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的视频节目《一千零一夜》,最让人喜欢的一点是,总能听到一些和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不一样的东西。上星期,他选择主讲的是我们出版的马克斯·韦伯作品集(十卷)其中一卷《学术与政治》中的一篇演讲稿《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梁文道说他年轻时读到它,非常感动。主页菌在看这两期视频时也深有所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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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1.一个学者选择学术这条路,是收到了一种天启般的召唤。2.一个老师风趣幽默,宽大为怀,对待学生们很好,很亲切,但他不一定是一个好老师。3.学问没有意义,而其目标是必须过时。4.学问回答不了人生的终极问题,而教师也不应该成为人生导师。

即使我们很多人不以学术为志业,但大多数都会经历大学阶段,回想起来,你曾对你的大学学业,对曾教过你的老师,对学术研究,又是怎样的看法呢?

即使是精选,仍然很长,期待能给你新的启发。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梁文道主讲

生命很可贵!但是,有些东西比生命还重要,那是什么呢?对搞学问的人来讲,那自然就是学问。

我们常常听到有很多的学者,他们的处境不是太妙。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些我很敬佩的年轻学者甚至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让人觉得非常地惋惜。有时候,我们又会听到大学里面偶尔会出现一些丑闻,听说一些教授真的就像“教兽”了。

于是,很多人就说,到底今天的高等院校里面那些大学教师,他们是什么样的生存状况,他们怎么样地在工作呢?到底学者是怎么一回事儿?学者应该干些什么?这就让我想起来我今天手上拿这本书里面,其中一篇很重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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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Wissenschaft als Beruf und Politik als Beruf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著

一、一种天使般的召唤

我拿的这本书叫《学术与政治》,但是我重点要谈的是里面收集的一篇演讲,叫《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它的作者,或者它原来的讲者,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韦伯,是社会学的三大创始人之一。另外两个,一个是法国的涂尔干,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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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

跟马克思一样,韦伯的影响范围远远不只是社会学,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宗教学、宗教史,甚至连研究中国学问,做汉学的人都不能够回避得了韦伯的影响。韦伯的学问浩如烟海,他提出很多影响后世非常巨大的观念、理论和讲法。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是韦伯在1917年对着德国的一群大学生做的演讲。那时德国一战战败,社会处在一种很震动的状态。当时,有很多年轻人政治上相当激进,带着一种左倾的浪漫主义。他们在学校里面常常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学运,期盼有这么一个老师出来给他们讲讲:我们国家应该向什么方向走?我们年轻人应该有怎么样的人生使命,我们活着又是为了什么?

这是年轻人的普遍困惑,也是一种集体的情绪。因为一战之后,很多人对文明、对进步、对理性都发生了很大的怀疑。

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一代宗师韦伯登场了,他是不是打算要给年轻人讲一番人生大道理,鼓励他们,“我们人生充满了希望,我们有很浓烈的价值观指导着我们”呢?不!他几乎是用一种冷静的、抵触的态度,去对待台下等待着他的这些年轻的热烈的目光。

他就跟他们讲一个问题:学术。“各位,今天在这儿上学,有很多人想走学术这条道路,学术这条道路为什么值得走?你们真的想当学者吗?你们想当一个知识分子吗?”

他跟学生们讲德国、美国的大学环境怎么样。基本上讲的道理,跟我们全世界现在搞学问的人、年轻人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很多人读研,有硕博士学位的人多得是,粥少僧多,职业生涯不稳定;学术界的薪水很低微,甚至比起一个熟练的工人还要差很远;同时,你还会目睹很多没有才华、天分同时读书也不努力人,因为懂得走后门或纯粹是因为运气好,他混上去了,而你呢?你可能明年就被人赶走了。

这个时候,韦伯就要告诉在场的所有的学生们,这个情况你还想做学问吗?如果你还想的话,这说明什么?你受到了一种召唤!

韦伯为什么说“志业”,而不是“职业”呢?分别在于:学术当成职业,就是你是以学术当饭碗,把学术当成谋生的工具;而把学术当成志业的人是把整个人的生命意义寄托在学问上面的。如果你是后面这种人,那你已经明白你要走的是一条坎坷的道路,你将进入的是一个充满挑战、充满不可知的领域。

韦伯认为,一个学者只有全心全意地专注于自己具体的学术工作的时候,他才有人格可言。这里面讲的“人格”,不是我们平时讲的人格魅力,一个人人很好,他的人格很高尚;而是指当一个人已经确定了某一个目标,他整个人,从日常生活行为就非常稳定地、恒久地,依据着他所选取的价值和目标而前进。

所以韦伯说,在大学讲堂上面,一个老师风趣幽默,宽大为怀,对待学生们很好,很亲切,老让孩子们到他家吃饭,出去跟他唱卡拉OK……他不见得是个人格很好的老师。只有当他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做自己的学问,上课备课,非常认真——即使他上课很沉闷,没人听得懂,学生不爱他,他平常也显不出什么风范,缩着个脖子,驼着个背——他才有学者的人格。

这些把学术作为自己志业的人,韦伯称他们收到了召唤,他用“calling”这个词。在西方基督信仰文明里,一个人选择去当神父,常常形容因为耳中听到了天主的召唤“calling”。韦伯就认为一个学者选择学术这条路,也是收到了一种天启般的召唤。

二、学问的目标是必须过时

走上这条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路?他该干些什么呢?他要有什么样的打算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段话。这段话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觉得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一段话。

在学术园地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学术工作的意义。文化的其他领域,也受制于同样的情况,但是学术工作在一种十分特殊的意思之下,投身于这种意义:在学术工作上,每一次“完满”,意思就是新“问题”的提出;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任何有志献身学术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这项事实。

韦伯这段话里面讲什么?他说一个人认真要做学问的话,他的目标竟然是要求自己的学问必须过时。

这是什么意思?哪有一个做学问、读书人,他要求自己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写了一本书,做了一个研究,而要求它过时呢?他同时又说,而且你要求要超越,超越前人的成就。

这如何理解?其实这段演讲的前面还有一段,韦伯引述了一句有名的箴言:

在你来此之前,这里面已经有千年的历史缓缓流动;而在你离开之后,这里面还将会有千年的历史继续下去。

也就是说,投身于学术事业当中,目标就是要超越自己的前人。这并不是因为我想要建功立业,想要成名,或者我看不惯老一辈的霸道,或者瞧不起他们,所以要超越——跟这些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之间的判断无关——而是因为我的老师辈跟我一样,我们都投身于一项人类知识进步的伟大事业之中。他要超越他的老师,所以我也该超越我的老师。

反过来,我们还应该要求自己也要被超越。如果一个学者希望自己做了一个研究出来不过时,永远不被挑战,永远不会被自己的弟子超越,那你不可能是个真正的学者。你献身的这个目标,就该是永远追求超越,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大学的学者,他既要做研究,也要教书的理由。做研究,是为了希望在研究上面推陈出新,把以前的人的一些说法改变掉,推翻掉。而教书则是因为你希望你的弟子要打赢你,要超过你!

这是学术事业的本分。如果你很害怕你的学生超过你,如果你对着你的老师战战兢兢,不敢提出跟他不同的意见,那你就别做学问了。在韦伯看来,在这个逻辑下面,你不配做学问,你没有这种人格。

三、学问没有意义

讲了半天,我们还没讲到,搞学问的目的是什么,学问有价值吗?

韦伯做了一番简单的历史扫描,从柏拉图有名的“洞穴比喻”开始,学问是为了探究真实?学问是为了再现神的旨意?学问是为了让你通往幸福之路……

柏拉图讲这个是要说明,我们日常看到这个现实世界,我们以为这个沙发、这个桌子都是真的,但其实它只不过是虚幻的投影而已,真实的东西在哪儿呢?是概念,脑子里面的概念。

这种想法认为学问是什么?是一种通向真实的道路,要找到那个最真实的概念世界。这一套今天早就没人相信了,在做学问专业分工那么厉害的今天,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哪能知道什么叫真实呢?

韦伯说,恰恰相反,学问尤其是人文社科,是对现实提出一些解释。世界的变化千变万化,生命的本质繁复多样。我们只不过提出种种的概念,尝试捕捉他们而已,你不要以为你能够找到什么真实。

他又说到,在中古欧洲的时候,甚至到十七世纪的时候,有好多人相信学问是为了让我们了解神的旨意。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讲法?是这样的。当时他们相信,我们宇宙万事万物,你仔细研究,背后都充满了机巧,仿佛整个世界像一部机器一样,怎么可能运作得如此完美!你看地球的轨道,你看四时的变化,你看所有生物体的构造,太精巧了!谁把它们弄成这样?背后不可能没有一个创造者,那么,我们做科学研究,做学问就是为了要了解这世界所有的事物,它的现象背后的原理,那时候我们就能够接近上帝了,接近上帝当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旨意了!

当然今天我们大部分做学问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后来,也有些学者说,做学问是为了要让我们通往幸福的道路。但学问真的会让你通往幸福的道路吗?如果你研究军火,你研究核武,那会让人类变得更幸福吗?也不一定。这种讲法也太片面,甚至很可笑。

这些都是前人对做学问的意义的理解,而韦伯在这个演讲的中段为我们指出了另一条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做学问的意义会跟人生的意义绑在一起呢?

韦伯引了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学问没有意义,因为学问对于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人应该如何活着?

托尔斯泰这句话讲得很好,我小学开始就想读哲学,后来我果然也读哲学。我为什么想读哲学?我记得小学六年级快要毕业时,我们的教务主任给我们训话:“各位同学,你们很快就要毕业了。毕业之后,眼看着就要上中学了,我今天来给你们讲讲上中学该有什么样的准备……”讲完走了。

我忽然一下就仿佛看到人生的尽头,中学、大学、工作、娶妻生子、老去、死掉……

那人活着是干嘛?怎我觉得很难受,几天睡不着觉。我那时候听说,世界上有门学问叫哲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我读了几十年哲学,我发现其实哲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托尔斯泰讲得对。

韦伯又引述托尔斯泰的另一段话:

当人类走在追求进步的历史当中的时候,死亡就没有意义了!以前的老人将死,他们会有一种“我活够了”的感觉,因为以前认为的人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循环,“活够了”就是生命完满了,死亡是一个终结,人生因死亡而有了意义。而现代人的死亡没有意义?因为现代人总在不断追求进步。你总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有很多未解的困惑,我们每个人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没活够,所以死亡是一种中断,没有了意义。

如果生命没有了意义,我们付出那么大的热情,忍受那么大的磨难去做学问,还有意义吗?

四、这是学术研究本身回答不了的问题

但如果做学问没有意义,那从事科学研究,无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到底它的目的与价值何在?

韦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会让很多人失望。他说:做学术研究的价值跟它的目的,是学术研究本身回答不了的问题。

比如自然科学里那些“纯粹的理科”,有的学者在做的研究全世界只有一百个人懂。如果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你问:“有意思吗?”他会说“有意思!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认识宇宙的奥秘啊!”,但当你继续追问,“研究宇宙的奥秘又有什么意思呢?”他就回答不出来了。

整体而言,所有的自然科学,的确有作用:使我们懂得更好地支配大自然的力量,让人类的生活更便利。可是,他们回答不了的是,我们需要那么有力量地支配自然的力量,用技术的手段来支配我们的生活吗?

也许,很多学问能够让我们发现,我们的科技更进步了,我们的生活更现代化,更舒适了,但是,这样的生活是否是个好生活呢?

也许,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现代化,更舒适了,但是,这样的生活就是好生活吗?也许一些虔诚的印度教徒会告诉你:不,一个人应该什么都不用,躲在山林里面,赤身裸体地隐居修行,那才叫好生活。

那请问,他说的那种“好生活”,跟我们一般现代人享受的“好生活”,哪一种生活更好,更有价值呢?自然科学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

人文社会科学总有价值了吧?比如说政治科学、社会科学,它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人类理想的政治形式、制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它是不是应该教导我们,去迈向一个更美好、更公正、更自由、更平等的社会呢?是不是该这样子呢?

但韦伯却告诉我们不是的,绝对不是!如果一个老师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绝对不应该在课室里宣讲、鼓吹。韦伯说:教室,不是公众集会的讲坛,你在那里大声疾呼推销自己的政治理念,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但是一个学者不能在教室里这么做,学者应该把所有的政治理念甚至人生价值都排除在教室之外。

这是韦伯一个很有名的提法,中文一般翻译叫做“价值中立”。但是我很喜欢台湾学者顾中华的翻译,把它翻译成“价值自由”。简单地讲,就是这种关于人生、社会、政治终极价值选择的这些问题,老师在课堂上他能够讨论,但是他不能够推销,他不能够去宣传!

我们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当然也有自己的立场,尤其研究政治学、社会科学的那些人,他读了这么多书,他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但他不应该在教室里面去告诉学生,我们社会该怎么怎么样,我们政治该怎么怎么样,我们该信仰什么主义,该遵循哪套。他都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有几个实际理由。

第一个实际理由就是,他认为,教室本身是不平等的一个环境,学生来上课,他跟公众集会里面的那些群众不一样,那些群众他可能是认同你们这个党派搞的理念宣传,他要过来。那他喜欢你,他认同你,他自愿而来,但学生不是。学生是无可奈何,为了前途被迫来听课。然后,你讲你的政治理念,推销这个东西,他们还得交功课考试。那他如果不认同你这个东西,你怎么给他打分呢?你会不会觉得他不行呢?你会不会给他不合格呢?这会牵涉到种种这样的问题,这是不道德的。

但是,这还不是最终极的理由,还有另外一个很深层的原因。这个原因,就联系到上他怎么谈人生意义这个大问题了: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无怪乎我们最伟大的艺术,皆以隐邃柔敛见长,而非以巍峨雄放取胜;更无怪乎在今天,惟有在最小的圈子里,在私人与私人的关系间,才有某种东西,以极弱的调子在搏动;换到以前的时代,这个东西,正是那曾以燎原烈焰扫过各大社会,而将它们融结在一起的那种发出先知呼唤的灵。

在这段话里面,我们碰到了韦伯毕生学术关怀之中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一组概念。而这个概念,在这篇演讲里面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就是谈这个世界的除魅。我们现在更多人会把它形容为世俗化。

五、这是一个“多神斗争”的时代

传统社会底下很多的超自然的力量,尤其是宗教,它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密不可分的。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都认为有个超自然的力量,把他们统和起来。在那样的世界底下,人的生活是有意义的。

举个例子,假如你是活在中古的欧洲,你每天干的活就是烤面包,你是个面包房的一个师傅。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就是烤面包嘛。那烤面包有意思吗?给人吃嘛。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烤面包的意义就在于,你会觉得你烤出来的每一块面包本身都在赞颂着上主。

每一个人,他都不用担心生命的意义问题,因为他知道他死了之后,如果他这个辈子行善,做人做得很端正,他会得永生!他要上天堂,有信仰的人有这个福气,为什么?他的人生有意义,他不怕死!

那样的时代每个人都有信仰,所有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都围绕着信仰展开。如果有一个人开始怀疑“上帝真的存在吗?”……你随便发表这种言论,不符合教廷的认定,严重的话,很可能会被送上宗教法庭。

我们今天都不能接受这种事儿。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用理智,用理性来认识世界。我们如果能够解释这个世界是用各种理性的手段,我们不需要应用一个超自然的手段来解释。比如说天为什么下雨,你不会说那是因为我昨晚求雨了,你会从各种的气候理论来解释。

同样的,一个俗世化的世界,就是所有宗教的超自然的这种魅力逐渐消散了。“魅”,指的就是这种着魔的状态。

哪怕是像我们传统中国,你仔细看,好像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宗教特征。但其实以前的中国人他会觉得,人生在世,安身立命,是有一条轨道的。我们人怎么样追求自己修身、成己、达人,这么一路走下去,是很稳固的。我们人的生活的意义,都是我们社会周边、我们的价值资源能够给予我们的,我们不需要担心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它的安排都不会产生疑问的。

比如说,我凭什么归那个皇帝老子管呢?这个天下为什么是他的呢?我为什么要给他交税呢?我为什么要听他命令呢?……你不会问这个问题,你就安安分分,本本实实地在那生活着。

但是,一个理性化的现代化世界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开始会问,为什么政府需要存在?为什么它能够跟我收税?我凭什么要听各种法律的规管?

我们人会对周边的事情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因为在这个时代,唯一指导我们的最高原则就是理性,万事抬不过一个“理”字,你要跟我讲什么,请讲道理,别跟我讲什么神神叨叨的,说什么最大,什么价值最重要。

韦伯形容我们现代社会是一个“多神斗争”的时代。相较于过去的一神教,“多神”意味着有很多套终极价值,每个人都会有各自不同的价值选择。

在这个情况下,人生意义就没有了一个稳定统一的答案,你必须自己寻找。再也没有一个全社会、全人类都遵循的神圣道路跟价值源泉了。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彻底俗世化的世界。

六、教师不应该成为人生导师

这个跟做学问又有什么关系呢?韦伯认为,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他如果是基督徒——他不应该向着全班同学讲这个基督教的历史,是如何看得到神的旨意的显现。只要他能够有充分的理智,有充分的学术训练,他会用一个科学的方法来讲基督教的演变的历程。

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我曾经去听过神学,我们大学有神学院,我听过神学院的一个基督教信仰史的一个课程。我记得大部分的同学其实都是基督徒,而老师自己是个牧师,但他居然上圣经历史、上基督信仰史时提到,基督徒信仰的那个耶和华,原是古代犹太民族一个部落信的神,这个神主要是战神,是一个很好斗的神。这个部落后来打赢了其他部落,于是别的部落信的神都变成偶像了,都变成鬼了,变成邪神了,耶和华变成唯一的真神了!耶和华是这么来的。

你想想看,一个牧师他叫大家要信仰耶和华,一般基督徒也都要信仰耶和华为唯一的真神,但这个课堂上这么讲,而且他有真凭实据这么说,它是学术考察的结果,那这个信仰还信得下去吗?

但是,在韦伯看来,那位老师,那位牧师他就是个好老师。因为他在走进教室讲台的这一刹那,他放下了他自己的信仰。他按照理智,按照学术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讲出刚才他说的那一番道理。所以,这就叫做价值、信念不能带进教室。

又回到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的领域,比如说我们上政治学、上政治哲学,你有一套政治主张,那么你也不应该跟学生讲,因为那个政治主张到了最后总是会涉及一些终极价值的选择。,韦伯说,做学者、做老师的人在教室要做的事,是让学生尴尬。什么叫“让学生尴尬”?这个尴尬不是坏事,是使得你更清明。

怎么样的清明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讲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种版本,我们说这个社会,这个政治有太多问题了,过去那个封建时代怎么样,资本主义的时代怎么样,所以我们需要革命。马克思有一套革命理论,我们来讲革命理论。而这个革命理论,到了最终可能是要暴力推翻前面那一个腐朽的资产阶级政权的。然后你跟学生们讲,所以,革命是这样一个目标,是我们讲这套理论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在这儿。

但你不能够跟学生讲,说“同学们,我们上街去搞革命吧!”你只应该告诉同学们,革命是这套主张的目标,然后你的责任在于,要指出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革命,中间必然会出现某些手段。手段包括什么?暴力。暴力要流血,甚至要杀人。然后你告诉同学们,“那么,你们都支持革命吧!嗯,很好!你们杀人吗?”那同学们就呆了,这时候你就发现问题了。

我们追求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公正的、理想的社会,但是要付出的代价,却是不得不杀人。如果我本身反对杀人,那该怎么办?学生就尴尬了,是不是?这时候学生就要自己去选择,我该为了一个还没有实现的理想社会而不惜杀人呢,还是我觉得杀人无论如何都不对,于是我不革命了呢?

这时候,老师要做的就是讲清楚这种情况,让学生你要做你的选择,然后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这种选择,这种价值选择,学术本身回答不了你,学术只能够告诉你,情况是这个样子,他要理清各种各样的情况。

所以,学者、学术是什么?尤其人文社会科学,是不是为了让我们所谓的“更好地认识世界,人生更有意义”,不是!老师不是生命导师。

我们今天有很多年轻人都期盼生命导师,很多人也乐于扮演生命导师的角色,但韦伯认为一个老师不该是生命导师。老师,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当你选择某一个价值作为你的生命安身立命所在的时候,你该付出什么代价,你会有你的选择。

他会告诉你,你有哪些选择,那些选择,它们的差异在哪里,它们的冲突在哪里,它们的矛盾在哪里。如果你选择这一点,你接下来会怎么样,你选择那一点,接下来又会怎么样……他有责任告诉你的是这些。

七、你不能假装它不存在

韦伯一百年前的这篇演讲,讲的这些东西在今天很多人都觉得不满意。比如说,学问是不是真的能够没有任何价值预设呢?课堂是否能够完全中立呢?这有很多的争论。尤其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你大概会觉得这套讲法也是有问题的。但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韦伯讲的这套东西基本上奠定了许多到现代大家都还通常会接受的某种的常识。它不一定对,但是它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了我们今天对于做学术的态度,就是要客观、公正、中立。

一个教政治学的老师,他的责任是把各种理论都说清楚。他可以偏好某一种理论,但是就算他在讲的时候,他要有责任提出来,他之所以偏好某一种理论的理由。而那些理由,应该是经过理性的鉴证的,而不能够是一种先于理性鉴证,逼着大家都要接受的这么一种主张或者权利。而学生们,是有资格、有能力去挑战他的,只要这个挑战,是基于某种理性的立场,而不是一种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俗世的价值观或者一种权利的主张,或者一种宗教的信仰。

那么这套讲法,也许它在很多方面会遇到疑问,但是这套讲法,它给我们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说回我们讲韦伯,讲一个一百年前的社会科学学者的观念,并不是说他不过时,韦伯的东西也要过时的。而是说,他留下的这个东西本身,就像人家讲康德哲学,是一个横在面前的的巨大石头,你必须要超越它,你不能够假装它不存在。

来源:理想国imaginist-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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