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经济意义之上
研究网络冷战，应当详细疏理传统冷战的形成历史。即不如此，也要知悉冷战的哲学本质即其在文明演进历程中简单而精确的含义。依我个人对人类文明史与冷战历史的了解，我认为冷战作为一种哲学思维，它具有穿透效应。这种效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热战状态尚未见到胜负前景时发生的，即冷战是西方民主力量主动发起的，而不是像泛泛而论那样是共产主义阵营挑衅所致，尽管挑衅是不能忽略的作用。
冷战不是始于赫鲁晓夫文献系统所指的一九四六年三月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的演说【注一】，而是始于一九四一年八月的美英两国在纽芬兰岛的普拉森舍湾举行的大西洋会议【注二】。更早一点，甚至可以推及一九四〇年法国被纳粹德国攻下。彼时，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个新设想且是出于经济目的，“即在西半球构筑一个巨大的经济集团，以便与纳粹领导的欧洲商业联盟相抗衡”【注三】。尽管在文明演进视角下，经济考虑有嫌目光短浅，但是，当美英着手打造大西洋政治联盟之时，穿透效应显示在对此后一系列关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文件中——“《大西洋宪章》也成为此后几年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注四】，以及“《联合国宣言》、《莫斯科宣言》、《开罗宣言》等重要文件，都是以此作基础而制定的”【注五】。
时至今日，“冷战”仍是一个褒多贬少的词汇，极权主义政权对西方世界旨在增进普遍人权的作为也往往斥以“冷战思维”。在可细分的西方世界里，伊比利亚体系比盎格鲁体系更关注冷战的贬义一面，比如有论者说：“俄罗斯作为军事大国重新崛起，意欲捍卫国际法和自身在欧亚及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利益，当然中国被国际社会认可为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这些都最终推动美国再次提出一场新‘冷战’的说法。原因很简单，美国拒绝失去其霸主地位。”【注六】这固然与伊比利亚体系固守恒一权力体系暨政治非开放传统导致的思维方式有关，但在更大程度上说明对冷战带给世界的和平盈余缺乏理性认知。然而，也十分幸运的是盎格鲁体系继希伯来文明接受了上帝的恩典，更发展出了相对完整的观念系统。这项伟大成果里的一个子项就是对和平盈余的认知。
一、今昔有别：中共国家的目标环境与压力
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一九八七）的“事后总结”，认为冷战带来长和平（the long peace）符合全体人类利益。当然，加迪斯并未将冷战起源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当中，而是认为冷战这起源于同盟国“获胜之后的不安”【注七】。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时至一九八七年的过来四十多年冷战史是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要素【注八】。因而，在知识价值层面，“我们要试着理解在面对如此之多的挑衅时，大国和平究竟如何成功地维持了如此之长的时间，并思考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确保那一情形永存。因为，毕竟我们有可能会使局面（比如现在）更糟糕。”【注九】既然冷战可以带来长和平即为特定既存的庞大政治集团带来处理国内问题所需的时间，那么，任何一个庞大集团均可以在地缘政治广及国际关系中采取冷战措施。中共国家为了赢得国内“建设”即处理复杂的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或曰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发动新冷战也就成了国际战略选项。习近平政治以来，无论在国际纠纷海域采取“非理性行为”还是更加严厉地回击西方世界的人权状况指责，均是基于这一战略选项。其如习近平（二〇一四）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讲：“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完成。”【注十】
对和平盈余的争取与利用在不同意识形态体系有不同的追求。在民主体系，愿意以贸易为主线，推广人类一般价值的普及，尽管在漫长的历程当中不乏战争手段之使用；在极权体系，愿意以价值对抗为主线，来最终实现对人性的征服，因为极权主义在现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体，它将人性归为自然属性之一部分而列为可征服的对象。中共国家在借助和平盈余获得经济体积膨胀之后，更加明显地主张价值对抗而不是贸易对人类一般价值的推广。在当下，发动新冷战则成为必要选择。“广义的冷战包括意识形态对抗，意识形态对抗的终极作用大于军事对抗”【注十一】。因此，“从这方面来论，是中共首先挑起了新冷战。从反对普世价值到在此基础上添加批判宪政主义，时间接近十年”【注十二】。
狭义传统冷战可简单等义为军备竞赛。尽管现在中共国家“承担”起苏联崩溃后的传统冷战角色而大力发展核打击力量及现代空海科技战力，但是，在军备竞赛方面其无任何胜算可能。比如说，在未来十年，中共国家可以在现有一个训练编队的基础上发展出四个航母编队，但美国本身已有十一个航母编队，且在未来十年可能发展为十六个【注十三】。在数量之外，美军航母有丰富的近海打击岸上目标与海域封锁经验，而中共国家航母编队尚无之，这还未论及全球投入（布点）的均衡与应机协调。由于此种巨大差异，中共国家与美国的新冷战必然会采取不对称威胁手段，太空战与网络战即为选择，且两者密切相关。
二、维护意外：两个向度的内在含义
以网战威胁为特征的中共国家首发冷战没有像丘吉尔的“铁幕”之喻那样表现出攻防兼备功能，而是以防御姿态出现，其如习近平所讲“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注十四】，而这种安全背后的诉求是“网络强国”目标。在战略层面，中共国家的军方已将“网络主权”与“网络领土”明晰化，且这种明晰不只是针对新冷战对手国家，也针对国内的异议力量。它说：“网上领土，自己不去守卫，就会丧失主权，甚至成为敌对势力瓦解我们的‘桥头堡’。”【注十五】如此，也不难看出以网战为特征的新冷战是两个向度的：其一，它必然作为热战的前置而指向美国，这在技术进步上给了后者巨大压力，以致后者称“威慑的目标并不是让坏人远离网络，而是让他们不可能获取想要的东西”【注十六】即技术上有可能解决网战威胁；其二，“敌对势力”更重要的部分不是在国际而是在国内，所以，中共国家要在“法治”名义下实行高强度网络镇压，以致任志强微博被关闭成为社会热议话题，并衍生出重大议政丑闻如本该直言之事而成了“更多的似乎可意会难言传”【注十七】之状。像传统冷战时期的任何基于维护苏联形象而可以宣传造假一样，在任志强微博被关闭事件暨议政丑闻发生后，中共国家的媒体公布一项调查报告，称：“网络安全”与“网络信息传播规范”位居网民支持子项前两位，“其比例分别是百分之七十四和百分之七十一点一”【注十八】。尽管以政治权力为背景的调查之可信度极低，但是，即使此“两个百分之七十”数据确系造假，也能说明网战型冷战对内的指向。还有，在与苏联的对比中，苏联的宣传主要是对外的，而中共国家则主要是向内。简言之，新冷战战场的主体至少在中美热战爆发前，是以国内战场为主的。
对内展开冷战是网络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倒逼”。也许再也无法找出比“倒逼”一词更恰当的描述，尽管它经常出现在陈词滥调的改革文献当中。网络信息技术条件创造了信息供给的无限性，而这些信息又有很多是对历史事实的重新诠释与补充性发现。在宗教意义上，它说明了被故意隐藏的事物终究会为（后来人）所发现的真理性揭示【注十九】来呈现；在世俗意义上，它将历史合法性重新拉进公众视野，从而对统治的正当性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就历史本真而言，中共国家由于是传统冷战的意外结果，且无论初期精英（革命）集团还是后来以“代”而论的阶梯人力资源，根本也不具备治理一个庞大国家的知识积累，这里面还没考虑整个共产党体系对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蔑视因素。统治正当性的极度欠缺更进一步地因改革的利益集团化而加剧，哪怕颠覆利益集团化是如同电子游戏中“新新人类”的最新版改革嚆矢。因为嚆矢发声之后，由于历史合法性无从改进而加大了矢量损失，致改革“再一次不可能”。关于高支持率的依法治理网络之政治威胁与被名义化的公平正义，是如此之冲突地构成了习近平政治要素，它再简明不过地说明了问题（稍后再论）。这种极度尴尬的悖论之历史原因仍系于中共国家产生的意外性。即便是认可传统冷战始于一九四六年三月而不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历史本真仍然如此。当时，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在北大西洋公约范围内，亚太地区相对次要（且已稳固了日本与菲律宾），因此，牺牲掉腐败的中国国民党政权有利于美国全球形象的提升。这项战略级错误的后果在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后显现出来，因此，美国才决定强化台湾的战略权重。
到一九五〇年代后期，美国作出判断，认为不能使台湾地区的安全受到威胁，这里面包括保证澎湖列岛及金门小区域的安全。倘若以上两个台湾的离岛区域被中共国家攻占，“在远东的后果将是深远的灾难性的，甚至超过随美国允许中国大陆被苏联援助和教唆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管而来的那些后果”【注二十】。此一恐惧更加强化了中共国家出现的意外性，尽管这个国家（政权）的产生已经是一九五〇年代后期的“历史事实”。也有相应文献印证这个“历史事实”产生的先决性的意外性，即一九五〇年三月份国务卿艾奇逊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陈述（它构成美国安全史上极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六十八号文件”之内容）。艾奇逊说：“我们在中国关心的是，无论是谁统治，哪怕是魔鬼本人管理中国，他也是一个独立的魔鬼。这绝对优于如果他是莫斯科的一名走卒或中国落入苏联控制之下。”【注二十一】
对比冷战在大西洋联盟中产生的穿透效应，显然在东亚地区并未出现如彼奇迹。因此，在新冷战时期，穿透效应才复制性显示，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它得到了倍增。因此，中共国家为了防止已是历史事实的自身产生之意外成为新的意外，必然会强化内战型的网络控制。在建设网络强国的名义下防止“意外的意外”，当然地也损害了其自己所倡言的网络国际关系“五个主张”之一也是最后一项，“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注二十二】。如果公平正义在国内不足为道，那么，任志强微博被强行关闭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只不过网络警察进入网络企业则确实是将政治目的打包在广义安全名义之下的，即如外媒报道所言：“长久以来，中国都要求互联网公司删除那些据信存在散布谣言、批评中共、传播色情等违法内容的账户”【注二十三】。
三、纸网共振：异议优势资源的有效博取
中共国家的网络控制有表面性的宣传后果，或者说对内冷战的支柱之一是心理战，即通过指令强关任志强微博之类的行政作为来威胁所有反抗者，以便保证传统冷战的意外结果。同时，结合心理战的对内冷战也是意识形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列宁主义的政权政治（绝对执政地位）历史表明：“党的领导”与“民的意愿”是不可能一致化的，只在列宁主义宣传政策（这一点）上就足以说明问题——所有的宣传政策及其调整不过是愚钝化的后革命时代之自我安慰，它与社会现实绝无正相关之可能。比如说，在苏联的前戈尔巴乔夫时期，戈尔巴乔夫参与的安德罗波夫短暂政治中的宣传改革，最终没有任何效果。据戈尔巴乔夫后来描述：“备忘录指出要改变宣传的整体风格，废除过时的教条。但备忘录没有提到需要在理论上重新思考现实。而且，这份备忘录来自克格勃系统，所以反映出那个系统的特色，强调‘加强纪律性’，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更加进攻性的立场’。”【注二十四】
并非巧合而是历史在逻辑上被翻新，安德罗波夫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的宣传政策调整暨改革，其备忘录中的“加强纪律性”与“更加进攻性的立场”就是今日中共国家宣传政策中“党媒姓党”的历史范本，而由克格勃制定宣传政策“穿越”到今日中共国家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系内含了网络信息安全小组。然而，两者还是有巨大差别的，前者是信息闭塞条件下的明显暴力统治，后者则是信息无限供给条件下的政治治理（至今有追求善治之名）。不惟如此之巨大差别存在，而且，纸面信息载体与网络信息有共振效应，更简单地说：历史补充性发现之重要路径是纸面信息往网络方面传输。
提高纸网共振频率无疑是反击对内冷战的最好战略，更能将权力体系的心理战威胁转化为丑闻揭露；还有，作为推动民主转型的重要手段，提高纸网共振频率是将大量的知识碎片集成起来，积累成异议力量的优势资源，从而潜在性地改变道德优势资源较弱而权力优势资源较强的力量对比。在模型意义上，上面提到的安德罗波夫宣传改革，无论其最终实现了控制与否，它都将“需要在理论上重新思考现实”的极权主义不可能推向更深的泥沼。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无论公开性贸然与否，其被动性的决策都是因为（至少从安德罗波夫时期开始的）理论无法思考现实的长期压迫所致。“党的领导”与“民的意愿”不可能形成最低限度的一致，以致“公开性问题搞垮了苏共”是个可笑的伪命题。而“党媒姓党”不过是一个过来未曾确认（效率也比较低下的）事实，之所以在明申之后引发社会意见冲突，也不过是在苏共亡路上的快步模仿而已。对于任志强微博被强迫关闭事件，虽没有明显的纸网共振效应反映于其间，但带来超乎一般批判的思辨并联系到同类的被压制（镇压事件）背后的政治伦理。也就是说，权力体系可以按规章处理任志强个体（如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等），但是，任志强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其如主动退党；同理，一位受迫害的官方教会牧师（如顾约瑟）也可以主动退会。设想的两个个体选择成为了“最佳权利诉求”【注二十五】。恰是这个时点性案例，它很好地说明了网络冷战究竟是如何为异议力量积累资源的，尽管由于时点性而致个案本身很快成为网络旧闻。
纸网共振一个重要方向是历史补充性发现，它具有两个层次：（一）将无争议而未被网络信息转化至公共界面的历史碎片做网络化转述；（二）将有关联也尽可能多的历史碎片在某一特定学术命题（如传统冷战研究）之下而综合为知识价值产生。如果能将这两者梯度地衔接起来，那无疑是网络条件下的中国版公开性指向（当然也会有巨大的转型效果）。稍举两例，其一是被中共国家专政权力体系列为重要盟友的宋庆龄在赫鲁晓夫评价中的粗鄙表现【注二十六】，它不但会击碎一个虚构的历史庄严形象，而且还会发现政治流氓的纠合机理；其二是冷战时代的中印战争在当代史家笔下的全景揭示【注二十七】，它不但会粉碎中共国家大为胜利以及有理有节退让的自造神话，而且还能更好地印证传统冷战的穿透效应。
结语：去伪精英化并不艰难
许多碎片化的历史侧面信息在特定命题下集成并非网络信息条件的特有现象，尽管它是必然。比如说，《圣经》的研修系统必然会提供关键词索引（如“后悔”、“浇灌”、“遮盖”等等）以对《圣经》具体章节有指向。我尚没有足够的资讯证明网络搜索引擎的发明是受了《圣经》研修系统词汇索引的启迪，但是，文明演进当中碎片信息（不单指历史）的不同方式集成，确实是知识价值产生的路径。对于赫鲁晓夫揭示的历史名人宋庆龄的粗鄙，它可以反过来印证前文已涉及的议政丑闻——关乎任志强微博的政协委员言论与宋庆龄的粗鄙相比，已是较小的事件；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党的领导”的辅助系统，那个伪精英体系里面的任何人都不值得在知识价值层面尊重。而且，两者是传承关系，它们都是对“民的意愿”的强迫交易行为与机制。
去伪精英化，是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项目。然而，它并不需要艰苦卓绝之斗争才能实现，因为网络冷战推助了碎片集成的道统意义上的愿望与努力。之于本文，作为一项专题研究而言，如果没有网络冷战事件任志强微博被强行关闭发生，也就不会有议政丑闻发生，没有议政丑闻发生也不会有我将宋庆龄粗鄙放诸特定研究环境的必要，而那只可能是个体阅读的记忆储存而已。去伪精英化更有赖于深度比较不同来源的文献，也即是说碎片化内含有类似“科技想要什么的”那样的先验性，它更好地服务于未来的真正精英。为新祛旧，乃文明演进的不朽的内在含义！
仍是个案说辞，我虽然没有足够的资讯证明身为美国驻印度大使的加尔布雷斯敦促本国政府动用航母编队支持印度以对抗中共国家——那样的事实在现在的汉译传记文献中已被删节，但是，即便是经过严格出版审查的文献仍然给出一个精彩亦值得纳入集成的碎片，“当中国军队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如期撤退时，印度举国上下一片狂欢，对美国和美国大使的爱戴之情也如滔滔江水一样倾泻出来”【注二十八】。简言之，中印之战不存在中共国家大获全胜的神话，而是美国航母的压力迫使前者不得不做出退却的选择。而这样的历史本真不是中国国家里的异议力量“历史虚无主义”行为之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姓党”的纸媒自己提供的历史补充性信息。
注释部分：
[一]参见赫鲁晓夫著《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汉译本，上海市政协编译组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合译），第五百三十至第五百三十五页（〈冷战的由来〉小节，属于第五章〈同西方接触〉，全六小节，是为第三小节）；沪两机构译版本：东方出版社，一九八八。在该小节中，赫鲁晓夫（录音带）说道：“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关系被那个纵火犯、军国主义分子丘吉尔严重地破坏了。他那篇极力鼓吹世界帝国主义势力动员起来反对苏联的著名演说就是冷战开始的一个信号。丘吉尔是在一个叫富尔敦的小城市里发表这篇演进的。”（第五百三十二至第五百三十三页）。对于“这篇演说”，该书如此注释：一九四六年三月，哈里·杜鲁门总统把温斯顿·丘吉尔介绍给密苏里州富尔敦的威斯特敏斯特学院的听众时说，“我知道他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要说。”随后丘吉尔宣布：“铁幕”已“横贯大陆而降下”，并鼓吹英美两国建立反苏的“兄弟联合”，即军事同盟。（第五百三十三页）。
[二]参见许海云著《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五）》，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五页；许著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许著描述为：“一九四一年八月，美英两国在纽芬兰召开大西洋会议。这次会议的目标在于消除美英两国之间对战后世界经济与贸易政策的分歧。”并未交待具体地址。具体地址是（加拿大的）纽芬兰岛南部的普拉森舍湾（Placentia Bay，有译为“普蕾森莎”以及“普拉森夏”者），具体场合是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具体时间是（当地）八月九日。作为英国二战时期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的英日马来海战中被日本舰队击沉。
[三]同[二]，第二十三页。
[四]与[五]同[二]，第二十七页。
[六]参见西班牙《起义报》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一日文章《冷战重现？》（作者：巴塞姆·塔赫尔迪内、莱拉·塔赫尔迪内）；新华社《参考消息》报二月十四日译介，《美国正挑起一场“新冷战”》，第三版〈时事纵横〉。
[七]参见加迪斯著《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汉译本，潘亚玲译），第二十页至第五十八页；潘译版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获胜后的不安全感”是该书第二章主题目，副题是〈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威胁观〉（第二十一页）。
[八]同[七]，“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是该书第八章副题，主题是〈长和平〉（第二百八十八页）。
[九]同[七]，第二百八十九页。
[十]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第十一页；研究室编版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五。此段摘编源出：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十一]与[十二]参见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六年一、二月合刊文章《中共卷入军备竞赛——新冷战势所不免》（作者：钟钧道）。
[十三]参见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报道《专家：美国海军打击群必须改革》（记者：海根·迈尔森）；同[六]译介报三月一日，《美海军打击群亟需彻底改革》，第六版〈军事瞭望〉。
[十四]参见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百九十八页（全文<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第一百九十七至第一百九十九页）；习著版本：外交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二〇一四。《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一文是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十五]参见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二〇一五年八月三日文章《中美为何注定在网络空间发生冲突》（作者：美国外交学会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亚当·西格尔）；同[六]译介报八月五日，《美国报复“中国网袭”难度大》，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十六]参见日本外交学者网站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文章《网络攻击：为何报复中国是错误的反应》（作者：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泰亚环球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弗里·卡尔）；同[六]译介报，《美国扬言报复‘中国网袭’不明智》，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十七]参见凤凰网·凤凰评论版块二〇一六年三月二日文章《葛剑雄委员何不把话说清楚》（作者：凤凰网评论员敬一山）。
[十八]参见新华网·新闻版块二〇一六年三月二日转刊中国网消息《调查：百分之九十八点一网民拥护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治网主张》（记者未详）。
[十九]原文：So have no fear of them，for nothing is covered that will not be revealed，or hidden that will not be known.（MATTHEW，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关于在耶稣及其门徒在希伯来宗教改革时代的历史补充性发现，经典的是“巴兰的驴子（Balam‘s ass）”。这例子（在旧约）的直接意义上可与中国人的“逼得哑巴说话”相通，以指斥欺人太甚者。而在新约生成的过程中，它变成了对先知人物的道德性批判而形成类似当今中国政治语境所指斥的“历史虚无主义”。关于进一步的文献，可参见PETER II第二章第十一节至第十六节。尤其第十六节后半部分：a speechless donkey spoke with human voice and restrained the prophets madness.
[二十]参见加迪斯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汉译本，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第一百八十页；时李樊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二〇〇五。
[二十一]同[二十]，第一百〇七页。
[二十二]同[十八]，“五个主张”的另四项是：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
[二十三]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二〇一五年八月五日报道（以及英国路透社八月四日北京电）；同[六]译介报八月六日，《中国网警进驻网企加强安保》。
[二十四]参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汉译本，潘兴明译），第二百三十四页；潘译版本：译林出版社，二〇一五。
[二十五]参见博讯网·来稿版块二〇一六年三月二日文章《最佳权利诉求：任志强退党；顾约瑟退会》（作者：刘同苏）。
[二十六]同[一]，有两处。第三百九十页，讲述毛泽东（一九五七）在莫斯科讲打核战中国不怕死三亿人的细节，毛的最后一句话在文献记录上是“我们会比从前生更多的孩子”。事实上，原话十分粗鄙，赫鲁晓夫说道：“他讲的最后那句比我这里复述的要粗鲁。他用了一个猥亵的说法，但我记不清究竟是怎么说的了。我坐在逊逸仙的遗霜旁边。她听了毛这种挑逗性的话，失声大笑起来。毛也笑了，所以我们大家也跟着笑了。”第四百二十页，讲述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情形涉及到了宋庆龄。赫鲁晓夫说道：“这些土高炉的技术极端原始，中国人正倒退到人们几百年不用的老方法上去。这就像一种流行病。集体甚至家庭都要垒起自己的鼓风炉。甚至有这样的情况：有个刚从中国回来的人告诉我说，孙逸仙的遗霜也搞了一个这样的炉子。我不知道她是否从她的炉子里炼出什么生铁，但她向参观者炫耀并吹嘘了她的炉子。”
[二十七]参见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二〇一六年一月二日一期文章《大国之战：几十年回音不绝的战争》（作者未详）；同[六]译介报一月二十九日，《中印战争影响回荡至今——评里德尔新书〈肯尼迪的被遗忘的危机〉》，第十二版〈副刊天地〉。该文中写道：“在加尔布雷斯的敦促下，美国曾很快对困境中的尼赫鲁给予支持。紧急空运物资送到加尔各答，一个航母战斗群受命开赴孟加拉湾。最后，毛泽东断定美国人也许真的会向印度施以援手。他不想让中国军人在朝鲜战争之后这么快就遭受巨大损失，因此据里德尔称，美国的威慑起作用了，美中对抗得以避免。”
[二十八]参见理查德·帕克著《加尔布雷斯传——他的人生，他的政治学，他的经济学》（汉译本，郭路译），第三百〇七页；郭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〇。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3/16/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