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5.16文革五十年，想了想写点东西吧，把自己家文革经历写写，虽然时间紧，以后有时间再作补充整理。
中共49年掌权后到文革始的这17年，对49以前遗留下来的“反动势力”进行全国性的镇压，为文革做好了铺垫。从中共产生之日起，中共就是反人类的组织，用党性来消灭人性，推行社会的互害模式至今。文革的发动是中共集体决定的，毛泽东负主要责任，文革是否结束，看法不一。现今所发生的医疗、拆迁、城管、警察，继续在暴力中扼杀人性，残害人的手段更加残忍了，迫害的对象不是百分之五了，向百分之九十五的百姓下手了，打、砸、抢公开向普通百姓大面积地开刀，充分展示中共土匪的本来面目。
有人说我是官二代，怎么说呢，真搞不清官二代是如何划分的。我父亲是中共干部倒是真的，86年就退居二线，87年因脑干大面积堵塞，再也没有醒过来。由于家父去世的早，他在文革的经历也没专门给家里人细说过，就把我印象所提到的做一下回忆吧。文革占了我整个学生时代，文革爆发我父亲就被打成走资派，那时他在济南模具厂任党委书记。父亲周末才能回家，后来也不能回家，每天要到“文攻武卫”（也叫棒子队）报到，让他下到车间，我父亲有一手车工好活，车的活能达到八级车工，年轻人都很佩服，在车间的威信很高。造反派看不行，就让我父亲打扫厕所和厂区。经常受造反派的毒打，“棒子队”拿着棍子打，我父亲站在长条凳上，造反派就这么打。经常看到半夜三更造反派闯进家里搜查，听我妈说，父亲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不知跑到哪去了，有时候父亲就跑到我姥爷那里躲起来。有一次父亲跑到济南东面郭店，我父亲就想光在外面也不行，饿啊，家里还有老人孩子，还得回去受罪。工资就发生活费，每月发20几块，原来是一百多块。我虽没看到父亲被批斗的样子，但我见过很多人被批斗的场面，很多人站成一排有的戴着高帽有的没戴，每人由两个造反派压着做‘喷气式飞机’，批斗场面很乱，随意打骂，围观的人不少，口号声、‘毛主席语录’声，然后游街示众，批斗会不分白天和晚上。‘毛主席最新指示’往往还都在晚上发表，好几次刚睡着，就听到外面敲锣打鼓，喇叭声传来‘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啦’，我像其他孩子一样跑到街上，拿到‘最新指示’卡片，上面有时也写着‘最高指示’，卡片如同现在名片大小。69年我最小的五岁弟弟得病，父亲不准请假，母亲在办学习班，等我妈回来再到医院，医院都在闹革命，找不到医生，一旦找到医生，我弟弟就不行了，因脑炎发高烧而死，在医院后面挖个坑就草草埋了。后来单位才通知父亲“回家吧，孩子死了”。
那个年代，我学会了做饭，常到庄家地里挖野菜，那时地里野菜很多，不象现在地里野菜很少，这可能与打农药有关。书包野菜鼓鼓的，那时吃的主要是粗粮，玉米粥里面放上野菜，窝窝头里也掺些野菜，忆苦饭也是这么吃，常听忆苦报告。每吃饭前，宿舍一排房子的男女老少两三行，在毛主席画象前要请示，唱《东方红》或着大家拿着毛主席语录一起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大家各自回家去吃饭。
1972年我父亲回复工作，走资派的帽子，是半解放。调到济南八一光学仪器厂任党委书记。当时为躲避北京政治中心的文革动荡，在这个厂工作的还有耿彪女儿，刘少奇的女儿和杨得志的女儿，她们是很要好的姐妹，四人帮倒台后回到北京。我父亲后来调到市科委工作，具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拔知识分子到领导岗位工作。
我妈听我姥爷讲在明朝末年，那时候家里人就在南方杭州做官，从南方调到济南做官，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县团级干部。到了民国我姥爷每到过年，都把老祖宗请回来，老祖宗是穿清朝服装的画像。我姥爷当时在警察局工作，掌管全济南市警察的工资发放，李幹清也在警察局工作，也就是李进（江青）的哥哥，民国时江青家生活困难，常到我姥爷家借粮食，每次借都给，49年后就再也没到过我姥爷家。有人说我是官二代，无论是官几代，都要一代一代每一代选择走下去。
急匆匆就写到这，在我休闲的时候再作更多的补充。
2016年5月17日写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