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5日，鲁迅写下一篇杂文《死》，一个多月后，他就撒手而去，文中有一句：“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可以看作是他对儿子的交代。所以，蔡元培送的挽联就说“遗言犹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1949年4月14日，《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上海病故，病重之际，他与儿子胡济生说了许多话，他儿子认为“等于是遗嘱”，其中交代：“我一生是搞政治的，经营了危险的事业，舆论的牛耳被我们抓住了，但是将来前途如何？很难说。我不愿子女们搞那一套，我从社会上取的，将来仍然还给社会，你学了农业科学技术，替社会做好事情，接触大自然，多么好！”
胡政之一生从事新闻，主要是办《大公报》，还创办过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等，特别是前后两次领导《大公报》数十年，是中国新闻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将中国报业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他自己所说抓住了舆论的牛耳，一言而为天下重。1941年5月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给予的荣誉奖章，可以视为《大公报》的巅峰时刻。当时正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对于新闻界的鼓舞是可想而知的。他与老搭档张季鸾联名发表对美国广播致辞，郑重指出：
“中国将来一定行民主政治，绝不会成一党独裁政治或阶级独裁政治，想来执政的国民党，战后一定履行宪政，断不私于政权，因为孙中山先生的教训如是，因为人民的愿望如是。”
当年9月张季鸾去世，没有看到抗战胜利之后接着内战。胡政之参与斡旋和平的努力失败，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颇为失望。他出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府上，对时局有所主张。司徒雷登日记记录了与他交往的一些痕迹。他的态度也很快被蒋介石获知。蒋介石一方面想拉拢他为国民政府效力，一方面在私下日记中对他充满了愤怒。1948年1月初，李宗仁促请胡适出来竞选总统的消息传出后，又出现美国政府主动要蒋下野，由张群负责当政，以期打开局面的传闻，蒋得这是他对司徒雷登的建议，1月19日在日记中大骂：“胡本阴险之政客，不料其卑劣无耻至此，是诚媚外成性，不知国家为何物。然一般知识分子与所谓名流，大都均以洋人为神圣，国事皆以外国态度为转移，民族自信心志丧失至此，若不积极奋斗图强，何以保种与立国也。对于此种阴谋，惟有置之不理。”
他未必知道蒋的态度。到1949年春天，他在病中已看清蒋的失败已不可避免，他对儿子说：
“这个世界终究要归共产党，理由很简单，贫穷的人最多、最齐心，有钱人是极少数而且越有钱越自私越坏，个人如此，国家亦然。”“蒋介石必然要垮台，以后再政府要员全是新的绝不是报纸上的那些人。”
他说自己一生是搞政治的，当然不是指狭义的从政，而是广义的政治，办报也可以说是论政为业，所以他认为是危险的事业。虽然《大公报》成为那个时代的舆论柱石，但他已预感到前途不妙，1948年再次去香港恢复《大公报》，其实就是为大变局作预备，不料一病不起。他在病床上的交代，最沉痛的莫过于不愿子女从事他所从事的新闻业，对于儿子学农业他感到安慰，他说，“要老老实实地工作，不要当新式官僚，更不要出风头逐名利，自己没有真才实学而名声大，生活享受高，是非常危险的，迟早要跌下来的。”
“命运是很重要的，很多事强求是不可的，运道好做事顺手些，运道差作事棘手些。一个人的人生很短促，糊口不难，但总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才不枉此一生，要自己努力，生活要简朴，切不要贪图享受。”
这些话是他病重时说给他儿子的，句句实在，也句句沉痛。面对大环境和人生的终点，曾引领过时代潮流的一代报人，流露出深入骨髓的无奈和无力感。他对儿子的临终交代，无非要让儿子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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