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不准拿党史“说事”,只是因为党史太见不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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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大陆发生严重饥荒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不准拿党史“说事”,只是因为党史太丑恶》的最后一段已经向读者听众们介绍了一九七三年我在永昌县地处腾格里沙漠边陲的双湾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几个当地农民给我讲述过一九三七年徐向前流落到此的故事。

徐向前当时为躲避马家军的追剿,装扮成了一个算命先生,拉着一口白骆驼,在双湾公社一个叫天生坑的村落,用一个金戒指向一个姓黄的地主换了一盆面条吃。这个地主难辨戒指是真是假,但知道“真金不怕火炼”的道理,所以还把戒指丢进灶火里烧了半天。

这个地主当时大着胆子把徐向前留住了一天,告诉了他去新疆的路线,临别时还给他带了几个白面馍(当地的馍馍蒸得很大,一个至少也有一斤多重)。

徐向前临走时给那个地主写了一张条子,嘱咐他一定保存好,“日后也许用得着”。

这个地主当然不可能预想到有一天中国大陆会是中国共产党坐了天下,只是因为觉得这个“算命先生”不象个凡人,所以真把那张条子缝在棉袄里子里留下了。

一九五零年,这个地主因为曾逼死过人命而被判处死刑,听完宣判才弄明白如今要枪毙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于是拆开袄里子,向军管会的人出示了那张条子。地方军管会的人对此辨不出真伪,于是把条子上交甘肃省军管会,省军管会又电报中共中央,回答是“确有此事”。

结果,这个地主被免除一死,改判十三年徒刑。后来因为在监狱里表现好,一九五六年就被释放回家了。

一九六零年前后的三年大饥荒时期,甘肃省是中国大陆上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双湾公社连死带跑,共损失了近一半人口,天生坑大队甚至出现过数起活人吃死娃娃肉的情景。徐向前的救命恩人在自己已经饿得全身浮肿,卧床不起的时候,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向家人指点了当年他曾给徐向前指点过的去新疆的路线,让家人到那里去讨一条生路。

这个可怜的老人虽然一九五零年没有被枪毙,但最终还等于是死在共产党手里了。今天的中国老百姓都已经明白过来,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合作化”和“大跃进”,自然灾害再严重也还不至于大量饿死人甚至于活人吃死人。

当年中共的西路军被打败后的流落人员虽然吃尽了人间苦难,但最惨的也还能讨到口饭吃以苟延生命。如果象共产党治下的一九六零年那样,当地人都被饿死无数,甭说草根树皮,观音土都没处找去,哪来的剩饭给外来的人吃?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我是一九六二年随父母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当时我只有七岁,祁连山脚下的景象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坟比树多。

当地人说:这里的坟,一百座里有九十九座都是里面没有棺材的。坟里面的人不是多年前被马回回杀死的,就是前些年被饿死的。

茫茫无际的戈壁滩上,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间的新坟里装的都是被共产党饿死的人,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旧坟里装的人到底应该说是被国民党杀死的,还是应该说是被共产党杀死的?如今,他们中的未亡人到老死的那一天都未敢对他们当年的那段历史做一番完全忠实于事实真相的重新评价,真不知他们的冤魂还要继续悲泣到何年何月!

笔者曾经在网络上读到过数篇披露三年大饥荒时甘肃省的具体情况。

1960年是甘肃大饥饿大死亡的高峰,全省各地区都呈现出死亡的恐怖和死亡的惨景:张掖专区整体死亡率高达45 06‰,死亡人数103217人,自然增长率呈-26 78‰,人口自然减员61349人,其中酒泉市死亡率高达43 57‰,死亡人数16129人,自然增长率呈-28 21‰,自然减员10442人;张掖市人口死亡率高达60 46‰,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 62‰,自然减员15314人;安西县死亡率高达53 21‰,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 62‰,自然减员15314人;高台县死亡率竟高达72 04‰,死亡人数11262人,自然增长呈-65 29‰,自然减员10206人。此外,武威专区人口呈负增长的有永昌县,人口自然增长为-20 77‰,民勤县为-35 30‰,武威县为-26 78‰,敦煌县为-8 09‰,人口死亡率均在25‰-43‰之内。

笔者前面所说的徐向前用金戒指换面条吃的那个双湾公社,就是永昌县与民勤县交界的地方。

英年早逝的著名经济学家杨杨小凯先生生前曾在笔者家里特别提到他非常喜欢笔者介绍西路军的文章,他生前留下的《集权制度下的“自然灾害”》一文中说:

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 ,中国学者金辉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小凯认为: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这些运动后,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

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甯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

小凯先生认为: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泽东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脑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侵犯人权的办法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後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后果。这种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饥荒後更重要的恶果是触发领导危机,导致政治动乱。由於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被迫作检讨 。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1961年下基层调查後不再支持毛的政策。 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的罪行不相容,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

小凯先生生前所分析的,正是毛泽东的最合格的事业接班人习近平不准拿党史“说事”的原因之根本,一旦党史之真相全都被暴露在全体国民面前,习近平的所谓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怎么还能说得出口?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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