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媒体上科隆事件后的德国

除夕夜科隆火车站前发生的事情,中文媒体大幅报道,华人争相评说。媒体的声音差不多一面倒,华人的态度也惊人一致。一面倒地“找到”事发的症结:北非难民性侵德国妇女──文明冲突、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一致“发现”乱源──默克尔和她开放的难民政策自取其咎。

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唱衰“德国社会迅速分裂”,外媒中文网传德国“掩盖事实已到了荒诞的地步,内部安全更不用说了”。异议精英径自从科隆事件解读出“难民在德国享有法外特权,强奸不受惩罚”。尤其是众多中文媒体上郑重援引的权威立场,“《纽约时报》表示:德国必须抛弃通过无忧无虑的人道主义来补偿旧日罪孽的美好梦想。德国已站在了悬崖边。默克尔必须走人,以便德国不必为愚蠢付出太大的代价”。《纽时》对盟国内政果真如此放肆“表示”?《纽时》堪称“表示”的社论,分明报道平衡而评述审慎。查此源出一则评论,题目也雷人:“德国在悬崖边”(“Germany on the Brink”),作者Ross Douthat以保守知名。这原无怪,但用“表示”偷换“评论”就不是传播而是制作和炒作了。

面对事实,这些报道的片面和评论的主观是显见的;科隆事件及其后的德国事实上不是这样,事情是複杂的。

科隆事件的“真相”

除夕夜,科隆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公众能够确知的仅是除夕夜科隆火车站广场发生了非常的情况,警方封锁消息直到新年后一月四日的新闻发佈会。那一晚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真相,只有警方逐渐公开的信息。

打破沉默之后警方最初的说法是:除夕夜科隆火车站广场聚集有近千人──北非的阿拉伯男子,醉酒群夥围堵、性骚扰和行窃女性;调查尚未开始,嫌犯尚未确认。接着一月七日曝出,科隆警方事发当晚就拘留了三十二人,调查记录在案;失职的科隆警察局长阿尔博斯(Wolfgang Albers)次日解职。到目前为止,公众对科隆事件的瞭解停留在科隆警察局一月十一日的报告:至报告之时收到举报五百一十六起,二百三十七起为性骚扰──其中一百零七起合并行窃,二百七十九起为财产与人身侵犯。联邦警察确认嫌犯三十二人(九名阿尔及利亚人、八名摩洛哥人、五名伊拉克人、四名叙利亚人、一名伊朗人、一名塞尔维亚人、一名美国人、三名德国人),其中二十二人为寻求庇护者。科隆警方确认嫌犯十九名(七名摩洛哥人、一名突尼斯人、三名阿尔及利亚人、一名利比亚人、一名伊朗人、一名土耳其人、一名索马里人、一名阿尔巴尼亚人、一名叙利亚人,另二人身份不明)。科隆警察执勤于火车站外,站内为联邦警察责任区。根据警方调查员一月二日对《科隆城市广告报》披露,那些北非人嫌犯──或有偷渡入境、庇护被拒暂未遣送、持“容忍”居留,多为警方熟知的贩毒扒窃惯犯。

嫌犯之外广场上那九百多人呢,身份为何、是否犯罪,五百多份举报处理结果如何,嫌犯处置如何,既未见更进一步的消息,也鲜有继续的追问。信息公开了,对真相的关注不再。立足于知其一点,社会开始争论,政坛开始斗争。

在政治正确之外的原因

科隆事发德国媒体失声三日,受到屈服政治正确放弃新闻独立的指责。新闻迟到三日却不是全部媒体,例如科隆地区报纸从一月一日开始一直在报道。全德知名的《科隆城市广告报》逐日多篇深入报道。警方一月四日公开信息后,不仅新闻随时跟进,并有专题节目《焦点》连续跟踪,各台电视主题各异纷争林立,有冷静的分析,也有咄咄逼人的煽情,说政治正确压倒了新闻自由是不实的。

警方信息缺席,媒体迟到三天,能否可以排它地归于政治正确下的步调一致呢?对此公共安全事件的报道,警方正式确切的消息是新闻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根据。《科隆城市广告报》的前期报道始终是在与警方的联系中和在警方提供信息的基础上。警方公开科隆性侵消息后,社交网上疯传一阿拉伯男子群夥暴力侵犯金发女子的视频,甚至为媒体引用。事后查出,视频原摄于二○一二年开罗自由广场。网路传播与严肃新闻的要求和品质是不一样的。

警方事态评估的背景

科隆市警方错在哪里,政治正确压力之下的故意隐瞒?!那样的话可就严重了,反对党非要议会成立调查委员会抖落个底儿不可。后来科隆市警察局长阿尔博斯出来道歉。一月二日警方的一份内部报告上说,因出轨行为当时警察检查了广场一百人的证件,然而无一例够上拘捕的条件。鉴于够不上法律要求的强度,在德国少有性侵行为实际上受到刑事处罚。除夕夜科隆警察的头号重任又是防止恐怖袭击发生,期间警方真收到一个报警,幸而只是有惊无险。这样背景会不会影响警方对广场性侵事态严重性的判断呢?科隆警方的判断或许错误,但是不是有意欺骗?

科隆的性侵事件之后,尽管激烈的争论,但德国的社会依然稳定而有序地运转,无论是警察、媒体还是民众和政府。一月九日星期六科隆右翼运动Pegida(反对西方伊斯兰化)反难民示威游行暴力冲撞警察、毁坏公共设施,警方被迫动用高压水龙迅速驱散了游行。一月十一日在东德莱比锡市科尼维茨区(Connewitz),近三百Pegida追随者示威游行通过Wolfgang-Heinze大街,有组织地打碎所有沿街商店橱窗,受害店家事后甚至不敢公开出来作证。会肆无忌惮挑战社会秩序和威胁社会稳定的,在德国生活的经验和现实告诉我们,是右翼;而德国社会还远未右翼免疫,随时可能重复感染;政治不正确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荒诞而危险的衍生话题─难民性侵

警方信息一经公开,离开除夕夜性侵原本,各种反应迅速升温,难民犯罪和穆斯林性侵的话题最热门。

性侵难民化。科隆性侵主角是外国人还是寻求庇护的难民,激发了社会特别的重视,从一般的民众到负责的政府官员。司法部长马斯甚至动用了“文明中断”(Zivilisationsbruch)这个词,到今天它只曾用于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菲舍(Thomas Fischer)、联邦最高法院审判长出来警告:“罪行一律要追诉并根据情节予以惩罚,没有哪些要”特别严厉“、”坚决“和”毫不迁就“。一如我们文明的莱茵兰人所学所知:追究每一具体案件及其责任,说对寻求庇护者或者外国人尤其要毫不容情,是愚蠢而毫无法律根据的。(”我们的性凌霸“(”Unser Sexmob“)《时代周刊》二○一六年一月五日)。从一般的公民男女、中产白领到前保守党的总书记,许多人分享这一基本常识,而联邦最高法院审判长的言论份外有力量。

科隆事件后,性侵穆斯林化流行起来。德国著名女权主义者施瓦泽(Alice Schwarzer)又语出惊人,这一次不是维护女权而是维护Pegida(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说绝大多数德国人完全理解Pegida的“不爽”,并且认为有道理。曾经的家庭妇女部长施罗德女士(Kristina Schröder)更绝:“暴力正当的男性标准就在穆斯林文化里”。如此,要消除性侵犯罪就必须把男性穆斯林都赶出去才可能。这样逻辑上不可避免的结论,今日德国的政治家能够面对吗?当性侵与穆斯林纠集在一起,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便心安理得地鼓吹起文化种族主义。挑衅的是雅克布·奥格斯坦(Jakob Augstein),一位记者和出版人、《明镜周刊》创始人鲁道夫·奥格斯坦(Rudolf Augstein)之子,不是左翼和激进分子,却有政治不正确的前科。以宗教和文化作为价值标准的荒谬是这个世纪的常识。

难民问题,在政治风暴和政治现实之间

默克尔开放的难民政策不仅要克服巨大的现实困难同时还面对强大的政治挑战,科隆性侵事件更是雪上加霜,虽然事情原本在性侵而非难民。政治反对派借此最后通牒再逼默克尔政策转向,封顶和关门:设定上限和关闭边界,甚至提出投入军队于边境防卫。默克尔再次拒绝了这一并不指向问题及其解决的转向之求。一月二十日,德国总统高克在达沃斯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上讲话,德国各大媒体第一时间报道了他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支持。

对于问题本身,这种转向解决无异于拒绝──拒绝面对难民问题的存在;而且于事无补:下了限关了门,德国内外难民依旧、问题依旧。实在说,攻击默克尔的炮火硝烟和难民问题的现实政治不着一毫干系,借用近来媒体上频现的一词那是歇斯底里,一种危险的政治玩火,在警察局挂号的极右翼分子正和右倾的“另类选择党”(AFD)联合起来攫取选民。

一月二十日新闻报道北威州二百余名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Eritrea)难民诉讼到行政法庭,要求迅速审理他们已经搁置一年的避难申请。荷兰难民审批作业八天,德国一般而言是三年之内。这不仅一直耗费着大量社会资源,还不可避免地会衍生种种社会问题,例如科隆事件作案的那些北非阿拉伯人,留不下又送不走,“容忍”居留不准工作,产生出种种非法行为不自今日始。对此,长期听任而无作为,是难民部门的失职。

“我们做得到,我们能够做到”,默克尔的话没有错;只是,要做才能做得到。政府部门结构性的官僚主义和惰性才是在难民问题上德国的不可承受之重。面对难民问题,缓解难民危机,需要有效而高效运行的政府。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成败,首先在此一战役。拥有和支配一个有效运行的政府部门,是国家总理的职责。如果她不幸失败,不是她的政治错误,而是对于政府和人民变化的意愿与能力的判断失误。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2016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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