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7月28日

三峡大坝

三峡大坝成了中国政治的隐喻。(美联社)

总部位于上海的澎湃新闻7月21日推出系列报导《三峡》,全景式追踪三峡大坝的社会和生态影响。这是澎湃的重头戏,仅调查时间就耗去整整一年,但上线仅仅七个小时即遭遮罩,令人诧异。身为官媒的澎湃新闻,其选题策划不可能没有政治安全考量,但仍在劫难逃,可见三峡问题之敏感,连澎湃新闻都始料不及。

三峡大坝是中国甚至世界上最大的大坝,也是中国甚至世界上争议最大的大坝。最早的倡议者是有中华民国国父之称的孙中山,但历经孙中山、毛泽东两代,都不敢上马,不仅因国力所限,也因其风险难以评估。1980年代三峡工程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但被强烈的反对所阻。直到1992年李鹏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期间,三峡工程才获得中国人大的批准。

为了说服全国人民,中国政府就三峡工程给出了很多美好承诺,集中在防洪、发电、航运几个方面。但三峡工程落成后,政府承诺大多没有兑现。承诺中的万吨巨轮从武汉直达重庆,承诺全国电力不足一去不返,结果都被证明是画饼。退而求其次,改口说主要功能在防洪,但1997年首期工程刚落成,就有1998年长江大洪水;2011年5月中国国务院宣布三峡工程完成,6月长江中下游再发大洪水。政府承诺落空的同时,三峡大坝的破坏性愈来愈凸显:对气候、地质结构、生态的破坏,百万移民的流离失所,千里古迹悉数淹没……。近年更是丑闻缠身,2014年2月27日,三峡集团即因重大腐败问题遭媒体曝光。

也就因此,围绕着三峡大坝的争议从未平息过,当初上马本来就是霸王硬上弓,建成后破坏性暴露无遗,争议当然更多。虽因舆论管制所限,反对的声浪往往只能暗潮汹涌,但也有偶尔浮出水面的,比如民间智库北京传知行研究所就曾做过系统研究,结论一如该研究所创始人郭玉闪2011年一篇论文的标题:《三峡工程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澎湃新闻一年前开始操作《三峡》选题,大概也因其相信三峡大坝的破坏性在体制内外渐成共识,报导的风险不会很大,所以才打了这个擦边球。

但事实证明澎湃新闻判断错了。的确,体制内外在三峡大坝的破坏性问题上已有初步共识,但澎湃估计不足的是,保卫三峡大坝的力量依旧强悍。即便体制内外的共识,也不足以形成足够力量与之抗衡。一如三峡大坝赖以生存的体制,对体制的破坏性,体制内外也有初步共识,但这并不妨碍体制巍然屹立。

其实,一定程度上,三峡大坝正是体制的隐喻。它本身就是体制逻辑的产物,这套逻辑即人定胜天的逻辑,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换句话说,体制本身就是政治上的三峡大坝,它与社会的关系,跟它与自然的关系同构。它拒绝一切生态学原理,不承认社会也是一种生态,不相信社会可以而且必须自组织、自管理、自我调节、自我修复。

跟三峡大坝的成功以对自然的征服尤其对自然水系的截流为条件一样,体制的成功,也以对社会的征服尤其对社会的截流为条件。不仅是物质利益的截流,更包括社会权利的截流、道德资源和信用资源的截流。以此成就一切操之于我,恩威皆出于上而不出旁门的高度集中控制的巨无霸,即霍布斯几百年前预言的全能的利维坦。在开放、多元、自治、分享愈来愈成为时代潮流之今日,这样的利维坦犹如史前恐龙,愈来愈显得丑陋、荒诞和可笑。

但百足之虫,僵而不死。尽管体制千疮百孔,却谁也奈何不得,而这才是最荒诞的。诚然,所有威权和极权国家的体制都是利维坦,但正如所有威权和极权国家都不曾有过三峡大坝那样的巨无霸,所有威权和极权国家也不曾有过中国那样大到不能倒的体制。三峡大坝是中国独有的,即便相比其他威权和极权国家,中国的体制也是独有的。

三峡大坝必须拆除,中国的体制必须改变,早拆比晚拆好,早改变比晚改变好,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拆除、如何改变。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体制绑架了太多人。官方统计,仅到2009年,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已逾5700万人,今天当然更膨胀。中共党员规模,更大到8700万之巨。这还只是直接相关者。如果算上间接相关者,则几乎遍及每家每户。即便非利益相关者,也都在体制之刃即其合法伤害权的威胁之下。

这才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即真正的中国特色所在,也才是中国转型真正的困难所在。一如拆除三峡大坝必须考虑亿万生灵的安置尤其长江中下游居民的安置,体制的改变,也需要妥当的预案以安顿亿万同胞。这就不仅需要实力,不仅需要专业、需要科学,更需要人道精神。这是世界级难题,是当今人类最艰巨的工程,不可能那么侥幸。全世界都需要正视这个难题。

*作者为中国知识份子,前《南方周末》评论员

文章来源: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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