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什么,在苏共历史上出现过个人独断以及由个人独断导致的反历史反人类的恶果?无论是从制度角度,还是从人性角度解读,是沉重的,而且直到当下对此也没有一个可以“盖棺定论”的解读。仅仅个人品质吗?仅仅只是制度缺陷吗?

2016年是1956年的六十周。按照中华的天干地支纪年,六十年即一轮甲子。中华纪年,凡满一轮,国人总有一些挥之不去的情结, 或达观或悲怆的预应式宿命的意味;或有了别的年头更具纪念性意义的意味。因此,有必要对六十年前的苏共二十大事件以及中共当时对此的态度,作一点历史的回顾。

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话语方式,那么公元1956年,对于共运国际,注定是最不平常的一年。新年伊始,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2月14日到2月25日,苏共召开苏共二十次党的代表大会。1956年9月,中共建政后召开了自己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中共“八大”。苏共的“二十大”在苏共历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而中共的“八大”则为中国和平建设与建党理论开启了新的道路。如果按照胡适关于历史是由偶然建立起来的话,那么我们会在中/苏的1956年所召开的各自代表大会的上,看到一些重大事件确实来自偶然。本来,苏共二十大大会在2月24日就结束了,也就是2月24日已经选出了新一届苏共中央委员会。但是,与会代表突然接到通知,会议将延长。于是就有了在共产国际惊天动地的1956年2月24晨深夜到2月25日凌晨长达四个小时的赫鲁晓夫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以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由,第一次披露了斯大林的罪恶与暴行。此时离斯大林逝世(1953年3月5日)刚过去三年。在这个报告里,赫鲁晓夫指出,斯大林在执掌苏共牛耳前,就是一个粗暴的人,在作了一把手后,“斯大林愈加滥用职权”,民主集中制原则“被粗暴地破坏”;而且“对待中央委员们”非常的“傲慢和轻侮”,以至视生命如草芥。于是赫鲁晓夫举证道:“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

台湾学者周质平在《胡适与林语堂》一文里,认为,于政治,林语堂与胡适相比,林不如胡“热肠”,倘若有,也只是“冷眼”,而且林没有胡那样的“使命感”。“使命感”对于林来说“太过沉重”(见周质平《光焰不熄》)。殊不知,曾被人说是“有闲文人”的林语堂,于1958年,用英文(后由《中央日报》社中文出版)专门写了一部研究苏共斯大林时代暴政的书《匿名》(The secret name),副标题为The Soviet Record 1917-1958 (苏联的记录1917-1958)。其中一章叫“斧头挨介儿砍去”。林语堂说,在这被杀的绝大多数人中,“有许多是未经审讯而默默的死去”。实际上,在苏联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肃反中,不是审讯不审讯的问题,而是整个苏联笼罩在恐惧和死亡之中。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发明的“人民的敌人”一词可以将所有的人推向地狱。林语堂说,如果列宁与斯大林有什么不同的话,“列宁杀了他所有的敌人”,而“斯大林则杀了他所有的朋友”。林语堂认为,列宁“杀敌人”为了夺去政权而必须要实行的一项的“必要措施”,而斯大林则认为恐怖是社会主义已经完成后的“永久政策”。在“斧头挨介儿砍去”一章里,林语堂写道,列宁时期的苏共中央一共有七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按照林语堂的分类——右派斯大林、芮可夫、布哈林、汤木斯基,左派托洛茨基、卡门涅夫、季洛维也夫。这些都是苏共的老前辈,也都是苏共的重量级领袖。芮可夫是继列宁后的总理(刘案,实际上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布哈林是苏共“最宝贵的最伟大的理论家”,汤木斯基是全苏总工会主席,托洛茨基是军事天才(刘案,也是列宁最为依托的人),卡门涅夫是莫斯科的一把手,而季洛维也夫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共产国际的书记。只是在斯大林写就是苏共历史——也是人类历史——上,除了斯大林外,其余六人后来都成了罪犯。斯大林给这些人定的罪,要么是“人民的敌人”要么是“叛国者”。而且林语堂继续披露到,这些“罪名”最后都是由这些承担着“罪名”的人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知道,拒绝承认自己无罪的,只有1905年的入党的后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埃赫在法庭上作的辩护词时说道:“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查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们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但其他人都承认自己有罪。事实上“承认”的过程,就是斯大林逼供的过程。至于说到怎样逼供,那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当我们今天再读这个“秘密报告”时,依然震惊和震撼(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也许只能看成是“秘密报告”的别一注脚)。是什么力量或者信念,把一个人变成历史上罕见的暴戾者和暴君?又是什么环境把这样一个罕见的暴戾者推向永无回路(即自我救赎)、万劫不复的深渊?虽然,二十世纪中期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浪潮,因苏欧巨变而处于低潮。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当下的社会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多方面的变化,也让斯大林这样的人物很难再现。这不是乐观,这也许是人类前进不可抗拒的潮流——真正符合人的发展、人的自我完善的潮流。但是,当我们面对如斯大林那段的历史时,我们依然需要对历史作一些必要的清厘。它有没有来龙,“龙”是何种?它有没有去脉,“脉”又在何处?“秘密报告”,从马克思到列宁起论述“个人崇拜”的危害,由此引出斯大林的错误以及暴戾都源于个人崇拜即权力崇拜。但是“秘密报告”只是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上进行的梳理,而没有从“个人崇拜”形成的机制上入手。也就是说,斯大林执政的三十余年的历史,在苏联犯下的罪孽,只是斯大林一人所为,最多也就如“秘密报告”者本人那样有一些“谄媚”和另外一些以此告密升官发财的“帮凶”。问题在于,斯大林为什么可以多年不开中央全会、斯大林为什么可以视除了自己之外的同事和下级的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命如草芥、斯大林为什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胡作非为、除斯大林之外的苏联其他人为什么可以了无声息地接受这一事实(岂不说“谄媚”者和“助纣为虐”者)?而且那怕是一点点只算是牢骚的声音也不允许。只要有了那么一点点,斧头就会挨个儿砍去。能生存下来,就只有一条,惟斯大林一人的一个声音。倘若再加上一条不死的理由,那就一定要学会“谄媚”——赫鲁晓夫在作了“秘密报告”后,赫鲁晓夫也谴责了他自己当时的“无耻的谄媚”。岂止仅是“无耻的谄媚”,事实上,赫鲁晓夫在1953年9月担任苏共第一书记后,先是履行了他的承诺,即不像斯大林那样把苏共、苏维埃国家及军队的权力集于一身而把部长会议主席让给了别人。按照《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人的私人生活》([英]奥兰多•费吉斯著,毛俊杰译,下简称《耳语者》)的观察,二十大的赫鲁晓夫报告“披露真相也有利于赫鲁晓夫对权力的觊觎”。因此,很快就让人们看清了赫鲁晓夫的虚伪性,一是部长议会主席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来担任,二是,赫鲁晓夫很快担任了苏军总司令(即负责全苏国防事务和武装力量的常设机构“苏联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说,当赫鲁晓夫在批露和批判斯大林的同时(之前),已经继承了斯大林的做法(见[美]费拉季斯拉夫•祖博客《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下简称《帝国》)。

对此,许多人认识不清。之前是这样,之后的中国相当一时间里是这样。也许只有经过“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才那么的一针见血: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或至走向反面”。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邓小平的这两段话有三层意思是明白的:一、制度决定一切;二、法制是制度的核心要素;三、应当借鉴和学习英、法、美这样的国家制度的治理方式。如果邓小平的这些话今天并没有过时,那么,我们对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当下以及我们的未来,显然,话题依然是沉重的。制度以及制度文化作为历史上的一种现象、一种规定,是过去、当下和未来都无法绕开的话题。在这一话题中最重要的是,个人与制度、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历史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事件累积,同时也是一个人又一个人的活动的叠加。人与事件、事件与人,如乌利斯怪圈首尾相缠,难说是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历史有历史的责任,人有人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某些现象(甚至是本质)的非与是归于某段历史的“不可抗拒”,或归于某一个人的“身不由己”,那么,我们就无法厘清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人作为人的历史责和人性的弱点。“秘密报告”称:“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手段”;并“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采用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维持红色恐怖。在这里,我们今天看得清楚的是,一种不健全的制度,一种独裁的制度,它会把这个制度的顶端的某个人推向某种极端。而我们又看到,当这种制度顶端的某个人的道德自律已经不在时(事实上,此时的道德自律就是一张完全实效或作废的信用卡),某个人便会把这种制度推向同构的极端。如“秘密报告”所说的“一个人的专横也就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于是,我们看到了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的“大肆镇压”。这样的镇压是“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那时的苏联,除斯大林及极少数人外,都被“血雨腥风”所笼罩。这一段历史,无论是公开的还是解密不久的;无论是定性的(即“人民的敌人”或“叛国者”),还是定量的(即被斯大林镇压了多少人)。而且大恐怖时代造成的告密,依据《耳语者》的描述和统计,其告密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举报人无处不有——工厂、学校、办公室、公共场所和共用公寓”,有“数百万人在举报他们的同事、朋友和邻居”,“在管辖严格的莫斯科,每六七户家庭中至少有一名举报人”。在告密中,无论是奖励、还是自愿,抑或威胁,其黑暗在二十世纪一百年间,几乎绝无仅有。顺便说一句,2012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在谈及苏共二十大时,只轻描淡写的写了一句:“在政治方面,苏共在1956年的二十大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该书第八章)。连“秘密报告”一词都不见踪影!历史的被遮蔽,如此之明目张胆。同时,也可见我们当下的一些所谓“官史”或“正史”,是何等的不靠谱!于此需提及与1956年不相干但与斯大林相关卡廷大屠杀。在《秘密报告》里没有披露卡廷屠杀。发生在二战时期的卡廷大屠杀,是斯大林的另一件反人类的罪行。1940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州以西的卡廷森林和周边几个的战俘营里,共有2.2万波兰人被苏共所杀。俄罗斯在1990年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公布的结论是:总共大约2.2万人。其中有:3个将军,24个上校,79个中校,258个少校,654个上尉,17个海军上尉,3420个低阶军官,7个牧师,3个地主,1个王子,43政府文官,85个二等兵,131个难民,20个大学教授,300个医生,数百个律师、工程师、教师、作家、记者,以及两百个飞行。全部用行刑的手法,脑后一枪毙命,尸体用卡车运到掩埋处。基本上,是用标准公务作业有计划地消灭掉整个波兰国家的治理精英。如果我们依然套斯大林时期是“共运史”的一个时段的话,那么卡廷大屠杀则是“共运史”最黑暗的事件!当代中国书写的“共运史”对此却只字不提。

当我们今天重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林语堂的《匿名》时,重读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献时,感慨良多。自“秘密报告”至1991年年底,仅35年光阴,苏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除了让世界瞠目结舌外,而给世人和历史留下了也许永远都会时说时新的话题。历史的偶然与使然,历史的表象与真相,历史的它者与自者,都如一团乱麻,从来都难以厘清。而历史中的人,以及历史后的人,又总是试图去条分细梳地认识历史。试图在历史中寻找蛛丝马迹,以求以获殷鉴。王守仁在其《传习录》中说道,何谓史?“史以明善恶、示训诫”。王阳明以其“知行合一”的“心哲学”认为,历史的功用在于“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诫者,存其诫而削其事以杜奸”。我们岂不论这种惟心(学)为主的历史哲学观,是否就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面对明正德(1506-1521)年间的政治污浊——当然与后来的天启年(1621-1627)的污浊比,天启年间的污浊更盛——王阳明的这种以心善恶视历史善恶的历史观,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说,这种看法有其理由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将此来看处于历史中人、人于历史、人于制度的责任是非。面对苏联二十大的突然变故,面对亦步亦趋学苏联的新兴中国。中共最高当局对此不曾预料也不会预料的重大变故,显然没有准备,甚至是惊慌失措的。从现在披露的文件看,当时即1956年2月底,中共最高当局没有公开表态,到了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苏共二十大及影响”,在会上,“邓小平报告了中共代表团对加苏共二十大期间了解到(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凌晨时的秘密报告,国外共产党代表团一律没有被应邀参加之列,引者注)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一些内容”(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直到了4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始了间接的回应,这时,我们才在公开场合看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态度。毛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批语和修改”时写道:“有些人(即赫鲁晓夫,引者注)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这段话看,毛当时是相当矛盾的。显然, “秘密报告”所披露的斯大林的问题,毛认为大都可能是属实的,而且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灵活的不那么教条不那么大国沙文主义或者不那么“老子党”的苏联新领导(毛不服“老子党”也不愿当“小兄弟”);但是斯大林在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心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却又是不能轻易推倒的(偶像之推倒,在大一统的国家里是何等的不易)。那怎么办?那只有以这种貌似“一分为二”来搪塞。既可搪塞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运的“老大哥”(英国人奥威尔1949年《1984年》里首创的词汇),又可搪塞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但是,毛觉得此事一定会在国际共运特别是在新生的中国造成巨大的影响。对此,毛清醒地写道,“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紧决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事实上,“秘密报告”根本就没有提及到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列举的恰恰都是斯大林搞个崇拜和实行红色恐怖的错误和罪行。其实对于这一点,毛显然心知肚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此便有了警觉。重要的实证是:本来在战争年代召开的中共“七大”(1945年),已经将“毛泽东思想”列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这表明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和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也表明“造神”的发端与开始。由以毛为领袖的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政,进一步“造神”便是这一规律的使然,但在1956年的党的“八大”,反而在“行动指南”里只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这当然可以看成是领袖的谦逊,但这完全有可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承认了苏共“二十大”批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历史事实,并由此做出的补救。

在我们重新回到中国的1956年春天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看不到这段历史的真相,也看不到历史中人的真相。“秘密报告”发布之后的1957年1月,周恩来访苏时,苏共高官还在跟周谈“所有人都要成为斯大林那样的共产党人”(见《帝国》)。所有真相,都被所谓的“国际共运”及“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下遮蔽和掩盖了起来。直到许多年后“秘密报告”在中国的解密,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简称《决议》)中看到一些真相。显然,斯大林所犯错误,当时虽然引起了毛的警觉,但没有完全引起毛和毛的坚定追随者的重视,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加之“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和“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以至于重蹈覆辙:“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见《决议》)。

史的善恶是与人的善恶密切相联,而人的善恶又与制度的好坏紧密相关。通观1956年的“秘密报告”和1981年的“决议”,就对其历史与历史中的个人进行了理性的反思性梳理,即两文件对其执政党执政时的教训,以及对执政党的领袖提出尖锐的批评。不同的是,“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持全面否定态度,《决议》则对毛泽东作了批评式肯定。邓小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中,自始自终都给予极大的关注,与相关人员和起草组谈话与讲话多达九次!在这些谈话和讲话里,重要的即是对历史中的个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功过的态度。在邓小平看来,本质上肯定技术上批评,线性上肯定段面上批评,根上肯定枝上批评,一句话,不能否定毛。不能否定毛是因为不能否定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显然,这一逻辑,符合中国革命1921—1949年成功的历史,也基本符合新政28年的历史。但是《决议》与“秘密报告”一样,绕开了制度本身对人的作用,以及制度中的人又如何强化了制度本身这一重大话题。不过,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在对待毛的问题上,其实邓小平是非常有勇气的,邓认为新政十七年间的如“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与许多当下依然遮遮掩掩的所谓敏感话题相比,邓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敢于对历史和历史中的个人负责。不过对制度依然难以启口,只承认是“经验不够”和“胜利之后不谨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事实上,于历史于制度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个人的责任即机器与螺丝钉的关系中螺丝钉的责任(阿伦特持这一观点)。如“秘密报告”者赫鲁晓夫在批露斯大林的独裁和罪孽的同时,是因为有如赫鲁晓夫本人在内的一大批无耻的“谄媚”者。我们以此观点看中国的“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能得与轰轰烈烈进行,以至“全国山河一片红”,除了负主要责任的领袖外,是因为有绝大多数“三忠于”“四无限”的具体操作者、高级跟班者和积极“响应号召”的群众。除了像林昭、张志新、顾准等极少数先知外,身于其间,没有哪一个人对此不应负有责任。或者说,没有哪一个能够逃脱道义的拷问和追究。即使是被裹夹、即使是出于无奈。个人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中,与制度以及制度文化使然相关。直到了邓小平专门谈制度时,出于对历史负责和民族的前程负责的邓小平,邓小平下定决心,认为制度于历史、制度于个人,是关乎本质的。这就是至今依然散发着光芒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下简称《改革》)。《改革》一文,不仅澄清了“秘密报告”只谈个人不谈制度的迷雾;同时也试图走出历史与个人,个人与历史相互纠缠的怪圈。邓小平写道:“这个教训(文革十年,引者注)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改革》)。承认个人于历史有责任,但更认为制度的重要。也就是说,为什么苏联会出现斯大林的专横独裁和暴戾,以及后来赫鲁晓夫的“粗鲁”和“喜怒无常”(见《帝国》),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要对“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等的错误负“主要责任”的毛泽东?或者如邓小平在《改革》一文中所说的,如果换成“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那种像苏联的唯个人崇拜、唯领袖“马首是瞻”的全民狂热,那种错误不断、那种集权于一人、那种置政敌于死地的事,就“不可能发生”。邓小平还回忆说,在英法美那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斯大林的话是毛泽东本人当时就意识到了的。

为什么,在苏共历史上出现过个人独断以及由个人独断导致的反历史反人类的恶果?无论是从制度角度,还是从人性角度解读,是沉重的,而且直到当下对此也没有一个可以“盖棺定论”的解读。仅仅个人品质吗?仅仅只是制度缺陷吗?美国二十世纪中期最著名的社会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对此有着另外一种解读,即从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的性格进行解读。《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与行动研究》出版于1940年。1940年是苏德战争的前夜、全世界反法斯战争胶作的年月,远在欧洲大陆和二战战场之外的北美,威尔逊对共产主义从理论、运动到实践仍持乐观的态度(需知当时因苏德条约,苏德两国已经肢解和瓜分了波兰),如椽大笔地写了一部有别于传统的共产主义运动史。在这部巨著里,威尔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无论人品、学问还是共产主义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仅从威尔逊的章节小目就可以看出,譬如对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创人,威尔逊称赞道“马克思:普罗米修斯与路西斯”;譬如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威尔逊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创造历史”;譬如关于马克思个人的品质与魅力,威尔逊专门开了两章来表明,一章叫“马克思:商品的诗人与无产阶级的主宰者”,一章是“马克思死在书桌上”。同样,威尔逊对列宁也持赞扬态度。虽然不像对马克思那样的高度赞扬与肯定,但对列宁的崇敬依然可以在第三部专门写列宁的六章的字里行间里看到。而且威尔逊的这部巨著的书名就叫《到芬兰车站》,即列宁流放在国外进行共产主义活动后重返(十月)革命前夕的俄罗斯,在到达芬兰车站的那一历史瞬间和历史定位(这一定位即由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学说变成了列宁的共产主义实践和现实)。可见——尽管在这部书里,作者对马、恩、列(包括拉萨尔、巴枯宁、托洛茨基)等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们,有着与苏俄共运史完全不同的看法和解读——但作为一位浸淫在自由主义思潮里的威尔逊,依然客观公正地看待被西方(尤其是以丘吉尔为首的)认为是“赤祸”的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正是基于此,威尔逊才大胆地指出,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时代——事实上还包括列宁时代的后期——“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作风是独裁的,而绝不是民主,对于一个没有民主概念的民族而言,其革命政权会走向独裁专制乃是必然的结果”。这一结论,看起来有些宿命,但我们从已经走过来的苏俄,以及跟着苏俄学习的中国的经验和教训的一百年历史来看,威尔逊关于民族没有民主概念而最终会走向独裁的观点,何等的一针见血!这一结论的历史依据还在苏联: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沿用了斯大林看问题的做法”,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勃列日涅掌权不久则迅速恢复了斯大林主义(见《帝国》)。我们还由此意外的发现:1957年赫鲁晓夫解除国防部长朱可夫从而终结了斯大林逝世后形成的苏共集体领导,1959年毛泽东解除国防部长彭德怀从而由八大形成的集体领导变成了“一言堂”——两桩事件何其相似乃尔!以此为观照,我们看到,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与苏俄的革命就大相径庭。经历了独立战争,华盛顿的声誉与地位达到无人所及的地位,华盛顿便极有可能如中国的朱元璋一样,永久地把所谓“江山”代传下去,但是,由于美国宪法,也由于北美十三洲的人民,没有允许独裁的传统(相反,十三洲的人民正因为是殖民地人民而在集体意识里就天生地反对独裁和殖民),因此,美国走向了它的真正“共和”(“Republic”一词的原义即人民通过选举管理国家而不是君主代传管理)。法国革命之后,虽经过若干次君主复辟,但是自法国启蒙运动(尽管也遭受质疑)之后,其自由平等博爱深入人心,其社会契约深入民族的心理,因此,法国的共和便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反观历史上的苏俄和当代的俄罗斯。从赫鲁晓夫到普京,其间哪一位国家元首(也许戈尔巴乔夫除外),其意识里没有彼得大帝和斯大林的基因?《帝国》就披露到,当1965年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在勃列日涅领导下,不仅迅速恢复了“斯大林主义”,而且,“斯大林主义的世界观以及革命与帝国范式,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各位政治领导人”。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第三章的一条脚注披露,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还在赞扬斯大林的一生,直到了1988年,戈尔巴乔夫才肯定了斯大林的对立面布哈林的“有限自由化”(这个时候离苏联解体不到四年了)。也就是说,除了制度本身的设制,其民族的基因与传统,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同样影响着个人的命运(或许,这已经与是否共产主义无关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大约不赞成“英雄史观”,而认为历史的创造得依靠千百万人民群众(尤其是列宁毛泽东持这种观点)。事实上,无论理论本身还是历史事实本身,重要个人的作用即英雄从来就是或正向推动或逆向拉动的重要力量,往往有的时候,个人的作用和力量其实是决定历史前行或后退的主要力量。在正向方面,中国共产党倘若没有(1935协助周恩来主持军委、1945当选党的主席)选择毛泽东,中国革命也许就不会在1949年成功(按照邓小平的话讲即中国还将长期在黑暗中摸索);在逆向方面,倘若德国没有(1933总理、1934元首)选择希特勒,惨绝人寰波及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在不清楚(至少在东西方看法不一)方面,倘若苏联共产党(1985)不选择“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东西方冷战就不会至少不会在1991结束(《帝国》高度肯定了戈氏放弃核政策的这一决定,“在世界历史上是不同凡响”的“对历史的最有益的贡献”)、苏联不会至少不会在1991年解体、苏共也不会至少不会在1991年成为非法组织(《帝国》中有一节的标题即“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一切还会发生吗?”)。当然,历史从来拒绝“倘若”。历史是一个又一个历史片断的累积,也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重要人物的思想、观念、个性、行为的累积。或者是一个又一个偶然的累积。不仅如此,除了个人因素之外,制度也事关根本。如果按《到芬兰车站》的观点看,民族基因以及其独特的文化,可能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是像赫鲁晓夫这般极具革新而且敢于还历史以真相的人,在二十大结束时的“秘密报告”大致也基于“利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打击威胁主要竞争对手,并在欢迎解冻和政治改革的社会群体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基础”;重要的是,“如果不公布斯大林的罪行,人民将接过发言权”(见《耳语者》)。这样的观察,给我们提供了最易被历史遮蔽的视角:害怕人民的发言权或者剥夺人民的发言权,正是这种文化的基因所在。从文化传统和民族基因来观察,与用社会历史来观察,显然多了一种维度和视角。也许正是由于《到芬兰车站》观察到的“对于一个没有民主概念的民族而言,其革命政权会走向独裁专制乃是必然的结果”,因此,即使是足可以改变世界、其威力决不会小于新地岛那枚5000万吨级的核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当量核子武器)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以其列宁式的口才讲完了报告中最后一段话(“我们现在能够广泛地提出克服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和消除它造成的严重后果等问题,证明我们党有着伟大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毫无疑问,为自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所武装起来的我们党,一定会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走向新的胜利。我们党的胜利旗帜,列宁主义万岁!”见豆瓣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赫鲁晓夫特别要求:“这个议题不得传达到党外,更遑论媒体。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在封闭会议中谈论此事……我们绝不向敌人提供弹药,绝不袒露我们的伤口”(见《耳语者》)。

历史的吊诡与无情在于,并没有因为“秘密报告”的报告者的纪律要求,“秘密报告”还是在1956年后的某一天昭然于天下。当1956年过去了六十年后的今天,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早已经不再是1956年的时代了。面对纷杂的世界和有可能重组的世界,与1956年(“秘密报告”)当年息息相关的中国(苏共的“小兄弟”)和与当下可能依然息息相关的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会在此事件获得什么教益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时序更替、生命新陈代谢的可能、命定和重要性。在时序更替、生命新陈代谢的过程(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中,如何把握机遇,如何面对挑战,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曾有过太多的教训,而且往往执迷不悟,甚至抱残守缺,而且还有着许多冠冕堂皇的理论和理由死守与拒绝。因此,当下的我们不应有禁区,而且也不应设有禁区(开启改革开放新纪元的邓小平,就是一个坚决反对迷信反对教条反对设置禁区的领袖),我们惟一需要做的,就是去做。印度圣雄、和平主义者甘地说过,“再微小的实践也远胜于再繁多的说教”(An ounce of practice is worth more than tons of preaching)。

来源:共识网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