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欣欣:生命从自由表达开始——兼评电影《梦想阿根廷》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哈姆雷特的生死抉择,对某些地方的人们来说,可置换成含义相同的话:“表达,还是沉默,这是个问题……”当公共领域的表达与否关乎生死,钳制舆论的当权者也就失去了起码的合法性,意味着社会丧失了生命力,走向崩溃。

1976年至1983年,是阿根廷历史最黑暗的七年,军人政府独裁,解散议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迫害异议人士,先后逮捕了5万名左派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被害,可他们家庭却被告之“失踪”。电影《梦想阿根廷》(美国,2006年)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故事。

女记者塞西莉亚采写了一篇文章,报道一些学校抗议公共汽车票涨价,之后抗议者就有人“失踪”,谁是凶手,大家心知肚明。面对恐怖威胁,塞西莉亚的丈夫、剧作家卡洛斯反对她发表,认为“这是一种挑衅”、“不理智的自找死路”,卡洛斯的朋友、剧院导演也劝说她:“政治就是这样,没人愿意涉足,没有人。我同意你文章中的观点……这个就能把他们救回来吗?”如何作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但其中必有符合公义和良知的,尽管勇敢者最初总是少数,但这少数不可或缺,塞西莉亚就是这样的人。文章发表后,她被人绑架失踪……

通过口头、书写、印刷等方式自由表达是公认的基本人权,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宪法等均有相关规定,无需赘述,其重要性众所周知。关键是在专制社会中,这一权利只是书上的文字,当权者虚伪的装饰,而不是现实的存在。有人看到引言获罪,渐渐明白了潜规则,并习惯了这种自我失语的生活,练就了与当权者的要求相一致的表达能力,何时何地说什么话,甚至戴上何种面具,熟练得运用自如,日久天长,不仅不觉得痛苦,程式化的语言反而简单轻松,思维也因模式化的训练而规范清晰。至此,由外在恐怖的监控到内心自觉的审查,自我精神阉割导致正常话语功能的丧失,并进化到完全适应、毫无察觉的层次,就像一只关久了的小鸟,离开笼子后,也不会自由飞翔了。记得在报上看过一篇短文,作者谈起对某社会问题本来有自己的看法,可在街上突遇电视记者随机采访,面对镜头他脱口而出、侃侃而谈,待记者离开后,他细想刚说的话,完全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近乎本能地说了些迎合的官话,于是惭愧不已。

与其他国度相比,中国几千年专制和文字狱的历史悠久,自由的基因一再被摧残。记得我的一位恩师,看到文革中许多人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成了被迫害的“罪证”,从此再也不写信和日记。精神自宫的结果导致国人表达方式的“含蓄丰富”,难见生命鲜活的率真、阳光般的亮丽,世上少有国人对这种“含蓄丰富”的高度解读能力。令人欣喜的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表达空间的拓展,国人的语言开始焕发自由的生机,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如此斑斓的景观,尽管一时鱼龙混杂。

人们常常将公共舆论空间缺乏自由完全归咎统治者,却没有反省自身,在许多时候我们的胆怯也是同谋者。须知,刽子手的高大是因为我们精神的匍匐,内心的勇气与外在的恐怖成反比效应,表达自由是我们的权利,无需统治者首肯和让渡,首先要打碎内心的枷锁,从享用自己的权利开始,直至让自由的表达成为阳光下的常态,不再需要“勇气”和“勇敢”。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我们坚定地一步步拓展自由的空间,这可能会付出代价,但是我们宝贵的生命不是为了苟且地活着,生活的变革就在每个人肩起自己的那份责任。电影《梦想阿根廷》中的卡洛斯就是这样,他从妻子的遭遇中鼓起勇气,一方面加入了失踪者母亲们的抗议行列,用自己的灵异能力为她们提供失踪者的真相;另一方面,他借助自己的戏剧嘲弄当权者。当剧院被毁,女儿和导演相继“失踪”。女儿和其他无辜的人一起被枪杀;导演像大多数“失踪者”的命运一样,最后被装上直升机,扔进海中。卡洛斯依然坚持抗争,带动了更多的人勇敢地走上街头,最终在自由胜利之日与妻子团聚……

同样,改革开放30年来大陆民间声音的壮大,对改革的推动,对权贵的抗争,是民众努力的结果,诸如六四天安门死难者母亲、访民、维权的工人农民等各界人士,都是推动民意自由表达的杰出代表。目前迅速升温、声动各界的《零八宪章》公民签署运动,更是将中国的民主进程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海内外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负责任的抉择,我们的自由空间不是等来的,要靠亿万人凝聚起来的力量。“自助者天助”,要赢得世界的尊重和支持,我们首先要用行动表现出自己起码的尊严。

当前,大陆民意表达的自由现状与民众的改革诉求相比,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善。借用那句流行语,权贵们“穷得只剩下权和钱了”,我们连说话的自由还没有保障,所以要实现公正,还政于民,让我们的生命拥有完整的权利,就要从自由表达开始——表达,还是沉默,这不该是个问题!

2008年11月12日初稿,12月17日改毕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