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1

林徽因(1904-1955)是中国现代著名建筑学家和文学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被同时代的胡适等大家誉为中国一代才女。原名林徽音,因三十年代有一男作家名林微音,为避免混淆,更名徽因。林徽因出身名门,其父林长民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政治外交家和思想开明的新事物探求者,曾任国际联合协会中国分会总干事——徽因便是在父亲为国联事务常住欧伦时于1920年陪同父亲在英国结识著名诗人徐志摩的。林长民官至黎元洪政府司法总长。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林受邀为“东北国民军”政务处长,后不幸在军中为流弹击中身亡,年49岁。时徽因与未婚夫梁思成正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27年思成和徽因毕业于宾大,1928年3月二人举行婚礼,随即转道欧洲回国。

一、毕生事业:建筑和文学

30年代初,林与夫婿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从三十年代初至中日战争爆发,期间他们走遍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勘察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并写下《中国建筑史》专著和有关建筑方面论文、序跋等二十余篇,如《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徽因很早就罹患肺结核,但为更好地保留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精髓,她不顾自己病弱的身体,与夫婿和事业伙伴梁思成一起辗转于乡间,奔波于山西、河北、山东、浙江15省的古文物建筑作艰辛的考察,“不要忘了,她肺、肾俱损,可是在照片上我看见她趴在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梁架上,站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一座”经幢“侧的木架上;沈阳北陵、山西大同云冈,陕西跃县药王山药王庙、山东滋阳兴隆寺、河南洛阳龙门、北京香山,15省份200县2000座古建筑,她踏访大部;有一幅图片两人一同倚坐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屋顶上,1936年的林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工作艰苦而充满兴味,徽因与热爱的事业热爱的人一起总是生机勃勃地,感染着身边的人,难怪同事莫宗江会对这样的野外调查发出赞叹,‘看上去弱不经风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何向阳《怀念林徽因》)

在文学方面,林徽因一生著述涉及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不同题材,其代表作诗歌《你是人间四月天》、《那一晚》,小说《九十九度中》等。“再没有看过比《悼志摩》更好的怀人文字了,在对诗人人格的解释里其实不正说着自己类近的品质——纯净、认真、虔诚、善良、人性与不折不挠非坚持到底不可的理想主义;也再难看到《旅途中》这样文辞干净的诗了,‘我卷起一个包袱走,过一个山坡子松’,真是要把一场人生都放在里面了。这两条路,如经纬来去,交互织着,‘生命早描定它的式样’么?薄弱的身体加之无止的颠簸奔走劳顿与她争夺着时间,死亡呵,她已见了太多,友人的,亲人的,最后是自己的,医生也要大大惊讶了,她与疾病争夺了10年,正是这生命的最后争来的10年,使她为新中国做了一个知识分子该做的一切。生命己到秋天,红叶的火总要燃着的,哪怕流血般耗尽生命,也要去做,谁又能挡住一个情愿。”(何向阳《怀念林徽因》)

“生命记载了它最后的三次拼搏:第一次是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她是梁思成,莫宗江、朱畅中、汪国瑜、高庄等同志组成的清华国徽设计小组中惟一的女性,绘图、试做、讨论、修改都在病中完成,定稿图案下的说明辞中林徽因写下了‘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一行字,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召开并在毛主席提议下全体起立鼓掌通过梁、林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时,她已经病弱得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第二次是抢救景泰蓝,这个代表中国艺术高成就的国宝工艺就是在她的带领下,发现、发掘、设计、制作才在新中国不致失传而发展壮大的,她带学生,跑工厂作坊,谁能相信这时的她已是肺布满空洞、肾切除一侧、结核菌已到肠而一天只吃二两饭只睡四五小时觉的人呢;第三次拼搏是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主要承担纪念碑须弥座装饰浮雕设计,这也是她生命最后的英雄乐章。”(何向阳《怀念林徽因》)

二、佳偶天成——事业同道和生活伴侣:梁思成

由于徽因不止有才情,还有罕见的美貌与出众的气质,是以成为她同时代的许多才子、文化人景仰爱慕的女神,她是英年早逝的诗坛“新月派”盟主徐志摩与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的红颜知己,与徐、金二人有着超越世俗的伟大的终生友谊。但世人出于某种庸俗心理,对其夫婿、著名学者梁思成公却多有不公之辞,对他们夫妇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感情也多有歪曲和误解,实际上梁思成先生的才识智慧,其为人所显示的真正男子汉的胸襟气度,皆是凡夫俗子与心理阴暗者无法望其项背。

梁、林二人的朋友、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女士在其著作《梁思成和林徽因》中文译本序中说:“美国的读者看了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说这本书带他们走进一个从来就不知道的中国,但这个故事的发展又使他们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理想和毅力十分感动,甚至有的朋友感动得流泪。这两位非凡的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历尽磨难,处处受到生存的威胁,但仍能坚持下去,为中国建筑研究作出伟大的贡献,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该书中史景迁所作《前言》也提到:“当我们细细地品味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从费慰梅向我们展现的那些感人而亲切的细节里,我们就会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这对坚强而又压抑的夫妻所迸发出的生命之光。我们听见,他们那高朋满堂的起居室里夹杂着杯盘之声的欢笑,我们看到,他们那坚韧不拔的学术研究所逐渐破译的古代建筑典籍的含义,我们欣赏到,他们灵巧的手指驾驭着绘图笔游刃于同样优雅的中英两种文字的每一细节之间,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建筑重新在国人的意识之中获得他们恰当的位置,我们感受到,即使在羸病缠身的痛苦之中,他们那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车、坐卡车、甚至驾骡车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泥泞之中,直至最终我们一同攀缘在中国历史大厦的梁架之间,感受着我们手指间那精巧的木工和触手既得的奇迹,以及一种可能已经永远不可复得的艺术的精微。”

假设一下,如果林徽因选择的人生伴侣不是梁思成先生,那我们或许还有“文学家”的林徽因,但多半不会再有作为“建筑学家”、作为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者的林徽因。而梁思成选择“建筑”为终身事业,却是受徽因影响,据说徽因早年有一位伦敦学建筑的朋友,向她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徽因当即觉得这正是她所要的职业——一种将艺术创造和实际用途结合起来的事业。当她把这种想法告诉思成后,一向热爱绘画艺术的思成感到建筑正合他的心意,建筑遂成为二人共同的终身事业。梁林这一对天作佳偶,在二十世纪希望与彷徨并存、苦难与战乱不绝的中国,他们一起,留学美国,探求西方文化艺术;他们一起,风尘仆仆穿越大半个中国,进行艰苦的古建筑考察,在战乱中拯救濒临失传的祖先留下的宝贵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们一起,在日寇侵华年代抛却北京的家园流亡西南,颠簸的尘土与疾病的折磨,饥饿困顿,却始终不放弃理想和事业,不失面对生活的幽默和豁达;他们一起,为挽救北京故城与当权者进行无望的抗争。

据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中记述,1949年以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曾提出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国首都的五条建议:

1.北京市应当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2.必须阻止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

3.严格保护紫禁城。

4.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

5.在城西建造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政府行政中心。

但党中央只接受了第三点,即保留紫禁城。关于工业,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望时对身边的梁思成说:“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对思成而言,一个“到处是烟囱”的北京城会是何等得可怕!他转而提出他的第五条建议,即在城西沿南北轴向建设政府的行政中心。这样就既能进行重要的新建设又不破坏城市原有的中轴线。思成把他的计划写成了建议书,并自费印刷发行。他还发表了题为《北京——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的文章,期望得到公众的支持。然而当时支援中国的苏联专家坚持政府必须以天安门为中心。而且,天安门前面的广场必须扩建以备公众集会和游行。他们设想的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加红场的的翻版。

梁、林被任命为设计国旗国徽小组的成员。他们提出国徽要有中国特色(不要镰刀斧头),最后金色和红色的天安门正面图案成为国徽,直到现在还在延用。新政府要求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象征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以追念最终导致共产党胜利的历次革命运动的先烈。1951年就开始筹划,到1958年它才最后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思成说它应当像一座中国到处都能找到的石头纪念碑的建议说动了设计小组。由于在巨大的天安门广场中碑体不能太小,他设想了一个和城门相配的高度。徽因参加了基座的设计并引进了她在云岗石窟研究过的卵与尖形图式。根据中国传统在附近栽种了常绿的松树以表示对逝去的英雄的永久怀念,但后来它们被移走了。

梁林夫妇最终未能保住他们心爱的北京旧城。当局决定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使他们非常震惊!拆的理由是,这些城墙是封建帝国防御工事,现已无用,它妨碍交通并限制城市的发展,它又是可以用于建造房屋或铺设马路的砖头的来源。

思成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城墙和门楼应该保留来服务于人民的健康和娱乐。他提出城墙顶部“十米或更宽的”空间可以变成有花圃和园艺基地的永久性公园。有双层屋顶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博物馆、展览厅、小卖部和茶馆。城墙底部的护城河和二者之间的空地可以建成美丽的“绿色地带”供“广大劳动人民”划船、钓鱼和滑冰之用。

“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七公里的城墙,人称‘俄国的项链’,二次大战时毁于战火,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做‘中国的项链’,而应该是‘世界的项链’。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

然而当局不为所动,他们拒绝了思成提出的最简单可行的建议,即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在每座城门的两边打开一个车辆的进出通道,这样交通堵塞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城墙整个被毁。所有的漂亮的塔楼都被拆毁,只留下了东南角楼和南面的前门和北面的城门楼,二者的碉楼都已拆毁。护城河不见了,城市的扩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墙的轮廓。

1955年思成因所谓主张建筑风格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遭到批判,多年来的艰苦工作、与当局错误的无望抗争和“批判”带来的羞辱将他推到了衰竭的边缘。年初他就住院了,并被发现染上了肺结核。思成住院后不久,长期患病的徽因也住进了同一所医院。早在1945年,医学博士埃娄塞尔就曾断言,徽因的情况非常严重,可能只剩下五年的生命。她又坚持了十年已经是个奇迹。1955年徽因的生命抵达终点,4月1日徽因去世,终年51岁。对已经病魔缠身并在“批判”中遭羞辱的思成来说,共同生活27年的妻子的离世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

在徽因辞世七年以后,1962年,徽因的学生林洙女士与梁思成先生结为连理,陪伴思成走过生命旅程中最后也最为艰辛的十年。

三、文学知己:徐志摩

林徽因是诗人徐志摩真正的“红颜知己”,窃以为她会是徐一生的最爱与最了解徐的人,从其《悼志摩》的深情文字中可见一斑。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终成眷属”?

徐林初相识于风景如画的伦敦康桥——徐与林氏父女的结识,还缘于师尊梁启超的介绍,他首先与林长民成为知交。那年,徐24岁,而徽因只有16岁。当时徐在家乡不但已有妻张幼仪,还与之育有一子,但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崇尚爱、美和自由,他在这个才情飞逸的少女身上发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比起这个飘落凡间的精灵,在诗人心中,他对妻、子的义务就变得轻如鸿毛了。

可以想见,诗人燃烧般的激情,飞扬的文采,对于16岁情窦初开的少女,很难做到对此无动于衷。林长民发现二人之间的“苗头”,便断然决定带女儿回国,从而阻断林徐的交往。

而在林氏父女回国之前,1921年初,徐在中国的父母便安排其妻子张幼仪到英国陪读,她在1921年春抵达,他们搬进离剑桥大学六英里的一所租来的房子,他每天坐公共汽车到学院去上课和上图书馆。同期徐与林保持密集通信,他总是急切地等待林的来信并迅速回复。他的妻子又怀孕了。1921年秋他建议她做流产,并去了伦敦,从那里捎话来说他想离婚。在这以后张幼仪很快前往德国,她的第二个孩子在那里出世,但很快夭折。

之后,徽因随父亲于当年10月回到中国,并被长辈安排与梁思成交往——之前他们已在1919年相识,时年她15岁,他18岁。而徐志摩,开始“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求离婚。

徐志摩于1922年3月与张幼仪协议离婚。当他怀着一腔热望回北京再见到徽因时,佳人依旧,却意外已成为他一向敬重的恩师梁启超先生长公子思成的未婚妻,徐志摩的尴尬与失落可想而知!他不甘心地充当着一对热恋情侣的“电灯泡”,却被一纸字条“Lovers want to be alone.”拒于图书馆门外。

关于林选择梁而非徐作为终身伴侣,我觉得与林本人的身世和徐的第一次婚姻有关。林长民先生正妻无子嗣,于是他娶了第二个妻子即徽因的母亲来给他生孩子。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是儿子在襁褓中、第二个女儿在孩提时代相继夭折,徽因是唯一活下来的一个。

1912年左右父亲从福建娶了第二房妾,她很快就接连生了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徽因和母亲的生活从此蒙上阴影。

父亲很爱徽因,而她的母亲却失宠了。母亲为此妒忌、抑郁。她那善感的女儿夹在中间,既同情母亲的痛苦失意,同时又爱着自己的父亲,而且明知道父亲也同样深爱着她。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徽因不可能无视徐志摩原配张幼仪的存在——在一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自己却要去取代她的位置。想起她多年痛苦失意的母亲,我认为这种处境是徽因无法接受的。

于是,在徐尚未办清离婚手续之前,林选择思成,思成家学渊远,论才识、智慧、人品,均不逊色于徐志摩,性格则比热情洋溢、容易心血来潮的诗人更稳重,又有两家的世交渊源,徽因作这样的抉择,似乎并不出人意料。

但徐志摩并没有就此失去徽因,在此后的岁月,他们共同创办“新月社”,编辑出版新派诗集。这是徽因写作生涯的开始,她写出了最早的一批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据梁思成说,她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浪漫派散文诗的译文:《夜莺和玫瑰》。

二十年代初北京的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尤其对于来访的西方文化使者表现得特别友好。徐志摩和徽因负责组织了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一次非常成功的音乐会,那是一位西方艺术家首次把西方著名的古典音乐节目带到中国古都来上演。

他们一起接待印度诗哲泰戈尔,同台演出根据泰戈尔《摩诃德婆罗多》改编的抒情诗剧《吉特拉》,并分别扮演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徐、林与泰戈尔被人并称为“岁寒三友”松、竹、梅;舞台上,两人是那样默契、和谐,仿佛又回到康桥时那种心有灵犀、纵论诗文的感觉。泰戈尔也看出诗人对徽因的情感,这位天才的老人忍不住亲自为徐向林陈情,但林并没有改变决定。这之前的1923年5月,梁思成由于摩托车车祸,落下左腿行走不便的后遗症。在他躺在病床养伤期间,徽因每天下午都去陪伴他,同他说话,开玩笑或安慰他。

可能是在此前后,梁启超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给爱徒徐志摩,他熟知徐那放荡不羁的“野马”脾气的危险性,在这封长信里,梁启超谴责了徐志摩抛妻弃子的不负责任的作法,并提醒徐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

徐志摩以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回答了梁启超责骂他和妻子离婚的警告信:“我于茫茫人海访寻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在陪伴诗哲离开北平的时候,徐志摩油然生出一种诀别的感觉,昨日还同台演出美目盼兮,今天就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他不禁思潮起伏,润湿了眼睛,在火车将要离开时,怅然写道:“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就要发疯。这么多丝,谁能割得断?”那是1924年5月,徽因下月将与思成一起动身到美国,四年后才会回来。徐志摩则陪泰戈尔到了日本,回到中国后又卷入另一场爱情纠葛。

林徽因最终与梁思成结缡,而徐志摩经过一番周折后,也娶陆小曼为妻。但二人还是相互关心和理解,在文学上更是经常切磋。徐志摩创办的《诗刊》曾发表林徽因的诗作,而徐的一首《你去》的诗,据说是为林徽因而写,诗中洋溢着动人的温情挚爱,表现了他心底那份永不褪色的情谊。

据陈宇《解读林徽因》记述徽因的堂弟林宣先生回忆,1931年,林徽因在香山养病,徐志摩常去看她,把她看作可以一诉衷肠的人。徐志摩每次上香山,家人都叫林宣作陪。林宣说,徐志摩去主要是为了“躲气”,“陆小曼生活奢侈浪漫,在上海搞得乌烟瘴气,弄得徐志摩心情很不好。他在北京城里有许多熟人,但没去,就是要上香山,并说‘我很不幸’,‘我只有到这里来了’,他到香山跟我姐姐是叙旧,舒舒心气。他还说了很多陆小曼的不是。陆小曼也有优点嘛,他都不提。”林宣认为,徐志摩讲得有点夸张,且毫无自我反省之意,对此他甚有微词。

林宣说,林徽因写诗常常在晚上,还要点上一柱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我姐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和形象得意至极,曾说‘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梁思成却故意逗道,‘我看了就没晕倒’,把我姐气得要命,嗔怪梁思成不会欣赏她,太理智了。”

林宣讲:“每次陪徐志摩上山,我俩都住在香山的甘露旅馆。梁思成极尽东道主之谊,旅馆费都是他交代付的。每天我和徐志摩吃了早饭就去林徽因住处,中晚餐一起吃,夜里回来。”林徽因和徐志摩谈诗论艺时,林宣就在一旁看书。林宣先生用英语提起徐和林喜欢的作家:“拜伦、雪莱、勃朗宁……”他说林在香山读的书,有许多是由徐志摩挑选送去的。徐志摩在英国初识林徽因时,就常常为她买书送书,藉机往来,寄幽思之情。从这些书目和他俩的诗作比照看,他们的诗歌创作具有影响的同源性和相当明显的相互借鉴酬唱的印记。

林宣说:“林徽因受徐志摩影响最大的是诗。他们的共同兴趣也较多。”二人有一种灵性上的和谐与共鸣。

1931年11月19日,35岁的徐志摩从上海飞往北京,以便第二天到北大上课。那天晚上他本应出席徽因为一些外国客人举行的艺术和建筑讲座的。她到机场去接他。飞机过时还不到,她等了又等。实际上飞机已在大雾中撞山坠毁,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一个灿烂的年轻生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宛若流星划过天际,“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当在北京的徽因得知这一噩耗,顿时不省人事……

梁思成立刻赶赴济南,参与处理后事,并带回一块飞机残片,后被徽因悬于卧室,以寄托哀思。

林徽因保存有两架飞机的两块残片,并且都是由梁思成取回的。一次即徐志摩出事时,另一次是抗战期间,林徽因当飞行员的胞弟林恒在对日空战中为国捐躯,梁思成参与后事处理带回的。两块残片都用黄绫扎着,一直保存在梁林家中。

悲痛的林徽因给《北平晨报》写了《悼志摩》一文,长歌当哭、椎心泣血、不胜哀痛。此后,在给胡适的信中,林徽因剖析了自己跟徐志摩之间纯真的友情,在信中,她说:“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变。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几年后,林徽因和梁思成路过徐志摩的家乡浙江硖石,触景伤情,林徽因再次陷入了感情的撞击不能自已,和着泪花和火车的轰鸣,她把不可名状的思绪倾泻到纸上: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暗的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着那真!

一样是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有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暗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诗中真切地表现了对诗人的怀念和追忆。

在徐志摩逝世四周年的时候,林徽因又写下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的散文发表在《大公报》上,文中热情肯定了徐志摩的诗歌成就,赞扬了他的一生处处充满诗意,爱、自由和美是诗人的灵魂,对世界的真诚、对朋友的真诚、对诗歌的真诚是诗人的品格。她为诗人死后受到的不公正而鸣不平,呼唤良知和友爱,她献给徐志摩的不仅仅是一篇悼文,而是“一颗种子在石缝里砰然绽苞的声音,是灵魂被锯着的诗人的歌哭”。

比真正的爱情少一点,比纯粹的友情多一点,不是情人间的灵与性的疯狂,也不是一般朋友间的随意和淡然,他俩之间的感情无法言喻,既刻骨铭心,又不可捉摸;既浸入骨髓,又超然永恒。

林徽因在数十年后也很真诚地向儿子倾诉了内心的蕴藏,她说:“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胡适曾说过:“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林徽因恰将这三者水乳交融成完整的一体,因而成为徐志摩眼中人生理想达到至美至善境界的女神化身。

林徽因2

四、一生倾情——挚友金岳霖

用“一生倾情”四字,来概括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对徽因深藏一生的挚爱真情,当是恰当的。一则流传甚广的逸事:在林去世多年后,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直到众人到齐,准备开宴时,他才淡淡地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顿时,举座皆惊,唏嘘良久。

金岳霖先生比徽因年长9岁,1914年毕业于清华,后留学美、英,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是中国现代哲学和逻辑学开山祖师式的人物。

据费慰梅女士《梁思成和林徽因》,金岳霖先生最早是由好友徐志摩介绍走进梁林的生活圈子,他是深奥的形式逻辑方面的专家,高大瘦削、爱打网球,很矜持但又能说会道,熟识的人都叫他“老金”。

老金很快成为梁林夫妇的好友和他们家的常客,此后甚至多年“逐林而居”——梁林夫妇住在哪儿,他也与他们毗邻而居。

林洙女士曾回忆梁思成有一次与她谈到:“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

此后的岁月,老金仍旧无私、坦诚地爱着徽因,但他并没有把她从她的家庭拉走的想法。思成和孩子们也都爱他、信任他,他实际上已经融入这个家庭。

1938年七七事变以后,老金与梁林夫妇一同踏上逃亡西南之路,路途中他们被迫分离,老金写信给美国朋友费正清夫妇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似的。”

数月后,老金和梁林及其他好友在昆明重逢,他再次写信给费氏夫妇谈生活状况,提到徽因时他说:“她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老金与梁家共同经历了艰难困苦的岁月,晚年的老金跟徽因与思成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梁氏后人以尊父之礼待之。

80年代,陈钟英先生编辑林徽因文集,上门采访老金,陈先生凑近他耳边问,可否请他为文集写篇东西附于书中。然而,金岳霖金口迟迟不开。

与陈钟英同去的陈的学生陈宇记述:

等待着,等待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我担心地看着录音磁带一圈又一圈地空转过去。

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了头,沉默了。

林徽因早已作古,对一切都不会感知了。但金岳霖仍要深藏心曲,要跟林徽因直接倾诉。大概,那是寄望大去之日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两个灵魂的对语吧。啊,此情只应天上有,今闻竟在人世间。我想,林徽因若在天有灵,定当感念涕零,泪洒江天!(陈宇《暮年金岳霖重谈林徽因》,《传记文学》1999年第4期)

传言谓林徽因“一个男人为她坠机身亡,一个男人为她终生不娶”。据《吴宓日记》,金早年曾和一位西洋女子同居,但未成婚。而据陈宇《解读林徽因》一文引林宣先生回忆,金岳霖在林徽因去世多年,感情平复以后,曾与资深女记者浦熙修论及婚嫁之事,原已准备结婚,岂料浦熙修突然发现得了不治之症,又受彭德怀冤案牵连,终使好事未果。

但林徽因在老金心目中无疑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金老对于爱情的执着与理性,对朋友及其家庭的尊重维护,对友情的无限珍惜,感动着一批又一批的后来者。

五、太太的客厅——学界灵魂人物

在抗战前将近十年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的家中,下午时常有茶会,来客均为当时平津一带学界、文艺界知名人物,学界中人多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同仁为主,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逻辑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等,有时也有学生。文艺界人士如徐志摩、杨振声、沈从文、萧乾、李健吾、冯至、朱光潜、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巴金等,均前后穿梭往来于梁家。大家亲切地称梁家的客厅为“太太的客厅”,当时“太太的客厅”名满京华,许多人均以一登“太太的客厅”为幸事。

由于参与人物的广泛性,使之除了诗人文士的浪漫之外,又多了学者的风范,沙龙的內涵更显丰富而具有兼容性,这的确是一个具有艺术魅力和典雅气质的沙龙,而徽因无疑是沙龙的灵魂人物,她关于文艺的精辟见解和精彩阐述,时常语惊四座。传记作者李辉指出:“这样的氛围也许显得过于贵族化,这样的沙龙也许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样一群执着于文化创造、有着强烈个性色彩的文人,构成了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沙龙,没有这样一批文人,30年代的文化,必然显得单调而逊色许多。”

据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记述:

徽因的客厅坐北朝南,白花花的阳光照进来,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拥满了人,而上门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佣人外,还有各门亲戚穿进穿出,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会遇见一些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因仰慕徽因的作品而来,并因为着迷徽因个人的魅力,流连忘返。

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

天才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思念他。我时常想,我们之间用流利的英语谈着各种题材、充满激情的话,可能就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生动对话的回音。我想,她永远忘不了他,当她还是个小女孩,在伦敦徐志摩为她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

哲学家金岳霖,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实际上是梁家后来加入的一分子,就住在隔壁一间小屋子里。梁氏夫妇的客厅有一扇小门,穿过“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过这扇门,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搅和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这群人是老金在大学里的亲密同事,其中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一个讲原则、直率而给人印象深刻的人;钱端升,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陈岱孙,高个子、高贵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各自在其领域峥嵘头角:哈佛出身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带领中央研究院小组在安阳发掘殷墟;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是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这些人如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逻辑学家老金,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者。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他们有些人的妻子也会出席,参与热烈的谈话。

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萧乾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中回忆:

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上发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即费慰梅,编者注)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可惜徽因“述而不作”,一生只留下六篇短篇小说,未免太少,但却是京派小说不可忽略的组成,京派作家代表人物萧乾说:“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

后来由于抗日的烽火,使得这样充满典雅艺术气息的文化沙龙飞灰烟灭,但正是这种浪漫的文化梦想支撑着梁林夫妇,即使在战火纷飞、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岁月,他们仍迷恋于中国古建筑研究,不畏艰辛地在荒山古庙勘察,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和研究成果。

长沙轰炸时期,这些朋友仍时常聚首。徽因在1937年11月给费慰梅的信中说:“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門.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賞我們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作,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

抗战的大部分时间,梁林夫妇避居于几乎与世隔绝的偏僻的四川小镇李庄。这其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李健吾先生蛰居沦陷的上海,音讯阻隔,当时听闻误传林徽因已病故,李健吾在《咀华记余?无题》中表达了对林徽因和其他三位女作家的敬意,他说:“在现代中国妇女里面,有四个人曾经以她们的作品令我心折。我不想把她们看作流行的‘女作家’,因为侮辱她们,等于伤害我的敬意。好象四种风,从四个方向吹来,她们从不同的社会角落出来,传统不同,环境个别,因而反应和影响也就不能属于一致,有时候也许完全相反。一位是从旧礼教中冲出来的丁玲,绮丽的命运挽着她的热情永远在向前跑;一位是温文尔雅的凌叔华,像传教士一样宝爱她的女儿,像传教士一样说故事给女儿听;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象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最后一位最可怜,好象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我说的是已经证实死了的萧红。”

大概是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李健吾确切得知林徽因尚在人世,喜出望外,立即又专作一篇《林徽因》,收入多人合集《作家笔会》(沪上“春秋文库”的一种),文中道:

足足有一个春天,我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说她害肺病,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境况似乎很坏。我甚至于问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涂。最后,天仿佛有意安慰我这个远人,朋友忽然来信,说到她的近况,原来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误传了。一颗沉重的爱心算落下了一半。

为什么我这样关切,因为我敬重她的才华,希望天假以年,能够让她为中国文艺有所效力。在中国现存的知名女作家里面,丁玲以她的热和力的深厚的生命折倒了我,凌叔华的淡远的风格给我以平静,萧红的《生死场》的文字像野花野草一样鲜丽,直到最近,杨绛以她灵慧的文静的观察为我带来更高的希望。

林徽因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应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描写了一个时髦虚荣的富家太太——编者注)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察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的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见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

这是一篇极其生动、真实、传神的“人物素描”。

抗战八年,朋友陆续星散,胜利后病中的林徽因由重庆返昆明与众老友重逢,在1946年2月给费慰梅的信中,她说:

“我们用了十一天,才把在昆明和在李庄这种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情況弄清楚……但是那种使我们相互沟通的深切的爱和理解,却比所有的人所预期的都更快的重建起來……

即使谈话漫无边际,几个人之间也情投意合,充溢着相互信任的暖流,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代的诗人们在遭贬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故人不期而遇时的那种欢乐,这种倾心的谈话是多么动人!

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了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同一回事……“

当年“太太的客厅”这些知交故旧,立志要用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国的过去、改造现在与创造未来,却在时代的纷纭中,一齐在各不相同的地方体验着最艰辛的中国历史与战乱动荡的生活,他们经历着各自的成长,成为彼此生命的见证。人会随着环境和生活处境的变迁,心境观念都逐渐地改变,昔日情深知交,未必日后再聚首仍能相知相惜。而徽因和她的朋友们,最终却发现彼此有着相同的坚持,以致于分散后的重聚,仍是那么激动人心,相知一如往昔,只是,比过往更多了关于生活、关于人性、关于生命的深刻体会,而“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同一回事……”每每想到徽因与老金、沈从文、萧乾等人那种心灵契合的知音知交之情,在在令人神往。

六、不如归去——质本洁来还洁去

1955年4月1日晨,由于长期积劳,徽因病情恶化,在勇敢地与疾病顽强搏斗20年,从死神那里为自己多争到10年时间后,这位非凡的女性走完了她51年的生命历程,在同仁医院与世长辞。徽因追悼会上,挚友金岳霖上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可谓对这位才女恰如其分的赞誉。有人为徽因的早逝惋惜,笔者却以为,徽因于1955年仙逝,适得其时,是上天对她的最后眷顾。

徽因性情清高耿介,不通机变,50年代北京城扩建,拆城墙、拆牌楼,她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向上呼吁却得不到支持,她忍无可忍将气出在亲人身上,骂梁思成“一个堂堂男子汉,保不住一堵墙”。一次出席文化部酒宴,遇到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她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责其保城墙不力。其实,在当时的情势下,就是有一打梁思成和吴晗也无济于事。50年代中国一切以苏联唯是,苏联专家要把莫斯科红场和克里姆林宫模式搬到天安门广场上来,这势必破坏北京古城建筑的传统美和整体美,徽因愤而责言:“自己专家的话不听,却去听外国的!”在当时,这是犯大忌的“反苏言论”。1955年徽因病重住进医院时,梁思成已受批判,为避免刺激,众人对徽因封锁了有关思成受批判的消息,但她从细微处察觉出来,当时徽因忧愤交加,甚至拒绝吃药。徽因如此的个性,倘若经历其后的反右、文革,会有怎样的命运,可想而知。天人般的徽因,又岂可为宵小之辈玷辱?她在举国卷入“政治风暴”前夕仙逝,正是“质本洁来还洁去”——不让你的一双慧目,再见人世间的血腥丑恶。

有人批评徽因“高傲嚣张”,窃以为持此观点者,多少未能摆脱“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徽因确与一些女性亲戚相处不谐,李健吾先生说徽因“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笔者以为,徽因才高于世,过从皆知识界精英,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逻辑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等,无一不是他们各自学术领域的名流泰斗,而胡适、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也皆文艺大家。毋庸讳言,女性中鲜有此辈,才情多远逊于徽因,她们既不能和徽因在同一层面上对话,徽因又不知作谦和状与她们敷衍周旋,那么同性的误解、生分乃至嫉妒、怨忿,便可想而知。从中我所看到的,是徽因脱俗与不通世故的一面。

据梁思成先生外甥女吴荔明女士回忆:

由于二舅妈(指徽因)对建筑事业的酷爱和她那强烈的事业心,使她感到家务事是一种负担,是烦琐小事,浪费了她宝贵的读书时间。她烦二舅有那么多姐妹,1936年她在给美国好朋友费慰梅的一封信中写道:

对我来说,三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主要是由于小姑大姑们。我真羡慕慰梅嫁给一个独子(何况又是正清)……我的一个小姑(燕京学生示威领袖)面临被捕,我只好用各种巧妙办法把她藏起来和送她去南方。另一个姑姑带着孩子和一个广东老妈子来了,要长期住下去。必须从我们已经很挤的住宅里分给他们房子。还得从我已经无可再挤的时间里找出大量时间来!到处都是喧闹声和乱七八糟。第三位是我最年长的大姑,她半夜里来要把她在燕京读书的女儿带走,她全然出于嫉妒心,尽说些不三不四话,而那女儿则一直在哭。她抱怨说女儿在学生政治形势紧张的时候也不跟她说就从学校跑到城里来,“她这么喜欢出来找她舅舅和舅妈,那她干嘛不让他们给她出学费”等等。当她走的时候,又扔出最后的炸弹来。她不喜欢她的女儿从他舅舅和舅妈的朋友那里染上那种激进的恋爱婚姻观,这个朋友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

那个燕京学生示威领袖的小姑是我的五姨梁思懿。另一个带着孩子和一个广东老妈子来了,要长期住下去的姑姑就是刚刚丧夫(从广州来北平)的我的妈妈梁思庄。第三位最年长的大姑,就是我的大姨梁思顺。

从这封信看,语气的确是不友善,不近人情,因为她和我大姨思顺不能和谐相处,大姨是梁启超最疼爱的长女,也有很多独特的不容人的性格。在她们还很年轻时,梁启超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经常提醒她们要友好相处。

我的妈妈,一直和二舅妈相处得很好,她们还在十几岁时就相识了,后来又一起在国外留学。由于共同接受了西方教育,使她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亲如姐妹。妈妈说二舅妈林徽因是“刀子嘴豆腐心”,别看她嘴巴很厉害,但心眼好。她喜怒形于色,绝对真实。正因为妈妈对二舅妈的性格为人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才能使她们姑嫂两人始终是好朋友。1936年1月我爸爸病逝,悲哀的妈妈带着年仅一岁半的我从广州回到了北平,初到北平时就住在二舅家,虽然干扰了他们家的生活,她给慰梅的信中也为此牢骚满纸,但实际上她十分善待我们母女,我们刚到北平,二舅妈就出去考察了,她很挂念我们,给妈妈写信问:

你现在是否已在北屋暂住下,Boo(注:我的小名)住那里?你请过客没有,如果要什么请你千万别客气,随便叫陈妈预备。

思马一(注:思懿的戏称)外套取回来没有?

她的衣料做了没有?都是挂念。

1952年到1953年,二舅妈来我们家的次数最多,那时她肾脏动手术后身体渐渐恢复了一些,虽然很瘦弱,但医生说天气好时出来活动晒晒太阳有好处。另外二舅工作忙,常进城开会。她的一双儿女又都不在身边,再冰表姐南下,从诫表哥上大学住校。因此她常出来解解闷,她喜欢我们家有田园风味,也爱和我妈妈聊天。她长期包用一辆三轮车,车主叫老曹。每星期四下午或是周末老曹就蹬着三轮送她到我家来。她知道我最爱吃冰棍,天热时常常用一个小广口暖瓶装着满满的几根水果冰棍或是小豆冰棍,放在车子座位脚下,到门口时她总是使劲地叫:“Boo-Boo!冰棍来啦!”我飞奔出去:“二-舅-妈!欢迎冰棍!”总是先把广口瓶提好,然后扶着二舅妈林徽因进屋,妈妈总是轻轻问一句:“Are you all right?”(你身体好吗?)二舅妈总是点点头。她们两人说话经常夹用很多英文,而这句话是我听妈妈对她说的最多的,以前听惯了觉得这是她们见面的套话,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这句话饱含了妈妈对徽因二舅妈的一片爱心,和对她的健康的极大的忧虑。

斯人已逝,而徽因夺人的才情和美丽,她的高洁人格,她对事业的执着和献身精神,将长存于后人心中。

2002.7.初稿
2005.5.修订

天涯网闲闲书话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