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我就不大相信造反派打内战是所谓走资派操纵或坏人捣乱破坏的结果。那时我以为主要是造反派自身的问题。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参加了川大八二六总团的一场会议,听头头们讲话,讲来讲去都是在讲和红成打派仗的事。一个头头还颇有心得地说,要在政治上得分,就要善于引诱对方犯错误。这话让我很反感。我发现在一派内部,越是派性强越是受欢迎。多数人对大联合都缺乏诚意,起码是缺乏热情。他们更关心的是压倒对立派,是“以我为核心”。所以,我很赞成报上说的要克服无政府主义,克服派性,要斗私批修,多作自我批评的主张。

群众组织内战不休,毛泽东开出的药方是:斗私批修,各派多作自我批评,少讲对方的错误。毛还批评了“以我为核心”的思想,指出核心不是自封的,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这些道理看上去全对,没有人表示不赞成,可惜就是不灵验。

现在我们当然可以看得很清楚,像这样,把政治问题都归结为道德问题、思想问题,试图以道德说教或曰思想教育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本身就有极大的局限性,所以效果不彰。毛泽东号召大家斗私,可是,有哪派群众组织肯承认自己争权力、争地位是出于私心呢?不论是出于偏执狂热,还是出于把私欲合理化,一般人都会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对革命的追求和对原则的坚持。他们可以在个人的问题上承认有私心,作自我批评,但一涉及自己所属的组织和派别,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其实,群众组织这么做,正是跟共产党学的。共产党一向提倡自我批评,并将之列为自己的优良传统。但与此同时,共产党又自吹自擂,自己称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群众有样学样,各派都毫不吝惜地、大言不惭地把种种称颂之词加在自己的头上。即便在非认错不可的时候,不少人也学会了文过饰非的本事。中央首长点名批评了某派群众,这派人就会刷出大标语:“中央首长讲话是对我某某战士的最大关心最大爱护!”“我某某战士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希望!”那言外之意是,别看我们挨了批评,那正说明我们更受中央器重哩。有的自我批评更是明抑暗扬,例如,有的八二六派公开承认自己这派对内斗有责任,因为“我们对犯了严重错误的红成战士帮助不够,教育不够”。这种自我批评能否促进两派联合,其效果不问也知。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承认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之间为争夺声望而互相竞争是自然的、正常的,那么,要求他们多批评自己少批评对方未免就有些强人所难了。那不成了“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吗?所谓“自我批评有助于提高威信”一说,我那时很赞同,后来发现也不尽然。首先,把自我批评和提高威信联系起来考虑,本身就承认了一般人在决定要不要自我批评时常常要考虑到威信的增损。正如像我们平时教育小孩子说,讲真话不会吃亏,到头来他们就可能根据会不会吃亏来决定要不要讲真话。如果大家都犯了相同的过错,谁先认错谁可能比较有利。但政治组织间打内战,常常是你方攻击我方在这件事上错了,我方攻击你方在那件事上错了。如果我方承认我方的确在这件事上错了,而你方却并不承认你方在那件事上错了,同时我方又放弃了对你方的揭露批评,我方就会担心群众造成错觉,以为你方一直是对的而只有我方犯过错。这就对我方不利了。或许有人会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此话也对也不对。如果群众的眼睛从来就是雪亮的,永远都是雪亮的,天下早就太平无事了。我们相信群众有辨别力,那实际上是说,真相越讲越清,真理越辩越明。这正是要求我们不应放弃争辩,包括不应放弃对对手的批评和为自己进行申辩。照理说,在坚持实事求是地批评对手的同时,开展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也是应该的和有益的,是会受到群众欢迎的。不过,身处争斗旋涡中的人往往有不同的感觉,他们认为群众是很感性的,是容易被外在的气势所影响的,所以在政治斗争中不可太谦虚自抑,要尽量做出一贯正确、自信满满的样子,所以他们不大会接受要多做自我批评的劝告。

“斗私”这条不灵,“批修”这条也不灵。批修的意思是要群众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共同的敌人,这样,彼此间的敌意就淡了,相互间的同志之感就强了,内战就打不起来了,实现联合就容易了。简言之,批修的要旨是力图把群众关心的热点从内战转移到外战。理论上,大家都说要掌握斗争大方向,但在实际上,多数人还是对内战兴趣更大。这也难怪,现阶段和前阶段不一样。在前阶段,各派组织还热衷于在对敌斗争中互相比赛。你揪出一个大人物,我揪出一个更大的人物,你提“炮轰火烧”,我干脆提“打倒”,如此等等。如今,“共同敌人”——如刘少奇、李井泉等被中央定性或半定性,同意打倒靠边或默许打倒靠边的那些人——差不多都成了“死老虎”、“落水狗”,处于只能挨批斗而不能还手的境地,再接着打就没劲了,而且也显不出能耐显不出高明。更何况,打内战者并不承认自己是在打内战,他们总是把眼下的斗争称作新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事实上这中间也说不上有什么确定的标准。在成都地区,八二六和红成围绕着刘结挺、张西挺这两个干部该打还是该保的问题打了十个月的内战。最后中央宣布,打倒刘张就是搞右倾翻案。八二六遂成为反击右倾翻案的功臣,先前这段内战好像也就不算是内战了。

造反派打内战,辩论是手段之一。尤其是在开始阶段,两派选出能言善辩者同台辩论,唇枪舌剑,双方的笔杆子也写了不少文章互相辩驳;后来内战升级,两派坐不到一块儿了,辩论主要就成了打笔仗,隔空叫阵。一个普遍现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关心辩论和认真思考的人越来越少。另外,越到后来,双方的文章也越少讲道理,越多攻击性。八二六和红成争辩了十个月,但双方营垒中改变观点的人却为数极少。这就是说,大多数人在最初确定了自己的观点后就顽固地拒绝改变,任你对方讲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这也是造反派打内战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两派内战造成了广泛的辩论之风。那时,相识或不相识的人碰到一起,动辄就问对方是哪一派观点的,若是观点不同,每每当下就争辩起来。都说中国人搞政治把家族观念、地域观念看得太重,不过在文革中这种情况却很少见。几乎每个地方的群众都分成两派,每一派的人都可以在其他地区找到自己的同志或盟友。一家人中间,兄弟姐妹之间乃至夫妻之间也常常分成两派。毛泽东说伍修权家四个孩子就分成两派。当时有句话,叫“亲不亲,线上分”,观点相同者,即使素不相识也容易一见如故,好像真有“同是中华革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味道。观点对立者,亲友间也可能搞得很不愉快。据说,在那些两派内斗火爆之处,两口子都有为此闹分居闹离婚的。文革中,意识形态的力量空前强大。它抹煞了、压制了其他种种区别,包括民族的区别、地域的区别、宗族的区别、亲情的区别。它使得政治观点的区别成为吞没一切的区别。如果说在运动初期,政治区别还常常体现为个人身分背景的区别的话,那么到现在,则体现为观点的区别、路线的区别。对广大群众而言,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你是什么人”,而是“你是什么观点”,“你站在哪一边”。

在新形势下,群众有了选择政治观点、从而也就是选择派别归属的空间。这就增强了群众的参与感,刺激了群众的参与热情。毛泽东在视察大江南北时讲:“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就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这其实就是指群众大量地卷入了派别之争。不过依我之见,我们也不可夸大一般人在选择派别时的理性成份和自觉性。事实上,许多人在选择加入这一派造反派或那一派造反派时倒是很偶然的,很不经意的,因为先前很少有人预料到造反派会发生大分裂,会发生尖锐的观点对立,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分裂和对立会发展到势同水火的地步。我所在的成都十九中和四川大学比邻,故尔十九中的造反派从一开始便和川大八二六关系较密切,常常参加由八二六组织的活动,于是就成了八二六派。当初,大学生们下厂下乡下基层下外地煽风点火扎根串联,扶持和帮助了当地的造反派组织,后来大学生分成两派打内战,那些组织便分别依着与他们的亲疏关系而成了这一派或成了那一派。换句话,许多组织与其说是在两派内战中选择了自己的观点从而选择了自己的派别归属,不如说是依着原先的关系亲疏而无意中预先就确定了自己的派别归属,然后再按照自己的派别归属而照单收下了该派后来提出的观点。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许多单位,保守派瓦解后,部分保守派成员改换门庭加入造反派。这些保守派在选择新的派别归属时,常常不是出于观点的考虑,而是出于和本单位老造反派的对立情绪:你要是八二六,我就当红成;你要是红成,我就当八二六。

虽然许多组织、许多个人之成为某派的成员有其偶然性或随机性,但是,一旦他们以某派自居,他们就有了和某派荣辱与共的强烈感觉,他们就会把本派的胜利视为自己的胜利,把本派的挫折视为自己的挫折。当两派围绕着不同的观点展开争辩时,尽管那些观点只不过是本派的头头们提出来的,或者是本派的其他一部分成员提出来的,事先并未征求过他们的同意,他们对那些观点也许根本不曾思考过,可是,他们却不假思索地就把这些观点当成了自己的观点,顽固地为之坚持,热烈地为之辩护(当然,两派打内战提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从维护本派利益出发,所以本派的人也容易听得进去)。如果他们辩不过对方,那通常并不会刺激他们虚心反省,反倒更加固执己见。由于大多数人从派性出发,不抱有服从真理、择善而从的态度,所以这种辩论不会产生多少积极的成果。到后来,多数人干脆拒绝再听取对方的意见。那时,两派都办了不少报纸,可是它们的读者往往只是本派的群众,很少有人还读对立派的报纸。人们读报,主要目的不在于全面了解事实,弄清双方道理,从而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是为了给自己打气,强化自己既定的立场,因此它不是促成联合,而是加深分裂。通常人们都认为,在政治辩论中很难达成共识,那是因为双方立场不同,价值观不同,没有共同语言。造反派打内战则不然。照理说,既然造反派的两派都信奉同一套理论和同一个权威,采用同一套语言概念和价值标准,因此双方本来是应该比较容易获得共识的,但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

(未完待续)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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