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你真开过出租车吗?”我问。

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这位昔日的四通集团的创始人、天安门运动的“黑手”、海外民主运动领袖曾以开出租车为生。

很少人说得清这个故事的原委,它是发生在哪个时间,又是在哪个地点。讲故事的、听故事的也没有追究的兴趣,似乎仅仅这个模糊的事实就足以表达出他们的复杂感受——它是感伤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没落;它是犬儒的,海外民运之路压根走不通;它也是自我提醒的,千万别沦为一个政权的敌人……

这个情节也变成了海外民运的缩影,它的历史、卷入其中的个人命运都暧昧不清、从未被认真梳理过。旁观者或者出于同情不去触碰,或者有意地忽略他们,他们自己则回避对其中常常苦痛、不堪的挣扎。

“在美国,房子与车子是主要的开销”,他对这个问题保持着一贯的坦然。他的确开过出租车,不是普通的出租车,是专门机场接送的租赁车。那是2001年到2004年,他住在旧金山的Millbrae时。“它们本来都是生活资料,你要把它也变成生产资料”,他接着说,习惯性地用着那代人挥之不去的马克思式的词汇。他租下了一个四室的公寓,将每个房间装上宽带与电话,使之可以独立出租。他的接送机场的业务,不仅解决了车的问题,每个月还有两三千美元的现金。

他的企业家精神从未消失。在整个90年代,他在忙于流亡政治的同时,也仍以一个创业家的身份活跃着。这既是流亡政治的需要,它可能提供组织活动急需的经济来源,也是个人生存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商业成功再也未能重演过,很多时刻,他还运气不佳。他在巴黎投资过餐馆,结果他的合伙人卷入一场戏剧性十足的凶杀案,让他损失了几百万法郎。他也曾纵情于美国的科技股票,每日紧盯着纳斯达克的指数。在高峰期时,他在尚未被摧毁的世贸大厦租了办公室。他的投资哲学颇有成效,他只买交易量大的股票,因为它的价格空间比较大,他也严守“见好就收”的原则。他的判断一度准确,相信科技股票被高估了,当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跌到3000点时,他仍然赚钱,看起来他的商业才能再度绽放了。

但他没有预料到它仍会继续下跌,当跌到1500点时,他赚的钱又全部赔了出去,世贸大厦的办公室关张了。这让万润南陷入尴尬。在流亡圈子中普遍的说法是,投资本金是流亡的朋友们所凑,他们信任与期待他的投资眼光,他不仅令他们失望了,经济损失还令他们的关系突然紧张起来。在普遍匮乏的环境中,损失让人际关系更加脆弱。

“打击不大,不过是白忙了一场”,他的描述与传说的不同,投资人都收回了本金。对他个人来说,后果比“白忙一场”更严重。他的身体就是那时搞糟的。那是忙碌与刺激的三年,从早晨开盘,他就紧盯屏幕,“一天不吃饭、不喝水,也毫无感觉”。

接下来,他进入了一个艰难时刻,也远离了熟悉的世界,租房、开车、休养身体。他不太承认人生的困顿,总以更乐观的眼光来面对它。他不仅把出租车从“生活资料”变成了“生产资料”,还变成了学习经验。他的很多客户都是往返于中美之间的工程师与创业者,他们往返于新竹、中关村和硅谷之间,技术、管理、资金在其中流动,产业的转移也迅速发生。他的客户中也有雄心勃勃的中国创业者,包括创办UT实达康的吴鹰与新浪的投资者茅道林。

“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他打趣地回忆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面貌再度发生变化。它不仅未如很多人预言的那样崩溃,反而迅速地崛起,变成了经济奇迹的代名词。整个世界都急于进入这个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在它激升的贸易额中分得一部分。他熟悉的那个中关村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的四通公司曾希望模仿IBM、也被称作“中国的IBM”,但如今中关村的另一家公司联想收购了IBM的PC业务,中国的公司不仅再是模仿者,它也可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但这股新兴商业力量没如他当年期望的那样,成为政治变革的推动力,它成了现有政治秩序的合作者。北京政权似乎也焕然一新,那个屠杀自己青年的极权体制的形象退隐了,取而代之的是世上最成功的发展主义政府。

相反的,流亡者跌入了历史的夹缝中。取代共产党的想法早已变成了笑料,流亡组织四分五裂、丧失公信力,人们如今甚至很难想象他们曾获得的巨大影响力。在流行的看法中,流亡政治多少就象是对19世纪的流亡者马克思观点的确认——“一所学习丑闻与平庸的学校”。他当然也成了这流行论调的受害者,即使他个人从未直接卷入这些丑闻中,但是他变得如此无关紧要。想起昔日四通的巨大影响力、西方报纸的“计算机天才领导反对组织”的标题,都象是遥远的神话。

万润南不同意这种悲观论调。“中国的流亡政治还是不错的”,他常这样说。为这结论作证的是历史的、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们。俄国的流亡者互相暗杀,孙中山的内部组织更是一团糟,东欧在冷战时代的流亡政治更是边缘得不得了,他们被彻底地遗忘了。

相较而言,1989年后的中国流亡者,他们的内部纷争仍是温和的。他们大部分努力消散,但仍有少部分人在坚持,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彻底消失。万润南也属于这微弱声音的一部分。他仍出现在巴黎的人权广场的六四纪念活动上,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分析中国政局,撰写回忆与评论文章——行动与组织的空间萎缩了,抵抗变得更为个人化。

不过,很多分析却总象隔着什么。这或许也是流亡者最大的损失,他与自己熟悉的世界斩断了联系,同时也未能顺利地进入新世界。相比于同代人,万润南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但这代人的普遍缺陷也仍存在着。他们在一个荒芜年代成长,对一个正常的、多元世界的认识开始得太晚。他热爱法国,却从未试图学会法语。在客居法国与美国这么多年后,他对这两个国家的理解仍是概念的、模式化的。他对中国的分析,也与互联网上普遍论调没有太多区别,似乎他的独特阅历并没有给他带来一种独特的视角。

这可以理解,他从来是一名行动者、组织者,而非思想者。这或许也与他相对幸运的流亡生涯有关,他总能营造一个小圈子,在其中获得安全与温暖,他从未陷入彻底孤立的绝境。

他坦然接受了这边缘化的命运。几年前,他曾被戴晴提醒(或许是半开玩笑的)——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中,将没有你们的位置,他则回答说,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与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有其作用。

在谈起昔日的竞争对手,他也有种特别的宽容。谈起曾被大肆宣扬的“陈万之争”,他说那是完全被夸张的,说起和他曾势同水火的朱嘉明,他说他有才华、有雄心,劝去和他多谈谈,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事件。他甚至主动帮我联络那位“攻击”他的女记者,因为没人能代表真相,你必须多方探寻。

他的温和态度令人很难想象他当初的意气风发,他在流亡政治内部掀起的“倒万风潮”。他曾被一位流亡记者称作斯大林式的人物,用铁腕控制钱与人。他也接受了流亡的命运,很有可能,他将终老异乡。

这是与命运的和解吗?“我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是被卷入政治的”,他总喜欢这么说。他也引用梁启超,“先时之人、应时之人”,他本应是“应时之人”,却无意中变成了“先时之人”。这是一种自谦,还是另一种意义的推卸责任——强调历史之大势,也意味着个人无需为失败负太多的责任?

不过,他的确在退入一个更个人的世界,这与他的年龄、经历、身体状况都有关系。在微信的朋友圈里,他以“万爷”的名义分享他的感悟、所拍照片、追忆往昔,“万爷”正是他清华读书时的外号,在青春时代,人人故作老成,称彼此为“爷”。他也带着孙儿前往法拉第街10号,那曾是民主中国阵线的办公室,也在索邦大学的礼堂前留影。

25年前的民主中国阵线正是在此成立的,大会进行时,悬挂的横幅“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突然倾斜下来,正在发言的他的反应颇富机智:“这预兆民阵前途有波折,但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他希望把这些喜悦、挫败的经验告诉下一代吗?还是期望获得他们的理解?对于家庭,他似乎一直有一种隐隐的焦虑,担心变成他们眼中的“loser”。他说了好几次“神话”与“笑话”的比喻——在历史上,“神话”与“笑话”的角色转化不断发生着。

这“必然的胜利”比他想象的漫长得多。也是在1989年的成立大会上,来自台湾的代表康宁祥劝这位意气风发的秘书长——你们走上的是一条曲折的不归路。康宁祥是台湾党外运动的关键人物,他深知,台湾的流亡政治人物的窘境,即使解严开始了,已经在美国10年的许信良通过偷渡才回到台湾。

这不归路或许让他焦灼,他却没准备回头。他自称是被卷入历史中的,但造成他的命运轨迹的仍是他的主动选择。在1989年夏天,他的主动选择让他成为“国家的敌人”。在此刻,他选择了不与北京妥协,要一名难民的身份终老他乡。

我们相约下次去他的新居再聚,它仍在修建中,这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好一个落脚点了。他所居住的巴黎郊外的OrsayVille,是高科技创业区。他戏称一生都是在“硅谷”度过的——除去旧金山,中关村、OrsayVille都被称作各自国家的硅谷。

在我追问了几次之后,他也终于承认,他最想念的地方仍是中关村。是啊,那正是他人生最灿烂的时刻,而且看起来这灿烂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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