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共识网-作者译稿 作者:提摩西·加顿·阿什 著 吴万伟 译

摘要

什么是自由精神?我不能定义,我只能告诉你我自己的信仰。自由的精神就是这样一种精神,自我怀疑而不唯我独尊;自由的精神就是尽力去理解别人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就是不带偏见,在考虑自己的利益时也兼顾别人的利益。
 
世人可以向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学习更多勇敢,向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学习更多宽容。

在以赛亚·伯林去世不久,克里斯托弗·希金斯在《伦敦书评》上发起对伯林的攻击。这位著名批评家说,这位著名自由派哲学家一直怯懦、软弱、前后不一,而且为越南战争辩护,是谄媚当权者的马屁精。希金斯写道,伯林“在漫长的道德危机面前故作高雅,装腔作势,他的观点和人脉本来是能够做出一些改变的。”希金斯对这个事实深感遗憾,如果你“对当前的自由派共识感到不满的话”,伯林的大名就是“你的拦路虎”。

伯林最著名的文章是“两种自由概念”,但是在我看来,希金斯和伯林体现了自由的两种精神。这两种精神之间的差别未必是哲学性的,如两个概念间的差别。相反,那是一种气质、性格或心理习惯。简单地说,希金斯提现了勇敢,伯林提现了宽容。希金斯直言不讳、肆无忌惮,从来不害怕得罪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根本没有被伊斯兰分子的死亡威胁所吓到。他也几乎从来没有打算承认自己错了,机智巧妙地转移他捍卫的立场,用同样的激烈程度捍卫他在特定时刻选定的与众不同的立场,无论具体是什么。但他勇敢地、始终如一地一直在为言论自由辩护。伯林并不以他的勇敢著名。他一直想摆脱的缺点就是不够勇敢。在他已经成为令人尊敬的中年人时写给好友的信中说:“我希望我没有继承父亲胆怯柔弱的兔子性格。我能够变得勇敢,不再懦弱,但那是多么令人惊讶的超人斗争啊。”在一篇论述他喜爱的作家屠格涅夫(Turgenev)的文章中,他说:“占据中间偏左某个立场的一小撮人是犹豫不决的、自我批判的、并不总是勇敢的群体,他们在道德上总是对其右边的人的冷酷面孔感到厌恶,对左边的人的狂热、无情暴力和意识形态宣传同样感到厌恶。”

但是,伯林是自由主义最雄辩、最持久的捍卫者,这种自由主义创造和捍卫了一种空间,其中民众拥有不同的价值观,持有互不相容的观点和追求难以协调的政治目标—简而言之,希金斯们和反希金斯者能够自由争论,但不诉诸暴力的空间。伯林不仅体现了宽容而且体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同情心,这种能力能使其进入不同人的内心深处,这是自由派想象力的典型特征。

要维持你的思想独立性需要某种程度的平静和坚韧不拔,尤其在你周围的所有人都有党派偏见的时候。

大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在1944年发表的演讲中,在向包括很多新入籍的美国公民在内的人解释美国在二战中为什么而战时,宣称“那么,什么是自由精神?我不能定义,我只能告诉你我自己的信仰。自由的精神就是这样一种精神,自我怀疑而不唯我独尊;自由的精神就是尽力去理解别人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就是不带偏见,在考虑自己的利益时也兼顾别人的利益。”谁能怀疑伯林心中没有充满这种自由的精神?但是,希金斯的心中也充满了一种自由的精神。

虽然这些精神似乎相互不信任,甚至相互瞧不起对方,但它们是不可缺少的。每种精神都有自己的典型缺点。一个全部是希金斯这类人组成的世界可能走向不宽容。那将是一场永远争吵不休的比赛,或许很热闹很好玩儿,但在这样的世界,没有时间和空间来理解—在理解的最深刻的意义上,涉及到深入研究、冷静反思和充满想象力的同情—那来自别人。而完全由伯林这类人组成的世界可能陷入相对主义和对宽容的致命敌人的过多宽容。

显然,这种紧张关系并非始于20世纪末期的两位作家。德裔英国自由派思想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在将近人生尽头的时候写过一本书,论述了他称为伊拉斯谟派的政治知识分子的路线,其中就包括了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精神的论证在16世纪的两位学者中就已经存在,一位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一位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伊拉斯谟是当时最杰出的学者,为宗教改革开辟了道路。他的思想与早年的路德如此亲密以至于有这样的笑话,一会儿是伊拉斯谟路德,一会儿是路德伊拉斯谟。但是,当路德与罗马教会决裂时,伊拉斯谟拒绝跟从。他坚持认为,拥有善良意志的人必须能够在教会系统内部用文明和理性进行辩论。在他对拉丁语名言“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观点”(quot homines, tot sententiae)的评论中,他引用圣保罗的观点说“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放置一边,我们应该允许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看法。”(人们可能会补充说,这是圣保罗喜欢冒险的“创制”(ijtihad)伊智提哈德(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努力”、“勤奋”。经堂语译为“上紧”、“剖取”。意译为“创制”—译注)在1517年,就在路德将其新教主张钉在教会门上的那一年,伊拉斯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和平的抱怨”,指责“词汇战士”“相互用有毒的钢笔袭击对方,用讽刺挖苦的词语撕裂对方,气势汹汹地向对方扔含沙射影的致命飞镖。”

达伦多夫回顾了一个场景,一个患上绝症的35岁改革者乌尔里希·冯·修顿(Ulrich von Hutten)在某种方式上比路德更大胆,事实上前来上门求助,他敲了伊拉斯谟在巴塞尔的家门,“但伊拉斯谟本人也病了,担心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感染,没有允许他进来。巴塞尔人都知道这事。”修顿把剩下的力气全用在钢笔上,给伊拉斯谟写了一封忠告信,包括了这个尖刻的训斥:“你自己的书将不得不在它们中间作战。”有好多年,伊拉斯谟抗拒来自教会领袖的压力避免与改革者冲突,当他最终不得不冲突时,他采用一种学者间对话的形式,表达对自由意志的与路德不同的看法。修顿的尖刻话语是20世纪奚落嘲讽的早期版本,自由派是在辩论中无法站在自己立场上讲话的人。它与经常出现的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有关,即自由派是在战斗中根本站立不起来的面容苍白、没有血色的病人。

人们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这两种精神。达伦多夫本人在老年也是伊拉斯谟派,但是在纳粹时代的柏林,15岁少年的他组织了抵抗群体,并被关押在盖世太保的集中营。那是源自生活体验的青年人的勇敢和宽容。任何一个人身上的这两种精神的混合都从来不是简单的。希金斯在写文章时或在公共舞台上或许是尖刻的、轻蔑的,一点儿都不宽容,但在私下里他有与各色人等交朋友的天赋。对接受者来说,有些令人恼火的修辞话语是说,他的特征之一是“某某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是”,随后是对某某所说或所写的激烈攻击。

伊拉斯谟派也有自己特色的勇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坚韧不拔。要维持你的思想独立性需要某种程度的心态平静和坚韧不拔,尤其在你周围的所有人都有党派偏见的时候。伊拉斯谟在临终时写道:“在任何别的事情上我都不会比下面这个事实让我对自己感到自豪,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一个党派。”安静地保持独立的自由派立场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平衡、公平、尊重复杂性、更关心获得真理而不是讨人欢心,而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说的“可怕的简化者(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总是愚蠢地希望通过冲突,一劳永逸解决全部问题,他们总是能收获年轻人的热情和集体的情感支持。

伯林在去世前3年在后来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21世纪的献词”中写道:“因此,我们必须掂量、协商、权衡、妥协,要防止某种生活方式被竞争对手彻底摧毁。”(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21世纪的献词”《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41031115567.html —译注)“我们太熟悉这种情况了: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年男女渴望的可不是这些,因为这个目标太温和、太理性、太资产阶级,根本激发不起澎湃的激情来。不过,诸位请相信我,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仅在实践中行不通,甚至在理论上也说不通。”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是另外一个伊拉斯谟派。他的临终时刻是这种更酷美德的完美例子。因为相信他的朋友伯纳德·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在以色列历史学家的一本书中遭到嘲弄,阿隆答应在茹弗内尔对作者和出版社提起的诽谤案诉讼中作证。他特别向法庭强调茹弗内尔在其早年对希特勒的评价中犯错,虽然阿隆本人“曾经看到希特勒的邪恶”—-正如他的听众知道的,但茹弗内尔曾经为戴高乐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服务。阿隆仍然谴责这本书缺乏历史素养。“作者从来没有把事情置于上下文中。他对法西斯主义给出的定义如此模糊和不准确,以至于它可以把一切都包括进去。”因此,它代表了“最糟糕的一种诽谤—我谴责这种做法造成的结果:因为有联系而被认定有罪。”

在这样阐明支持思想清晰性、历史理解和最基本的公平之后,这位身体虚弱的老哲学家走出法庭,上了汽车,结果心脏病突发而死去。就在他离开人世之前,阿隆对记者马克·厄尔曼(Marc Ullman)说“Je crois avoir dit l’essentiel”(大致可以翻译为“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我需要说的话。”)。对于伊拉斯谟派来说,还有什么比这种死亡更好的呢?

勇敢和宽容拥有独特的品质,这两种自由精神平均出现在单个人身上的确非常罕见。我看到的最接近拥有这两种精神的人是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是遵循14世纪的爱国者扬·胡斯(Jan Hus)脚步的勇敢的异议人士。他通过4年的牢狱生活和后来的多次被捕证明了勇敢。他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异议人士的团结毫不动摇。他的最后一次公开行动(这时已经是严重的病人)是到布拉格外国大使馆外抗议逮捕异议者。作为当过总统的人,这是非常特别的、缺乏外交手腕的行为。但哈维尔也是伊拉斯谟派宽容的化身,不仅因为忠贞不渝地谦恭有礼,对众多哲学和生活方式持开放态度,希望它们能够看到和听到。但是,这两种自由精神往往在个人身上分配非常不均衡:一个可能更多路德精神,一个可能更多伊拉斯谟精神。而自由需要两者同时存在。

我们需要他人说能否在非西方文化和传统中辨认出类似的两种精神。我自己对若干了解不多的国家如中国、马来西亚、埃及的肤浅印象是我们能够辨认出。在前往这些国家的旅行中,我遭遇过非常令人钦佩的人,在我看来他们都体现了这两种自由精神。像哈维尔一样,甘地是结合了勇敢和宽容的典范吗?他究竟是证明了普遍法则还是个例外呢?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国家坚持言论自由,反对靠武力和皮靴维持的时代正统思想的人需要比西方大部分人做出更困难的选择,也必须承受更严重的后果。

作者简介:

提摩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研究员,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摘自他的新书《言论自由:联系起来的世界的十大原则》(耶鲁大学出版社)

译自:Two Spirits of Liberty By Timothy Garton Ash

http://chronicle.com/article/Two-Spirits-of-Liberty/23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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