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以及根据这一看法确定的出兵目的，都把波兰国家作为一个异己的对立物，放在了要消灭的位置上。
1939年9月17日，苏联继德国之后出兵侵入波兰。苏军在兵力上的优势和波兰腹背受敌的处境，使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仅用十天时间就达到了消灭波兰国家，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既定目标。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迫切问题，一是需要处理大量的波兰战俘，二是怎样把所占领土彻底变成苏联“合法”的组成部分。这两个问题之间既互相影响，又有一定的联系。以前由于苏联档案材料的限制，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过程并不很清楚。在对近年来解密的档案进行研究之后笔者感到，它们的解决并不完全是某个人意志的结果，更主要的还是苏联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作用的结果。
5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并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三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
而就处决这些波兰精英的原因，俄国学者指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借助于工作人员和安插的密探查明，大部分波兰军官和警察虽然在十分艰难的被俘条件下生活了半年多，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却并没有被摧垮。他们并未背弃自己的祖国，未背弃自己的宗教，也未背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道德价值观。苏联领导人指望‘改造’哪怕一部分穿上了军装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希望也落空了。”
苏联对战俘的最初处置措施
应当说，苏联对战俘问题从一开始就有所考虑。就在出兵当日，贝利亚致信莫洛托夫，转达了红军总参谋部提出开设8个战俘接收站和两个分配站的请求，同时建议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负责战俘接收站和分配站的守卫和解运工作。为此他请求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委员会通过关于将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并实行动员的决议。8个战俘接收站分别设在日特科维奇、斯托尔布齐、季姆科维奇、拉多什科维奇、亚尔莫林齐、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舍佩托夫卡、沃洛奇斯克等地。两个分配站是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次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防委员会根据贝利亚的建议通过的决议，自9月20日起，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
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台了处理战俘问题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组建一个专门负责战俘事务的机构——战俘管理局。彼·卡·索普鲁年科少校被任命为战俘管理局局长，谢·瓦·涅霍罗舍夫为该局政委，伊·伊·霍赫洛夫、约·米·波卢欣为副局长。根据随后制定的战俘管理局条例，它“直接领导战俘营的组建及对战俘的配置、接收、登记、关押和使用战俘劳动，制订战俘接收站、战俘营的条例，颁布战俘营关押及内部规章制度的细则和指示。”
战俘管理局在俄罗斯联邦的奥斯塔什科夫、科泽利斯克、尤赫诺夫、普季夫利、奥兰、尤扎，乌克兰的科泽利相斯克、旧别尔斯克共设立了8个关押营。每个战俘营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各部门的职能等，在9月23日颁布的《战俘营条例》中做出了规定。
在战俘营的机构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别科。它的职能是对战俘实施肃反工作。贝利亚在批准成立战俘管理局的命令里，特别强调了要在各战俘营开展肃反工作。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给各战俘营特别科下发指示，要求他们在对战俘进行登记时，要建立专门的战俘间谍案卷和侦察案卷，“对进行反苏活动、有间谍活动嫌疑、与波兰社会党、毕苏斯基分子、国民民主党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反革命政党和组织有联系的战俘，以及所有军官，都要建立履历案卷，这些案卷要登记在一个专门的簿册里。”特别科还应每月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和第一专门处提交业务报告，说明战俘营中关押战俘数目，其中军官数、宪兵、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人员各有多少，以及建立履历案卷数量、获得的谍报数量、招募的暗探和情报员数量、被逮捕的人数有多少。
可见，从一开始，战俘营中的这个机构就被赋予了特殊使命。
按照上述各营规模计算，至10月下旬，8个战俘营最多能关押68000名战俘，这与前线部队实际俘获的战俘数量相差甚大。这种情况，势必给战俘营的接收和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压力。另外，根据贝利亚9月19日的命令，各战俘营的展开要用10天左右的时间，如果再加上组建战俘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和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延误，各战俘营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准备就绪，都还是问题，这与苏军在波兰境内的迅速推进形成了强烈反差。它将给战俘营初期的战俘接收和管理工作带来诸多影响。
前线部队很快发现他们面临着由于战俘人数巨大而带来的种种问题。9月21日，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报告，由于没有准备好接受如此大量的战俘，部队无法向他们提供食物;另外，押送和看管战俘也牵扯了部队大量人力。“部分战俘由铁路从斯坦尼斯拉沃夫送往古夏京，但大部分已跑散回家”。对此他建议“政府应发出指示，将那些被俘的乌克兰籍和白俄罗斯籍俘虏在登记后遣散回家……”
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拉·福·察纳瓦也向莫斯科报告：“西部各地区聚集了成千上万逃离前线的士兵，挤满了街道，靠行动小组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把他们隔离起来。红军部队没把他们当成战俘抓起来，结果，谁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审查，波兰士兵到处自由走动。”
库利克的建议，反映出前线部队对短时间内俘虏这么多战俘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就地释放部分战俘也不失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因为，如果在作战与看管战俘之间权衡，常理上毫无疑问要优先保证前者。9月23日，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回复库利克，基本同意了他的建议：“被俘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农民如果能够出示文件，证明他们的确是被波兰人征召入伍的，可以将他们释放。”
但是此举却立即遭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列·瓦·梅赫利斯的质疑。他在9月24日给斯大林的信里，描绘了大量被遣散的战俘堵塞了几乎所有道路的情景，并说其中许多人企图前往由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其中混杂了不少军官和警察。看来梅赫利斯的信对斯大林起到了作用，因为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又下达了一道命令，撤销了两天前释放农民战俘的命令。这样，分流战俘这一途径被堵死了，数量众多的战俘在短时间内涌向苏联境内几个刚刚成立的战俘营。十几天内，一些战俘营接收的战俘接近了计划规定的容纳数额据各战俘营上报的材料，科泽利斯克营计划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到10月3日已有8843人;旧别尔斯克营计划接收8000人，10月14日已有7045人，11月16日达11262人;奥斯塔什科夫营计划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9月30日已有8731人，但分配站还要往这里送5000人。只是在营领导人一再坚持下，这批战俘才被转送其他营地。到10月29日该营已有12235名战俘。另一些则大大超过了原定数额。尤扎营原定到10月25日才能接收6000人，但在10月1~4日这里的战俘多达11640人;奥兰营原定只能容纳4000人，10月1~3日实际接收了7063人。
尽管展开各战俘营的命令在9月19日就已下达，但各战俘营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或者更确切地说，各营所做的准备在大量涌入的战俘面前变得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了。这就直接导致了各战俘营接收工作的被动与混乱。到9月底，普季夫利战俘营的战俘囚舍“还是用木板建的，缝隙没有堵塞，没有天花板和炉子”;“营内没有消毒室，战俘没有内衣”;更严重的是，由于调拨单没有发下来，“战俘的正常饮食没有安排好”。建在岛上的奥斯塔什科夫营，由于没有与岛外的电话联系，汽艇用油无法保证，因而“物资供应已经中断”;维修战俘囚舍的材料如木板、油毡、钉子等均告缺乏;全营尚缺8000条床垫，只能由国家调拨，因为“在本地组织缝制这么大数量的床垫既不可能也无材料”。
科泽利相斯克营内的许多建筑物“呈半损毁状态，窗户上没有玻璃，房顶漏水，连通铺都无法架设”，就是这样的住房也只能安排一半的战俘，另一部分战俘或是睡在夏季帐篷里，或是被安置在猪圈里。
尤赫诺夫营的许多战俘不得不在3℃~7℃的气温下，“住在凉台上、马厩里、窝棚里”，甚至“许多人连一个坐的地方都很难找到”。
为了解决住宿问题，一些战俘营因陋就简，提出搭建3层和4层床铺，索普鲁年科无奈之下同意在房间空间允许的地方制作3层床铺。
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如何处置大量波兰战俘问题需要苏联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10月1日，一个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牵头的委员会讨论了战俘问题。显然，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库利克曾提出的、一度得到伏罗希洛夫赞同的遣散士兵战俘的建议，在目前情况下不失为缓解战俘营压力的有效办法。在由这个委员会成员贝利亚和梅赫利斯会后联名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里，建议对战俘进行分类处理。他们把战俘基本分成6类，并作出不同处理：对居住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战俘，予以遣散回家;留下25000名战俘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的公路;故乡被划归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士兵战俘暂时单独关押在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战俘营，待与德国人谈判解决了他们的遣送问题后再送其回家;为被俘军官建立单独战俘营，中校到将军的军官以及军政要员，关押在沃洛格达州扎奥尼凯耶营，其余军官关押在尤扎营;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单独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拘留的近800名捷克人，以被拘留者身份一直关押至英、法与德国的战争结束，其中军官应单独安置;关押他们的是旧别利斯克战俘营。
从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上可以看到，斯大林作了几处批改。其中对捷克战俘的处理，他批改为：“释放，但每人都应立下字据，不同苏联作战”;在波兰军官战俘营的安排上，他改为“安置在南方(旧别尔斯克)”。到10月底，处理捷克战俘的工作基本完成。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统计，635名被拘留的捷克人中，553人希望经过罗马尼亚去法国，82人愿意去罗马尼亚。所有人都签字保证不在居住地参加反苏战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第二天根据上述报告和斯大林的批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又过了一天，苏联人民委员会也做出了相同的决议同日，贝利亚按照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下达了执行命令。
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苏联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体现出苏联政治制度的特征，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态度，是苏联出兵波兰目的的延伸。文件中虽然没有提出是本着“阶级原则”对战俘进行分类的，但这一原则通过在军衔上的区分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和对人们的政治属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选使用“阶级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并不具备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准确合理区分和界定的功能，但仍然被苏联政治家们用来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合理”办法，而且是很“有效”的办法。在决定释放哪些战俘和不释放哪些战俘时，对苏联领导人更有意义的，不是军衔上的差别，而是阶级上的差别。伏罗希洛夫在9月22日回复库利克时，在允许遣散的对象前特意强调“被俘的农民”，有其特定的内在含义。这种含义在当时的苏联几乎人人都清楚明白。因此，梅赫利斯并不是一概反对遣散这类波兰战俘，只是担心一些军官和其他人假冒“被征召来的农民”脱逃。可以说，到这年11月中旬被遣返回家的42400士兵战俘，某种意义上不是因为他们比那些被留下来的战俘表现“好”，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成了“幸运儿”。相反，那些被留下的军官和军政要员最终成为一起悲剧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们全都表现出特别仇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样政治制度下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的牺牲品。
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以及根据这一看法确定的出兵目的，都把波兰国家作为一个异己的对立物，放在了要消灭的位置上。在苏德两国合作共同瓜分、占领了波兰领土之后，除了先在巴黎、后在伦敦组成了流亡政府外，可以说波兰国家从形式上已不复存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为了彻底消灭这个国家，占领其领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打碎其原有的国家机器也非常重要。而军队、警察、监狱系统，正是每一个国家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保护该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军队、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构中的高级领导和官员，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核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中坚力量。消灭了这部分人员，无异于打断了支撑国家机器的“脊梁”。波兰的情况也不例外。自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波兰统治阶级历来是仇视苏维埃国家的;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员，都属于统治阶级范畴，或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过程中，与其达成了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对苏联来说，他们的危险性要比普通居民大得多。如果把他们与普通士兵一道释放回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只能给那里正在进行的“苏维埃化”社会改造，增添麻烦与阻力。
由此可见，对波兰战俘的最初处理，受到了苏联特定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这种政治观念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或是苏联领导层，而是成为教条式的行动指南。就处理波兰战俘而言，这种政治观念决定了波兰战俘的命运，并造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别。因此，谈到波兰战俘的处理，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发生在波兰战俘中的悲剧本身，并把责任简单地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而疏于研究这一悲剧与苏联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看不到这一悲剧只是苏联在处理波兰战俘上产生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导致悲剧的真正原因有更深刻的认识。
苏芬战争与贝利亚的计划
1939年11月28日，苏联宣布废除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次日，苏联召回驻芬大使，声明与芬兰断绝外交关系，不断恶化的苏芬关系终于彻底破裂。30日，苏联军队开始进攻芬兰，苏芬战争爆发。
这是苏联继9月出兵波兰后两个半月内第二次针对邻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尽管这次没有其他国家像德国那样配合行动，但苏联领导人仍然相信能在短时间内再次取得战争的胜利。有关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对芬兰抵抗能力的估计以及制订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详见由俄罗斯和芬兰学者共同编写的著作，按照常规，苏联将不得不又一次面临随之出现的大量战俘问题。为给接收战俘早做准备，贝利亚于12月1日签署命令，指定在摩尔曼斯克州、卡累利阿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和列宁格勒州境内建立9个战俘接收站;并要求尤扎、尤赫诺夫、普季夫利、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的捷姆尼科夫、沃洛格达州的格里亚佐维茨等战俘营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卡拉干达劳动营准备安置26500名战俘。
前几座战俘营刚刚把关押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波兰战俘处理完毕，接收一部分芬兰战俘(按贝利亚的命令是11000名)应当不成问题。不过，在上述贝利亚估计的芬兰战俘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批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对这些人员与普通士兵区别开来处理，正是苏联当局处理战俘的既定政策。那么把这批芬兰的“要害分子”集中安置在哪里呢?
这是贝利亚需要考虑的问题，他的选择可以有很多。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众多选择中，比较容易操作、也比较顺理成章的，是把这部分战俘集中到已有的三个专门战俘营中的一个去。因为，无论是从看管环境、管理人员配备、警卫力量、保障系统等“硬件”上，还是从管理者的经验、相关规章制度的健全等“软件”上，已有的三个专门战俘营都有其他战俘营暂时不具备或不全具备的条件。贝利亚和苏联战俘管理部门选择这三个战俘营中的一个作为将来关押芬兰“要害分子”的地点，应当是很正常的。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在11月下旬，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在对三个专门战俘营进行实地调查后，向贝利亚提出了进一步处理这些战俘的建议。战俘管理局局长先简单介绍了他所管辖的各战俘营(包括从事劳动的)波兰战俘的数量，接着讲到在释放了一部分前波兰军队士兵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非常会议作出关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归并苏联的决议后，战俘中“更加迫切希望返回故土”的情绪急剧增长，有鉴于此，他建议：“一、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非常会议的决议精神，可将在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矿山管理局劳动的战俘转为雇佣工人;预先在他们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使他们愿意作为同苏联所有工人享有同等权利的矿山工人。二、遣散一号工地的所有战俘，以各战俘营中关押的警察取而代之。这类警察共有4977人，其中30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反正迟早要让他们学会劳动。对于这些警察要加强警卫。三、应着手将关押在战俘营的军官共8980人，其中45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加以分类，以便确定哪类军官可以在何处使用。”
索普鲁年科的建议里虽然没有提到安置芬兰战俘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至少提醒了贝利亚还有这么多波兰战俘在押，其中近5000名警察“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近9000名军官有待进一步确定对他们的使用。现有的材料还无法准确地说明贝利亚当时的想法，也许这永远是一个谜了。然而，现有的材料却表明，贝利亚和战俘管理局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对关押波兰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的三座专门战俘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程度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先是12月4日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派去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侦查员斯·叶·别洛利佩茨率领的侦查组，到当月月底这个侦查组已经达到14人。
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尽快准备好该营全体战俘的侦查案卷，并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有关材料。特别会议成立于1922年，是遵循政治局的指令和决议，对案件进行最终审理的机构。30年代中后期它的作用日益突出，案件的审理都是在被告和辩护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旦特别会议做出判决，即成为终审判决，被告和辩护人无法上诉。因此，命令把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案卷上交特别会议，这就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已经决定对这些战俘要进行最后的处理了。战俘管理局对别洛利佩茨侦查组的工作高度重视，索普鲁年科于12月4日、7日和23日三次亲自指示奥斯塔什科夫营，除了“保证侦查组的工作条件并执行别洛利佩茨同志的业务指示”，“为其安排住处，必要时并提供制服”外，为防止侦查组工作期间，“营内关押的警察、宪兵及其他战俘可能有所举动及过分行为”，他还特别要求战俘营“加强对战俘的监视”，“加强营地四周的值岗及巡逻”，甚至“从战俘住所收走斧头、铁镐及其他劳动工具”。
由此可见，战俘管理局对此事丝毫不敢怠慢，它从侧面反映出这次行动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被派到奥斯塔什科夫去的工作组也同样不敢懈怠，到12月底，他们办理完成侦查案卷2000份，给特别会议发去500份。全部工作预计在1940年1月底结束。从工作人员的报告看，这项工作并不简单：“这项工作十分费劲，第一，许多战俘不懂俄语。此外，警官们气焰嚣张，因此花在一个人身上的时间有时达三四个小时。”常常“从早上一直忙到夜里3点”。
12月31日，贝利亚连续发出指令，三个专门战俘营均被涉及。贝利亚命令索普鲁年科率领1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员前往奥斯塔什科夫，其任务主要是：第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组对原波兰警察战俘案件及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报告的工作进展情况。采取必要措施改进侦查组的工作，使之能在1月份内办完所有在押警察战俘的案件”。第二，“从全部警察战俘中挑出有业务价值的人员的案件，就这些案件认真侦查，查清他们在苏联国内和国外的全部联系，以及他们所知道的当时派往苏联的原波兰情报机关的间谍”。第三，了解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特别科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10月8日命令进行的间谍情报工作情况。“注意现有情报工作的质量和据此对各类战俘的情绪作全面分析的可靠性”。另外，贝利亚还要求对战俘与营外的联系，搞好战俘营登记机关的工作，保证登记质量，战俘营的警卫状况和战俘的纪律情况等进行检查。
同一天，贝利亚命令战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罗舍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二处处长罗季奥诺夫前往旧别尔斯克，命令战俘管理局副局长约·米·波卢欣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一处处长雅·阿·约尔什前往科泽利斯克，其任务与索普鲁年科基本相同。
贝利亚如此兴师动众派“要员”亲临战俘营，目的绝不仅仅是检查工作。从贝利亚的指令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真正关心的实际上就是两件事：其一，对战俘侦查案卷和登记材料的整理;其二，在战俘中寻找和发展谍报人员工作的进展。就前者而言，侦查和登记的过程，也就是确定战俘真实身份、核实其以前的工作经历、发现和揭露战俘中所谓“反革命组织和活动”的过程。特别是后一个环节，可以为在特别会议上最终决定战俘们的命运提供“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换句话说，贝利亚要的是上报给特别会议的“材料”，至于这些材料在他规定的时间内——1月底之前整理完成时的真实准确程度有多大，那是次要的。就第二件事情而言，它与完成前项工作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贝利亚在上面的命令中都提到了他在10月8日下达的一道指示，在这道“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战俘营在战俘中进行业务和肃反工作的指示”中，规定要在战俘营“建立间谍情报网以查明战俘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并掌握战俘情绪”，情报机构要查明并特别注意一些特定人员指示中把这些人员分为9类即原波兰谍报人员、暗探机构人员、警察、狱吏、边防军人，情报人员，波兰军事法西斯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外国谍报机构的间谍，境外白俄恐怖团体成员，原沙俄暗探局奸细，混入波兰共产党的奸细，从苏联逃到波兰的富农和反苏分子。，对所有被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进行登记，为他们建立谍报档案并保证揭露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以及他们与国外的联系。
因此，落实这道指示，本身就是为第一项工作服务的。同时，还可以对已有的情报网进行检验，从而发现一些确有利用价值的情报人员，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这也是对战俘的一种进一步处理，尽管只涉及很少一部分战俘，但对贝利亚及其领导的部门来说，这项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
说穿了，这两件事就是这些波兰战俘的“去”和“留”的问题，即哪些战俘应该从战俘营中清除出去，哪些战俘可以留下来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关系到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每一个战俘的命运，这个命运在一个月内就要由从莫斯科来的内务部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员作出初步裁定。当然，最终的判决还要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但要知道，特别会议仅仅是面对整理出来的材料做出判决。
贝利亚在1939年最后一天下达的指令，已经很难说与正在进行的苏芬战争有多大关系了。就在贝利亚下达上述指令的前两天，战俘管理局向副内务人民委员瓦·瓦·切尔内绍夫报告，按贝利亚命令准备好了6个可容纳27000名芬兰战俘的战俘营，另3个营地很快也可以接收战俘。但由于现在芬兰战俘很少(150名)，因此战俘管理局请求批准只保留两个战俘营工作人员的全编制，其他各营只保留10%~20%的编制。
这就是说，为新的战俘腾出营地的问题现在并不迫切。苏芬战争也许只是一个契机，它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引起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战俘的注意，并联系到各战俘营出现的种种反抗现象，开始着手全面、彻底解决波兰战俘问题。与此相关的其他措施还有1939年12月3日政治局通过的决议，逮捕全体登记在册的原波兰军队基干军官;要求把三个专门战俘营以外的波兰军官、警察、狱吏等送往科泽利斯克营和奥斯塔什科夫营;把一批有待进一步进行侦查的战俘送往被捕地点;12月31日贝利亚命令战俘管理局第一处处长阿·瓦·季什科夫前往叶列诺-卡拉库布营，调查那里战俘罢工和逃跑事件，逮捕为首分子等。
但是，仅从贝利亚的命令中，还无法看出苏联当局准备用什么方式解决战俘“去”的问题。从以往的结果看，即便是送到特别会议的案卷，也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保全了性命。例如1938年特别会议把36865人送入劳改营，1939年送去109327人。ГАР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9414，по.1，д1155，л8。这就是说，从贝利亚向三座专门战俘营派去内务部工作人员到决定对上述战俘营中的绝大部分战俘处以极刑，这之间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需要有可以给这些战俘判定死罪的“材料”。
战俘营通报与”减轻压力“建议
其实，在整个12月份，各个战俘营就已陆续上报了一些“反面材料”。在科泽利斯克营11月份工作总结报告中专门谈到了战俘的政治精神状态，说有些军官表现爱国主义情绪，有信教和从事宗教活动的企图。旧别尔斯克营在相同的总结中报告了所查明的4起“反革命活动”：战俘们组织了“文化教育小组”和“互助会”，进行祈祷，以及诬蔑苏联等。12月7日战俘管理局就科泽利斯克营战俘巴·安·扎哈尔斯基自杀事件给贝利亚呈送一份专门报告，说他因思念家乡和家人长期情绪消沉。12月10日，据科泽利斯克营报告，他们三天前挫败了一起战俘逃跑企图，三名战俘受到惩处。此外，在扎波罗热营、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各劳动营，也都出现劳动纪律松弛，战俘逃跑，拒不出工和怠工等现象。从各种报告上看，上述事件和现象还是个别的，涉及的战俘人数不多。
但是，在贝利亚12月31日指令下达后，情况有了变化，无论是战俘管理局还是各战俘营，对各营出现的不良现象和事件的注意程度都大大提高。战俘管理局很快整理出一份“1939年12月1日至31日期间各战俘营政治思想状况中的不良现象和特殊事件”的长篇通报，列举了各营反苏情绪和言论、自杀和企图自杀事件、逃跑和企图逃跑事件以及各营工作人员情况。虽然通报中的材料都是从各营工作报告里汇总起来的，但把此类材料集中在一起，对战俘管理局来说，还是第一次。它所产生的“集重效果”，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换言之，正是由于通报不是对战俘营情况的全面反映，而是某一个方面问题的汇总，所以它在无形中就把这类问题放大了，很容易使人形成“问题严重”的感觉。1940年1月9日，战俘管理局副局长霍赫洛夫就奥斯塔什科夫营在侦查中不断发现一些战俘的真实身份指示该营领导人，要求把战俘构成方面的变化“反映在相应的登记案卷中”，并把“定性材料有改变的战俘名单”上报局里。
原来只在各战俘营例行报告中以“政治思想状况”为题出现的那些内容，现在直接换成了“不良情绪”、“反革命现象”、“特殊事件”等字眼，而且被汇集起来写成了通报和专门报告，这恐怕就不仅仅是文风上的某种转变了。它如同一架风向标，指明苏联领导人开始对哪类材料感兴趣。这种兴趣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事实证明，它与苏联当局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决策密切联系在一起。
到1940年2月中下旬，苏军在苏芬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击溃了芬军在主要防御阵地“曼纳海姆防线”上的抵抗，苏芬战争接近尾声。苏军在整个战争期间俘获的芬兰军人仅1100人，就连为芬军战俘准备的若干战俘营中最小的格里亚佐维茨营，容纳这些战俘都绰绰有余。在1939年12月29日战俘管理局的报告中，按照贝利亚的命令为接收芬军战俘准备的各战俘营分别可容纳：尤扎营6000人，尤赫诺夫营4500人，普季夫利营4000人，格里亚佐维茨营2500人，奥兰营4000人，捷姆尼科夫营6000人。显然，为接收芬兰战俘而处理波兰战俘的必要性已不存在。按说，关押在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波兰战俘可以继续关押下去了。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内务人民委员部大大小小干部在三个专门战俘营“蹲点”一个月整理出来的材料，仍然按照已经启动的程序向上传送着。看来，不管苏联当局原来是怎样设想的，自从贝利亚把一批干部派到战俘营去，对波兰战俘的处理就被纳入了一条单独的轨道，至少它不会仅仅根据苏芬战争的结果改变运行方向了。
1940年2月20日，索普鲁年科向贝利亚请示，要求给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减轻负担”。在贝利亚1938年11月25日接任内务人民委员后，给其管辖的监狱和各种集中营“减轻负担”，是他推行的一条“新路线”。1939年，在这条路线指导下，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各监狱的在押犯人数量下降了近1/3。1939年1月1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监狱共关押着352507名犯人，4月1日，下降到281891人，7月1日前为196854人，10月1日前为178258人。因此，索普鲁年科提出为战俘营“减轻负担”的建议，完全符合贝利亚的政策。在报告中，索普鲁年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将军官中的重病人、完全残废者、结核病患者、60和60岁以上的老人(约300人)全部释放回家。将家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预备役军官中没有劣迹材料的农艺师、医生、工程师与技术员、教师释放回家。据初步材料估计，这类人员可能释放400~500人。”对另一类人员即边防军军官、司法人员、地主、“波兰军事组织”和“射手”“波兰军事组织”是由约·毕苏斯基在1914年成立的秘密团体，起初主要针对沙皇俄国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后并入波兰军队。“射手”即“射手联盟”，成立于1919年，是以波兰青年为对象的军事爱国团体，受波兰国防部领导，在政治上支持毕苏斯基派。党派中的积极分子、原波兰总参谋部二处军官、谍报军官(约400人)，他提议办理好他们的案卷，“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查”。战俘管理局负责人还建议，“对这类人员的侦查，最好由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若不行，则将上述所有人集中到奥斯塔什科夫营进行侦查。”
实际上，这是又一个分类处理方案，但却不是涉及两个战俘营全体战俘的方案。被建议释放的700~800人，加上需要继续审查的人员，不过1100~1200人，只是两座战俘营人员的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战俘——主要是军官——怎样处理，索普鲁年科没有提及。也许，在索普鲁年科的意识里，军官和上述那些人员也要区别对待，前者除老弱病重者外，不在“减负”之列。
索普鲁年科的建议受到贝利亚的重视，他召来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就此事进行协商。在索普鲁年科的报告上留有贝利亚的批示：“梅尔库洛夫同志，请来我处谈谈。”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没有发现留下文字记载，但很有可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位领导人就“减负”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做出了决定。仅仅两天后，即2月22日，梅尔库洛夫便指示战俘管理局、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伏罗希洛夫州局、斯摩棱斯克州局和加里宁州局，转达了贝利亚的指示：“将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旧别尔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营中的原狱吏、谍报人员、奸细、定居者、司法人员、地主、商人及大私有者全部转押至监狱，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有关他们的全部材料都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侦查部门进行侦查。这些案卷今后如何处理将另作指示。”
次日，战俘管理局给各战俘营下达了相应指示，要求在5天之内查清上述人员的准确数目，上报人员转送的地点，并继续在营内查找相同人员。战俘管理局的指示特别强调：“将战俘转送至监狱的全部工作都应严格保密，此点务望注意。”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也没有涉及军官战俘。
把上述指定人员送往监狱，对战俘营来说当然是“减轻负担”，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不过是把他们从一个关押地点转送到另一个关押地点，并没有真正“减负”。从真正“减负”的意义上看，索普鲁年科2月20日建议的前半部分似乎更切合实际，可是贝利亚并没有采纳，而是把战俘管理局建议释放的人员也统统送入了监狱。以往的实践表明，监狱也可以进行“减负”，这里“减负”的出路无非就是三条：释放、送劳动营和处决。在无法了解贝利亚当时真实想法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仅有的材料和常理上去揣摩贝利亚下达如此命令的意图。如果他觉得这些人员最终可以释放，那么把他们转送到监狱并在那里继续侦查就显得多此一举了;如果是打算把这些人员送往劳动营，且不说没有必要非经过监狱绕一个圈子(那些现在仍在一号建筑工地和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所属企业劳动的波兰战俘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对其中的那部分老、弱、病重的战俘，也明显地不适宜。这也就是说，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对索普鲁年科建议的第一个正式反应，就已经显露出要用最彻底的方式解决这部分波兰战俘问题的意图了。
政治局的最后决议
2月下旬和3月初，战俘管理局的中心工作就是督促三个专门战俘营上报关押人员的分类统计数字和战俘个人履历登记材料。战俘的登记工作从战俘一入营就开始进行了，为此各战俘营的机构序列上还专门设置有登记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各营登记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尚不能准确、详细地反映战俘真实情况。在贝利亚1939年12月31日的指令下达后，战俘管理局“为了获得各营中关押的战俘的完整资料”，又制订了一份补充履历表，于1940年1月5日下发各营，要求为战俘逐人填写。这份表格分为5栏，除要填写战俘在原波兰军队和其他机构担任的最后一项职务和掌握的外语外，还应“十分详细地填写战俘在苏联居留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在苏联居留期间从事何种工作”;“战俘在苏联生活的所有亲属和熟人的情况”，以及“战俘在国外(原波兰境外)的情况，必须写明具体地点、起止日期及从事的工作”。在给各营的指示中强调，应特别注意后三项的填写。
2月下旬，战俘管理局连续下令，要求战俘营在近期内完成此项工作，“须知此项工作不容拖延”。
战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罗舍夫和第二处(登记处)处长伊·鲍·马克利亚尔斯基在2月27日同一天致电科泽利斯克营，要求立即上报该营在押军官的登记材料和侦查材料。马克利亚尔斯基要求把所有军官的登记材料寄来，而随后涅赫罗舍夫又要求立即派信使送来四五份已经填好的登记案卷。可见，后者比前者更急于拿到这些材料，哪怕是几份也行。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战俘管理当局准备进行处理的战俘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大。如果说在2月20日索普鲁年科的报告中，他是把军官战俘与警察、狱吏等类战俘区分开来，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后者身上的话，那么现在前者——原波兰军队军官——也被纳入了“视线”。有两个事实可以作为佐证。其一，2月底3月初，战俘管理局整理了一系列的统计材料，统计范围不仅包括三个专门战俘营的全体在押战俘，而且对军官进行了单独分类。其二，3月2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警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国界”的决定，其中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从今年4月15日起，将被镇压和关押在战俘集中营中的原波兰军队军官、警察、狱吏、宪兵、情报人员、原地主、工厂主和原波兰国家机关高级官员等的家属，共22000~25000户，悉数迁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各地区，为期10年”。
可见，无论是对待被关押的战俘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苏联当局都对他们“一视同仁”了。
上述材料说明，苏联当局在1940年2月下旬已经决定了对三个专门战俘营中的战俘一并处理。这是不是前一阶段整理出的专门“材料”起了作用，目前尚无法证明;但有了这样的“材料”，无疑使苏联当局更有理由做出对这些战俘给予最严厉处理的决定了。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作出的决议，直接导致了三个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和关押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监狱内囚犯的悲剧命运。贝利亚的信和政治局的决议几乎完全相同一处比较大的修改是斯大林把贝利亚的名字从负责审查这些案件的3人小组中划去了，并代之以副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巴·扎·科布罗夫。这样，加上原有的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弗·尼·梅尔库洛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列·佛·巴什塔科夫，3人小组中没有部级正职。这种改动耐人寻味。，而且是在同一天完成的，这说明苏联最高决策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贝利亚的儿子谢尔盖·贝利亚在1994年出版的对他父亲的回忆中申辩，贝利亚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里唯一一个反对处决波兰军官的人。因为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波兰军队的军官是反希特勒斗争中的潜在同盟者。”谢·贝利亚提出下面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即“无论在1940年3月5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的材料中，还是在其他文件中，都没有我父亲的签字。”见谢·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成都科技翻译研究会编译，群众出版社，2001，第403页。如果谢·贝利亚说的是真实的，那么斯大林把贝利亚的名字划去就好解释了。但现有的材料并没有给谢·贝利亚的观点更有力的支持。因此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信上第一个签名并写下“同意”，对这个决议如此顺利获得通过，也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此外，原件上还有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的亲笔签名;另有加里宁、卡冈诺维奇表示同意的字样。
政治局的这个决议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一、(1)对战俘营中14700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谍报人员、宪兵、定居者和狱吏的案件;(2)以及对逮捕和关押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11000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团体成员、原地主、工厂主、原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件——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用极刑——枪毙。……
执行政治局决议的行动在以后两个月内紧张地进行。战俘们的个人案卷、侦查案卷和补充履历表由战俘营送到战俘管理局，经审查合格并签署处理意见后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在这里复审，其中一部分提交给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亲自进行裁决;其余的则由按照政治局3月5日决议成立的三人小组处理。由梅尔库洛夫、副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巴·扎·科布罗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列·佛·巴什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最多时一天“处理了”1287份案卷，这使他们哪怕对案卷进行稍微细致的研究都不可能。可以想象，他们能够做到的恐怕就只有在一份份名单上加盖印章了。既然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决议，谁又能追究他们这种草率行事的责任呢?
5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并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三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1959年3月，当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谢列平在阅读了保存在克格勃的有关绝密案卷后，给当时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写信，汇报了枪毙波兰军官、警察、间谍的情况。根据他提供的数字，在卡廷森林枪毙了4421人，在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分别枪毙了3820人和6311人。另有395人未被处死，而是转送到了尤赫诺夫营。在这些幸运地被“留下”的人员中，应国家安全总局第五处要求留下的47人，应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贝利亚、梅尔库洛夫)要求留下的258人，应德国和立陶宛要求留下的66人，其中德国人24名。
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苏联战俘当局认为“值得信任的人”和“有用的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有关部门执行贝利亚1939年10月8日命令的工作成果。
苏联当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决定对上述人员实施肉体消灭呢?这是一个就现有材料还难于做出准确回答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贝利亚所说的战俘们“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他们一有机会就会“积极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等，更准确地说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当然，考虑到在此之前汇集起来的那些通报和专门材料，不能说贝利亚的话毫无所指，完全是凭空捏造。但正如前文所述，这是战俘与战俘管理制度之间矛盾的正常反应，是战俘管理体制运行当中不可避免地要显露出来的现象。因此，对三座专门战俘营的大多数战俘来说，给他们扣上这样一顶定了性的“帽子”，是不公正的。
可以说，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命运，从决定对波兰战俘实行“分类处理”的时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他们成了苏联体制下最难以信任和接受的分子。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对从波兰“收并”回来的地区进行改造的需要，都使他们对这些战俘身上隐藏着的“潜在威胁”格外警惕和敏感。苏联领导人也许一开始对“改造”这些战俘还抱有希望，因此没有在抓获他们的最初几个月就处决了他们。
俄国学者指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借助于工作人员和安插的密探查明，大部分波兰军官和警察虽然在十分艰难的被俘条件下生活了半年多，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却并没有被摧垮。他们并未背弃自己的祖国，未背弃自己的宗教，也未背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道德价值观。苏联领导人指望‘改造’哪怕一部分穿上了军装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希望也落空了。”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只能说明苏联领导人在“改造”这批不是一般意义的战俘上缺乏应有的耐心。缺乏耐心，说到底，还是信心不足。前面说过，在苏联当局与被关押战俘这对矛盾中，前者处于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战俘的抵制甚至反抗固然增加了取得“改造”成果的难度，但这不是导致以肉体消灭方式解决矛盾的主要原因。苏联领导人对“改造”这些战俘丧失了信心，对所建立的战俘管理制度能够和平地解决与战俘之间的矛盾丧失了信心，才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
当时有关部门对一些问题考虑得已经很细致了。在政治局决议通过以后，执行这一决议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3月中旬，内务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各个相关部门仔细研究了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具体过程。与此同时，三个专门战俘营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别加紧整理战俘与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囚徒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决定执行死刑人员的个人材料、侦查案卷和一份“三人委员会”之一、内务部经济管理总局局长科布罗夫制订的简单表格。这份表格一共四栏，包括姓名、被捕时间和地点、原任职和军衔及结论。其中最后一项决定着表格主人的最后命运。这些材料由各战俘营汇总到战俘管理局，审查合格后转送内务部第一专门处，第一处复审后在“结论”栏中填上初步处理意见。一部分材料提出送梅尔库洛夫亲自审查;其余材料和名单则送交给“三人委员会”。他们做出的判决即成最终判决。
被判处死刑的战俘不在战俘营执行枪决。他们将被送到加里宁、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州监狱，在那里向他们宣布判决并立即执行。梅尔库洛夫和“三人委员会”作出判决的名单向下发出一式两份，一份是给各战俘营的“发送人员名单”，一份是给上述三个州内务局的“接收人员名单”。实际上，这就是处决名单。把被处决人员从战俘营送往行刑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总局负责。该局不仅事先制订了详细的运送计划，而且在进行运送期间，该局局长米尔施坦因每天向梅尔库洛夫报告情况。上述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
从现有的材料看，处决行动在1940年4月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莫斯科派来的内务部机关领导人分别来到行刑的监狱，指挥处决行动。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布洛欣来到加里宁州监狱，与该州警备司令鲁巴诺夫一起安排了行刑过程。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局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将波兰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红角’，即这里的列宁室，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350人。……尸体经过另一扇后门抬出囚室，扔在带篷的卡车上。然后用5~6辆卡车将尸体运到梅德诺耶村附近的掩埋地点。它紧靠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别墅区。地点是布洛欣选定的，也是他从莫斯科带来了两名挖土机手。”
在哈尔科夫，战俘们被从火车站直接运到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在那里执行枪决后用卡车将尸体运到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内的第6区，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别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来的战俘有的在监狱被处决，有的则直接运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5公里的卡廷森林里被枪毙。
就这样，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囚犯，一个月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应当说，苏联当局为执行“减轻负担行动”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准备，行动当中也没有出现大事故，为此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还在内务部系统内部受到了表彰。1940年10月26日，贝利亚签发第001365号命令，给内务部中央机关和内务部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局的125名工作人员颁发奖金，奖励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专门任务”。
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的一则消息，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一批埋有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都是被人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柏林电台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坟墓中的一万多具尸体，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证。
来源：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