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万润南坐在路边小酒馆的绿色座椅上等我们。象五个月前的见面一样,又是个雨天,他仍头发短促、下颌上留一片花白胡子,套一件蓝色的夹克。

空气都湿漉漉,但巴黎郊外比北加州的小镇要诗意得多。那乏味、标准化的老年公寓、孤零零餐厅里的粗壮大妈,被蜿蜒的小路、妩媚的法国姑娘替代了。

我们坐下来,他点了阿尔萨斯的红酒,还有味道不佳的鲑鱼。因为心脏问题,他再不能大口饮酒。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商业世界,除去大胆与精明,他还以豪饮著称。他曾戏称自己体内有一种特别的酶,可以分解酒精。

“四分之一地方都堵死了”,他用拳头来作比心脏,为我讲解心房与心室的关系,哪个部分出了问题。他的声音镇定、平稳、缓慢,很少表现出强烈的情绪。这是一种奇怪的抽离感,在谈论自己,仿佛谈论的是另一个人。其中还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坦诚,似乎对所有事都可开诚布公。

他气色颇佳、谈兴也浓,丝毫看不出危险的迫近。比起上一次,气氛更为放松与亲密。可能是他对我增加了了解,也可能是巴黎的气氛使然。

他钟情巴黎,这里梧桐树、小巷与洋房,正象他成长的上海的法租界。更重要的是,这还是雨果的故乡。在他狂热、匮乏的青年年代,“革命”魔咒般地存在,没什么比雨果的《九三年》更能捕捉到这种革命的崇高与残酷。

25年前的逃亡开始时,法国是第一个接纳他们这些流亡者的国家。它不仅接纳、还把最慷慨的荣誉给予他们。那年七月,正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在盛大的纪念仪式中,他们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当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们发现中国留学生是第一方队。法国人将整个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视作对大革命精神的延续,这些青年人与知识分子是“大革命精神”的继承者。

两个世纪以来,不管是 1789年、1848年还是1871年,革命就像是文学、艺术、时装一样,是巴黎最重要的风尚,也是最被庆祝的精神。

令人嘲讽的是,“流亡”这一个概念正是因法国大革命而起。当“公民们”攻陷了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后,法国贵族们开始四处逃散,他们成为了“流亡者”,它的声誉不佳。巴黎制造了流亡者,也慷慨地接待过形形色色的流亡者,从19世纪的赫尔岑到20世纪初的列宁再到冷战时代的米沃什,更有军人独裁时代的拉美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他们是政治人物、作家、艺术家,常是为了逃离一个令人压迫的政治制度到此。

但巴黎从未接纳这样规模宏大、面貌清晰的流亡群体。经由电视新闻网的直播,天安门事件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戏剧,延续了整个夏天。从热情高涨的青年到血腥屠杀,它的高度戏剧性更使它深刻地进入了整个世界的道德意识,它不再像是来自遥远国家的悲惨故事,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这幕惨剧逃出的人们,成了天然的道德象征,北京对他们的口诛笔伐,更加深了这一形象。他们的群体也足够庞大与多元,有魅力四射的学生领袖、昔日当权者的智囊、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新兴的企业家……他们不仅代表了一个失败的、被同情的过去,同样代表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一群精英或许可以为未来中国提供另一种可能。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他说。这一定是个痛苦的、充斥着幻灭与挫败的发现过程。

“六年内,李鹏政府将垮台”,这是他在1989年8月22日的《华尔街日报》上的预言,届时他们组建的“民主中国阵线”将回到北京参与自由选举,——“如果人民不投票给我们,这没关系,但他们必须给予选择的机会。”

如今读来,这预言像是荒诞呓语,不过在当时,它却颇令人信服。他的预言甚至显得不无保守。另一位更年长、也更声誉卓著的流亡作家刘宾雁大胆宣称三年内北京政权必然垮台。

整个世界舆论都响应这种乐观。随着东欧的转变、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被处死、还有岌岌可危的苏联,这乐观似乎再恰当不过了。但这乐观也给这群流亡者带来一种奇妙、令人不安的影响。你刚从一场巨大的屠杀中逃离,限于一种深深的恐惧、惊诧、愤怒与无力中,然后你成了道义上英雄,接着又被赋予塑造未来的期望。广场同伴的血迹未干,流亡者们却谈论起可能的政权更替,而他们可能成为新的主人。

当这些流亡者在巴黎开始筹建流亡政治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时,他们没有被视作失败者的聚会,反而以某种流亡政府的形象示人。或许西方政府仍谨慎的支持,但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则纷纷表示出直截了当的热忱,从波兰团结工会的代表到哈维尔的祝贺,“民主中国阵线”拥有了真正的政治合法性。而在法国,政治人物与公众人物都投来普遍的敬意与支持。密特朗总统公开宣称,一个屠杀自己的青年的政府是没有未来的,在索邦大学的“民主中国阵线”的成立大会上,一位年轻的法国政客满脸敬畏地坐在前排,他日后成了萨科齐总统。

那定是种混乱、复杂、甚至癫狂的感受。在1989年冬天的巴黎,一些流亡者在酒醉后说,明年要把酒桌摆回中南海,向自己的支持者许诺部长、省长之职……

万润南很少、或许也不愿意回忆起这些荒诞。他甚至弱化自己在当时的重要性。“他们总需要一个跑腿的”,他常这样说。但在当时的流亡群落中,他是少有的具有现实经验的人,他在四通的巨大成功,足以让他被寄予希望——倘若作为主席与副主席的严家其与吾尔开希是精神与道德上的象征,他这位秘书长才是实践这民主理念的具体重任。他在当时在全球媒体上正是这样一个自信、实干的组织者的形象——他既然能从一个红卫兵变成一个成功企业家,为何不能再次从一个企业家变成一个政治人物?

但现实的挑战却比所有人想象的更严峻。不仅北京政权的生命力顽强,它逆流而上,直至创造了新潮流。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流亡者也面临着内部的重重困境。当1989年9月的“民主中国阵线”成立的会场里响起《自新大陆》的旋律,人们陶醉于一个可能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如何实现?

这群流亡者都知道反对的政治理念与制度是什么,但他们能建立一个不同的吗?他们背景各异,也几乎都缺乏政治经验,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不无痛苦地发现,自己都是所反对的体制的产物,不管是思维方式、言谈举止,都带有他们所痛恨的“党文化”的痕迹。他们都曾是各自领域的精英人物,但在新的试验中,却发现连一些基本的常识都不知。

“在牛津读书的胡志强给我们带来《罗伯特议事日程》(Robert’s Rules of Order)”,他回忆说。他们以反对专制、寻求民主的姿态出现,却甚至不知道怎样开一场民主会议,如何表达自己、又尊重他人的意见。

来自台湾的胡志强也是这个流亡组织与台湾密切关系的象征之一。这也是意外的相逢。自1949年以来,台北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流亡政权。在冷战的格局中,台北与北京均以“真正的中国”自居,都试图在否认对方的合法性。力量日趋衰落的台北,也试图扶植海外的对抗力量。从更早在纽约成立的“民联(全称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到突然兴起的“民阵(全称民主中国阵线)”,台北都试图支持、当然也试图操控它。对于流亡者来说,这既让人安慰又令人担心。

因为经济繁荣与民主转型的成功,台湾正散发出一种迷人魅力,它富有说服力地表明华人社会能创造出民主,大陆不过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台湾。但这也是危险的魅力,大陆的流亡组织不是台北“反共计划”的一部分,它想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在最初的热烈憧憬之后,流亡者很快发现他们的根本困境。倘若他们不能以“夺取权力”为目的,思想与行动都将丧失焦点。与一个世纪前的列宁与孙中山不同,他们没有一个坚定的意识形态可供追寻、也无心创造一个严密的组织,他们都曾饱受这种“革命”的痛苦,想寻求另一种方式。他们一开始就宣称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

倘若民主政治是以选民为基础,流亡政治欠缺这基础。他们有同情者与支持者,却没有选民与监督者。他们身在异乡,关心的是中国。他们陷入一种天然的分裂感。这分裂感随着外界支持——不管是经济上、还是道义上的——的减弱变得更加显著。众望所归的“民主中国阵线”似乎滑向内部的混乱与争斗……(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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