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几乎垄断了北美的金融公司,扩展到加拿大这座西部小镇的时候,只接纳了两个中国职员,一男一女。女的便是我。有事没事的时候,我经常听到隔壁的中国男人小声地享着一些歌,尽管很轻。一天,下班的路上,他赶上了我,说,“我愿意唱的歌,我敢肯定,你都喜欢。”我说,“那就唱吧。”他真的唱了起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好姑娘……”一曲结束,又唱起了:“草原的夜色,多么沉静……”我旁若无人地鼓起了掌。那以后,吃午饭的时候,他常坐在我的身边。

那天,是午饭时间,他把一叠中文报纸放在了我的眼前,“知道吗,华人准备上街抗议了!”

“抗议谁?”

“藏独呗!”他笑了:“连傻子都想上街抗议呢。”

“因为傻子更没有辨别事物真相的能力。”

“你呀,太不了解西藏了。”

“恰恰因为我了解西藏,才为那些上街抗议的中国人害臊。”

“你的意思是只许藏独搞分裂,不许我们维护主权?”

“举个例子,一般来说,女人们都愿意嫁给有权有势家族的公子,男人们也都愿意娶有权有势家族的女子,可是,如果这个婚姻带来的仅仅是对弱者的摧残和毁灭,没有一个弱者愿意延续这种婚姻。而在这种时候,强者不去反省自己的丑行,缓和矛盾,却要嫁祸于人,指责受尽虐待提出离婚的一方,是分裂家族,不知感激,这是显而易见该受到审判的行为!这种时候,作为家族的一员,你不去揭露真相,却追随强者到街头抗议弱者,要我说,这样的人,已成了精神残疾。”

“可是,中共进入西藏以前,西藏人普遍比现在穷,人均寿命也很低!”

“这确是事实。我也在网上看到了有的人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左右的西藏最底层,最贫穷的人的生活的某个场景,经过剪裁和加工,别有用心的地展示出来,甚至配了音乐。可是,同一时期,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就比西藏人好吗?就说1958年到1960年,仅仅三年中,中国就有3000万人饿死!再说人平均寿命,远的不说,就看四川刘文采家里的那些穷人吧,个个都是皮包骨,依我看,远不能和西藏人的寿命相比!再说,社会总是前进的,没有中共的入侵,西藏人的生活也会改善,人均寿命也会延长,婴儿的死亡率也会降低。这是社会的发展规律。不要一方面抢劫人家,一方面还要当救世主。只有奴才或者痴呆病患者才会对着中共举手加额。”

“刘文采?你不是生活在上一个世纪里吧?那件事,早就被证明是不存在的,那是中共制造的假象!”

“那你怎么就知道中共宣传的从前的西藏不是假象呢?”

“可是,中共迫害的并不仅仅是藏人,文化大革命中,几乎人人都受尽了迫害!”

“你的意思是,你受尽了迫害,别人也理所当然地该和你同病相怜。这是间接地鼓励和纵容中共继续犯罪。事实上,恰恰因为你经历了那样的痛苦,才更应该理解同样的灾难怎样可怕地打击了别人。才更应该阻止悲剧再发生。”

“你以为达赖喇嘛是好人吗?”中国男人转移了话题,提高了声音,“他甚至和日本的那个坏人一起照相,很亲密呢,手拉着手。”

“这就是一个在世俗里长大的人所无法理解的了。所以,才惹出把达赖喇嘛比喻成‘披着羊皮的狼’的笑话。我个人认为,在达赖喇嘛的心中,没有坏人,也没有对手。观世音菩萨,在佛教里,如同牧羊人,直到把最后一只失散的羊送上安全的彼岸,自己才能成佛。菩萨慈悲的航船,尤其怜悯那些罪恶深重,挣扎在无明的苦海里的人们。这也是为什么,达赖喇嘛在为所有的生命祈祷时,尤其提到了中共领导人。”

“你们在谈情说爱吗?”一位爱尔兰籍的同事,走近了我们。

“不,他们是在争吵。我猜。”坐我身边的英格兰人也说话了。

“我们在说西藏和中国。”我说。

英格兰人站了起来,双手合十:“明年,我们有幸见到神圣的达赖喇嘛了,他老人家计划到这里探访。”

“一会儿达赖喇嘛就来了。”一位加拿大人竟直朝电视走去,调出了新闻频道。

尊敬的达赖喇嘛果然从电视里走来了,他那慈悲的微笑,又一次让我泪流满面。

“他杀过很多的人!”中国男人指着达赖喇嘛,用英语说服大家。

“什么时候?”大家异口同声。

中国男人犹豫了一秒钟:“六十多年前。”

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相互看着,饭厅里安静极了。

“六十年前,达赖喇嘛只有十二岁。”我破涕为笑。

“他用他的制度杀人,用落后的农奴制!”

“谁告诉你的?”

“课本。”中国男人又说起了汉语。

“课本里还说资本主义是腐朽的,落后的,可你为什么抛开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国家生存?!当涉及到你切身利益的时候,你就心明眼亮,毫不含乎地分清了真假,当涉及到一个弱小民族的时候,你就黑白颠倒,硬是套用中共的逻辑,落井下石。你啊,真是图有人的虚名。”

“你,你怎么能骂人呢?!”

“因为你缺少最起码的善心,心甘情愿地当一个中共纵容的民族主义工具。”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男人无力地喊着,换成了英语。

“中国是西藏的一部分!”一个英国人看着中国男人。

“你们在吵什么?”经理出现了。

“就他一个人和我们的观点不同,我们应该辞掉清洁工,罚他打扫卫生一周。”一个从哥伦比亚来的女人开起了玩笑。

“你们啥也不懂。”中国男人说。

“这是一件真事,”经理说,“我记不清是哪个电视频道播放的了,好像是CBC,说是的亚洲,也许是印度尼西亚,或者马来西亚的一个市,贪污和腐化非常严重,杀人抢劫,几乎每天都发生。政府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派了一个僧人去那里当市长。这位僧人并没有住进市长的豪华住宅,而是和普通的平民一样,住在简单的草屋里,除了生活必须品以外,他什么都没有,还用每月的工钱接济穷人,让秘书把贿赂他的那些财物,记录下来,分门别类地送给政府,博物馆,寺院……后来,给他送礼的人渐渐地少了,到最后,一个也没有了。不仅如此,整个城市也渐渐地没有了贪污腐化的事情,杀人,偷盗和抢劫等犯罪现象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说到里,经理转向中国男人,“既然中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让神圣的达赖喇嘛回到中国,去管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宗教事物,由神圣的达赖喇嘛引导中国人走上一条精神之路,这也有利于中共政权的稳定。”

“他在干涉我们内政。”中国男人对我嘟囔着。

“你在国外居住了这么多年,想必早已知道即使在自己的房子里夫妻打仗,警察也会立刻上门带走打人的一方。这就是国外:平等,人权 自由的光芒温暖着每一个角落。这也是你为什么选择了离开中国,你出生的家园,心甘请愿地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承受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考验的原因。”我说。

“我不和你说了。”中国男人走了。

“他应该去看心理医生。”那位加拿大人走了过来。

“心理医生,恐怕也帮不了他,”经理摊开了双手,“如果他不愿意睁开眼睛和敞开胸怀的话。”

完稿于2008-5-26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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