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5.16文革五十年,想了想写点东西吧,把自己家文革经历写写,虽然时间紧,以后有时间再作补充整理。

中共49年掌权后到文革始的这17年,对49以前遗留下来的“反动势力”进行全国性的镇压,为文革做好了铺垫。从中共产生之日起,中共就是反人类的组织,用党性来消灭人性,推行社会的互害模式至今。文革的发动是中共集体决定的,毛泽东负主要责任,文革是否结束,看法不一。现今所发生的医疗、拆迁、城管、警察,继续在暴力中扼杀人性,残害人的手段更加残忍了,迫害的对象不是百分之五了,向百分之九十五的百姓下手了,打、砸、抢公开向普通百姓大面积地开刀,充分展示中共土匪的本来面目。

有人说我是官二代,怎么说呢,真搞不清官二代是如何划分的。我父亲是中共干部倒是真的,86年就退居二线,87年因脑干大面积堵塞,再也没有醒过来。由于家父去世的早,他在文革的经历也没专门给家里人细说过,就把我印象所提到的做一下回忆吧。文革占了我整个学生时代,文革爆发我父亲就被打成走资派,那时他在济南模具厂任党委书记。父亲周末才能回家,后来也不能回家,每天要到“文攻武卫”(也叫棒子队)报到,让他下到车间,我父亲有一手车工好活,车的活能达到八级车工,年轻人都很佩服,在车间的威信很高。造反派看不行,就让我父亲打扫厕所和厂区。经常受造反派的毒打,“棒子队”拿着棍子打,我父亲站在长条凳上,造反派就这么打。经常看到半夜三更造反派闯进家里搜查,听我妈说,父亲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不知跑到哪去了,有时候父亲就跑到我姥爷那里躲起来。有一次父亲跑到济南东面郭店,我父亲就想光在外面也不行,饿啊,家里还有老人孩子,还得回去受罪。工资就发生活费,每月发20几块,原来是一百多块。我虽没看到父亲被批斗的样子,但我见过很多人被批斗的场面,很多人站成一排有的戴着高帽有的没戴,每人由两个造反派压着做‘喷气式飞机’,批斗场面很乱,随意打骂,围观的人不少,口号声、‘毛主席语录’声,然后游街示众,批斗会不分白天和晚上。‘毛主席最新指示’往往还都在晚上发表,好几次刚睡着,就听到外面敲锣打鼓,喇叭声传来‘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啦’,我像其他孩子一样跑到街上,拿到‘最新指示’卡片,上面有时也写着‘最高指示’,卡片如同现在名片大小。69年我最小的五岁弟弟得病,父亲不准请假,母亲在办学习班,等我妈回来再到医院,医院都在闹革命,找不到医生,一旦找到医生,我弟弟就不行了,因脑炎发高烧而死,在医院后面挖个坑就草草埋了。后来单位才通知父亲“回家吧,孩子死了”。

那个年代,我学会了做饭,常到庄家地里挖野菜,那时地里野菜很多,不象现在地里野菜很少,这可能与打农药有关。书包野菜鼓鼓的,那时吃的主要是粗粮,玉米粥里面放上野菜,窝窝头里也掺些野菜,忆苦饭也是这么吃,常听忆苦报告。每吃饭前,宿舍一排房子的男女老少两三行,在毛主席画象前要请示,唱《东方红》或着大家拿着毛主席语录一起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大家各自回家去吃饭。

1972年我父亲回复工作,走资派的帽子,是半解放。调到济南八一光学仪器厂任党委书记。当时为躲避北京政治中心的文革动荡,在这个厂工作的还有耿彪女儿,刘少奇的女儿和杨得志的女儿,她们是很要好的姐妹,四人帮倒台后回到北京。我父亲后来调到市科委工作,具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拔知识分子到领导岗位工作。

我妈听我姥爷讲在明朝末年,那时候家里人就在南方杭州做官,从南方调到济南做官,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县团级干部。到了民国我姥爷每到过年,都把老祖宗请回来,老祖宗是穿清朝服装的画像。我姥爷当时在警察局工作,掌管全济南市警察的工资发放,李幹清也在警察局工作,也就是李进(江青)的哥哥,民国时江青家生活困难,常到我姥爷家借粮食,每次借都给,49年后就再也没到过我姥爷家。有人说我是官二代,无论是官几代,都要一代一代每一代选择走下去。

急匆匆就写到这,在我休闲的时候再作更多的补充。

2016年5月17日写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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