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是一个游离在体制外的自由主义者,虽然这种游离状态更多倒是因为被体制所排斥的缘故。然而,那时候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判断,就是颇为蔑视在体制中的生存,认为那是平庸者的温床,也只有庸人也才会在体制中获得一种安全感。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选择的是一种地下状态,因为专制主义不能容忍这种自由写作,选择地下,就是既为了可以自由主义地表达,同时也为了避免被消灭。

新世纪伊始,便遭遇了一次大逮捕,当时,一批文化复兴运动的同仁相继被关押,有的甚至被判重刑,老朋友王一梁也在这个新世纪的第一年被判入狱两年,我本人为此多次遭到传讯以及长期的“被请喝茶”的骚扰。

在中国,做一个作家,如果你拒绝依附于体制,拒绝平庸,拒绝歌功颂德,试图自由表达,并且自觉担当某种历史责任,那么无疑,你可能就选择了一种危险的境地,悬于头上的那柄镇压之剑随时都会落下来。

我以前在某本书上读到过关于做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场灾难的话,那时候,中国人像牲口一样被运到西方做奴工,中国人的头上那时还拖着一条象征耻辱的长辫子……

当时光之船驶进二十一世纪之后,做一个中国人似乎依然不让我们感到幸运,至少,不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幸运。

我已记不清当年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创办时,与贝岭在网络上联系时的一些细节。

在这之前不久的2000年夏秋之际,贝岭在北京突遭被捕,这也是我从网络获得的消息。得到这个消息时我颇感震惊,政治上的肃杀之气逼人。我迅即将此消息转发给了京不特。几乎同时,孟浪在美国展开的营救活动,也必将作为一段重要史实被记载下来。再后来,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表对贝岭被捕事件表示关注的信息,以及随后不久贝岭被中国警方递解出境时,贝岭在中国警察的押解下,在上海浦东机场给我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我们做了简短交谈。此一信息,我也立刻通过互联网发布出去。

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对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创建都是有意义的铺垫。

我们通过贝岭的文章《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创办始末》,了解了当年贝岭和孟浪在创办笔会时的原初想法,以及所作努力的经过。鉴于当时的现实与作家的普遍状况,这一努力可谓用心良苦。

有些事情回想起来已不那么清晰,也许记忆中留下的只是那个时候的氛围。作为非官方的独立作家,当你身处中国大陆严峻的社会生态中,总是心怀忧惧,而周围的邻居投来疑虑的目光,居委会的大姨大妈们和户籍警不三不四的来访,他们吞吞吐吐的语调,欲言又止的潜台词,使你猜想这背后的某种意旨。

所谓的地下诗人,其实已经不再是地下,在一个严密的社会网络里,地下诗人早已无处藏身,他们被监视,收到的邮件大都已经被拆封,明白告诉你,你被置于监视之下。哦,你根本无暇去细想,这种被监视是否属于合法,也就是说,是否已经被非法地侵犯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已经被国家机器或某些社会组织或某个机构“非法”地侵犯了?在一个颠倒的社会里,一切“非法”的国家行为都有一件“合法”的外衣。

这个时候,一个作家组织对大陆体制外的非官方独立作家、诗人,或曰地下作家、地下诗人来说,就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需要。我们需要在罹难时,在我们作为作家的基本人权被非法侵犯时,或者像我们的朋友们那样,被因言治罪,被因言而诬陷治罪,这时,一个作家组织、一个非政府的作家组织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它至少可以把我们无端受到的伤害告知给世界舆论,在为恶者为所欲为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可以为受害者发出呼吁。总有一天,当所有的受害者都不再是孤立无援的时候,为恶者还能为所欲为吗?

这就是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现实意义。

当年,贝岭邀请我加入笔会时,我欣然接受邀请,应该是基于这样两点:一是贝岭与我本属文学同行,笔会的文学性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存在的前提之一,根本无须讨论;二是笔会自觉承担为争取作家的写作自由言论自由以及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人权而努力。这大概可以称之为中国大陆非官方独立作家选择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两个基本要点。

说到这里,想起“中国独立作家笔会”这个名称,应该说,当初笔会取这个名称是很成功的,因为它直接就表明了一种立场。在一次会员大会上被通过改为现在这个名称“独立中文笔会”,使得独立作家笔会的重心和倾向性发生某种程度的偏移。当年,我对改名是投了赞成票的。现在想想,这个名称的修改似乎是比较失败的。我为自己当年考虑欠周而投了赞成票深感遗憾。也许我们可以探讨改回原名的可能性。

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不是乌合之众,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人权组织,中国独立作家笔会首先还承载着文学的使命,如果没有文学,我觉得这个笔会就应该死亡了,它应该变成另外一个组织(这样的组织在海外所在多有),才算名实相符。如果作为一个笔会会员而缺乏对于文学的认同,我觉得这是令人遗憾的。

写作说到底,其实也是一门手艺活,卓越的写作能力是对一个作家的基本要求。在笔会的章程里明确写着:笔会成员应该具有“为同行所认可的水平”(大意如此,未核对原文)。所以,笔会某些人的作为,似乎有点担不起作家这个称谓。这类朋友,如果明智的话,似以不进入笔会为宜。何苦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丢一点丑也许倒在其次,但笔会的论坛里总是这些不三不四的刺激耳膜的声音,实在与作家笔会这个称号相去太远。

写下上面的文字以后,家中突然停电,隔壁几户邻居家中也是黑灯瞎火,不知是哪里出了故障。给电力公司打电话,虽然回答说尽快抢修,然而却始终无人来修。也许是因为“艾琳”飓风来袭,抢修人员也顾不上我们这几户人家。在黑暗中我们度过一夜,就在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国安人员来与我谈话。

梦境很混乱,而重心人物就是那个国安,瘦瘦的一脸疙瘩的年轻人。我与这个年轻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黑黑暗暗的空间里,似乎空气已经凝滞不动,从中国带出来的记忆之魔重又占据我的梦境。

在这远离中国的地方,我们也依然无法奢谈什么自由——当我们的灵魂已经失去了自由,即使远离那个充满了梦魇的地方,我们的心灵也依然是不自由的!

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解放。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是一个作家,一个中国作家,一个被专制主义迫害的中国作家,我们还是宇宙的一个因子,在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似乎能够听见宇宙的流动之声,听到地球转动的轰鸣之声,那么,作为一个作家,幸运地站在了人性解放的前沿,而笔会作为独立作家的联合体,就是我们可以依赖的力量。

谨以此文纪念独立笔会创建十周年。

2011/9/1

 

阿钟——作家、诗人,独立中文笔会成员。由于始终坚持独立和自由的写作立场,阿钟的作品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长期遭到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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