进行深度分析的微系统具有无可比拟的耦合完整性：其一，个案是放在新技术市场即网络环境下分析的，但它未排除传统权力的背景；其二，传统权力还有评估功能，但其评估的有效性必然会被置于网络舆论混溶了政治理论的评估之内，即有再评估体系存在于网络环境下。个案当中的「更个案」是中国官方的一个互联网事件——声称要超过百度之类既存同质企业的《人民日报》旗下「即刻搜查」不但没有达到超越目标，相反，还被网络舆论指为「败光了二十亿」。在耦合完整性个案中，我指出：在经济学一般意义上，北京共识是绝对失败的，「具体到『即刻搜索』，它要将在网络信息条件下几为垃圾的名人效应鉴定成红宝石。如果在管理学层面它不是一个大骗局的话，也是一场无知的完全展示」【注四】。
在此一理论总结之后不久，制造垃圾化名人效应的传统权力体系做出了「过激反应」，努力实现强辞夺理的「红宝石鉴定」。由此，体制内的争议迅速形成网络事件，尽管该事件如同此前所有网络事件一样在短时间之内自然降温。不过，正牌教授的强烈羞耻感【注五】与在读学生的勇敢质疑【注六】实质上指向了传统权力、现行政治制度体系的评估偏差问题。评估偏差普遍存在，在非网络状况下可能更加严重。具体到评估弹性上未必很大（或许小于一），但其在具体的公共项目中，社会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尚不及预计输水量的四分之一【注七】。而更加广泛存在于当下社会与政治腐败相关的利益性评估弹性，依据样本分析高达百分之二百五十八点三三（大于一，且是两倍还多）【注八】。因此，中国的政治腐败不可能依靠现有制度体系解决，达到市场出清状态。
正如陈天石的「饭醉」创意与后来的模仿者乌镇饭局之关系，未必可找到非常实证的线索以资论证那样，我所指出的新技术市场条件下的垃圾与红宝石的巨大评估偏差，未必就由兼职教授风波来资论证，但是，这两组现象足以说明网络时代的社会政治分析模式应当根本性改变。换言之，恰是网络时代的到来，评估出现了巨大的分散化趋势且以再评估方式表现，连同政治镇压它也不再如原来经历与想象的恐怖。比如说，浦志强案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网络镇压案例，判决结果背后或有「阴谋论」因素，但一些人估计的无期徒刑显然没出现。当然，我并不认为浦志强有任何罪行，相反，我还模拟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后，浦志强作为竞选人与已涉处于垃圾与红宝石评估偏差之间的前体育明星同时参选，可以肯定是一个「性别颠倒的台湾」，即前者如蔡英文人气高昂，后者则如朱立伦在无望中争些安慰。
二、不打人类：几乎没人想这样选择
网络时代的政治镇压频率确实高于非网络时代，因为人们的表达欲望出现了供给自创需求情形，而且，由于表达质量的提升及社会共振效果，政治行动能力也空前强化于个体以及微众小群体。如果做一个相对严谨的猜测，那么，应然大体如此：（一）在非网络时代里或网络尚未普及的情况下，政治镇压频率较低但所有个案力度较大；（二）在网络普及的时代或镇压区域无法物理断网的情形下，政治镇压的频率会提高，但所有个案力度都较小；（三）并非是镇压行为系统或者顶尖级掌权者颇有仁慈之心，相反，是因为网络条件下的镇压成本空前提前。以苏联制度为范本的当今制度体系不可能放弃暗杀托洛茨基的模仿冲动，也不是没有使用毒雨伞的可能，而此类极端恶劣镇压一方面是让终极指令者（如斯大林）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以致最积极的后世效仿者也会在形式上回避（如普京不会为斯大林的历史声誉辩护），另一方面是在极权主义政权倒台后会有某种程度的追溯发生，即便不是完全针对行凶者个人进行清算，一场道德追责总不可避免。一九七八年的保加利亚著名异议人士马尔科夫（Georgi Markov）在伦敦被毒雨伞暗杀案，至二〇〇八年还被英国警方调查【注九】，尽管稍后因诉讼时效之限而成为悬案。民主化后的保加利亚也曾判决销毁该案档案的前共产党政权警官入狱（十个月），并且无条件地配合了英国警方的调查。这成为人类道德进步记录中的重要一笔。
相对应，针对异议人士的毒雨伞行为受到了公众舆论（包括网络与全球纸媒）的压制，但没法排除它在权力体系（包括它的附丽体系）在有效使用，至少是较为重大的政治心理威胁。可能一位与某个重要政治集团关系密切的刑事犯人，在释放前会遭遇毒雨伞；也可能深知毒雨伞利害（而非止「厉害」）的某层级官员，为了避免亲人遭遇之而选择了自己高楼坠亡，等等。这两种猜测并非是为耸人听闻，而是说在对策成本方面，镇压体系对自己人尤其个人恩怨至深者可以采取超级恐怖措施，而对异议体系则不那么容易，要考虑不可预见成本因素。网络舆论恰恰抬高了此一成本。在此，我并没有从人的价值层面上蔑视附丽于政治权力而横死者的含义，也希望那些可能的谋杀在未来某一时刻也像马尔科夫案那样受到历史性重检。因纵深讨论与本文主题无关，不论。
回观极权主义镇压的历史，不管它多么残酷，总还有道德压力，因为独裁主义分子也不甘愿自己不打（算做）人类。比如说，托洛茨基被与马尔科夫两案，时隔三十八年，前者是被冰斧凿入后脑而立时毙命的，后者则是遭遇毒雨伞而致病身亡。即便暗杀，后者也相对文明。还有，在中国的「维稳沙皇」周永康时代经常使用的「被神经」镇压异议的不道德方式，源初是勃列日涅夫之后的苏共总书记安德波夫时期的发明（也可能更早一些），但「被神经」相对于毒雨伞也是相对文明的。这里没有为镇压者进行道德辩护的意思，而且历史文献能证明保加利亚著名异议人士马尔科夫遭遇毒雨伞是在苏联克格勃支持下而由保加利亚共产党特工施行的，但每一个终极指令者都会面临道德考虑，哪怕其政治道德标准与异议人士全无交叉之处，因为一个人甘愿不打人类是非常困难的心理抉择。「相对文明」也由此而产生。而之于安德罗波夫本人，其行为上也有基于西方策略的考虑，因「善于友好地同持不同政见者对话」而被西方媒体认为是「一位藏而不露的自由人士」【注十】。安德罗波夫在继任总书记后进行幅度不大的改革，其所主张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与打击异议人士的「被神经」之不道德方法也相悖离，但他总是在斯大林之极恶与勃列日涅夫之凶恶之后，自降了恶的程度，尽管其远非「自由人士」。
三、虚拟掌声：无从消解巨大孤立
中共国家网络镇压的政治成本水平绝不低于前苏联的特务体系，因为历史经验（不限于苏联）告诉人们：特务统治会极大地败坏一般社会道义准则（如不应出卖朋友），事实上，特务统治的绝大部分「零部件」是分散在一般人际关系如中国人所讲的「亲戚朋友」之中的。还有，作为国家权力支持的秘密活动它有很一般的负外部性。比如，在履历与证件造假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今日中共国家）的相应数量与之于人口的比例之所以远远高于西方国家，是因为前者的特务系统非常庞大【注十一】，所需合法造假虽然形式上保密，但早已为有关参与者、经历者所熟识而为自己牟利。一个特工人员看似完整的合法假履历要经过数位被告知「要保密」的人事人员操作，这些人事人员在事后也会以貌似合法的方式为自己的关系人编造履历。可以如此反推：任何一位权力体系的人事人员在编造关系人假履历方面越显得专业，就越说明他（她）经手过国家特工人员合法假履历编造的某个环节。实证逻辑仍可由前苏联的特殊案例来支持：一位拥有整套合法假履历的重量级特工（名叫伊瓦尔•米勒），「第一次穿越国境时，他的护照看上去不应当是全新的。内有许多签证和边境验章的护照能说明持有者不止一次地安全通过检查，这样就可以减少被警察怀疑的可能性。」【注十二】
进行网络间谍（特工）活动不需要上述复杂的履历造假，尤其对国内异议人士进行网络监控或采取实际的政治镇压（如浦志强案的发生），但是，网络间谍（特工）活动的基本原理也是克格勃本质。关于被称为「五毛」的低级特工人员究竟支走了多少财政款项绝对是秘密事项，但不秘密的是那些人存在，至于「自带干粮」的说法不过是个体自投的先期成本而已，总会在某一时刻赢得利润。同样，参与网络监控的乌镇饭局上的网络大佬们，不管他们个体特定场所表态多么地具有开放性质，本质上他们也只是到安德罗波夫那种「自由人士」之「自由层面」的人物。当然，时至今日，也没有任何一位做出自己不打人类的决绝定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在服务于中共国家监控的同时他们也愿意为异议人士广及网络上的激烈发言者争取一个具有「同情」含义的空间。然而，这种「同情」往往遭到拒绝，至少我以网络名人的身份做出了此种网络行为【注十三】。不管「同情」是以什么方式表现，它都是巴卡京所看到的统治末期的个体自恐心理的「翻译」——没有任何镇压施行者完全不担心日后某种程度与范围的追溯乃至全面清算，「政治工作人员中心情特别沉重。人们变得沉默寡言。担心会受到镇压」【注十四】。
之于网络世界与它存在的时代，任何镇压都会适得其反，包括强行物理断网。也不可能存在任何一位最隐秘的镇压者（指令人以及凶手）的信息处于完全安全的状态，这就是网络冷战的基本特征（——关于网络冷战，容以后的文章专门论述）。由于这一特征，《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责任法案》才具有了更准确的个体针对性【注十五】。不惟此法案有针对性，负责任的国际网络巨无霸级企业都在努力划清与中共国家网控体系的界限。比如，谷歌、脸谱、推特均未出席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注十六】。任何一个有常识观念的人都不太可能认可没有谷歌、脸谱、推特参加的互联网大会可以冠以「全球」名号，尤其是在它们受邀而未赴的情况之下。然而，即便「世界」如此残缺，中共国家还是自称「中国互联网观赢得世界掌声」【注十七】。但这里的掌声是虚拟的，因为除了俄罗斯的积极表态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热烈言辞。即便俄罗斯的表态，也只是「与中国等许多国家」的立场一致即「反对美国的互联网垄断。」
结语：不存在升级可能的模仿者身份
虚拟掌声是中国社会政治的基本生态景观，或者说中共国家的网络管控者还是以现实政治中的虚拟掌声模式来作为。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网络上的「大国」之中共国家与网络上的强国之距离是天文级别的。对于此种本质状况，在虚拟掌声之外还算有点罕见的清醒，其如跟随者与领航者身份之差异或曰升级要求【注十八】。
从一个学者与网络名人的角度，我看不到中共国家成为网络强国的任何可能，唯一可「强」之处或许是物理断网。作为怯懦的模仿者，它在政治思维上既无从与网络国际巨头可比，也无法与优秀的国内异议相比。乌镇饭局不过是对「饭醉」的一次免责盗版而已！
注释部分：
[一]参见《华夏时报》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文章《写给乌镇饭局》（作者：卢晓），第二十版〈IT〉。
[二]与 [三]参见我的评论文章《造歌者陈天石——间接感受「我是刘贤斌」运动》，可参见《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〇年八月三日转刊《议报》情形。
[四]参见我的学术随笔《耘余闲墨（三）：新技术市场粉碎传统权力》，载于《新世纪》网刊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五]参见火狐中文网•社会频道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转刊中国新闻网报道《政法大学有教授因邓亚萍受聘欲逃离：为洁身自好》（记者未详）。
[六]参见人民网•教育版块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转刊《北京青年报》报道《法大称聘邓亚萍为兼职教授符合规定》（记者：李梦婷）。报道中说：「六日上午，法大民商经济法学院学生徐恒在其个人微信公号上发出《关于中国政法大学聘请邓亚萍女士兼职教授一事致石亚军书记的公开信》一文，希望学校对兼职教授聘任制度办法、聘任邓亚萍为兼职教授的决策程序和理由、邓亚萍今后从事工作等问题做出说明。」
[七]参见《动向》杂志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号文章《知识分子集体失声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失败：一年调水量只达标百分之二十三》（作者：王维洛）。
[八]参见我的经济评论文章《「主流经济学家」胡吹「新供给」》，载于《争鸣》杂志二〇一六年一月号。在文中，我使用了一个财产转移评估案例（样本）数据，得出评估弹性，计算方式是：「资产卖出报价减去评估确价，比上评估确价减去仲裁（或审判）决定价。」
[九]参见新浪网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转刊《扬子晚报》报道《英重新调查「毒伞谋杀案」》（记者未详），亦可参见百度百科〈毒雨伞〉词条。
[十]参见王铭玉等编译《克格勃全史》，第五百二十页；王编版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
[十一]参见瓦•巴卡京著《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汉译本，非琴译），第三十六页；非译版本：新华出版社，一九九八。据该书披露，到巴卡京接任克格勃主席时，这个机构总共有四十八万工作人员。它「在所有关键性部门都安插自己的人员」，因此，「编制人为地膨胀起来，而这并没对它的工作产生任何好的影响」。
[十二]同[十]，第二百五十六页。
[十三]参见我的网文《一个苹果与三个「足以」——綦彦臣告别网易博客及乐乎》，载于我的网易博客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原发日期为九月十七日）。
[十四]同[十一]，第五十页。
[十五]参见微信帐号「zhang weigou」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转刊（发至朋友圈）观察者网消息《美国参议院通过制裁全球反人权者法案》。
[十六]参见[二]转刊者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转刊VOA报道《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家如何打造网络命运共同体》（记者未详）。
[十七]这是新华社《参考消息》报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译介的新闻标题，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十八]同[一]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报道《互联网大会：中国离网络强国还有多远？》（特约记者：黄日涵、徐磊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