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缺乏正规军事知识的民众来说，官方文宣机器所鼓吹的“打飞机”是唯一的“真相”，也是民众唯一可以相信的“真相”。即使有所质疑，也只能像对其他“神迹”的怀疑一样，只能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1949年后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神迹”的国度。比如1968年3月23日，一个叫张秋菊的农村女社员在毛泽东思想的感召下，高呼毛主席语录中的口号，成功割除了一个重达45公斤的肿瘤。一个在救火行动中烧伤面积达98%、心脏停跳25分钟的红卫兵小将也在伟大领袖“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光辉照耀下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还有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的315名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指导的治疗下成功恢复了听力，“在这315个学生中，280个能够立即喊出毛泽东万岁”，180个能够唱《东方红》。但这些不过是“新中国”创造的诸多“神迹”之一端而已。比起这些大大小小“神迹”，“打飞机”几乎可以算是这些“神迹”中最稀松平常的一件了。
在1950到1960年代，在很多城市和村庄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在高空中拉一条铁丝，上面固定一个活靶子，下面有人拽着绳子拖着靶子跑，机枪手则瞄准靶子朝上射击”，这就是所谓训练打飞机的情景。
尽管对大多数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见过“美帝”或是“苏修”的战斗机从空中飞过，更没有人听过这些敌机发出的轰鸣“叫喊声”，但人们仍然习惯用并不能发射子弹的土造步枪瞄准天空中不存在的目标郑重其事的“打飞机”。根据官方文宣小册子的解释，打飞机是一件家家可会，人人可行的技艺：
“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和革命战士面前，敌人的飞机和空降兵，只不过是如同到处碰壁的苍蝇，其所谓‘空中优势’的叫喊声，只不过是‘几声凄厉’、‘几声抽泣’罢了。真正强大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私无畏的革命战士。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教导，切实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做好准备，掌握敌机和空降兵的特点，苦练打敌机和空降兵的过硬本领，一旦敌人敢于来犯，就能揍掉它，打它个喷烟冒火倒栽葱，让它在我们的铁拳下粉身碎骨。”
但“打飞机”这一“神迹”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有一个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就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多数有中国特色的“神迹”一样，它也是有现实依据的，这个现实依据就是1951年新华通讯社记者，后来著名的反叛人物王若望，在《赴朝慰问记》中记载的一件奇事，一个叫赵宝印的货车司机，尽管从未使用过步枪，却在第一次开枪时仅用四发子弹便打掉了一架低空飞行的美军飞机。
这件事情很快被刊登在报纸上成为中共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大光辉功绩，一批书名诸如《汽车司机打飞机》的小册子也以最快的速度刊印出来。而在此之后，又涌现出一大批能用步枪打飞机的战斗英雄，在奈良山战斗中，一个叫关崇贵的战士用接连14发子弹打掉了一架低空扫射的P-15战斗机，成为了一级战斗英雄，并获得朝鲜颁发的一级战士荣誉勋章，之后，这种打飞机的“神迹”便遍布于整个朝鲜战场上：重机枪手杨德贵10发子弹就打下一架中型轰炸机、高射机枪手屈秀善仅用3发子弹就让一架美国战斗机“一头栽在地面上炸成粉末”，而最会打飞机的是三兵团十五军一三三团，“两天打下五架美机，四天击落11架飞机，到班师回国时，这个军的步兵竟击落击伤882架美机”。
这些近乎于神迹的故事实际上难以判断真伪，但对缺乏正规军事知识的民众来说，官方文宣机器所鼓吹的“打飞机”是唯一的“真相”，也是民众唯一可以相信的“真相”。即使有所质疑，也只能像对其他“神迹”的怀疑一样，只能在脑海中一闪而过。面对如此多的英雄事迹和伟大领袖正确无误的思想指导，任何质疑都会被认为是一种背叛。权衡利害，民众唯一的选择就是相信“打飞机”和其他的“神迹”。而恰恰也是因为这种集体“相信”，使真假难辨的“神迹”更进一步成为了牢不可破的“真相”。
但维持这种“神迹”需要付出的成本实际极大，它需要的两大要素是常识和判断力的缺失，以及一个封闭的社会，前者的作用是使民众不会怀疑那些明显不符合常识的“神迹”，后者则是将“真相”作为一种被垄断的资源。只有这两大要素都具备时，“神迹”才能成为使民众相信的“真相”，而其中一方的坍塌就会导致另一方的连锁崩溃。当人们日复一日地仰望着天空，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并不存在的敌机到来好一显身手的激情一次次地落空后，怀疑便会随着怠惰一起出现，而当压在民众头上的恐惧难以为继，不得不放开自我封闭时，这种怀疑就会诞生出常识的火花。就像一篇2013年的微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当村里墙头上“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不知不觉地变成“要想富，先修路”时，“打飞机”自然也就从不得不相信的“神迹”，沦为了一个少儿不宜的“笑话”。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