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每个人都点燃
一支哪怕很小的蜡烛，
我们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光明！
——美国小学生歌曲
当历史以她自身的节律和惯性撞开21世纪之门的今天，让我们回眸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到“大跃进”，再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历次社会整合与经济调整，就不难看出，每一次都是将已出现的危机转嫁给了农民和并不发达的农业。有了农村做中国的“蓄水池”，才有效地缓解了多次城市工业危机。还是让我们穿过时间的隧道，一同去寻源现行户籍制的发端与沿革吧。
1950年代初，美国一位笔名X的苏联问题专家，发出了“一旦共产党分裂并陷于瘫痪状态，俄国社会的动乱和弱点就会以难以描述的形式暴露出来。因此，如果发生什么破坏党这一政治工具的团结和效力的条件，那么，苏联便可能在一夜之间由最强变成最弱最可怜的国家之一”的预言。这时也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连年的战争使得当时的广大农村陷入极度的贫困，而当年大批用推车担架帮助执政党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用小推车“车轮滚滚地推出新中国”的农民，便自然而然地成群结队涌向城镇，涌向心目中的天堂。
在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四种基本的户籍制度：征赋派役、世袭身份、人口统计和保甲治安，而这四种户籍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征赋派役和独立的人口统计为主要功能，并无附加值和福利附带。但百废待兴的年轻共和国，根本就无力负担因他们的到来，给当时少之又少的城市所带来的就业、住房、食品供应等方面的压力，因而便由前政务院于1953年4月17日颁发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可惜收效甚微，于是在1954年3月12日紧接着又由内务部和劳动部联合发出《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可仍无法阻止农民对当初诱发他们推起推车、抬着担架义无返顾前行的原动力——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等新奇生活的渴望！
1954年后中央政府虽数次发文要求各地政府劝阻农民进城，但仍收效甚微，仅1956年秋至1957年不到一年间，就有57万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此举严重影响了中共“农业支持工业、农村保障城市”的经济战略指导方针，同时也给农副产品的低价统购统销、以及借此来积累城市工业化建设所必需的巨额资金带来一定困难，新生政权的领导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是满足当时占全国人口绝对多数人对工业化的艳羡和向往，还是暂时牺牲他们自由择业和迁居的权利，以稳固初创的基业？是在城乡之间筑起一道厚重的藩篱，继续拉大时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城乡差别？还是尊重经济规律缩小城乡差别，使人口布局逐步趋于合理化？执政党陷入尴尬的两难境地。
政府必定不是理论论坛，自当审慎而果断地按照自已的选择开始进行运作，即“城乡分治与收入剪刀差”的思路和制度设计在先，户籍制度出台在后，且该制度在当时还担负着相当大的政治责任——搜剿国民党残余和一切新政权的敌人，限制并管理要进入城市里的每一个人。
于是便在1956年1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户口登记、统计工作和户籍工作移归公安部门接办的通知》，依据这份通知，农村户口的登记、统计工作由内务部和各级民政部门移交公安部和各级公安部门接管办理，由此便人为地给其涂上专政机器的强制色彩。紧接着于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审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以“共和国主席令”的形式颁布施行。此条例对农民进入城镇作出了约束性限制：“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具备法律效应的条文中，国家以它特有的强权将人明确区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从此，我国就形成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模式，直至今天我们的户籍制仍是当年的延续，只是较前更缜密了。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城市人口的机构性膨胀，阻止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迁移大潮，但是此条文的施行，却在有意无意间严重地践踏了公民的“择业、迁居、劳动、取酬”等基本要求，时占全国90％左右的自然人刚以落地就烙上与生俱来的标志：生在城市，就可靠一纸户口世袭幷享受各种优厚的财政补贴（计划经济40年国家积累主要是靠农业和农民进行的，工农业剪刀差使得8000亿元财富从农业转向工业，但国家制定政策、资料统计和市场保障等却一直倾斜仅有2亿的城镇人口），获得由国家统筹安排入学和就业等各项权利；反之生在农村，一张农村户口就永远将你隔离在封闭而贫瘠的黄土地上，除非考上大学（67年-77年10年没招生，恢复招生后城乡之间的受教育基点又有巨大的差距），不管干出了多么惊人的业绩，永远也是“农民企业家”、“农民技术员”之类含有贬意的冠名！
大跃进后期农民勒紧裤腰带补给城市人口的衣食，“文革”中期接纳不少于5000万的在城市无业可就且造反造得随时都有可能挑战最高权力阶层的“下放知青”、遣返的职工和横扫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就连改革开放，也是由农村发轫幷实施的！我们不能忘却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张满布血色手印的粗糙纸张。
那么再让我们看一看现行户籍制这个将城乡差别拉成天堑、给大小城市之间隔上屏障，严重挫伤作为竞争第一要素人的积极性、且只与出身有关而不包含任何创造性，并且可供出售的僵死计划经济所衍生的历史怪胎，如何使万物灵长的个体的人在其淫威下变异或沉沦的——当“人多力量大”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两个超越客观现实规律、盲目膨胀且极具煽动性的口号杂交之后，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连续3年的严酷灾难降临在1960年代的初期，全国的城市和略微能吃上粮食的区域，就象驱赶畜牲一样驱赶着因大食堂化的浪费和超额交纳公购粮而沦为饥民的农村讨饭大军，可这些食不果腹的叫花子们所乞计时怀里却揣着“兹介绍我大队××社员去贵处讨饭”字样，并盖有鲜红五角星大印的“介绍信”！而各大城市为解决这些“盲流”，建立起极森严程度绝不亚于正规监狱的收容遣送站，从此便使得“农民”这个群体的生命尊严和人格失去了底线——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没有介绍信和相关的身份证明而进入城市，即可将你关进没有自由、没有性、和社会隔绝与监狱毫无二致的收容站！活着就是为了象牲口一样活下去，便成了当年那些沦入收容所的群类们生存的理念。
而笔者只所以从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户籍制度，则是因着如下两个个案：一则是童年期的记忆，那是我6岁左右还没有上学的时节，少不更世事的笔者，当时曾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一桩真实：一位7、8岁模样、破旧衣饰不能掩住其灵俐与机敏的小女孩，随着母亲来还算有口饭吃的关中乡村乞讨，我所生活的同村长辈疼怜小女孩，便将从自己口中抠出的食物与她母女缓饥，幷安排其住在村里打麦场上夏天用来看护麦草的破房里。当村上的大人们问及小女孩可否识字，只见她羞涩地用粉笔在其暂且安身的土墙上写下“毛主席万岁”几个大字，村人玩笑曰欲将其与我做童养媳，年幼的我由羞而怒便用斧头去砍开玩笑人家的木门，究其原由是当时村上谁家若与没有户口的“黑人黑户”（盲流一词尚未流行到乡间）有任何瓜葛，便是天大的耻辱，当时我亦不足7岁，足见“黑人黑户”在村人意识中之可怕地位的根深蒂固！
次日晨，村人纷传那母女中的一人吊死在场房里，便随大人们去看，但见冬日惨白而没有光晕的太阳下，她母女也不知是谁用麦场间捆绑麦草的绳子吊死在昏暗的破场房低矮的屋脊上，其死状我幷未（或不敢）近看，只是冬日照射在女孩用粉笔写在墙上的“毛主席万岁”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刺入骨缝！事后村人讲：她们母女晚上都让坏人糟蹋了，没脸见人，母亲便把自己吊死，村上人便挖坑葬埋了她，而我的“童养媳”也不知所踪。我当时所能知晓的最高权力机构公社也没怎么追究，原因很简单：她们是没根没底的“黑人黑户”，民不告官不究！
而最终促使我在1988年9月就完成了对数十名进城打工女性的采访，并以《都市的诱惑》之名出版的较早的关注农民工的集子的原由，则是偶然看到的一则报导：1980年代中期，当时国家还时兴职工和干部退休子女顶替接班的“世袭”就业制度。河南省某县一位公办教师，在临退休时，为了给孙子留下一个吃商品粮顶替接班的户口指标，竟狠心的用老鼠药毒死了30多岁的亲生儿子！因为只有儿子死了，17岁的孙子才有接班的资格，这便是当时的政策规定！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随着伟大领袖在天安门上一挥巨手，1650万丝毫没有文化优越感的知识青年（官方公布数字），便在1968年12月20日这天，不管你自愿与否全都一次性地奔赴农村、边疆去“炼一颗红心，磨一手老茧”。而在这轰轰烈烈的同时，不知有多少家庭里明白世故的长者攥着注销了儿女名字的户口本心疼地发抖——他们明了这是子女的命根子，只要户口本上属于他们的那一页被取下，其就没有了从小生活的城市中所享有的一切，从此将失去城市户口，失去作一个要在城市生活下去的人所必需的证明与保障！
当狂热的诗意激情在荒蛮而陌生的现实面前冷凝之后，这些“文革”之后心理素质和知识基础普遍贫血但却受过工业化城市文明浸淫的青年，无论如何培养不起在农民队伍中滚爬过大半生的毛泽东所希冀他们的那种：祟拜农民大爷大娘的朴素感情，怕自己会永远地留在农村，到了年龄的他们不敢结婚、不敢谈恋爱，回到城里去便成为几乎所有下乡知青的唯一。男知青不惜自残充满活力的青春躯体给“病退回城”制造借口、以娶大队会计或队长的傻女儿换得上工农兵大学或少得可怜的招工机会，甚或冒险偷盗换钱贿赂农村的当权者；而女知青中上进的一部分，则拼命用一生只有很短的一次性丰盈的女性岁月，去抹平男女间天然之性别界线：干比男性还男性的苦活，试图挣个“表现好”回城，为数不菲的人因之落下终身不能医治之病患！更有甚者，便干脆操起女人所固有的古老武器，用自己花季的身子去供一手老茧、满脸皱纹、身上充满刺鼻酸臭和永远也洗不干净的异味的乡下掌权者们去肆意蹂躏、淫乐，凡此种种，其目的只有一个——争得一个中国绿卡：城市户口！
仅事后对湖南省某公社的98名知青统计：其中5人患精神病、1人自杀未遂、1人犯罪入狱、34名患风湿性心脏病、贫血等病症、4名被掌权者奸污！这组资料与比率，也许能够显现“中国知青”这一代，人当年为一纸户口所经历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的一个侧面吧！到务实派重回中南海主政的1978年，“知青”问题开始急刹车，历史上最为悲凄浩大的溃逃式返城狂潮骤起——遗弃亲生骨肉于陋室、车站，夫妻火速离婚……所有这一切有碍人性的行为，还是为了适应回城落户的政策！
而那些为逃离农村无所不用其极的知青中所谓精英们，现在却又在媒体上喋喋不休的奢谈“知青精神”！尽情地用粉饰过的想象来满足其展示主义情结，这是旧家族中被强暴过的小寡妇为表白其贞节而虚幻通奸污细节的自慰，是对历史真实和价值取向毫不负责的误导，是艶羡史瓦辛格们的强健而给干瘪的胸脯上用失贞的汁液沾上猪毛充硬汉的丑陋！知青们返城后其插队的时日还能给算作与工资、养老、福利、医疗等密切相关的工龄，而穷其一生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该算什么？
用人制订的户籍来扼杀人性，这是现行户籍制的最大特质之一。
城市户口的获得对于农业人口而言，其难度无异于发展中国家的人要取得美国的绿卡。因为它所含盖的附加价值诸如可以在城里分配住房、不受粮棉丰歉影响的低价定量供应食品、优先找待遇较高的工作、享受医疗、养老、劳保、教育、娱乐等大多数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属补偿性的福利待遇。
也就是说，一个有城镇户口的人，由生到死的全部过程都由政符包于，而正是政府的补贴，在过去维持了城市二、三十年在当时可称为“中产”的生活水平，政府也依靠这种低水平的保障，维持了城市的稳定。
故而国家强权赋予它的附加值越多，城镇和相对于农业户口的利益格局和观念上的阶梯差额就越大，因之握有“农转非”实权的腐败分子们，在户籍问题上所做的手脚也就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冒充死者家庭成员，伪造出身档案、借口“落实政策”、乱用“引进人才”、偷梁换柱、暗渡陈仓等三十六计无所不用其极！甚者甘愿冒险以身试法。这类丑众在官员中的概率与人数也愈来愈增——山西省运城的一个贪婪的“户口贩子”马江浩就叫嚣：“我这个肥缺，给个市长也不换”。从1985年10月，运城地区任命马为“解决老职工留农村大龄子女招工、换户遗留问题领导组成员”开始，他就借此良机“发家致富”：在此后的5、6年间，他先后在13个县21个厂矿、单位向1299人索贿总价值达94，580元，这可是1980年代的中期呀！他还采用“空中飞人”、“张冠李戴”等卑劣的手法为17户批办全家农转非！更有甚者是他卖给地区肉联厂职工胡某5个城市户口后，得知胡的两个儿子考上大学，便将这两个户口要回来又以4000元卖给别人。
1987年，马就住上造价40856元的小洋楼、而仅一份“马江浩索取收受物品登记表”和另一份“马江浩收受礼品登记表”上记录的数字就分别为28和52！马用权钱交易等手段犯罪200余案，非法转换办理非农户口900余名，受贿12．4万余元，此案共涉各级官员达95人之多，马江浩已受到法律严惩。
在河西走廊腹地有镍都之称的金昌市，检察机关一次就揪出了一窝疯狂贩卖户口的贪婪“硕鼠”，其中包括原金昌市政协主席、中共金昌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蒋克忠、原金昌市市委秘书长陈树生、原金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姚启武以及曾先后担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的邓天佐等人。
张树生一次就拿出310个农转非户口指针卡，而身为公安局长的姚启武又以每个2100元至4100元不等的价格贩卖，仅此就获取了66万元之巨的脏款！他们合伙作案，猖绝一时，最终经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蒋克忠有期徒刑2年，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张树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以贪污罪判处姚启武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以贪污受贿罪判处邓天佐有期徒刑7年。在威严的法律与昭然的举证面前，这4个卖户口的贪官均没有上诉！
以武则天的无字碑闻名于世的陕西省乾县，原县委书记庞民生、副县长许岳山等腐败分子一手制造的“农转非”丑闻曝光，其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在短时间内滥批乱办“农转非”户口共计321户、661人之多，庞、许2人被以法逮捕，涉及该案的的另外30多名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和法纪的严厉处分；另外，在东北某市还查获了1名户籍警，他独自一人在10多年的时间里就先后卖掉了200多个城市户口，非法谋利200万元之巨，而另一名市公安局户籍处长，利用“户口”问题大肆索贿86万元、而还有一名管户口的干部，家里被小偷动用机动车辆一次性盗走茅台酒40余箱……一张原本平平常常的城市户口所发出的巨大诱惑，使得那些枚不胜举地隐藏在权力背后的人渣与污垢纷纷曝光！
城市是农民梦境中的天堂，而城市户口则是农民艶羡的“绿卡”和进入都市的通行牌照！现行的户籍制度，虽然为计划经济下的统购统销、统筹安排劳动力就业和控制城市机构和人口膨胀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长期禁锢的户籍制却抑制了人们自由流动的天性和由此产生的巨大创造力活力，对我们民族心理中求稳怕变、恋土不愿冒险创造等惰性污垢做了更好的完善与积淀。和现行户籍制度，从客观上保护落后、限制竞争、惯养懒人，所以城里人的较好工作也绝无被农村户口的优秀者取代之忧。
因之，注销城镇户口成为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手段：在1983年的“严打”期间，许多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凶残罪犯对被判漫长的徒刑无动于衷，而当听到自己的城市户口被注销后便如丧考妣、松软如泥，同时这也是旱涝保收的福利待遇以及奖励品：1990年初红遍了半边天的电视连续剧《英雄无悔》中那个广东老警察因英勇负伤，而解决了老婆申请多年的“农转非”指针后的感激神情；另一位从乡下到大都市武汉当保姆的陈信荣，因勇斗歹徒而喜获农转非户口准迁证成为“武汉人”；在山东省龙口市，为两名因见义勇为而牺牲勇士的家属办理农转非户口作为对烈士的回报。
2003年7月12日的《广州日报》上的一则题为《抓贼十个主奖深圳户口》的报导，就更象一出闹剧了。
但作为既没机缘当上勇士，又考不上大学吃“皇粮”的普通非城市人口，奢望得到一纸跳跃“农门”的城镇户口，其高昂的付出不外乎毕生的积蓄、人格和生命尊严、甚或人生只有一次的性命——家乡一位教过30余年书的乡村教师，节俭的程度几乎超过普通低收入的村民：多年来舍不得吃一碗几块钱的“羊肉泡馍”，外出开会无论乡上县里都是徒步往返、患肝癌后期都不肯吃三两块钱一斤的鶏蛋。但他在熬干生命原汁的弥留之际，却按政策非常大方地倾其一生所积，为3个子女每人都花了数千元的高价。面对子女他的确是一脸的满足与欣慰，因为他自认为给子女留下了足以光宗耀祖、恩泽后世的特殊遗产——城镇户口！
报载：40岁不到的四川巴中人李才，靠当义务兵10余年取得北京市户口，当他眼见同事的一位随丈夫从老家来北京打工的“黑户”媳妇，因下工时被意外车祸夺去性命、其子女“因祸得福”地随父亲将户籍转为北京户口。同乡突遭不测却给他带来了“灵感”：弄死老婆，14岁女儿的户口就可进京，上学也就不须再交昂贵的借读费了。
李某几次杀妻，均被其妻拼命挣扎才幸免一死，面对妻子跪地“只要不杀我，将永世报答你的大恩大德”的哭求，李某杀妻念头却更炽了，最终将妻子活活掐死！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死者的父亲和姐姐事后从四川赶来，再接受李某甩下的几千块钱的同时，竟以宽阔的“胸怀”接受了李某的说项，事发后到公安局去为李某说情：“她妈妈已经死了，只要能给孩子一个北京户口，你们就饶了孩子她爹让他们爷儿俩就这样在北京过吧。”天哪，都市的诱惑竟然会这么大吗？一个北京户口真能顶一条人命？结果是李才被处极刑，女儿仍孤零零的返回老家！
2003年5月24日《华夏时报》以《“户口骗子”一次诈得15万》报导：一个“职业骗子”被北京宣武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从长春市押解回京。此人名叫何浩然，专“杀”熟脸儿，现已查明的案件7起，诈骗金额总计约50多万元。
今年3月份，宣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接到两位事主报案，称他们分别来自上海和浙江，还都是当地两个企业的经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通过在京的老乡认识了一位叫何浩然的“能人”，此人自称在市公安局某部门有“熟人”，只要花上5万元，就可以办理外地来京户口。
两位经理看何浩然说得有鼻子有眼，又因为子女入学等问题，迫切想获得北京市居民户口，就与另一位外地来京人员共三个人，第一次交给何浩然1.2万元的定金并在3月27日下午，将办来京户口所需的15.4万。第二天当三位事主给何浩然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此人的手机已关机，其他方式也无法与他联系——何浩然突然失踪了。直到此时，三个人才发觉上当，赶紧到宣武公安分局报了案。这就是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三年头后，发生在首都北京的户口诈骗案，真令人不可思议！
貌美活泼且受过高中教育的23岁妙龄安徽籍小保姆，拒绝家乡为数不少的同龄男子追求，自愿下嫁一位73岁、能当自己爷爷的白发老翁，缘由——取得一张上海市的城市户口！而目前数以千万计正值婚恋年龄的打工妹从相对落后贫困的乡村进入都市，她们为了能在此立足幷转换身份而采取“嫁给大城市”所作的付出和牺牲及其生存境遇，从下面列具的这些报刊上随处可见的文章名目，便可达窥一斑见全豹之效：《“小芳”进城的路你小心走》、《醒来吧，甘愿做妾的女人》、《外来妹屡遭性骚扰——只因求财、求职、求偶、求住》、《破灭的都市梦》、《揭开“拐卖妇女专业队”的内幕》、《恶老板摧残打工少女》、《被侮辱的打工妹》、《打工潮挤出的惨案》、《打工妹：爱在别人的城市》、《农家女进城悲喜剧》……而最令我吃惊的，则是2002年10月15日的《重庆晨报》上的一则题为《丈母娘为跳农门竟嫁女婿》的报导，真令我大有不知今夕为何年之感！
恕我自以为还强健的神经，已不能承受幷继续罗列这些浸泡着我们同胞姐妹血泪，并且是用她们饱满的青春和生命为代价组合的这些在正规甚至是权威报刊上俯拾皆是的文字，我的此番赘述，绝无猎奇或者抹黑什么之意！只所以用消耗了生命中10多年的时光来架构此类自己幷不善长的文字，动因只有一个——让共和国的理性之光普照每个公民、让圣洁的法律尽快校正幷铲除那些侵害“打工仔、打工妹”的社会毒瘤、请每一个富有爱心的公民都能献出心智，更进一步地完善幷修改将中国公民人为的划分成标志鲜明的两个类别且生命尊严和人的基本权利被长期漠视的现行户籍制度。把推动社会进步第一要素的“人”从“户口”的梏桎下彻底解放出来！
实现现行户籍制的40年中，在剥夺为数众多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同时，也为我们今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遗留下难以逾越的诸多祸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人口，其恶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民作为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群类没有养老、最低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故而“养儿防老”的古训使他们陷入“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可怕怪圈！
在这里要着重强调地是：目前世界上仅有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非的贝宁，仍保存着这种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而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前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都没有实施这种带有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伴随着“城市是个广阔天地，农村青年到那里去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条仿领袖语录的流行，最先尝到改革甜头的大批乡村青壮年在人往高处走（即追逐更高的预期收入）的原始动力支撑下，渴望摆脱土地束缚的双脚坚定地迈出有别以往历史上为避战乱、逃灾荒和解放后历次政策性等被迫迁移的新的一次自愿的流动，此举意味着社会进步的决定性一步！同时对改革的第一要素“人”的解放也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由之而引发的“民工潮”之汹涌热流，使得壁垒森严地从形式上把公民划为两个经济利益不平等阶层、事实上的人身等级、以及“划地为牢”式的人口静态固化的现行户籍制度开始松动。
1980年代初，当很多生活必需品还要凭本凭票购买时，第一批“最先吃螃蟹”的勇者，就以极强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地在都市扎下了根。他们一住下来首先解决的就是面对的生活保障问题：入城后先径自去买高价肉、高价粮、高价煤或者直接从市民手中购买各种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票证。
虽然刚一开始，在陌生的城市立足极其困难，但仅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十大城市的暂住人口一下子就超过了300多万！而专责调济社会机制的最高权力机构国务院，即于1984年10月13日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县镇。
1985年7月13日公安部又紧接着颁布了《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这一文件使得进入城镇打工的流动人口的合法性得到更进一步健全和保障。
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在着眼于驱动区域经济的前提下，开始尝试着采取用“卖户口”的办法来迅速地为地方筹措快速发展经济所需的大量资金，属于国家独一无二的专利品——户口，第一次被地方政府以集体的名义出卖。
在全国每年只有万分之二比例的“农转非”户口指标，而且申请一份就必须具备5份证明，加盖9枚公章，经过11道手续的公元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资金极其匮乏的安徽来安县开了全国第一个集体买户口的先例：县委作出交5000元办理一个城市户口的决定，幷设想卖出10000个户口，筹集5000万资金。仅短短的6天时间，就卖了773户，收款386.3万元。而当时的5000元对一户为单元的农村家庭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呀！
1991年山东德州地区行政职能部门又作出了“可以适当以收城建费形式解决部分农民户口问题”的决定：德州一个城市户口1．2万元、齐河5000元、宁津7000元，乐陵6000元。
安徽省“农转非”集资搅动两淮，50万农民争买“绿卡”，估计仅此集资已超过20亿元人民币。
江苏省南通市在作类似规定时，还颇有商业意识地作了些优惠举措：一个人的城市户口收3000元，两个平均交2500元，三个人同时买平均交2000元。
湖北省襄樊市，每个城市户口收费6000元。
河南从省会城市郑州到一般地市，出卖户口时竞相压价，郑州市属的一些区镇竞以每个6000元、5000元的价格抢行政主管上级机关的生意！就连有“世界屋脊”之称的拉萨，也卖了近200个非农户口，
美国洛杉矶《国际日报》1992年11月9日以《中国必须铲除社会歪风》为题披露：“钱”已成为大陆眼下最具权威性的通行证。例如农民欲转为市民，只要向政府交3000、4000元人民币，便可入住城市；若要问津大城市，则需视其繁荣程度交纳5000—7000元不等。而要在南方开放城市搞一个户口，起码需要10000—20000元人民币。
但这股如火如荼的集体卖户口浪潮，终于在上级机关的干预下被迫停止。但其结果却是在为上述地区筹集到发展经济和弥补财政赤字的巨额资金的同时，启动了户籍制的改革——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长县秦安镇吸取来安、全椒两县的失败教训，第一个尝试“绿卡式户籍制”。凡获得绿卡户籍者，即取得在该镇的永久居留权，取得条件是具备经乡镇以上的政府机关核实认可的务工经商一技之长，幷交纳5000元建镇费。
1990年开始，广东、浙江、上海等地先后废除粮票等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票征，农民进城与人口流动，在这些较发达地区也不再有硬性的限制，因之，昔日城市户口迷人的光环和巨大诱惑力逐渐减弱，人与户口的紧密依附关系有了松劲，户口原来所具有的等级、身份等界线也开始模糊，随着城市户口附加值的减少，其优越性也就相对应地弱化。
1992年10月21日，广州市政府发布关于对迁入广州市人员征收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的规定，最高1.3万元，最低3500元。
1992年11月，浙江温州市接着实施“绿卡制”。凡持绿卡者除不发放正式城市户口证和不予安排就业外，其它方面同温州市民享受同等待遇。几乎与此同时，国务院发布政令，从1993年1月1日起，全面放开粮油市场，在全国范围内终止粮票的流通。这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为户籍改革作了很好的铺陈。
1993年11月14日，新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第33条中明文规定：逐步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1993年12月，上海市施行“蓝印户口制”。只要在上海投资20万美元或100万元人民币，或者购买居住面积l00平方米以上外销住宅的，都可向市公安机关申请蓝印户口。取得蓝印户口后，经过一定年限或按规定要求，可申请常住户口。
1994年4月公安部正在抓紧进行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这一改革已经写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1995年初，广东深圳市试行“蓝印户口制”，推出“暂住——蓝印——常住”“三级跳”式的户籍政策。凡被深圳市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聘用，具有良好的暂住户口记录，身体健康，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可申请蓝印户口；每投资100万元也可作为本企业骨干申请一个蓝印户口，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连续3年在一个合计年度内纳税10万元以上者，也可申请一个蓝印户口。凡持蓝印户口者，须连续10年每年缴纳增容费2000元。
1995年6月13日，作为首善之都的北京也颁布了《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199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新近制订幷颁布的《广东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从9月1日起开始施行。该“管理规定”共有13条，主要内容包括：流动人口暂住7天以上的，应在7天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或居民委员会申报暂住户口；年满16周岁，拟暂住30天以上的，应同时申领暂住证。持暂住证人员居住一年以上，可按规定申请出境旅游，科技人员和连续居住5年以上、有固定就业或经营证明、计划生育证明的持暂住证人员，其子女入托、入学等享受与常住户口人员同等待遇。连续居住7年以上、有固定住所、固定就业或经营证明、计划生育证明幷无犯罪记录的暂住人员可申请常住户。
1996年7月1日，我国启用了新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薄。新的户口薄对登记内容的填写进行了规范，如将“户别”的填写重新规范为“家庭户”和“集体户”，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两个户口类型，为逐步实现以地域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做了必要的准备，使户口登记能够如实地反映公民的居住和身份状况。
1997年5月，国家教委颁布实施《城镇人口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上作了更进一步的探索与尝试。
1997年8月初，《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出台，要点共分为“目的、实施范围、在小城办理常住户口的条件、审批程度”和特别强调的“不得收取增容费”等五项条款；
1998年开始，最先尝到开放甜头的经济发达地区政府，明确地感到在下一轮经济竞争中人才的重要性，为维护地方经济的发展势头，纷纷对由中央政府掌控的户籍制度发出或明或暗的挑战——四川省、广州、深圳、上海等已打出了取消或部分取消户口的旗帜，用以引进人才、启动区域经济！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做好2000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过去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进程，就可以加快步伐，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更快地降低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城镇化水平，为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增长动力。”
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全面推进。
2001年8月1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户籍改革正式实施。此次改革之彻底、动作之大，开国内省会城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先河，也引起国内各新闻媒体的关注，使石家庄的户籍几无壁垒。石家庄市公布的7条入市标准，尤其是在直系亲属投靠、外来投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外来务工人群户籍管理上取得重大突破。
2001年8月21日，山东省济南市宣布，自即日起，该市小城镇户籍改革全面实施，凡符合条件转为城镇户口的城郊农民，取消计划指标，免收城市增容费。
2001年岁末，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省，其户籍制度改革也步入快车道。在广东省取消沿用多年的农业、非农业、自理口粮户口和其他类型的户口性质，实行城乡户口管理一体化，统一称之为居民户口准入条件取代进城人口控制指标来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广东省这次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等传统户口性质的举措，意味在广东不再有“农转非”的问题，几十年来横亘在城乡居民之间的户口身份壁垒将被彻底打破。
2003年4月1日起，北京将在海淀、房山和大兴等区实施农村新儿落地就能“农转非”的政策。
2003年4月12日，暂住北京的孙慧丽、仲祟超、陆建强等三位外地人当选所住地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外地人第一次参加到北京最低层的政权管理系统中。
2003年5 月1日起，江苏省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地方城镇户口、蓝印户口、自理户口等户口性质，全面推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同时，实施取消进城人口计划指标管理、取消申请迁入城市投靠亲属的条件限制、改革大中专院校学生户口迁移办法、下放户口审批权限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江苏省这次户籍改革动作之大步伐之快在国内是绝对我仅有的。
从2003年6月18日起，南通开发区公安分局所辖民警必须改称打工仔、打工妹为同志，否则将受到警纪和经济处罚。
2003年6月30日起，北京市政府开始实施《关于实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的若干意见》。《意见》规定，凡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外地人可享受北京市民待遇。
北京市普通企业的外地人有机会申请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满3年的外地人才，以聘用单位推荐，符合相关要求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落户京城。
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发出的最直接的一个信息便是——中国的户籍制度要改了！同时中央和地方已在“实现城乡一体化，加速发展，是进一步改善全体国民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必由之路。”此点上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
在全国各省市的户籍变革中，江苏和河北两省通过地方法规，间接废除现行户籍制度的举措，对未来中国无论是地方立法，还是区域经济以及地方政府的权力体系的发展完善有着深远的意义！而江苏南通市的司法机关以行政权力的形式对“打工者”的称谓的改变、还有北京的外地人参加低层权力管理，都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而1990年代初期的那种的那个留美归来的大众传媒博士不如一个出生在北京的弱智者（一个留美归国的博士因没有户口和编制指针不能留在北京而返美）已不再成为可能！
虽然，已经变革了的户籍制举措在上些地区还不怎么受欢迎，比如：广西贺州市2001年10月办理的“农转非”户口仅800余人，其中60％是学龄儿童，浙江秦代市2001年可无条件“农转非”，但仅有1％愿以转为城镇户口。
这是由于农民自身素质较低，在城市就业机会较少，加之进城谋生门槛过高过多，城市职能部门对从事第三产业收费项目越来越多，比如河南安阳市，对个体经济进行管理的部门就有23个，就商业和饮食业，开业需办17种证照，涉及13个职能部门除了税收和各种证、照费外，还需再交13项费用。
但我以为，只要将附加在户籍上的利益和使命逐渐剥离，再同时解决农民进城首先解决的国民待遇问题——即和城市人等同的就业、最低生活保障、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只要我们能直面过去50多年的户籍限制给农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肯定他们为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这是弥平城乡居民心理裂痕的一个较为直接的方法，同时也是在为户籍制多年的恶果结帐！我相信进城人口对当地和城市的良好作用就会突显。而眼下也确实到了该向农民道歉的时候了。
在这里笔者还要强调：他们原本就一直和我们是一体，因他们是和我们同在一部宪法制下的公民，同时也是和我们一样的纳税人！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这1亿2000万流动人口的政治权利长期置空——这些人常年在外打工，而每到选举时却要回到原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试想长年不在家乡，他们对当地的情况又能了解多少呢？更不要说参选或者被选，而在他们长年服务且熟悉的城市里，他们又没有选举权。假说一群家在山东而目前又都在北京卖菜的农民工，因对市场管理部门不满而要求游行示威，那么他们还要回到老家去游行？那么这对他们做为公民的选举、示威等这些权利便成为空前的嘲讽！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