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媒体姓氏、领袖智商与政局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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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姓什么是愚蠢话题

媒体姓什么,与花草、禾苗姓什么,道路、桥梁姓什么,商品、货币姓什么一样,都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加以讨论的正常话题。在一个文明开化、理智健全、利益多元的社会里,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除了疯人院,也绝没有人会一本正经、气氛激烈地辩论这样的问题。

姓氏是人类社会建立血缘认同、区分父系宗族、避免血亲乱伦的标记性符号。中国有百家姓(实有近五百姓),日本有超过十万家姓(盖因日本自古以来贵族有姓而平民无姓——岛国性禁忌阙如是有历史文化原因的,明治维新时代日本政府强令平民设姓,日本人不像中国人、朝鲜人有祖姓可以追溯,故山川田野、动物草木,一时皆可入姓,遂使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姓氏超级大国)。无论一个民族的姓氏有多少个,姓名权都是专属于人类的特权,物只可命名而不必定姓,东西方文化于此亦无差异。

媒体就是媒体,其规模有大小,水平有高低,体制有优劣,管理有好坏,独没有什么姓氏之别。媒体只要是依法设立,合法运作,独立经营,自负法律与经济责任,就都无可非议,即使“党和政府”也不能随意干涉。凭什么总书记要给媒体统一“定姓”?官方媒体为什么一定要有姓?此中荒唐,一目了然。设若媒体姓党,按照名前冠姓的中文命名通则,中国官媒的名称前面理应一律加上“党”字或“中共”二字,比如当年争论姓“社”姓“资”,意即多种经济成分、经济特区、市场经济等改革开放新生事物是否可以冠以“社会主义”四字作其全称,如“社会主义多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类,然而,若中国官媒的全称改成了姓氏+名称的命名方式,“党人民日报”、“党中央电视台”、“党新华社”、“党解放军报”、“党千龙网”……岂不让世人笑掉大牙?由此可见,“官媒姓党”作为比喻也说不通,这是一个明显的病句。

再者,媒体按习近平的意见姓“党”或是按任志强的意见姓“人民”,这又有什么本质差别呢?媒体姓“党”固然自私狭隘,而姓“人民”也高尚不到哪里去,不过是陈词滥调的政治修辞而已。毛泽东钦定姓“人民”的东西多了去了,什么人民政府、人民代表、人民政协、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航空、人民铁路、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人见人爱的人民币——凡“他老人家”亲自缔造的东西,几乎就没有一样是不姓“人民”的,但也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人民的。

按照毛泽东的“人民观点”,中共领导下的官方媒体当然也应该姓“人民”才对——要不然“他老人家”怎么会将中共中央机关报亲自命名为《人民日报》而不是《党日报》呢?在这一点上,以毛为政治楷模的习近平反而不如对毛颇为不屑的任志强更深入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今日中国各大学的新闻学、传播学教科书上均奉“人民性”为社会主义媒体的金科玉律,这才是从“他老人家”那里传下来的、正宗的“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的社会主义新闻观”。看来,习近平在发表“官媒姓党”重要讲话之前并没有认真温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

媒体姓氏与领袖智商

“官媒姓党”论暴露了习近平好自说自话,而政治语言又比较贫乏的毛病。如果换几个词语、换一种表述,他本来是既可以把话说得冠冕堂皇,把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更到位,又不至于引起轩然大波的。斗胆说一句,此事似乎显示这位最高领导人的智商并不太高,至少不像他的拥趸们所夸口的那样高。

说到“媒体姓党”,很有必要比较一下“八九六四”之后邓小平是如何处理中共反改革势力挑起的那场姓“社”姓“资”之争的。当然,那也不是一场明智、有益的争论,但放在当时黑云压城的沉闷政局之下,有此一争,倒也正常,至少比“媒体姓党”正常一些。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颇为偏离马列经典教义和斯大林—毛泽东传统体制,却仍然处于旧者未破、新者未立的进退两难之际,反改革势力借六四镇压之余威,放肆攻击三资企业、经济特区、市场体制属于资本主义。面对这股逆流,邓小平“九二南巡”一锤定音,凡是他曾经首肯过的东西一律姓“社”不姓“资”,而且邓还自卖自夸其“不争论”药方,以此封杀了类似争论回潮的体制路径。

邓小平想不到的是,被他封杀的争论如今再次兴起,而率先挑起争论的不再是公开反对改革的党内边缘势力,而是号称“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今最高领导人。在今日中国,党内外并没有发生官办媒体“姓”什么的疑虑与争论,因为“党管新闻”、“党管舆论”、“党管宣传”、“党管媒体”仍旧是中共的铁律,虽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传媒领域一如既往仍是中共独家领地,除了互联网自媒体的有限冲击之外,并没有形成类似于经济领域里三资企业和经济特区那样与传统体制和经典意识形态发生内在冲突的局面。迄今为止,中国媒体从来也没有改变资本结构或组织方式的改革计划,既不打算对社会力量和外国资本有所开放,也不允许引进西方式媒体管理体制,中国只有“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即官媒,尚无一家真正自由而中立的媒体。而官媒是一党专制的典型产物,它只为中共服务,完全掌控在中共手里:党的组织部门管人,宣传部门管事,网络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管网络,各系统无缝连接,从不留给异己力量染指的余地。中共管控媒体已到铁桶一般的地步,别人没有指责官媒是一党之私,倒是“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自曝其短,高调宣布“官媒姓党”,哪壶不开提哪壶。而一众官媒为了拍最高领导人马屁四处寻找斗争靶子,居然借任志强一条调侃的微博,制造出了一场文革大批判式火力十足的无谓争论。这是何苦呢?这一场无中生有的媒体姓氏之争除了把习近平的开明形象败坏无遗,也暴露了他政治智慧方面的硬伤。

在时隔二十四年的这两场姓不姓“社”、姓不姓“党”的荒谬争议中,邓与习,一个超越争论,解决问题,关键时刻扮演了当之无愧的中共最高仲裁者角色,另一个引发争论,制造问题,以奇怪的姿态把自己摆在与一位房地产大亨兼微博大V相互对垒的位置;一个于“六四”屠城声誉大跌之际,成功捍卫了其改革设计师形象,另一个于“打老虎”赢得民粹广泛支持之际,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进去。二人的智商,显然不在同一个层级。有人怀疑这场姓“党”争议是刘云山对习的高级黑,是刘挖坑埋习,这种说法拔高了刘云山的智商,却没有挽救习近平的智商,因为轻易被部下耍弄的领导绝不是有智慧的好领导。

官媒姓党党姓习

习近平当然知道,中国官媒并无向党闹独立性的本钱。离开了党的哺育,像《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传媒机构,只怕一天也活不下去,将会在激烈竞争的媒体市场立时被淘汰出局。它们一向是党的财政包袱——亦即纳税人的财政包袱,也是党的政治包袱,除了吃党的饭、唱党的颂歌、拍领导人的马屁,别的本事基本没有,有也不多。它们是党甩都甩不掉、赶都赶不走的跟屁虫,根本无需习近平用“媒体姓党”的政治绳索来拴牢它。借用时下流行的“赵家人”比喻,其实官媒只在“你也配姓赵”的低层次,甚至只是“那赵家的狗”的可怜角色。如今“习大大”宣布它必须姓赵,实在是太抬举它,怪不得央视打出“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的标语以示跪迎之礼,有人握了手而不肯洗,有人写了颂圣诗而公然以脑残为荣。

官媒既无改姓易宗、另攀别家之忧,习近平强调“官媒姓党”意欲何为呢?想来原因也不复杂,联系所谓“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联系所谓“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活动”,习的真实意图呼之欲出。他无非是要树立媒体对他个人的“绝对忠诚”,无非是要亲口告诉媒体:媒体听党的——而党听我的;官媒姓党——而党姓习。简而言之,他这是在为下一步更露骨更夸张的个人崇拜做动员、做准备。

想当年,当毛泽东说“中央认为”的时候,当毛表扬江青“她还是紧跟中央”的时候,毫无疑义,“中央”即指毛自己;如今,习近平继承了毛这一“优良传统”,当习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政治局成员必须经常主动向中央看齐”的时候(这是一个奇怪的要求,依据党章,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政治局代行中央职能,亦即政治局代表中央,岂有政治局成员再“向中央看齐”之理?),他所说的“中央”当然也是指他自己。在习的潜台词里,“官媒姓党”中的“党”,指的只能是他自己。他没有明说,但刘云山、蒲立业们听明白了。

人们有理由怀疑,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一场以文革为样板的新造神运动正在公然兴起。这样的事情,做得成是一场灾难,做不成也是一场灾难。由此,中国的政局前景不可乐观。

2016/3/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8期 2016年3月4日—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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