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伏尔泰之前，只有以某些国家领袖的名字来命名时代的先例，到伏尔泰，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从今以后人类最高的统治权力将是思想。权仗和刀剑已经折断，再也没有别的最高权力，人民只有法律，个人只有良心。
——【法】维克多·雨果：《在伏尔泰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
一 ，一次国葬、世纪之丧
十年前，2005年12月5日，刘宾雁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罗伯特伍德詹森医院溘然长逝。 48小时内，除非洲外，世界各地近千人士组成了刘宾雁治丧委员会。该委员会连续七次发布公告，第七号公告写道：
我们深切感受到刘宾雁这个被毛邓两朝君王所嫉恨的名字，在人们心中所激起的波澜。从冰雪覆盖的北欧瑞典到花团锦簇的东南亚曼谷，从寒风凛冽的中国西部到初雪漫天的美国东岸，到处都有人在难过，在祈祷，在啜泣。我们久久思索：这个刚刚逝去的人究竟是谁？他不是伟大的政治家如华盛顿，不是常胜的军事家如拿破仑，不是杰出的思想家如海耶克，他也不像爱因斯坦窥视了宇宙的秘密，也没有发明电灯蒸汽机和电脑，那么，他怎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激起如此深刻的感情？
作家郑义指出，虽然没有仪仗队、礼炮和宏伟的宫殿，但就其在如此广泛的人群中激发出来如此强烈的崇高感，就其在中国精神史上的地位，刘宾雁葬礼形同“一次国丧，一次世纪之丧”。
刘宾雁生前曾致信中共领导人，希望回国一次，“我的要求并不高，哪怕回去打个转，亲吻一次家乡的土地 ，也就满足了。”北京当局收到信函但绝情地拒绝了。五年后，2010年12月22日冬至日，刘宾雁的骨灰在北京妙峰山天山陵园下葬，近百人在警察监视下前往凭吊。
八年后，2013年8月，《刘宾雁时代》在海外出版，共印刷2000本。作者马云龙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才子，文革中最早觉悟的红卫兵之一，因此被囚死牢，熬过毛泽东死期，得以留命。后创办中国第一份都市报《大河报》，终不见容于当局而屡遭贬黜。受刘宾雁亲友委托，马云龙息交绝游，北上南下，秘密采访数十人，几乎在地下状态完成此书。没有新闻报导、广告、新书发布会、售书签名，只有被暗中监控的一千余天。马云龙指出，刘宾雁有“无人堪比的传奇”：其右派顶戴承毛泽东“ 御赐”；革出教门，放逐海外，蒙邓小平“钦点”；流亡异国，终老不归，赖江泽民、胡锦涛“垂恩”。 《刘宾雁时代》的作者认为：刘宾雁时代，意味着重振人的尊严，呼唤人性回归的时代，恢复新闻真实性和人民性的时代。 “刘宾雁时代”不是“谵妄的僭越”，而是对刘宾雁事业与思想的公允评价。他问道：谁说只有毛泽东、邓小平们才有独霸“时代”这个大词的特权？
“时代”作出了回答。 2013年1月，《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获“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该书耗时十年，采访过300多位显赫人物，64万字，注释达80页，英文版超过亨利·基辛格《论中国》等分析国际局势的专书，获2013年度英语世界非虚构文学奖“吉尔伯奖” ，被《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等世界著名媒体评为“最佳图书”。该书作者傅高义，被称哈佛大学“中国先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继拉铁摩尔、奥森伯格、基辛格、黎安友后又一名美国犹太裔中国通。傅高义是最近一名取得某种特权，被允许可以自由穿行中国、自由采访的西方幸运儿，其著获准突破中国天罗地网般的审查体系，得以公开出版发行。交换条件是，向北京献上“独立观察和思考”，向世界介绍一个迅猛崛起的“爱好文明与和平”的中国。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纽约、东京等地举行了高规格的新书发布会，中文版50万册一售而空。傅高义交替用中、英、日文与读者和媒体交流，并预言，新上台的习近平将继续走邓小平的路。 ——《邓小平时代》就不仅“客观”描述过去，而且可作未来中国的指南。
将一位强权人物冠以时代，这种黑格尔式史观，十分投合被黑氏弟子马克思改造后的中共人士的脾味，——邓小平所作所为皆代表历史铁则与时代方向，体现不可违逆的国家意志，最大限度地代表人民利益，亦即中国历代皇帝高深莫测的无上权威：奉天承运。这是西方人对中国王权的又一次致敬，承认一种在西方早已绝迹的独裁合理性。
二，谁真正代表时代？
究竟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刘宾雁有资格冠以“时代”？表面看去，是一个荒诞无稽的问题。一名客死他乡的流亡作家，怎么可能与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巨人”相提并论？然而，适当延伸并拉开历史尺度，人们或许可以打开另一种视野，得出不同的结论，——谁代表时代，不是一个荒诞的伪问题。它是持续混淆视听达三代之久、悬而未决的真问题，也是正在显露答案的好问题。
孔孟高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鼓吹“民贵君轻”，希慕“王道”、“仁政”、“德业”，但中国自夏商周至元明清，一直交替使用帝王年号纪元，易君改元，以新元累计年代，以君主继立为历史纪年系统，演为中华君主专制大统。秦始皇一统天下，更建立中央集权帝国，“道统”——人文精神，化成天下——与“法统”的对峙从此归以皇权的绝对至尊。自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为正史，“正统”、“正宗”、“正朔”皆为帝王世袭专用。辛亥革命推倒帝制，不再延续帝王纪元，改为世界通行公历（袁世凯所创“中华帝国”年号，改元“洪宪”，名分与实质皆不合时代潮流，徒留83日短命闹剧）。 《宣统退位诏书》寥寥数语，堪称中国三千年“与天下更始”的文献，即“法统”向“道统”、皇权向民权、帝国向共和宪政的历史性让渡：
国体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恶因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清廷逊位，缘于西方近代自由精神和民主宪政东扩的世界性潮流，与中国儒家天下意识自我实现的历史意欲之现代遇合。但捷足先登、抢先呈现的，却是地缘政治携带的两大阻滞力量：受普鲁士帝国启导的日本黄种人罗马帝国和受德国一元论哲学影响的苏俄红色帝国。日本的入侵和苏俄的渗透先后夹击中国，前者摧残中国的民族生命，后者奴役中国的精神生命，其结果是中国要么参与大东亚圣战，要么追随苏俄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东方基地。日本战败，苏俄在东亚的首要目标是支持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建立列宁斯大林式苏联国家，阻止中国战后继续与美国结成联盟，亦即禁止中国向“立宪国体”过渡。战时中国，曾被正确地称为“自由中国”。若无日本入侵，中华民国将顺利作为这种历史性让渡后的新型国体走向共和，跻身世界民主潮流，对内完成现代改制，对外吸纳欧美宪政，进而调适古今，融汇中西，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日本投降，国民政府通过宪法，宣布实行宪政统一。但是苏俄的政治渗透与武力介入，再次改变了中国路向。中共取国民党而代之，马克思所创唯物一元论和共产主义宇宙观取代中国皇帝统绪而成“放诸四海而皆准之普遍真理”。一个无人料及的后果是，西欧最激进的反传统潮流和苏俄反西方反现代文明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竟然激活了本已寿终正寝的中华帝国，皇权专制主义在中国死灰复燃，——毛泽东借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魂，还秦始皇之尸。斯大林这位“社会主义阵营”太上皇在世，毛无论如何不敢僭称帝元；但1953年斯大林死，中共即全力圣化毛泽东，连《少年先锋队队歌》也进入谀颂行列：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郭沫若词）。 “毛泽东时代”显示为新式天宪正朔。 “时代”从此为红色帝国最高元首专享，任何人不能假借和蹈袭。
傅高义取名《邓小平时代》，显示传主乃继位最高法统，天然代表他统辖的空间（国家）和时间（时代）。事实上，跟秦皇汉武“视国为家”一样，共产中国发生的所有大事，无不打上最高统治者的戳印。邓小平也许是最后一名可以加封“时代”二字的最高统治者，正如“毛泽东时代”中国所有重大事件无不属于毛的私事一样，当代所有编入《新华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的名词，几乎都与邓小平有关。很难否定傅高义对中国的本质性解读，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断语仍是共产中国的真实写照。 2005年，美国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出版《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全球同步发行，“永不绝版”，但不敢称《江泽民时代》。习近平三年作为，红色帝国再次全面复辟的朕兆已为世人惊觉，识者当不以为忤。
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示，中国仍然处于它的帝王时代，至高权力不受挑战的独裁时代，处于亚洲大帝国权力金字塔时代，世界民主潮流被强力阻遏的现代极权时代，一言以蔽之，处于“一个人自由”的时代。这意味着，东方专制主义拥有超强的自我复制能力，直到21世纪，还在吸纳和窃取西方科学技术、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顽固抵御自由精神；意味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东方门徒似乎避过了俄国共产主义崩溃的震荡，诱使和逼迫中国人接受专制比自由更实惠更有保障的现代帝王统治哲学。
但是，中华红色帝国是一种历史的幻影，正如“毛泽东时代”在1976年9月9日随着其肉身死亡——毛泽东的战友和弟子们一直在等着那一天——而到点一样，“邓小平时代”在1989年6月4日那一天已提前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介乎于僭主专制与宗法血缘制的混杂统治。按吉拉斯的理论，这种统治以全面控制社会为己任，最缺乏合法性，除了不断加强暴力以掠夺人民外，已经无事可做。共产政权自始至终都必须为一样东西奋斗：合法性。它的破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其消亡时，几乎没有人感到婉惜。苏联共产党为之煎熬了74年，其结局完全合于历史逻辑。尽管苏共欠俄国人民6000万生命的血债，但俄国人民没有清算和审判苏共，因为苏联红军曾抵抗纳粹德国，并拥有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三名良知领袖，因为它自我解散，和平下台，在离开历史舞台时没有让人民流血。 ——中国共产党恐怕不能享有这种优渥的待遇。
三 ，革命的良心
撼动中共帝国江山的第一把铁锹来自斯大林死后解冻的苏联。
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启导了中国共产革命，前者拥有漫长的精神谱系，后者几乎没有继承。从拉吉舍夫开始，普希金、雷列耶夫、恰达耶夫、赫尔岑、巴枯宁、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米哈伊洛夫、索菲娅·彼得罗夫斯卡娅、亚历山大·克维亚科夫斯基、薇拉·费利波娃、列夫·季霍米罗夫、安娜·雅基莫娃、玛利亚·奥莎尼娜到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以男女贵族为主体的帝俄反对派，曾发动十二月起义、关于俄国命运的大论战、到民间去的民粹派运动、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社会立宪运动、维特和斯托雷平改革、二月革命······若非一战，俄国可能历经彼得大帝欧化改革200年后，融入西方基督教文明和现代世界。
毛泽东自诩为列宁斯大林的学生，邓小平在莫斯科呆过一年半载，但他们都隔绝于俄国革命的精神传统。对毛、邓，如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关于人的精神解放和普遍救赎的社会革命，关于真理和自由的自我实现，实在太陌生太奢侈了（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之所以让俄国付出高昂代价而最终失败，也在于他们对俄国自由和救赎精神的背叛）。
刘宾雁是中共党内极少数接受过俄国弥赛亚救世主义和贵族精神的成员，他自幼深受俄国文学熏陶，十二月党人以后一代又一代俄国精英，是他心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群体。刘宾雁通英、俄、日三种外语，四次去过苏俄，长期自费订阅苏联《文学报》和苏联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新世界》。每个星期都会从北京国际书店买一批苏联出版的小说和文学评论书籍。俄国作家诗人对人民的同情，对苦难的抗议，对专制暴政的蔑视和痛恨，那些忧郁、高贵、富于献身精神的圣洁形像，在刘宾雁道德生命和精神世界里占据着初恋情人般的不易地位。俄罗斯和苏联对于刘宾雁的影响和意义，超过中国革命自身。中共从井冈山到延安的武装造反派，刘宾雁感受到的几乎都使他反感：专制、禁锢、粗鄙、压抑、狭隘、冷漠、严酷、死板、阴暗、下流、虚伪、反人性，不自然，无信仰，鄙薄幸福，拒绝宽容、谅解、忏悔，敌视天才。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声嘶力竭地宣称新政权成立，大部分国民和知识界或无限陶醉或惊恐万状于这天翻地覆式的天下大变时，刘宾雁并无特别的激动和意外。革命胜利之于他如同呼吸般自然，——他的革命的新中国属于自由，平等，民主，人道······，尤其要富于人道，尊重个人。留待未来的，是兑现革命许下的庄严承诺。 1949年，刘宾雁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们虽然同属一个政治营垒，但在人生哲学和价值观上其实属于截然不同的中国人。
刘宾雁最早觉察到，在横贯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铁幕下，从莫斯科到华沙，从贝尔格莱德到布加勒斯特，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从索菲亚到地拉那，斯大林制度带来普遍贫穷和政治灾难。 1950年第一次踏上俄国，刘宾雁就开始置疑十月革命、苏联道路。启发直接来自他的苏联同行奥维奇金。奥维奇金是苏联文学新潮流“反对粉饰现实、大胆干预生活”的领路人。刘宾雁1954年陪同这位作家访问中国时，就读过他的重要作品，了解他对苏共决策高层的影响。 1956年刘宾雁成为奥维奇金的座上客，在这位苏联作家的客厅里，他阅读了大量读者来信。回国之后，刘宾雁第一篇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发表，接下来发表了另一篇同样引起轰动的《本报内部消息》。一年之后，刘宾雁以右派身份下乡劳动改造，带的书中有三卷三个砖头厚的俄文版《别林斯基全集》。别林斯基是一丝不苟的道德主义者，作为俄国十九世纪首屈一指的文学批评家，他不仅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推举上俄罗斯文学圣殿，还以自己充满血气的文学批评奠定了人生与艺术合一的浪漫主义文学态度、现实与历史紧密相连的写作传统和文学评价标准。 “希望从中找到文学使命问题之答案”的刘宾雁，不可能不从别林斯基的文字中受到启发。 1956年，刘宾雁最后一次踏上苏联、东欧大地，正值斯大林主义的真相露出冰山一角之际。处决贝利亚，开除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斯大林分子，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后发表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数百万政治苦役犯从劳改地和集中营回来，尤其波兰波兹南工人罢工，匈牙利人民起义，让刘宾雁最先感受到苏东“解冻”气息，在历史感上更接近苏联和东欧正在涌动的自由潮流，在精神气质上更亲近爱伦堡、札米亚金、索尔仁尼琴、肖斯塔科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萨哈罗夫、卡波查、帕乌斯多夫斯基、柯拉科夫斯基、哈维尔、瓦文萨等苏东自由灵魂。
罗素、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威尔斯、杜威等西方名流都前后到莫斯科“朝觐”，乔治•勃兰兑斯、阿纳托尔•法郎士、爱因斯坦、萧伯纳、拉斯基等也曾公开同情十月革命，赞扬列宁。因为他们没有亲身领教过共产主义的“实验”滋味。共产主义在20世纪末的退潮，主因是其实验过于血腥。但是若没有几代知识人的觉醒和抗议，这一一度席卷半个世界的潮流，不会在肆虐了近一个世纪后戛然而止。这是充满不幸的20世纪的大幸，其中有刘宾雁的心血。
虽然俄国拥有1000年专制统治，但苏俄自由精神却通向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不仅在地缘和种族意义上，而且在历史精神和社会进程上高于中共革命。瞿秋白等俄苏派退出历史舞台后，中共就沦为毛泽东等山沟造反派的禁胬，并且蓄积着向帝制复辟的顽固本性。刘宾雁代表的俄罗斯精神，天然与毛泽东们格格不入，在西方世界对中共本质至今困惑难解之前60年，就在革命内部置疑中共的合法性。
四，革命的良心
1957年的刘宾雁虽然无法预知，毛泽东、邓小平行将掀起的狂涛恶浪将把他与整个中国笼罩，但他的历史感和良知力已使他走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异端——政治反对派和“革命良心”的行列。大半个世纪中，欧洲和俄国的“温和”、“稳健派”们，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布哈林到吉拉斯、哥穆尔卡、卡达尔、贝林格、纳吉、陶利亚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在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反对革命万能，强调手段与目的一致性，警惕纪律、权威和暴力对革命的侵蚀；在可能条件下，顾及民主、法制和人道主义。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观上反对资本主义，在精神、思想和个人修养上，对西方和人类文明并不持全盘否定和彻底决裂的僵硬立场。 “革命的良心”是崇尚暴力、流言和专制的共产革命的自我矫正剂和文明防波堤。它的成员，大都是悲剧结局，从而构成现代人类的一个特殊群体。
刘宾雁在价值观、气质和人格上，是“革命的良心”在中国的天然候选人。历史表明，正是这种源于人类本性和现代普世价值的“革命的良心”，使共产主义一度拥有几乎难以抗拒的道德力量和理想光环，无数男女为之前仆后继。也正是“革命的良心”导引出有史以来最大的异端审判和同类相残。数以十万、百万计的“革命的良心”被罢黜、放逐、批斗，逮捕，处决，殃及亲友。斯大林、毛泽东们在清洗和镇压自己的“战友和同志”时，所消耗的历史能量、国家资源之不计代价，所编造的罪名、谎言之离奇荒诞，所煽动的仇恨、杀戮之变态血腥，所遗存的苦难、死亡和祸患之深重久远，在现代人类历史上无出其右。 1957年在中国由毛、邓两代暴君发动的反右运动，便是共产主义暴力和伪善本质的恶性爆发。也正是“革命的良心”变成共产铁幕从内部垮塌的力量。
1957年前夕，刘宾雁刚刚跨过“而立之年”，官拜“高干”，家庭美满，雄姿英发，前程远大。在令人艳羡的人生背后，命运之手已经悄然起动，把他推往危途与险境。
反右运动将迎来它的七十周年大祭。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刘宾雁的作品堪称经典。 《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和《上海在深思》三篇报告文学曾轰动全国，刘宾雁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文坛和新闻界名人，被称为中国社会“革新者”。近五十年后，刘宾雁回顾道，这三篇报导“成为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家的主要任务是’歌颂光明’，而不是’暴露黑暗’以来，第一次批判共产党本身问题的作品。”巨大的反响使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冲动，“我觉得我能说出前人和别人没有说出的话，我觉得中国社会好像在期待我的作品，我必须用自己的笔刺破和扫荡长期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某种烟雾，它压抑着人们的创造精神，并使人们的视野变得朦胧起来，把似是而非的东西看作真理。”
刘宾雁在1957年前的全部文学创作，集中在下述主题上：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发出告诫，警惕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出现，防止官僚主义、特权思想、“把中国的全部事情都管起来”的自大狂以及对人民地位、权利的真实确认。但他还没有对毛泽东本人和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动摇。相反，他对毛泽东寄予希望，认为后者会用扩大民主（《论十大关系》）和鼓励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避免斯大林滥用权力，违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悲剧。他甚至直接致信毛泽东，引用古罗马哲人的话告诫毛泽东保护中国人的自由和民主：“为了取火，免不了生烟，聪明人灭烟而取火，傻瓜则把火与烟一起扑灭。”1957年的刘宾雁“实在是太痴了，太相信毛泽东了，因而根本不会猜疑上海和全国正热热闹闹展开的鸣放不过是他一手制定的’引蛇出洞’的政治大阴谋，一个大陷阱正在我脚下张着大嘴！”
无论党内党外，比刘宾雁资历更深，声名更显赫，才气更逼人者何止千万，而刘宾雁成为了天字第一号右派，历史影响最久远的右派。他似乎生来领有一项义务：触怒偶像，冒犯独裁者。他身材魁梧，贵族式的仪表，硕大的头颅，饱满的天庭，挺拔笔直的鼻梁，声调浑厚宏亮。更致命的，他是一只自由之鸟，对一切生命的奇迹怀有恋人般的爱慕，在其潮起潮落、大悲大壮的坎坷人生中，跳动着一颗天生内向、忧郁、极富感受性、诗人般的心灵。这种美善的诗人气质一旦朝向人世社会，就必然冲撞现实中的黑暗、压抑、专横和虚伪。刘宾雁的恶运甚至常常起于他的姿态、气味、手势、眼光、语音······。 1957年，催促他疾步于中国历史舞台中心的，当然不只是这些个人的原因。刘宾雁有意无意间投入中国命运的漩流，撞进血泪汹涌的的历史大辩论中，其核心问题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
1957年，带给刘宾雁一生坎坷的起点，还赐予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与毛泽东结缘。刘宾雁从青年时代起，就“不喜欢党对人的过于严酷和不必要的干预与压抑，不喜欢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那套舞文弄墨的做派、虚张声势、云雨翻覆的手法，与刘宾雁从马克思和俄罗斯那里感领到的深刻、庄严具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就在1957年，毛泽东擅自在刘宾雁的作品上作出批示（这种“御笔亲批”式的任意图鸦，是中国专制传统中最令人喷饭的劣迹之一）：“有人（刘宾雁）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毛的判断很准确，与那些曾跟随中共颠覆中华民国而一度享有特权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不同，刘宾雁代表革命自身的道义和承诺，完全不带个人私心杂念，在中共统治集团眼中，这是更危险的大逆不道。
按照毛泽东们的标准和1957年中国社会的政治逻辑，刘宾雁确实无愧于一名“极右派”。从精神与权力的关系看，后者从来不是后者的对手（前者拥有整个帝国，后者孤身一人），前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后者（囚禁、放逐、处决），而后者历经磨难后获得的荣耀却常常使前者黯然失色（伏尔泰与路易十五，雨果与路易•波拿巴，托尔斯泰与亚历山大三世，索尔仁尼琴与勃烈日涅夫······）。刘宾雁与毛泽东在1957年的结缘，虽然不是他文学创作的特别荣耀，却是他肩负历史重荷和时代良知这一非凡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此，他头顶毛泽东加予的恶谥，熬过来了，——他的使命刚刚开始。
无论如何，刘宾雁在1957年被毛泽东们击倒在地，毛泽东从此成为中国的宙斯，而刘宾雁从此成为中国的安泰。 2004年2月27日，刘宾雁在其八十寿筵上回顾人生时，还感谢1957年，否则他将完全虚度一生。刘宾雁在1957年从毛泽东手上领到一张贱民通知书，同时从历史那里获得一份特别许可证。他将不再以统治者一员的地位，也不再以纯粹的“革命良心”的名义，而是以一名被逐的异端、受罚的囚徒的身份，重新体验、领悟生活，重新观察、沉思中国。 1957年是刘宾雁的噩梦元年，他还发现自己“爱幻想、有几分怯弱”的天性中，原来珍藏着另一种品格，足以支撑他面对一切不测、横逆，在他从人生悲剧的序幕中，立下了贯彻始终的人生信条：在毛泽东们面前，刘宾雁“并不认为自己有罪”，甚至“并不认为自己失败了，更不认为这次失败是永久性的”。
1986年，中国知识界文学奖新闻界已开始对1949年以来历史进行反思，并与中共新权贵展开较量，刘宾雁走在最前面。该年年底，三名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刘宾雁、方励之、许良英向几十名前右派发出“1957年反右运动学术研究会”通知,呼吁对1957年反右政治运动展开公开讨论。之前，刘宾雁在天津、南开等大学发表演说。他列举和分析了当代中国十个方面，对1957年反右运动作了特殊说明：
195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不是打了几十万或者120万、200万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机遭到一次致命的──假如不是说是毁灭性的──摧残。同年9月13日，他在黑龙江大学发表演说，恳请年轻一代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
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出悲剧本身是闭幕了，但余音绕梁啊！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啊。绝不是什么思潮、什么风。而是实实在在的、铁一般的、物质力的。请问在座的同学，你们对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知道多少？知道中国打了多少右派吗？用什么手段打的吗？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它和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关系？
没有人告诉你们，这是一个禁区。 1981年就有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最近写的很多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就是无可厚非的吧！马马虎虎，还可以；无需追究责任，还可以。但是今后哪，还是少写为佳。
这纯粹是妄想！有哪个人的意志决定历史的进程呢？没有任何个人。反右派运动恐怕要写上五十年！
刘宾雁不仅在鞭尸毛泽东，也在挑战邓小平。 “大右派”钱伟长把《通知书》上交，引起邓小平震怒，并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最终导致1989年全国范围的民主抗议浪潮，以及天安门六四镇压。钱伟长此后官拜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晋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刘宾雁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并放逐海外，——1957年中国知识界与中共的较量，以一场血腥镇压收场，刘宾雁继续以抗争和受难者身份独对历史。
刘宾雁指出，一代知识分子的衰亡，一个“极左”阶级的兴起，这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全部内容。一批又一批打手、投机分子，结成一个新阶级，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这场较量，还在继续。即使还需50年甚至100年才能见出分晓，人们也不应忘记刘宾雁的开拓之功。
五，极左阶级的公诉人
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极其突出的现像，是中共“极左”势力的得逞。它长期困扰着中国人的历史进步，在整整一个时代成为中国占尽优势的力量。
“极左”力量在当代中国的强大存在，固然是多种历史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它自身的异常罕见的历史禀性却是任何其它历史－社会因素都不具备的。中国人曾经在几次与“极左”力量的较量中失败，又有几次错过了战而胜之的机会。薄熙来在重庆的表演，习近平在全中国的继续，表明中国仍然为“极左”势力所宰治。
“极左”力量是一种相当复杂而特殊的历史存在。它既显示为一条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路线，又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和经济分配制度；它既滥觞于中国专制传统制度，又与西方哲学、政治思潮有关；它既是中国历代、尤其最近一次大规模农民造反的现代继续，又是斯大林型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版。它的种种表现形式，诸如党同伐异、唯我独尊、偏执疯狂、残忍奸诈、拒绝演变、鄙视生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无忏悔之心、决无宽容之度等等，几乎集中了人类的一切丑恶。用刘宾雁的话说，“极左路线在中国的核心，就是对人的漠视，对人的摧残，对人的冷酷。”(1986年在南开大学的演讲。)“中国那条极左路线，它的特点就在于它对人的轻视，对人的践踏，对人的侮辱和对人的猜疑，它把人不当人！”( 在安庆“法制文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这是刘宾雁对中国的一大发现。 “极左”路线从备受恩宠、备享殊荣到退避三舍，很可能是一种历史的花招。刘宾雁把极左力量对人的否定公诸于众，能够思维的中国人立即懂得了许多东西。 1986年，中国社会山雨欲来，刘宾雁独自北上南下，呼吁国人警惕极左卷土重来：
极左路线，中国的极左路线，跟外国的极左路线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掌权的，掌权的极左，又是东方的国家，它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轻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这个事情，毛泽东早就总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简单说：不把人当人。 ······极左路线把人变成了非人，把应该享受自由的人变成了没有自由的人，把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了所谓驯服工具，把人变成兽。这个过程，就包括人的内心，中国民众心里良心的消失。一种忏悔心情的消失。作为人的特征的许多东西，独立思考，信守诺言，······良心消失了。 ······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为美德。 ······在这个基础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惧，对暴力的恐惧，对权威或者叫领导的恐惧。明明是在那里大行不义，但是我们可以袖手旁观，我们可以退避三舍，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毁灭掉。 ······所以我说左的核心，中国的左，东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这里，刘宾雁的理论还不具有逻辑的完备和论述的严谨。但这丝毫不妨碍人们更深入研究极左问题的起源、形式、影响，去抵御中国最大公害——极左。
亚里士多德是欧洲最早把西方和非西方的政治组织形式加以系统区别的学者。在《政治学》中作了如下说明：
还有一种君主政体，它在各野蛮民族国家中常常可以看到，并与专制制度极为相似，但它是合法的和世袭的。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更富于奴性，亚洲野蛮民族又比欧洲蛮族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并不反对专制政府。这样的蛮族王制具有僭政专制制度的性质，因为它的臣民生来就是奴隶，而且它的王族也没有被推翻的危险，因为他们是世袭的和合法的。
专制君主既然把臣民视为奴隶，也就合法而世袭地占有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自由和能力。
专制制度是幅员广大的帝国唯一适用的政治形式。孟德斯鸠曾经在借亚洲专制政府形式攻击他担心出现的法国专制制度时写道：
一个大帝国的先决条件是统治者个人必须握有专制的权力。君主的决定必须迅速，这样才能弥补由于要把这些决定送到遥远地区而耽误的时间。必须造成一种畏惧，以使遥远的总督和官吏不致玩忽职守；法律必须由单独人个人做出决定，并必须随着国家之愈来愈扩大而不断增加的偶然事件经常变更。
在西方，一种政治倾向政治派别的“左”，与政治上的对立面──“右”，是近代欧洲立宪政治和初期工业发展的产物。 “左”和“右”作为政治派别产生于拿破仑之后的法国。一边是自由党人，一边是保皇党人，19世纪70年代，这一表述方式在整个欧洲大陆被普遍采用。
“左”作为一种历史现像，还可以追溯到早期基督教内部正统教义和“异端”之间的冲突。这种对宗教教义有不同解释的“异端”可以看作一神教和怀疑主义之间的冲突的产物。基督教神学为了维护日益萎缩的权威，对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塞维斯特、卡斯特利奥等著名“异端”进行的审判和迫害，开创了欧洲宗教迫害的先例。欧洲近代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危机和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恐怖专政的消极影响，使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型社会革命大多充满强烈的对立和冲突。但是，直到1905年列宁把俄国波格丹诺夫集团称为“左派”时止，欧洲政治史上，“左”、“右”的分野都只是一种广义而模糊的政治分类标准。十月革命之后，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嘲弄托洛茨基分子拉柯夫斯基时，才赋予“左”以狭义的内容：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一个孟什维克集团会比布尔什维克还左呢？反对派是右派，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从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以及政治态度、政治风格出发，?可以对“左”、“右”作这样的概括：凡是绝对相信人类某一部分人理应且能够拯救全人类，不惜采用任何方式为之努力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其中不允许任何约束，主张为其信仰可以使用强制和暴力手段，拒绝任何不同思想、作任何妥协的，是其极左派；谨慎地看待共产主义运动与人类全部历史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内容，在革命目标和具体方法发生冲突时，不会无条件地为目标而滥用手段，是这个事业中的“右”派；其中因共产主义实践过程中的重大失误而与之决裂并站在这个运动对立面的，是极右派。
极左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几乎涉及当代史的一切方面，对它进行历史的、彻底的批判，是中国理论界和所有希望中国进步、希望根本改变自身命运的人们共同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一场真正的变革不能回避的最大历史难题。
刘宾雁提出“极左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否定”。这是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问题的鲜明的时代、阶级、意识形态特征。 1986年，刘宾雁指出：三十年来所以发生种种历史的逆转，很重要的一条是迷醉于几个幻想：社会主义是绝对完美无缺的社会制度，它只要建立起来，就不会有什么缺点；第二点，共产党绝对不会犯错误，永远不会犯错误；第三个，马列主义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印在书上的东西，永远是真理；第四个，特别重要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和资本主义一刀两断，一根血管、一根神经都不能连在一起，凡是那几百年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不能够予以承认，更不能接受。
在根本的意义上，极左是中国式共产主义的本质，中共赖以存在的支柱，中国当代不幸的总根源，它是纠缠并吞噬中国的荆棘和蛇蝎。
刘宾雁在他第二次被开除前的最后一篇报告文学《未完成的埋葬》中，把中国人分为两类，说他们之间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在黑龙江大学演讲时他也提到这种分类：“我领悟到一个真理，就是有点良心的，讲点科学的，有点人道主义感情的人，一贯地倒霉；没有良心，搞虚夸，一方面非常保守，同时又非常善于搞虚夸的，坚决反对人道主义的，这样的一些人，一贯地吃香。”这两类人中的一类，已经结成一个极左阶级了。刘宾雁预言，极左阶级将长期占据中国权力中枢和社会核心地位，中国人与他们的较量将异常艰难而激烈。
从1979年到1987年，刘宾雁承担着一项任务，审判“极左”阶级。超越当时语境，就是审判共产党、尤其掌权的共产党和它的意识形态及其赖以存在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制度曾把它们真正的性质隐瞒了很长一段时期，现在，人们都知道，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有一个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新阶级。按吉拉斯的定义，这个新阶级不仅是新兴的独裁和专断的官僚政治，而且是一个享有垄断性所有权和具有广泛剥削性的犯罪集团。共产党政权所倡导的改变，首先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它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人民控制得最全面的一个阶级。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最缺乏真知灼见的阶级。在大权独揽后，这个新阶级除了加强其暴力统治并洗劫人民外，就无事可为了。这个新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当它退出历史舞台时——这一天是必然要到来的——人类对于它的逝去将比对以往其他阶级的逝去更少有惋惜之感。
苏联、南斯拉夫和东欧各国的历史表明，共产党新阶级的兴衰，就等于共产党国家的兴衰。但中国共产党新阶级确实具有它的东方特点，它根本上“不把人当人”，它用领袖、党、国家、政府、军队盘剥并压迫人民，公开把人民贬为脚手架、工具，反而造成一种后果：一旦给人民一点权利和好处，就为自己争得一次统治合法性，并让人们感恩戴德。
刘宾雁曾深入思考过苏联和东欧，但他没有条件系统研究过其“新阶级”和中共的“极左阶级”之间的异同。即便如此，他依然在自己的文字中留下对极左阶级的分析，成为这个新阶级最无畏的公诉人。
六，大颠倒：权力与金钱结盟
22年政治贱民生涯后，刘宾雁锋芒弥坚。 1979年，刘宾雁在《人民文学》发表《人妖之间》。
在一次公开演说中，刘宾雁披露《人妖之间》的过程和宗旨：“我离开了这个场地（中国官场），受不到它的感染，于是，当我1979年从大梦中一觉醒来的时候，我对一切就保持了新鲜感······，二十几年不动笔了，为什么偏偏由一个我这样的人去写一篇《人妖之间》呢？我觉得我应该把它告诉我的同胞，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回顾起来，这几年我做的事情，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断地向中国社会发出信号，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唤起社会，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注意中国面临的某种危机”。
《人妖之间》的发表，是当代中国文学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人对当代中国的艰难发现。刘宾雁首次揭示了中国社会三十年历史中一个惊心动魄的缓慢演化成的事实：人民权力正处于历史性的异化之中，刘宾雁称为 “大颠倒”。这种颠倒，不是通常的历史偶然性和个别人物的沉浮或某个特殊时期的混乱，不是社会“辩证发展”的合符历史理性的常态，它是一种根本性的、一经形成就异常强固稳定的颠倒，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全面异化。无论在黑格尔或费尔巴哈，还是在马克思那里，主体外化为异己力量，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最好的实例。不同的是，在中国，代替“绝对观念”、“上帝本质”、“劳动”等一般观念范畴的，是作为历史最高形态的国家权力的异化，它是一切异化现像的制度性综合。它的异化一经完成，就必然反过来按照权力异化的本质规定和制约一切事物的发展，把权力及其结果所蕴蓄的全部异化了的功能和效应实施到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和每一环节上。
中国文学、思想界将一次又一次地在刘宾雁对当代中国的发现中进行描述和研究，而刘宾雁本人的文学创造活动也因此确立了自己的基础。 “刘宾雁风格”将长期独立于中国文学界，他本人已成为这个国家最坦率最严厉的“无冕之王”。
把自己恢复正常权利后第一篇文章取名“人妖之间”，偌大中国，仅刘宾雁一人。在末尾，刘宾雁竟然厉声呼吁：人们啊，还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这使刘宾雁跟整个中国社会拉开距离，拒绝参予“新长征”，“向前看”。可以想像，在新统治者眼里，刘宾雁是何等狂傲不羁的人物。犹如一块巨石，《人妖之间》把毛泽东死后虚假团结的中国社会砸开一道裂缝，亿万中国人，争先恐后阅读，前所未有的震撼北京，波及全国。
高尔泰指出，“如果说西方美学的诸流派要比我们的文学评论更科学些，那我愿意指出，无论是唯美主义的佩特还是未来主义的马里内蒂；是意识流派的詹姆斯还是表现主义的布莱希特；是超现实主义的布勒东还是新小说派的葛利叶；是结构主义的弗拉核还是语义学派的瑞恰兹，都不能说明，为什么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以马蒂斯式的粗线条而能如此以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撼着亿万人的心灵！”(高尔泰：《美是自由的像征•为“社会学的”评论一辩》)
直到今天，《人妖之间》发表37年、作者本人去世十年后，我们还如此震惊、也如此无奈地面对一个空前异化，全面腐败的中国社会，一个无限权力与巨大财富结成的“神圣联盟”，一个挑战人类文明和世界秩序的腐化帝国。王守信的信徒几乎占据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一切领域的要津，——人妖之间竟演成魑魅魍魉之国。
眼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历史、文学、艺术殚精竭虑所欲突破的，不就是这个人妖颠倒社会，一切都没有脱离刘宾雁当年的警告：人们啊，还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
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