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三日,星期六

我所效力的金话康乐有限公司,近来的营业情况因政府的扫坏黄行动而直线下跌。董事长陈晓琳同总经理王梦麟之间的矛盾也因此日趋恶化,大有分道扬镳之势。有人透露;陈不怕王突然离职,反倒担心我这不足挂齿的行政部主任反炒鱿鱼,因为公司的行政管理刚走上轨道,我一走,公司的管理秩序势必重新陷入混乱。我不太在意人们怎样议论,却有些为公司的前途担忧。政府的政策极不稳定,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反手为云,复手为雨,让人难以猜摸,让企业难以适从。

下午三点钟,王全政打来电话,执意邀我第二天到他家吃饭。王是七八年我办《使命》社时的外围成员,《使命》被迫停刊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心里明白,王邀我去他家不会单纯为了吃饭,肯定有重要事情需要探讨,具体什么事不清楚。王新近搬了家,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只好同他约好明天下午三点钟在马王庙街上碰头。

下班后我急忙往家赶,惟恐迟了一分钟,因为妻在家等我。自九五年元月同妻结婚以来,我们一直处在相亲相爱的激情之中。每星期日的见面成了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每时每刻双方都在冲动和渴望中期盼着对方的降临。她在六枝矿务局工作,离贵阳约两百公里,坐火车需要差不多三个小时。六枝矿务局每月只有两次周末双休日,每逢双休日,妻便坐星期五晚上六点半的火车往贵阳赶。而我,自然是一次不拉地到站台上去接她。遇上单休日,我便乘坐星期六下午五点的火车前往六枝,星期一早上八点再乘火车赶回贵阳上班。这样,我们每周便有两天时间呆在一起。如此往返奔波当然很累,但我们不在乎,因为生活很充实,也很幸福。我们仿佛年青了十岁,再苦再累感觉值得,并感到前途似锦,大有奔头。尽管,我们眼下一无所有,房子是租的,仅有一间,不足十二平方米。家具嘛,除了一张假席梦思床和一个床头柜外,什么也没有,做饭都得蹬在地上。但是,我们感到全身充满活力,感到生活无限绚丽。我们常常一连两三个小时拥抱在一起,常常通宵相互倾诉衷肠。有时情愿饿着肚子也不肯彼此松开双手。

平时,我们生活得非常辛苦,每天忙完单位的事,还得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当一切收拾完毕后,往往已累得直不起腰来。妻不在家时,我的心同空旷的屋子一样,会感到茫然,什么事都不想做,连看书的兴趣也荡然无存。大多数时间我躺在床上,不开电灯,一个人静静地呆在黑暗中,尽情地回忆妻在家时的情景,直到昏昏入睡。没有妻的音容,这家显得又冷寂又呆板,甚至过于寒酸。但我信心十足,困难是暂时的,两地分居的苦恼也是暂时的。我同妻都不是懒鬼,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辛勤的劳动,不用很久就会建造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天地。何况,我们拥有爱情,拥有爱情就会拥有一切。

妻懒懒地躺在床上,她早把饭菜准备好了,正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我的到来哩。我刚推开门,妻便像弹簧般跳了起来,一边抱住我狂吻,一边在我耳畔叽咕:“等得我好苦啊!你就忍心让我一个人在这小屋里呆这么长的时间吗?”我立即表白:“下班后我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公交车站的,无奈公交车久久不来,连中巴车也不见踪影,估计是堵车了吧,现在路窄车多,堵车的事经常发生,我总不能跑步回家呀。”我故作委屈地看着妻,同时摊开双手,做出还要进一步解释的姿态。

妻不容我装腔作势,一下拉着我走到床边,指着床头柜上的碗筷说:“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好吃的。”。的确是美味佳肴,没有妻在,我是绝对吃不上这么可口的菜饭的。

晚饭后,我同妻到喷水池游了一圈,她一直挽着我的手臂,宛如一个初恋的小女孩依偎在情人的怀里。我特别喜欢她的这种娇娜样,因为这使我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满足,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我还喜欢给妻起怪名字,什么小翘呀!小堵呀!这些怪名字当然只有我和她知道出处和来由,而每起一个怪名字,我们都会因此快乐好几天。有时候,我们还会为一些本来不怎么有趣的小幽默捧腹大笑,笑得那么开怀,笑得那么豪爽,如同两个弱智儿童般肆无忌惮。

妻很温顺,很多事都由着我,不是她缺乏主见,她的精明和独立自主精神已在她平时的工作和离婚后的生活中充分显示出来了。她顺着我,主要在于她认为;凡事由丈夫做主是妻子的乐趣和享受。所以,每当我为什么事征求她的意见时,她总是说:“老公说,老公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坦率说,我一直渴望在家庭中做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然而,我的这个欲望一直被压抑了二十七年。前妻不仅是年龄比我大,更重要的是,她的天性和幼小失去母亲的生活遭遇使她从小养成大姐姐的风范。在家时她是老大,而且是父亲长年累月在外工作的老大。管理家务,照料弟弟的担子多年来一直压在她肩上。在学校她也是老大,由于读书晚,年龄比所有同班同学都大,加上成绩拔尖,组织能力强,所以,班主席、大队长、团支书、团委会书记,什么地方她总是领导,总是老大,总是管人的人,总是她说了算。久而久之,她养成了独断专横,爱发号司令的习气。不知怎么的,我偏偏撞在她手里。于是,忍气吞声地做了二十七年丈夫弟弟。当然,前妻也让着我,可那是大姐姐对小弟弟的容忍,是迁就,是爱护,越是这样,我越是觉得自己矮了一头,越觉得生活中缺少点什么

遇到秀芹后,我的丈夫欲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我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生活中的准确位置,并发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大丈夫我当得那么自然,那么理质气壮,我甚至感觉自己威武了许多。我明白,是生理和心理的满足助长了这种威武感。于是,我不在萎靡不振,不在长吁短叹,整天沉醉在这种做丈夫哥哥的兴奋和喜悦之中,并感到全身充满活力,还平添了一股敢于向困难和艰险挑战的勇气。有时候我在想,世界上的男人到底是需要生理上的满足重要呢?还是需要心理上的满足重要?在我同芹的事例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男人更需要心理上的满足。任何一个男人,倘若身边有个自己钟爱的娇滴滴的小女孩,那他就不会再有非分之想了,而且,干什么事都会劲头十足。可见,不谐调的婚姻对男人的创造力是一种束缚,反之即可激发出男人的全部潜力。

五月十四日

忙乎了一早上,我告诉妻,说下午要到一个朋友家谈点事,话未说完,妻已意识到她将独自一人呆上一整个下午。于是,小嘴翘了起来,我立即读懂了翘嘴上书写的文字,心想,王找我估据不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就携妻一同前往吧。

到了轮胎厂下车后,我才发现,我没有弄清该在哪条路口等老王,唯一的办法是;不停地在几条可能碰上老王的路口之间转悠。一小时过去了,未见老王的身影。我与妻的腰腿已走得酸痛,正当我同妻准备放弃这次拜访乘车回城时,老王奇迹般出现在大路上。他声称等得好苦,我呢,只好苦笑摇头。

王全政是个四川农民,其妹嫁到贵阳市太慈桥附近一个菜农家,王因此有了到贵阳谋生的机遇。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奋斗,他不仅举家在贵阳扎下了根,还在贵阳近郊买了地皮,修起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房子十分宽敞,上下共有八间,但家中基本上无家具可言,而且又脏又乱,时而还会迎面扑来阵阵恶臭,使人坐立不安。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主人的农民意识在这座房屋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王却热衷于我们所倡导的民主运动,从这点上看,我们不得不对王另眼看待,格外尊重。

坐下后,王说有几个朋友要见见我,还说他们早知道卢某人其事,所以很想同我交个朋友。我同王拉了拉家常,他不善言谈,对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也不甚理解。他只有一种质朴的直观认识,即民主政体一定比当前的专制政权好,民主政府一定比现政府更关心农民的疾苦,而且他也相信,自由民主最终一定会战胜专制独裁。

妻不太愿意呆在这种场合浪费宝贵时光,但她不动声色,不表示意见,一切听任我安排,可她内心的想法却从眉宇间流露出来。我也不想在王家多呆,但是,既然有朋友要来见我,就得耐着性子多等一会。我的性格要求我;宁愿别人负我,我决不负人。

四点,妻实在坐不住了,她必须立即起身赶回贵阳。回六枝的火车五点开,而马王庙往贵阳开的公交车却少得可怜,现在不走,就赶不上回六枝的火车了。每次妻回六枝,我一定要将她送进车厢,找好座位,然后陪着她直到列车启动。列车已经运行了,我仍旧站在月台上目送妻子远去,往往要到彼此看不见时,我才会依依不舍地走下站台。今天,王说的朋友迟迟不来,我只得告辞出门,送妻回贵阳赶火车。

事情就这么巧,正当我同妻踏进公交车门的时候,我看见老友廖双元同另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公路上,正迎面向我们走来。我不由分说地将妻拽下车,立在路边等待廖的到来。

相互问好后,廖把身旁的男子汉介绍给我。他叫黄燕明,三十多岁,戴着一付眼镜,颇有几分知识分子的风度。

“怎么。要走?”廖问。

“妻要赶火车回六枝。”

“既然来了,不妨多坐一会,很久没有见面了,难得一聚啊!”。廖诚恳地拉住我的手。

盛情难却,不便推辞,我只好说:“那好吧,待我把老婆送上公交车后再回来,你们先去老王家稍歇。”。

妻上公交车时,我知道她心中不愉快,她已不习惯一个人上火车了,我不想安慰她,也不想作任何解释,我觉得妻应该理解。妻的确善解人意,她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在上车后朝我深情地挥了挥手。

回到老王家,他们三人正谈得火热,谈话内容自然是有关民运的问题。

“老兄这些年在干什么?”廖未等我坐稳便开口问话。

“养家糊口”

“不想过问政治了吗?”廖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

“无从着手。学生运动被镇压已经六年了,现在全国一片沉寂,共产党的控制手段太残忍太严密,人民敢怒不敢言、敢言而不敢动啊!”。

“也不尽然,据我所知,就有人敢言又敢动”黄说。

黄的话对我触动很大,有人敢言敢动的事并非虚构,我也有所风闻。说实话,这些年来我并非甘愿寂寞,心中有一团火一直在燃烧,时代的责任感一直压在我头上,沉寂等于死亡的道理我也懂得。但是,生活的担子我一时卸不下来啊!两个女儿要吃饭,要读书,她们还很弱小,需要父母照顾,需要有人支持她们接受高等教育。八三年的那场灾难已把前妻和两个女儿折腾惨了。她们已经吃了不少苦头,心灵上的创伤已使得她们更加虚弱,她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如果再不把她们安顿好,让她们安安稳稳地读完大学,我于心不忍啊!而且,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我知道自己不是捞钱的材料,不会专营、不会投机、没有后台、没有权势,而这些都是捞钱的必备条件。多年来我一直帮人打工,所得工资仅够家人开支,生活过得紧紧巴巴,多余的积蓄都没有,就别说发大财了。那么,我是搞文学的料吗?也不是,根基不扎实、思路不敏捷,虽说曾提笔胡乱挥舞过一阵子,其实确是件挺委屈自己的事情。尽管如此,我却有颗希望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赤子之心。眼见中华民族至今仍处在贫穷落后的困境之中,当然心急如焚。我经常抱怨中国人奴性太强,抱怨人们把面包看得比自由还重要,把生命看得比民族兴衰更重要,以至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侵害时都不敢站出来奋争。后来转念一想,你自己不也是中国人吗?你为什么不敢站出来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奋争呢?你为什么不敢把自己想说的、人民想说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呢?这不说明你也害怕吗?三年的冤狱就将你的锐气搓磨掉了吗?说实话,我不是怕,我是恨自己才疏学浅,知识贫乏,恨自己能力平庸、性格软弱。我曾希望有位非凡的天才出现,然后自己义无返顾地跟着他,上刀山下火海,哪怕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然而,我的这种想法被现实证实是非常幼稚的。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权利,要靠每个公民自己去争取,国家的命运不能靠少数人去摆布。谁是天才?敢于最先站出来为自由民主呐喊的人才是天才。中国的民主运动要取得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敢于站出来呐喊的人前赴后继的奋争。无论什么人,无论你站在什么角度,只要你的胸腔中奔涌的是鲜红的血液、只要你不是唯利是图的市井、只要你还有一点正直和良心、你就有责任站出来关注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尤其是现在,洒尽热血,献出生命的学生们已经为全国人民做出了光辉表率,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高举他们的旗帜继续进行斗争呢。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人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并没有因当局的血腥镇压而中断呢?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正告当局,不要把强压下去的暂时沉默当成政治稳定。中国有十多亿人,这样的勇士应该有,比如说我,就应该有勇气这样做。中国需要非凡的天才,更需要置自身安危不顾的勇士。站出来,勇敢坦诚地告诉共产党的决策人,中国只有走多党民主的道路才能摆脱愚昧和贫困、才能大踏步跟上时代步伐、才能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大国形象。这个意念早就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如今正在迅速膨胀,致使我如坐针毡,按捺不住。也许会有人指责我的这种想法是自恃村夫之勇,是不负责任的孤注一掷。还有人甚至会谁说这种行为得不偿失,无异于自杀。人们怎样说我不在意,没有迈出这一步本身却长期困绕着我,使我陷入自责和痛苦的思想斗争之中。

我一个人呆在远离市区的农舍中冥思苦想,头脑里充塞着种种行动方案。我写下了许多有关民主、人权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号召觉醒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用行动强加一个民主政体给中国人,如同二战结束后美国强加一个民主政体给日本和西德那样。需要说明一下;我说的强加不是指暴力,而是指前赴后继的强硬态度。如同波兰的团结工会那样,不屈不饶、勇往直前,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我想得很多,想得很杂乱,但是,想得最多的还是怎样行动的问题。我深知,只要我行动,当局就会将我投入监狱,并用种种我想象不到的方法无情地折磨和摧残我。八三年我已被他们迫害过一次,其状之惨至今仍记忆犹新。但我并没有屈服,并没有如他们指望的那样一蹶不振,自我埋葬。如今,女儿们已大学毕业,她们已能自食其力,我已完成了父亲的责任,我已无所牵挂,尤其是同胡离婚后,我的内心冲动越来越激烈,《给中共党魁的公开信》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写成的。虽然我现在正被爱情和幸福所包裹,凭空又增加了一份牵挂,但男子汉岂能为区区情感所惑。我当初就在写给秀芹的信中明言:“我希望爱情和事业能够统一,但两者发生冲突时,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事业。”。因此,我在考虑献身行动时,虽为妻的感受设想过,却没有达到不能自拔的程度。

我同廖、黄等人谈了很多话,虽然我作了很大保留,心灵的碰撞却也闪烁出信任的火花。他们的激情与其说是感染了我,不如说是鞭挞着我。同时代的人思想是容易勾通的,只要你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你就不会不被当今的腐败行为所激怒、你就不会不为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所愤慨。只要你的血液还有点温度,你就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当局倒行逆施、你就不会心安理得地听凭“六四”精英们的血白流。

稍晚些,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走进屋门。他个子不高,戴着一付变色眼镜,气色不错,人挺精神,一进门便热情地同大家握手。经介绍,我得知他叫陈西,原是金筑大学的保卫科长,中共正式党员,八九年因任沙龙联谊会会长及参加学潮被当局判刑三年,出狱后豪情不减,矢志不改,仍旧非常活跃。陈同廖、黄、王还有其他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探索推动民运的办法。不难看出,陈是个很有胆魄的人。

陈的到来使我们谈论的气氛更热烈了,话题自然还是围绕着当前的民运状况。陈对我说:“八九年我被关押在省看守所,当时那里关押的大部分是民运人士,很多人经常提到你,说你七八年就站出来领着一群青年人搞民运,还创办一个综合民刊《使命》。据说《使命》是全国最先冲出来的民办刊物之一,其影响在贵阳市还是相当大的。当年你弟弟卢兆祥也因组织贵州省的工自联被关在省看,他曾经告诉我们,他的民主思想以及在”六四“期间组织策划贵州省工自联的勇气都是从你身上吸取的。你可堪称老民主战士了,不知卢兄现在还有没有激情?”

我已经被大家的情绪带回到风风火火的七八年时期。那时候,我带着一群人撰稿、编辑、刻印、甚至亲自到街上散发刊物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于是,我的血又沸腾了,我慷慨陈词:“激情当然有,别的本事我没有,但血性和勇气我还是有的。如果时局需要,如果有价值,别说站出来呼喊,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早有誓言,愿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做块铺路石,愿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为年青有志者做个表率。”

我容易冲动,冲动时不计得失,不顾后果,甚至生死置之度外。如果八九年我在北京,也会用身躯阻挡坦克前进,也会挺起胸膛接受迎面射来的子弹。当时,朋友们千方百计阻扰我进京,正是他们了解我的性格,怕我有去无回。我深知这是我最大的弱点,然而这也是我不同于市侩之处。

为了表示我的心迹和诚意,回筑后我执意邀请廖和黄到我陋室一叙,并拿出我已写好的几篇文章给他们看。尽管已是深夜十二点、尽管我只能煮两碗素面招待他们,但我相信,此时此刻的我们,心跳的频率肯定是一致的,心灵的渠道也肯定是相通的,彼此间的信任也肯定有增无减。当我送他们出门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已初步在我脑际形成。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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