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公开发表的“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文革”期间中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亲自指令撰写和编辑增删的该通知正式吹响了独裁者毛泽东生前所发动的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号角。
在“文革”正式开始50年、正式结束40年之后，“五一六通知”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当今中国。
此处所谓的“阴影”是说，“五一六通知”阴魂、毛泽东的阴魂依然在中国四处游荡并时常兴风作浪，而且随着在“文革”时期长大的中共新领袖习近平的上台更有还阳之势，而且也确有还阳之事；官方对“文革”和毛泽东给中国带来的祸害依然遮遮掩掩，甚至对毛泽东继续歌功颂德，民间则欲说还休，或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
将当今中国的这种不明不白跟国际社会的清楚明白做一个对比，便可以把这种阴影看个一清二楚。
日本作家关于“文革”的声明
1967年3月1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作为中共党内文件发出10个月之后，日本《东京新闻》发表了由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执笔起草、由他跟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等另外三位著名作家联合签署发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声明》，那个只有三段话的简短声明全文如下：
“中国近来的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政治革命。从百家争鸣时代到今天的变迁中，政治权力与时俱进肆意侵犯学术艺术的自律性，作为邻邦以文为生的人，我们对此不忍坐视。
“置身于这种政治革命的现象之中，作为艺术家蓄意隐瞒自己的立场态度，如此这般的做法为我们所不取。我们在此超越左右意识形态立场，抗议扼杀学术艺术自由，并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的学术艺术（包括其古典研究）为恢复其本来的自律性而做出的一切努力。
“我们在此重申，我们认为学术艺术跟一切意识形态、一切种类的政治权力不属于同一范畴，并一致反对一切‘文学报国’的思想，以及与此异形同质的一切‘政治与文学’理论即学术艺术最终是政治权力的工具之类的思想。”（笔者译）
在“文革”正式发动50周年到来之际，对照当时和现在的中国，重读三岛由纪夫当年的声明，不能不令人慨叹日本作家观察中国两千多年来历史的高瞻远瞩、观察“文革”现象和运动的精准到位，感叹中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居然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不断退步。
毛泽东所谓的“文化革命”是利用文化和文艺创作问题发难，发动一场政治大运动，目的是彻底扫除其心目中的政治敌手，建立毫无阻挡的绝对个人独裁，将中国改造成一个他可以随心所欲的乌托邦。毛赖以发动“文革”的基础是他在1940年代在延安时期所树立起来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和随之而来的毛泽东个人崇拜，规定文艺必须为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毛从1960年代初越来越沉迷于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
1967年3月，也就是在三岛由纪夫等人发表上述声明时，“五一六通知”还是中共内部传达的文件，没有对外公开发表（该通知只是在1967年5月17日才对全国公开发表），但依据该通知而推行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如火如荼全面铺开。
“文革”发动整整半个世纪过后，中共当局时至今日依然不承认、同时严厉禁止中国公众谈论、禁止中国媒体乃至学者自由讨论和批判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的要害和本质，即开历史倒车，反文明，践踏文化，践踏文艺，践踏学术独立和自由。与此同时，在中共严密又严厉的言论出版管制之下，许多重要话题依然在中国大陆是禁忌。
相比之下，三岛由纪夫等日本作家在49年前发表的声明令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可以由“文革”马上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声明从世界文明、东洋文明的视野出发，旗帜鲜明地谴责中共当局秉承秦始皇焚书坑儒肆意干涉和践踏学术自由和文明的野蛮传统，谴责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侵犯、干涉、掌控、打压艺术自由、学术自由。
该声明一下子点到“文革”的死穴，不但一举指出“文革”是开历史倒车和文明倒车，否定了当时还在疯狂进行中的“文革”，而且也否定了“文革”的具体理论基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示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跟消灭百家争鸣的秦始皇一脉相承。（顺便说一句，三岛等人当时很可能还不知道，当时的中国也不但继承而且还发扬光大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传统，将所谓的地主家庭的成人和孩子一并活埋。）
三岛由纪夫等人所申明支持的世界基本文明准则（即政治无权肆意干预艺术与学术自由／自律性），在毛泽东时代以及后毛泽东时代直到今天，一直是千百万中国人遥远的梦想，是中共当局处心积虑竭力铲除的颠覆性概念，是当今中国媒体奉命不得谈论的禁忌话题。
“文革”虽然名义上在40年年前就结束了，但中共当局如今又再度在强调文艺和学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否则就没有存在价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度被奉若神启，中共当局对中国的新闻出版和文艺实行越来越紧的控制；中国还有一大群著名的作家满怀崇敬手书抄写将他们贬低为工具和奴婢的毛讲话，还有著名电影导演在中共当局支持下拍出商业大片讴歌扼杀百家争鸣、实行焚书坑儒的秦始皇雄才大略，中共的党棍依然操持着判断／否决科学家学术成就的绝对权力，中共媒体依然在宣扬中共掌握了宇宙终极真理。
当今中国跟当今文明世界的这种鲜明反差，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恰如中国人在“文革”之后一段相对自由的时期一度嘲笑闭关自守又自大自狂的朝鲜。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文革”的语言和做法堂而皇之地卷土重来，中国人面对朝鲜越来越笑不起来了，因为中国已经变成了网民所说的西朝鲜。
如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又再度试探性地重提阶级斗争。习近平甚至反复祭出毛泽东的思想和语言，声言要“严肃打击”“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要警惕他没有具体指名的党内“阴谋家、野心家”。习的这类思想完美无缺地继承了毛泽东50年前在“五一六通知”当中所表达的思想：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文革”的闹剧与惨剧
“文革”名义上结束40年来，声称要彻底否定“文革”的中共当局对“文革”的研究和有关的历史教育严加限制，导致占当今中国人口多数的50岁以下的人大都对有关“文革”的一些基本事实不甚了了，“五一六通知”这份重要的历史文献所提到的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吴晗，彭真，康生，《海瑞罢官》、赫鲁晓夫等一串名词和相关事件也成为令他们头晕的人与事和一笔糊涂账。
上文提到，毛泽东的所谓“文化革命”是利用文化和文艺创作问题发难，发动一场政治大运动。在中国国内外多数历史学者看来，“文革”由来的大致脉络是：毛泽东在1950年代末、60年代初不懂装懂强行推行号称“大跃进”的经济政策，造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人造大饥荒；1959年，中国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意见，旋即被毛泽东打成“反党分子”，受到严酷整肃和撤职；毛一意孤行，坚持推行其灾难性的政策，导致几千万中国人在风调雨顺之年死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毛泽东亲手扶植的中共当时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后来不留神说那大灾害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被毛泽东记恨在心。
毛泽东造成大灾祸玩不下去了，便退居二线，让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成为有实权的一线领导人。毛还假意在1962初召开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鞠躬认错。此外，在看到“大跃进”形势不妙之后，毛还表示要鼓励各级干部学习明朝皇帝忠臣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毛玩弄这种手法可谓一石二鸟，一方面可以显示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另一方面又可以方便地耍赖和推卸责任（是下级官员有严重的道德操守问题、不愿诚实地报告真情，导致他决策错误，但实际上胆敢报告真情的各级官员几乎无一例外都会立即受到残酷整肃）。与此同时，在刘少奇的掌控下中国刚刚走出毛一手制造的“自然灾害”不久，毛泽东再度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便为打倒刘少奇东使他自己得以东山再起重返一线铺平道路。
为了达到打倒刘少奇的目的，毛泽东决定从文艺上寻找突破口。他跟妻子江青危言耸听，一唱一和，声言当时由他领导下的中共宣传部门严格管控下的中国文艺已经危险地失控；为了改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死人”占据文艺舞台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垮阶级敌人和党内阴谋家、野心家（即毛所谓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文艺对党发起的猖狂进攻，需要进行一场“文化革命”，以便让毛所谓的“无产阶级”重新夺回中国文艺和各行各业的阵地。
“五一六通知”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笼的。通知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为了大致理解该通知究竟在说什么，其中的几个名词需要解释：
（1）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奉毛泽东之命成立的机构，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事宜，由刘少奇的老部下和干将、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担任组长：“文革”一开始就打倒彭真成为随后打倒刘少奇的先声；
（2）《海瑞罢官》是中国明史专家、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迎合毛泽东的号召写出的描写明朝清官海瑞冒死犯颜直谏的新编历史剧，结果被毛翻脸说成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是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地向党猖狂进攻的一部分；
（3）康生是毛泽东重用几十年的盟友、打手和杀手，是中共秘密特务机构的头子；康生后来成为由毛的妻子江青直接掌控的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继续充当毛泽东的打手；在“文革”期间，康生甚至基于他自称革命几十年积累的经验通过“相面”当场判定一位中共高级干部是国民党特务；
（4）赫鲁晓夫是“文革”发动时已经被罢黜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对苏共前独裁者斯大林的残暴统治进行了有限度的暴露和抨击，导致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是暗藏在苏共内部的阴谋家、野心家，赫鲁晓夫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
还需要在这里稍微补充说明的是，为了发动“文革”进而打倒刘少奇及其盟友从而重新占据第一线统帅地位，毛泽东1965年决定拿吴晗来开杀戒。而刘少奇及其同盟或者是因没有明白毛泽东的用意而转弯不及时，或者是为了尽量缩小毛泽东的打击面以便自保，便提出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应当是学术讨论，应当是以学术争鸣和学术水平取胜，而不是以权力大棒取胜。（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刘少奇、彭真当时提出这种主张是出于特殊情况，在往常一般情况下他们从来不在乎用权力大棒打压学术。）
对刘少奇及其同盟如此这般的图谋，“五一六通知”斥之为“武断专横，滥用职权”，“偷天换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充满这种疯子般的语言，不讲道理，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公平，不讲底线，蔑视基本的政治、伦理、法律、法治、文明准则。但由于“五一六通知”是出自权威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当时中国无人敢指出这一点，谁敢对毛泽东说半个不字，便会大祸临头。在“文革”期间，甚至有神经不正常的人说出了被认为是对毛泽东不敬的话，也会被逮捕和枪毙。神经正常的人胆敢对毛有任何批评（即使是私下的批评），更会大祸临头。
悲催的是，直至今天，由于中共当局始终拒绝清算毛泽东祸国殃民的言行，反而继续将毛泽东奉为伟大领袖，中国至今仍有大量的毛派（其中包括中共当今领导人习近平）将毛泽东这种丧心病狂的疯言疯语视为充满政治智慧的天籁妙音。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刘少奇和彭真等人1940年代在延安为把毛泽东推上不容置疑的神坛而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刘少奇、彭真等人一直紧紧追随毛泽东，在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充当毛的打手和杀手。
刘少奇惨剧滑稽结尾
在“文革”中，刘少奇被毛泽东整死，彭真只是侥幸才没有被整死。而吴晗这位当年北京旧清华大学的著名才子在中共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前就倾慕中共，在中共建政之后又加入中共，在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随着中共的指挥棒转，被中共随便玩弄和利用，最后作为毛泽东政治斗争的棋子被玩死。刘少奇死于1969年11月12日。吴晗比刘早死1个月，死于当年10月11日。
刘少奇等人的下场可谓富有中国特色的闹剧与惨剧。
最妙的是，刘少奇的闹剧和惨剧还有一个滑稽的结尾——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居然公开表示，毛泽东无论如何还是伟大领袖，而他爹爹刘少奇没有制止住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也是一个大错误。
刘源的意思好像是说他爹就是该死。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源确实说得也不错——正是他爹爹将毛泽东推上无人敢碰和能碰的神坛，导致毛泽东在“文革”前得以轻蔑地对刘少奇发出威胁：“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
刘少奇看来是教子有方，居然有这样一个善于拿老爹之死说风凉话以维护毛泽东神话的儿子，这令人不得不想即使刘少奇有机会再活过来，也大有可能再惨死在毛泽东或毛泽东的继承者手下，而且再度死得倒霉活该，毫无争议。
应当在这里附带说明的是，以上陈述恐怕不能算是缺乏人性、低级趣味、幸灾乐祸，刘少奇在1940年代一马当先、冲锋陷阵，与毛泽东合谋协作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打造成不容置疑、永远正确的真理，而毛泽东作为正版的毛泽东思想的拥有者也由此登上神坛。刘少奇也因此而获得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同时也为自己后来的灭亡掘下坟墓。
刘少奇绝不是个无辜的人，他的惨死确实是死有余辜。刘在自寻死路、将毛推上神坛并维护毛神一般的地位的过程中害死了不知多少人，他最后自己也死于毛之手，这种结局显然属于西方人所说的poetic justice（诗性正义），即中国人所说的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恶有恶报，不值得同情。同情刘少奇无疑是一种滥情，是对死于刘少奇手下的无数无辜的人的侮辱。
还应当附带说明的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之前就被毛泽东以莫须有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罪名打入黑牢差点整死，但习近平多年来对毛泽东赞不绝口，而且至少三次到毛泽东的老家韶山朝拜毛的亡灵。习近平的言行跟九死一生侥幸幸存下来的习仲勋对毛泽东残暴独裁的严厉批评形成有趣的对照。现在还不清楚假如有人说“子不教父之过”，九泉之下的习仲勋当如何感想或应答。
疯言疯语的今昔
“文革”从1966年正式发动到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死去而正式收场延续了10年，“文革”正式发动时，名为“四清运动”之类的政治运动还没有结束，“文革”运动已经非正式地开始，吴晗和一大串中国作家艺术家已经成为牺牲品。“文革”运动期间，也有“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之类的运动中的运动，那些运动套运动令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史的专家也难以一气说清。
不过，外国人或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可以通过“五一六通知”对“文革”运动有一个宏观的、大致靠谱的生动形象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妨摘引该通知当中的三段话来展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暴虐和疯狂：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笔者注：即刘少奇所主导中共官僚系统所发出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对一个正常的国家接受过正常教育的高中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五一六通知”的这些话语所显示的疯狂是惊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通知的每一句话都是疯子的梦呓，无定义，无逻辑，无根据，无道理，不可理喻。这个通知从各方面看都是疯狂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居然发出通知对中共官僚正式宣战，声言要对他们实行“清洗”，声言学术有阶级之分，“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有人说这些疯言疯语，会被认为是精神病需要精神病科大夫检查。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疯言疯语却不容置疑，因为它们是最高指示，因为是来自毛泽东，来自毛泽东思想。
今天，中共新领袖习近平刻意模仿毛泽东，包括模仿毛泽东的疯言疯语，并试图将自己提拔到毛泽东那样的神坛上。尽管习近平在各方面比毛泽东更平庸，资历比毛泽东更浅，但他上台以来大搞个人崇拜，他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声言他精通军事、政治、外交、党务、教育、经济、历史、考古、文学、艺术以及任何一种哲学、科学、人文学问；他直接操控下的媒体竭力将所谓的“习近平系列讲话”升格为毛泽东思想那样的不容置疑、永远正确的真理。
对当今中国和中国人十分不幸的是，由于中共政权是一个骄傲地声称用枪杆子维持统治绝不含糊、绝不犹豫的政权，习近平又是中共的领袖，习近平的疯言疯语因此在中国也基本上不受挑战。
换句话说，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政党的领袖声言要“严肃打击”“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媒体和公众就要对这样的疯话提出一连串质疑：谁是一小撮？一小撮的人口比例是多大？如何得知？如何以及由谁确定？反动是什么意思？如何以及由谁确定？谁有资格确定？有关的资格是谁授予的？严肃打击是什么意思？是否有法律依据？有关法律在哪里？是否符合宪法？如此肆意践踏法律和宪法的人，是否是犯罪分子或精神病？是否应当交付法律审判或精神病专家鉴定？
总而言之，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有一个政党领袖假如说出这样的疯话都会受到严厉的抨击，承受严重的政治后果，会遭到弹劾或逐出政坛之类的惩罚。
然而，在“文革”开始50年、结束40之后，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包括个人崇拜、游街示众、官方媒体点名丑化和攻击公民个人之类的“文革”流行做法在中国又卷土重来，而习近平作为中共领袖可以肆意说这样的疯话。
习近平不断发疯，不断说疯话，不但不受追究，反而还能照样保持其一贯正确的形象。中共各级官员纷纷迎合而不是抵制习近平竭力追求的毛泽东式个人崇拜和集权，而这种崇拜和集权大有可能给他们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就跟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给刘少奇等人带来灭顶之灾一样。
有乐观论者喜欢说：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习近平即使是有意模仿毛泽东也当不成毛泽东，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在中国正在受到种种抵制。但在不那么乐观的人看来，这种乐观是可怜的，甚至是虚幻的，因为毕竟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不断有人只是因为对习近平的种种疯言疯语或他领导的政府的种种明显不当甚至是非法言行提出质疑便被抓捕、电视示众，判刑。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历史正在发生惊人的轮回、循环。
“文革”讨论与价值倒错
中共当局至今维护毛泽东的伟大领袖地位，禁止探讨和追究毛泽东的种种罪行，导致今天的中国有关毛泽东和“文革”的讨论普遍发生价值倒错。
在价值倒错的当今中国，对罪行累累的毛泽东进行赞美或做出辩护的不仅仅是中共当局以及形形色色的毛粉（毛泽东的崇拜者），甚至也有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已故的中共党史研究者高华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高华以其资料丰富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研究专著而著称。这本因为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而不得不在香港出版的705页的专著陈列大量详细史料，清晰展示了毛泽东在1940年代如何在延安通过包括强迫自证有罪和刑讯逼供在内的手段统一中共各级干部党员思想（将他们镇服），同时在刘少奇、彭真的协作支持下登上中共党内不容置疑的神坛。
作为中共党史专家，高华也对“文革”的兴起及其发展有深入的研究。然而，高华对“文革”期间发生的林彪事件的解读令人惊讶又惊恐。
林彪事件是导致“文革”发生颠覆性转折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大致的脉络简化地说就是：毛泽东在林彪的支持下发动“文革”，打倒并整死他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并将林彪树立为他的新接班人和副统帅；然而，打倒刘少奇不到两年，毛泽东又对林彪发生强烈的猜忌，对林彪步步紧逼，并欲除之而后快；在这种大形势之下，发生了毛泽东当局所谓的“林彪叛党叛国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事件。
林彪的死亡至今依然有诸多悬疑，毛当局的解释漏洞百出数不胜数，争议多多。但各方毫无争议的是，林彪事件一举彻底颠覆了毛泽东总是英明伟大的神话，使毛泽东成为天下的笑柄。
尽管当时的中国人还不敢公开笑或公开谈论，但千百万中国人在心里或私下里忍不住纳闷和议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运气这么不好？刚刚揪出一个“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时隔没几年又来了一个“叛党叛国”的坏蛋？他既然英明伟大，怎么会连续挑选天下最危险的大坏蛋睡在自己身傍并让他们担任自己的接班人呢？莫非毛泽东英明伟大是假，糊涂瞎眼是真？
（顺便说一句，后来中共又帮助毛泽东揪出了另一个反党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进一步坐实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当中发出的“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警告，江青确实多年睡在毛泽东的床上。这种笑话跟习近平闹的笑话大有一拼——以习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不断揪出一串串的贪污犯、而且其中两个还是长期荣任权力巨大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林彪事件的发生颠覆了毛泽东一贯英明的神话，对毛泽东的精神和身体健康造成重大的甚至是致命性的打击——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原先的“满面红光、神采奕奕”旋即消失。
按照高华的研究，林彪之所以跟毛泽东相持不下，最终死得不明不白，是因为林彪在中共党内有他别具一格的特色，这就是，林特别爱惜自己的羽毛，爱惜自己的面子，因此他跟着中共所有的各级干部不一样，在毛泽东明确表示要整他的时候拒绝向毛泽东做检讨、写检讨，拒绝以自辱谋生存。换句话说，林彪就是不愿意像刘少奇或周恩来那样让毛泽东拿着自己的检讨当把柄，可以对他随时肆意羞辱。
在一个没有价值颠倒的国家，一个懂道理的人（a reasonable person）由此得出的结论大致应当是：林彪这个人生前作恶多端，但他身上还保留了一点人性的光辉和个人尊严，仅仅是因为他拒绝放弃他的面子或个人尊严，就足以使独裁者毛泽东受到沉重的甚至是致命性的打击。（相比之下，刘少奇大祸临头临死的时候还念念念不忘自己当年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功绩，不断向毛检讨自己的错误，持续卖力维护毛的神话直到最后一息。）
然而，生前在香港科技大学进行的一次题为“再探林彪事件”的将近3个小时的讲座中，高华由此得出的并反复强调的结论却是：被毛泽东整治的林彪的下场显示了林根本就不是一个他自称的那种无欲无求的人，林虽然反复说自己无欲无求，“但他做不到，我认为他的修养还不够。”（高华“再探林彪事件”的讲座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其中一个容易找到的网址是：https://goo.gl/nH0ypu）
高华对林彪的解读显然是价值颠倒的，是对林彪的一种明显的谴责，而这种谴责犹如谴责一个因不能及时放弃自己的心爱的物品而被强盗杀死的人——那个人因为执迷于有价的物品而丧失无价的生命。这样的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幸的是，这种道理是强盗的道理，是回护强盗的道理，是卑鄙无耻的道理，不是正义的道理，也不是人之为人的人类文明、世界文明的道理。
换句话说，我们在私下里可以对受害人家属或对自己的亲友说（警察向公众普及安全知识的时候也可以说），遇到凶狠的强盗，首先要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任何别的东西都在其次。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对林彪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高华做出这样的解读显然是一个大错误，是价值倒错或颠倒，这种倒错或颠倒可谓史学家的致命伤。用学者胡平的话说就是，“史学家若缺少明确的正义观，很容易堕入成功崇拜和权势崇拜。”任何一个有起码自尊的史学家都会羞于与势利小人为伍。
这种道理一点也不复杂或玄妙，但作为史学家的高华好像是不明白。无论是因他长期接受中共宣传灌输因而思想境界和思想能力萎缩，已经难以明白这种道理，还是因为他当时不得不在中共统治下的大学继续任教，因而不敢申明这种涉及文明世界基本准则和价值观的道理，不敢恰如其分地评价林彪和毛泽东，高华这种解读都是可悲的。
这无疑既是高华的可悲，也是当今中国的可悲。
走出阴影道路漫长
高华的问题不仅是高华个人的问题，也是全中国的问题，全体中国公众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要害显然是价值观倒错或混乱，而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能发动疯狂的“文革”胡闹了10年，其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这种价值观倒错使毛泽东的疯言疯语得以成为不可挑战、无可阻挡的最高指示，使全体中国人不得不情愿或不情愿地服从。
这种价值观混乱或倒错既是中共专制独裁的成果，也是中共专制独裁的成因。中国公众如今还不得不跟这种价值观混乱或倒错进行胜负难料的艰难搏斗。
这种搏斗到底有艰难，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可以略见一斑：直到今天，还有众多的中国公众一方面承认毛泽东作恶多端，另一方面又认为毛就是有能耐，就是个了不起的能人。这种局面无疑是中共独裁当局的一种成功，它让众多的中国人看不到或忽视毛泽东所所谓的能耐不过是超绝的残忍、卑鄙、无耻、下作，是应当唾弃而不是公开或私下敬佩的东西，因为即使是私下里认同毛泽东的能耐也无异于自我侮辱，自取其辱。
在另外一方面，三岛由纪夫在1967年3月1日发表那篇声明之后，中国国内一直没有翻译。研究中日关系史和日本文学的中国学者在提到三岛由纪夫那篇声明时也闪烁其词，予以有意或无意的曲解，从而清晰地显示了在掌握着宇宙终极真理的中共统治下的学者的怯懦或水平低劣。
只是到了去年（2015年），中国的网络上才出现一种文句和语气支离破碎的翻译。在2016年1月，也就是在“文革”发动5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共网络媒体尖兵澎湃新闻网发表一篇题为《日本知识界对“文革”的反应》的署名刘柠的专栏文章，其中出现了三岛由纪夫声明的另一个翻译版本，其译文更支离破碎惨不忍睹，而且还极不完整；其凌乱不堪的翻译的第一段的删节很是值得玩味：
“去岁中国之‘文化大革命’，其本质实为政治革命。自百家争鸣的时代迄今以来之变迁……作为邻国之侍弄文笔者，吾等实不忍坐视。”
刘柠或澎湃为什么要做这种删节？
参照当今中国的国情，眼下合情合理的解释看来只能是，被删掉的“从百家争鸣时代到今天的变迁中，政治权力与时俱进肆意侵犯学术艺术的自律性”这个话题在当今中国依然是刘柠或澎湃（即中共宣传机构）的禁忌话题，讨论或谈及焚书坑儒的是非、或谈及政治权力是否有权干涉学术艺术自由/自律性依然不方便或太危险。
由此可知，当今中国还是多么深陷在野蛮状态中，笼罩当今中国的“文革”阴影、中共独裁的阴影还多么浓重，中国要脱离野蛮、步出阴影还有多么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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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岛由纪夫1967年3月1日声明原文：
昨今の中国における文化大革命は、本質的には政治革命である。百家争鳴の時代から今日にいたる変遷の間に、時々刻々に変貌する政治権力の恣意によって学問芸術の自律性が犯されたことは、隣邦にあって文筆に携はる者として、座視するには忍ばざるものがある。
この政治革命の現象にとらはれて、芸術家としての態度決定を故意に保留するが如きは、われわれのとるところではない。われわれは左右いづれのイデオロギー的立場をも超えて、ここに学問芸術の自由の圧殺に抗議し、中国の学問芸術が（その古典研究をも含めて）本来の自律性を恢復するためのあらゆる努力に対して、支持を表明するものである。
われわれは、学問芸術の原理を、いかなる形態、いかなる種類の政治権力とも異範疇のものと見なすことを、ここに改めて確認し、あらゆる“文学報国”的思想、またはこれと異形同質なるいはゆる“政治と文学”理論、すなはち、学問芸術を終局的には政治権力の具とするが如き思考方法に一致して反対する。
――文化大革命に関する声明
《纵览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