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一篇讨伐中宣部的文章，诉尽中国新闻界在中共控制下的苦衷的北大副教授焦国标先生，最近应邀赴美开会，这篇演讲比《讨伐中宣部》更开放，更有力地叙述了他的遭遇和理想，且颇为生动可读。
因《讨伐中宣部》一文而驰名中外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先生，最近应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邀请前往美国，十一月五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学院（TrinityCollege）举行的“资讯时代的族群关系”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这个主题研讨会也是该基金会举办的第四届“族群青年研习营”（注），来自两岸三地及北美等地的四十余位中国问题专家、新闻工作者和网路技术专家，共聚一堂，焦国标的言论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此文根据他的演讲录音整理，略有删节。
首先，感谢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决定让我参加这个会议。我讲的标题是“我为什么要写《讨伐中宣部》”，主要谈写了以后遭遇的一些约束，我是怎么样冲破的？我想说一下这个过程。
一九八三年我开始接触新闻，八九年研究生毕业想做记者，当时给新华社的社长穆青写过信，他是我们河南杞县的老乡，他居然还推荐我去新华社河南分社实习，九三年我考到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博士，三年后去中国文化报作记者、编辑，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教了三年新闻学的课。十几年来一直接触新闻教育、新闻业，相对于一般的记者或新闻学教师稍宽泛些，对中西新闻学理论有更多的体会，这样，对宣传部系统，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对新闻业的控制，有特别多的一种抵触。去年年底搞了一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会上大家都在抱怨中宣部、各地省委宣传部等统辖得太死，触发了我的灵感，我在会上作了五分钟的发言，题目叫“拯救中宣部”，这实际上是后来文章所有内容的核心部份。会议结束后我开始写这篇文章，写了四个月，今年三月完稿。
网上发表《开放》杂志首先转载
《讨伐中宣部》写完后，最初发给一些朋友看，有一个最近做了很多事的朋友——浦志强，他给我放到王力雄的网上了，以后他给我打电话，说我把你的文章给放到网上去了，担心引起什么结果。我说没有关系，既然写出来了，而且你放到网上去了，不可挽回了。到第二天、第三天，因为最初并没有作者署名，我的一些朋友就把文章转给我，说是一篇好文章转给我看，当时挺兴奋。
文章在网路上传开以后，估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香港的媒体如《开放》和《亚洲周刊》发表了压缩或截短的文稿，同时一些国外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电台、德国之声都陆续在报导，紧跟着一些外国媒体，特别是《纽约时报》也作了一个报导，我看到一些北欧国家的媒体也用地方语言也作了报导，而且用的是《纽约时报》上的照片。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好几十家媒体说这个事，有的是摘译这篇文章。前不久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告诉我说，这篇文章已经被翻译成了二十二种语言。
如何争取我的言论权利
这篇文章在香港的纸媒体上发表以后，学校挺紧张。校长、主管教学和意识形态的副校长，还有我们的院长都来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见外国记者。在大陆，我们知道，那些很知名的人士在单位提出不见外国记者的时候，他们一般是遵从的。我最初五至十天也决定不见，后来我觉得不对。所在单位的领导约束我不见外国记者、西方记者，我头脑里找了好多理由，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这一项义务——不能见外国记者，我们大学的学校教师行为准则里面也没有说不能见外国记者，而且外国记者是外交部把他们请到中国来的，他就有权利在中国境内采访，中国公民当然也可以接受他们的采访。我想清楚了这样的道理，而且我觉得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后来我突破了这个给自己设置的樊篱，有外国记者打电话来想采访，我说行啊，什么时候见都可以。
大概到七月份的时候，日本的一个出版社要出我的一本书，题目就叫《讨伐中宣部》，收了我的这篇文章和其他与中国新闻业有关的文章，做一个集子翻译成日文出版。译者是一个共同社的老记者，也驻过香港和大陆，他的夫人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是我们的一个中国同胞。从那篇文章在网路传开到七月份有三、四个月时间，我没有写东西，这时候它结集出版，想找我写个序言，我说可以，题目就叫《后讨伐中宣部时代》。
本来这篇文章我没打算发表，因为那时候还是有点拘束、收拢的感觉。当时有个《南华早报》的记者，是个老大姐，她说听说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就发给了她。她就把这篇文章发给了《亚洲周刊》的总编，让他看一下，如果可以发的话，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结果香港那边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发表了。我特别吃惊，有点猝不及防，我怕学校知道简直不得了，再一再二了。……既然发表了，我也没办法，只能等挨着看怎么着吧。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是八月份，八月底的时候，我带学生在北京郊区的延庆县军训。我在那儿军训的时候，院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我觉得挺紧张，非常紧张，甚至想死的念头都有。我想起了免除恐惧的自由，那时如果不恐惧我会感到挺幸福，那个时候确实挺恐惧的。第二天学校花了六百块钱打计程车把我从那接了回来。回来后，我们的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找我开会，院里的头都在。会议的两点中心意思是：一、别写时政类——时评或重大题材类的文章；二、还是不见外国记者。当天，也就八月二十六日让我再写一篇保证书——形诸文字，将来如果我言而无信翻了供，有文字作证明。
第二天二十七日，我的确写了一个东西，但是我把逻辑的范围缩小了，不写时政——我说再也不写与中宣部过不去的文章，中宣部哪怕再撑个十年八年五年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那样希望他的子孙千世万世而为君，都与贫道无关。第二是我也不见外国记者了，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外国记者在我眼里对中国是有功的。我说了两件事，二○○三年萨斯是《时代周刊》报的，一九四三年正好一个甲子六十年前河南大灾荒饿死一百多万人，另有一百万人流亡，也是《时代周刊》的记者中文名字叫白修德最初报导的，最后挽救了这场灾难。外国记者对中国是有恩德的，他们不是麻烦制造者。
预言中宣部的寿命还有六、七、八年
在那篇小短文里，我又提到根据我六、七年写言论的经历，我感觉一个社会的重大问题或一个大的肿瘤，在人们议论它的时候，五、六年内要着手割除掉，小一点的一两年，甚至更短的几个月，像孙志刚案。我相信中宣部自我提出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内它会被解除——或者大改组、或者机构被取消。最后一句话我说的是愿我们各自保平安！
在这篇文里我还提了为什么要写这类文章，我解剖了一下，我觉得自己很仁慈，看到中国老百姓这么苦，还不让报导他的灾难，我受不了。甚至高攀一点可以说是一种慈悲。我没有立场，也没有什么政见，只有是非感。如果说有什么自私的目的话，我想得两个奖，第一个奖是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第二个奖是诺贝尔和平奖。我想得这两个奖把校领导有点吓住了。
这个东西二十七日我交给他们。到九月二日，院长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课，上面说要停。”他可能觉得我流露出来的想法，使他们觉得我可能要不停地做下去，不然的话得不了普利策新闻奖和诺贝尔和平奖。这可能把他们吓着了，直接导致九月二日停课。九月十七日的时候另一院长通知我说，指导研究生的教师名册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了。其实就是指导研究生的资格也被取缔了。
停课那天，我还想停就停吧，但九月十七日那天对我打击挺大，我骑着自行车绕着未名湖，我正好到北大三年，我是二○○一年九月初来北大任教的，心想与北大就三年缘分，感到很难过。但过了两三天后我又想明白了，如果北大停了我的课，或者以后开除我的公职，我还可以想别的办法，可以去非政府组织找个什么事做，或者做个写作者自己养活自己，再不济就回家去种地养活我妈。想了一想，觉得路还很多嘛，就这样把灰暗期转过去了。
实际上在我对媒体说之前，中宣部就已经对外说北大已停了焦国标的课，听说是副部长开了一个小范围的挺高规格的会。香港《成报》就报导了我停课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给我打电话印证，我说我没对别人说过这事，他说《成报》已经报导了，我说是被停课了。
中国必须有两个解放才有力量
这时我脑子里还是在考虑，要不要见外国记者？要不要写文章？我想来想去，写文章和见外国记者，都是宪法保护的权利。于是我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新的思想火花：我觉得中国社会必须有两个解放，一个中国出版业从中宣部的掌控中解放出来，另一个是每一个中国人从他所在的各自单位的党政领导下解放出来。理由是：我批评中宣部，结果学校停我的课，新闻学院停我的课，我觉得中间没有因果关系，如果我的教学有问题，是学院管的范围，学院可以停我的课。我批评中宣部是宪法管的范围，批评中宣部的权利是宪法的权利，不是我的院长或书记所能给予或剥夺的。但是在中国就是这么贯彻的。包括揭批法轮功，也是因为具体的单位的领导找人谈话……结果把空间挤得越来越小，实际上这是一个信仰问题，而信仰问题属于宪法范围，不在一个村支书或街道办事处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我说还有一个解放是每一个中国人从他所在的单位的党政掌控下解放出来。
这篇文章后来在香港报刊上发表了，说的就是我身边的事，文章发表后，我碰到我们的书记，我发觉他没有太责备我，我推断他可能认可了我的一些说法。特别是公开报导以后，形成了一种压力，觉得我可能说得还是有道理的。我有一个想法是，有些东西需要公开化、透明化才有力量。如果觉得这只是很隐私的事，只是我和单位领导之间的关系，就不说的话，那你就很被动了。我最近在两处文章中写道：梁启超当年在他的文章中曾经自号“少年中国之少年”，我焦国标自号“阳光中国的中国男孩”，我走路要带阳光，我要把路照亮。我的行为基本上由这种理念在支配，要亮起来。
接受国家权力的馈赠便是国民公敌
上上一周我去南京大学先锋博士论坛做讲座，我在火车上他们的组织者打电话来说，教育部、组织部和安全局都打电话说，不让举行了。但是我还是去了，最后没有做成，这件事他们做海报、网上发消息。传得很开，有些人从很远赶来，如从福州赶到南京的，整个东南中国的大学差不多都知道这个消息，取缔后，我给《亚洲周刊》的江迅先生打电话说了这个事，然后他就做了些报导。我提出了一个想法，如果我给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论坛的报告我要这样说：当时正直印度尼西亚大选成功，当时的阿富汗大选正在进行，我们知道阿富汗是一个部落水平的社会，印尼是有一两万个岛屿组成的国家，连这样的国家都能举行大选，我们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有整块大陆的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举行大选？我想对南京大学的大学生们说：我给大家留一个作业，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一封信，让他不要再劳心劳力遴选接班人了，把选拔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还给我们中国老百姓。这个《亚洲周刊》也报导了，我认为起码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法，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感觉到这个提法提出以后对我有什么不利的（后果）。
在这次来美国的飞机上十几个小时，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们不仅要给胡锦涛国家主席提一个要求，我们要像抵制日货那样用一种形式来抵制遴选出来的接班人，在二十一世纪民主化的大潮中、在周边国家落后国家地区都在举行大选的时候，如果哪一个人接受了国家权力的馈赠，我们可以把他认定为国民公敌！可以把他认定为民族的败类！可以认定为炎黄的不肖子孙！我们不是祭奠炎黄吗，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到黄帝陵去祭告，中国出现了非常可耻的子孙。我们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有十三亿人、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传统的观念来说，中国在世界上是大门大户，可是我们的各级领导人的遴选方式是非常偷鸡摸狗的，非常小儿科的，非常低的一种文明形式，我觉得我们没有脸面。我是基于这样一种民族大义，给那些准备接受国家最高权力馈赠的第五代、第六代国家领导人一种舆论上的压力，知道这个是不光彩的。今天我借此场合发表这个倡议，希望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的影响力。
要把中国非常敏感的东西麻木掉
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在大陆说来非常敏感的东西我要把他麻木掉！比如大陆不能见外国记者，对很多人都是有效的，比如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作者）《费加罗报》记者告诉我，“都与他们夫妇约了，结果他们不敢见我们”。可能也受到上面的压力。还有《纽约时报》的记者，我有一次问他约见中国人容易吗？他说很难，有次约见一个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他请示了党委书记，结果不敢接受采访。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突破了这一点，这是宪法的权力，不是党委书记能拿走的。
这一次，我想到美国来也是很偶然的机会，想把中国大陆上很敏感的一些人物，如果可能话我都见，不但见，见了以后我还要都写出来，比如最著名的像李洪志先生，魏京生先生，达赖喇嘛等等，包括最敏感的媒体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我自己这么准备，最后不知能否成功。我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想（化解）那些过去来讲什么被认为都是敏感的敌对的东西。最近我在接受亚洲自由电台采访时说，你们没有在大陆设记者站，大陆一直把自由亚洲电台作为一个敌台，但你们在我眼里不是敌对的，我眼里没有敌人，所谓敌台无非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资讯渠道而已，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的。这些所谓的敏感人物，我不是偷着见他，我们去动物园洪水猛兽（蟒蛇、狮子、老虎、怪兽）都看了，为什么不能看这几个人，他和我们相隔有多远？
我有一篇比较大的文章的写作计划，就是中国全社会的和解，比如说日本不向我们道歉，我就说我们中国欠老百姓这么多，饿死那么多人，谁道歉了？在建国五十年大庆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我们在五十年大庆欢天喜地的时候，我们是否在大庆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三分钟的悼念，悼念建国五十年来曾经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被屈死、冤死、打死的群体……这个稿子当然没有地方发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前的二十几年，我们没有从道义上划一个句号。改革开放以来又二十几年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敏感的问题，六四的问题、法轮功的问题、还有农民工的问题、上访的问题、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等，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四大群体，成为中国大陆社会不祥和的四大事件，国际上和美国的人权问题、和台湾的关系问题、和西藏的问题，诸如此类，我觉得需要大家真正坐到一张桌子上去谈，不要把彼此视为敌人，这种氛围，就是要从破除隔绝、就是要从说话开始，都是人，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如果这个社会走向祥和、走向共处共荣的话，能够和平崛起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里程。如果不能这样，照目前的情况下去，非但和平崛起非常遥远，有没有可能很难讲，甚至包含着和平垮台能否做到都难讲。
我的所有做法就是要麻木掉一切敏感，把一切敏感变成正常状态下可以处理的关系。最后我再补充说一句，为什么会导致隔膜？这和我们农业社会的信念有关系，不说话是农业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方面，我们中国人做了官员，他也是农民，这种观念就变成：陈水扁上台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根本就不提陈水扁的名字，台湾当局，后来才慢慢出现陈水扁，这就像小儿科非常低级的一种反应。所以我要把他突破！谢谢。
注：首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活动，是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组织的，于二○○○年十月在美国波士顿地区首次举行。
（惜秋整理报导）
《开放》月刊200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