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与“体制外”本是中性词

在“食人之年”高唱“人权巨大进步”领“鲁迅杂文奖”的鄢烈山,2006年元旦前后又开始开始了痛诋“体制外思维”——他花六天时间精心撰写了一篇5000余字的反批评文章:《面糊一团的概念:体制内(外)思维》(1),先后在《东方早报》、《羊城晚报》等纸媒摘发,又在网络全文“亮剑”,以反击“起诉”他“误导杂文案”的“原告”(朱健国)及诸多知名“体制外思维”者。有人说,这是鄢烈山以“公民写作”批判“鲁迅风”杂文、以“公民”贬损“精神界战士”后(2),又一次弘扬其“焦大”精神,是中国特色的“体制内犬儒”对“体制外思维”的新一轮封杀信号。

剔除鄢文中“一坨烂泥”、“谬种流传”、“装愚卖傻”、“无事生非”、“没话找话说”等“愤青火气”、“土太子架子”,忽略文章对“在境外媒体发表‘出位’、犯忌的言论也未必出什么大事”的“体制外”的举报告密,人们还是可以发现,鄢烈山毕竟在该文中第一次旗帜鲜明地炫耀了他的反“体制外思维”的“焦大观点”:“提起所谓‘体制外(写作者)’、‘体制内’,我感觉好似捧起了一坨烂泥,说品评太恶心,说掂量也生厌。我本想不予理睬,却不乐见其谬种流传。促成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是,近期我看到网络上和报纸上都有智商并不低的人采用了这对莫名其‘沙’的概念。”鄢文以“我的‘定盘星’”、“为什么要来讨论这个无趣的话题”、“谁在‘体制’之外?”、“人的思维也分体制内外吗?”几个段落,反复强调:中国不存在什么“体制内”与“体制外”,更没有什么“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

作为鄢文矛头所向的“第一目标”,我对鄢烈山第四次食言“不屑与朱健国争论”,第三次“自己打自己嘴巴”承认“朱、鄢之争”的核心是“思想异同”之争(3),是“学术观点”之争,是“体制内思维”与“体制外思维”的“主义与问题”之争,我的第一态度是欢迎认错!(虽然鄢烈山是在“网络上和报纸上都有智商并不低的人采用了这对莫名其‘沙’的概念”的新形势“兵临城下”才“痛改前非”。)第二态度是:继续争鸣——鄢烈山虽然用行动承认“朱、鄢之争”并非是“人身攻击造谣中伤”,回到学术研究层面,但其极力否认中国存在“体制外思维”的“学术观点”,委实有成为“糊不上墙的烂泥巴”和“谬种流传”的危险,特再商榷如下。

窃以为,“鄢烈山病态”的症结在于,不知“体制”可有多种:世上并非只有“依‘君臣之义’建构的”“专制体制”,也有“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专制体制”有“王道”与“霸道”、“开明”与“腐朽”之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和“朝鲜特色”、“古巴特色”,“宪政体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约法”之分,有英美传统、法国传统、北欧传统、日本传统等等,因而“体制内”与“体制外”本是一个极具开放性无关乎褒贬的中性词。且不说“好体制”的“内”,多有健康人(如美国),“坏体制”的“外”,也多“亚健康者”(如中国);即使是“坏体制”的“内”,也不乏追求公平正义为民请命的改革者,“好体制”的“外”,也大有告密同志卖友领奖的“伪现代化者”。“体制”并不能必然决定人性、道德的善恶高低,主义的不同,也并不一定就能保证人性、道德的优劣不同。鲁迅早说过,团体不是豆荚,让包在里面者始终都是豆。“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只能说明思维的空间大小宽松紧张而已。就概率而言,大空间中的思维可能比小空间的思维更多元一些,但这也并不能保证,一个“体制外思维”者的思维必然一定优于一个“体制内思维”者。犹须注意的是,“体制内”者可有“体制外思维”,“体制外”者可陷“体制内思维”,“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产生,并不完全决定于是否身在体制内外。“体制外”者不会“自来红”产生健康的“体制外思维”,“体制内”者也非“新阶级成份”,必然会陷入恶毒的“体制内思维”。而且,人是复杂多面的,“体制外思维”者有时会用“体制内思维”办事,“体制内思维”者也会会时常冒出一些“体制外思维”。

中国自古就有“天高皇帝远”之说,“庙堂”与“江湖”,“朝廷”与“民间”,“体制内”与“体制外”之分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彻底消失过,即便文革时也天天有“反革命”。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明万历可以下李贽于诏狱,但哪一个君王管得住人心的“腹诽”?“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背弃孔孟,非毁程朱”的“体制外思维”,从来就没有在中国断根。君不知中国三千年的文字狱史?

鄢烈山岂能因为自己今日身囿“体制内”,害怕人说自己是“为五斗米折腰”的“体制内思维”,而干脆“闭着眼睛说瞎话”——否认中国今日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庄子虽然当过几天管理漆园的小官,但尔后一直挂官归隐,一生居于贫民区打草鞋为生,楚威王重金聘他为相,他却坚辞不就,潜心探讨朝廷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逍遥游”(《南华经》)。如此“体制外思维”的庄子,鄢烈山居然要以一句断章取义的“庄子语录”来判庄子为“体制内”,以此证明中国从无“体制外”。这实在是黑白不分,制造一个太“无趣的话题”。固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不该犯如此低级的病态。

“体制外思维”第一次出现在杂文理论中

我与鄢烈山争论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有没有“体制外思维”?我说有,鄢说没有。

中国文化界谁最早提出“体制外思维”,尚未考证。我只记得,自己是在1998年9月第一次对鄢烈山提出了“鲁迅杂文的本质是‘体制外思维’”(似乎受有人说朱学勤是“轨道外思考”启发),这可能是“体制外思维”第一次出现在杂文理论文章中。

事情缘于鄢烈山要我为《20世纪中国杂文史》(4)一书写篇赞颂性广告书评,他已留好版面等稿子。但我读了全书,觉得该书实乃“一部官修的杂文史”,“他们并未真明白什么是‘新基调’,什么是鲁迅。对‘新基调’作了抽象的否定,具体的肯定。”我以为,“什么书都可以官修钦定,但杂文这种‘体制外思维’,可是只能在天高皇帝远的山野之处才可自由自在。对于一本通行官话,滥采伪学,遵命显学的‘杂文史’,实在少读为好。”于是写下《20世纪中国杂文真相随想》(刊于《文学自由谈》1998年6期),既对该书进行批评,又借以阐述杂文的“体制外思维”原则——

“为何李贽、公安三袁、龚自珍、魏源、梁启超、鲁迅等人能写出那样的好杂文呢?就在于他们写杂文时,只是以自由之精神,写独立思考之批判━━杂文的本质是反代圣人立言,我手写我心的独立思想。这种独立思想,既不听命于当朝,也不是事事代表什么反对派在野派的利益,而是一种超越任何党派、任何团体的独立意见。它既不是为了推翻当政者,也不是为了建立新王朝,纯粹是一种对人性、对社会的独立思考。而这种独立思想又以短小精悍、文采盎然、生动活泼而区别于学术与文学的其它体裁。”

“在‘体制外’和显学外独立自由地思想、批判(并非一定就是真理),冲破压制、阻碍曲折隐晦勇敢艺术地表达发表,这就是中国现代杂文的本质和标准。”

“而一切‘体制内’的杂谈,不论其是‘缺德’与‘歌德’,都只能是代圣贤立言的‘新基调’,是准杂文、伪杂文。‘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这才是真假杂文的分水岭,试金石。”

鄢烈山当时只是泠泠地表示了无可奈何的反感,毙掉了我的稿子。后来便直言:他反对什么“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之说。于是有人告诉我,鄢烈山是《20世纪中国杂文史》的“顾问”,许多内容征求了他的意见,书中对鄢烈山进行了“拥立”性赞扬,你这样唱反调,鄢烈山恼火得很。我才知道,自己无意中破坏了鄢烈山的“拥立”梦——原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也是会伤害朋友的。

尔后鄢烈山一再用各种方式暗暗表示对我“体制外思维”的反感,并在他的版面上封杀我的一切文章。其最新的反驳是:“所谓‘体制内(外)’的概念谬种,就有可能像禽流感病毒不遭阻击一样传播开去,损害健康的话语环境。我们通常说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等,涵义明确,指的是一套权力结构以及保证其有效运作的相应的法律、制度和不成文规则。但那些言说‘体制’内外的人所谓的‘体制’,却似‘第22条军规’若隐若现教人捉摸不透。如果是指‘饭碗’的‘属性’,根据是否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工作来区分体制内外,那倒也简单明晰,但搬用者似乎又不是这样界定的。如果是指不便于明言的政治体制,则举凡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范围的人,无人能置身于这个‘体制’之外。‘体制’是根据一套政治原则、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建立起来的,只要还没有彻底崩溃,它的力量在它的势力范围内无远弗届,岂是你可以随意‘外’之的!”

萧功秦论证中国近20年时兴“体制外”

事实到底如何呢?幸而在我之外,已有许多学人开始研究“体制外思维”。比如,著名学者萧功秦先生在《书屋》二〇〇二年第一期发表《当代学者的社会定位》(5),专题论述了当代中国已在时兴“体制外思维”和“体制内思维”两种知识分子。

萧功秦发现“体制外思维”知识分子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

“长期以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谋生处所是大学、研究所与各事业单位。数十年来,他们领取的是政府给予的工资与各种津贴与研究费用,并通过体制内的学术评估体系获得相应的职称、学术地位与荣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体制内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分工以及在社会上的自我定位都出现了新的分化,相当一部分学者在体制外、在民间社会从事着自己选定的课题研究。他们从社会上取得研究所需要的研究经费,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自主出版与在刊物上自由发表,同样取得社会上的学术评价,从而获得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学者从事研究的课题是否被体制内的评估体系所包容这一标准,把学者的研究分为体制内研究与体制外研究两种类型。”

萧功秦认为“体制外研究”包括一些关注公共性的重大学术话题——

“我们可以把那些不能纳入到政府评估体系内来予以评价,并不从体制内获得资助,但在民间社会中自主生存的学术领域称之为体制外研究。这种体制外研究包括一些关注公共性的重大学术话题。例如,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当代知识分子的话语问题、自由主义、新左派思潮、新保守主义问题、中国当代政治结构与政治形态、当代中国政治精英的形成方式与领导风格、社会阶层分化中出现的不同的政治态度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上的新思潮与新观点、对国际突发事件与中外关系所提出的不同主流观点的论文,等等。”

萧功秦注意到“体制内”与“体制外”各有特点——

“体制内与体制外这两种不同的领域内都可能产生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学术产品。关键在于,人们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进行选择。不要对不属于自己类型的研究”文人相轻“。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走自己的学术道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萧功秦最后强调“体制外的研究尤其值得人们理解、支持与尊敬”——

“在我看来,体制外的研究尤其值得人们理解、支持与尊敬。人们要理解体制外学术研究者的独立性、尊重他与学术主流保持着相对的距离感。他作为知识分子所体现出来的边沿性,不但在古代重要,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同样重要。恰恰此类体制外研究,往往会产生很多思想性很强的东西。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些公共话题,问题比较尖锐敏感,但却往往由于涉及社会重大的矛盾、困境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领域的课题往往需要学者以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的目光,以知识分子的激情,以独立的态度来提出自己的看法。”

陈小平论证清末的“体制外”和“体制内”

陈小平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他在1999年11月18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中国宪政转型与改革》会议上,专题论证了清末的“体制外”发展:

“为什么在清末宪政化过程中,中国就体制外力量能够成长?这是因为当时体制外的变革力量拥有政治自由。”

“清末‘体制外’的代表力量是立宪派和革命派是两股主要力量。立宪派是清末推动改革的主导力量。他们的活动主要是面向体制内。革命派是当时在体制外活动的主要力量。在1905年前后,立宪派的梁启超与革命派的《明报》的论战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形成的标志。两派在宪政化问题上没有区别。他们都有宪政化的趋向。所不同的是在实现宪政的手段和整体选择上。立宪派主张用和平方式在中国推进民主立宪;革命派主张靠暴力这一革命手段走民主共和道路。……立宪派中以杨度、梁启超、张蹇为代表,并且人才济济。他们在中国的立宪过程中做了七件大事∶倡导立宪,主张立宪;倡导建立英国式的议会政治制度,也就是虚君式的政治体制;倡导并参与地方自治;建立立宪社团与政党;开启民智;在咨政院和咨议局的活动;领导被看作导致清政权灭亡的导火索的保路运动。”

“梁启超说”学会之风遍天下“便是说的当时的结社自由情形。1906年9月预备立宪谕旨颁布及省咨议局和资政院的建立,激发了公开的政治团体的形成。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末宪政运动中,仅各地(包括海外华侨、留学生)建立的立宪团体将近80个。其中郑孝胥、张蹇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的政闻社、杨度与熊范舆的宪政讲习会是其中的佼佼者。到1911年的时候,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开始出现。正是这些体制外社团‘兴风作浪’,才会有清末宪政化的大好时光。”

诗坛热议“体制外思维”:《体制外写作:迟到的命名与吁请》

在今日中国文坛,可能只有诗坛的“体制外思维”讨论最为热烈深入。

2003年12月15日,诗人赵思运博士在网络发表《体制外写作:迟到的命名与吁请》(6)将诗坛热议“体制外思维”的新潮进行了深入阐述——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非非主义是中国近20年诗歌史的缩影,尽管它不能代表中国文学史。它所走过的路,其价值转型的之字形发展轨迹,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启示。2000年”非非“再度复刊,相继出版了《2001非非主义流派专号》、《非非2002年体制外写作专号》,基于对后极权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价值清场,明确亮出了”体制外写作“的主张。这种‘深入骨头与制度’的诗写,为他们的诗作注入了血性与力度。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对‘红色写作’的接续和深化。‘体制外写作’是从‘红色写作’(1992)的基础上明确出来的,这是一次更为自觉的命名,因为红色创作还只是一种比喻性概念,而到了体制外写作,则是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的概念了,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念——自由、独立,这种价值观念在文学上外化为人与艺术的双重自觉。在当下自由而浮躁、缺乏深层价值根基的诗坛上,‘在我看来,这个同仁杂志成了秩序与责任的象征,正像彼得堡之于俄罗斯文化精神,雅斯贝尔斯之于二战后德国知识界的沮丧、混乱一样,它无疑成了一盏照亮泥泞的中国诗歌的明灯。’(借用程光炜语)‘体制外写作’的概念,不仅对于诗界、文学界、乃至学术界、思想文化界意义,都具有反省的意义。”

赵思运论述了“体制外写作”与“地下写作”和“潜在写作”的概念区别——

“体制外写作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地下写作’和‘潜在写作’两个学术概念。其实它们之间的内涵不完全一样。地下写作和潜在写作,是在状态层面的命名,而且是对特定语境下文学状态的事后命名和被动命名;而体制外写作是在价值层面的命名,既可以是对文学史的事后命名,也可以是对文学史的前瞻定位,不仅仅是被动命名,更主要的是一种主动承担,以一种独立人格和诗性方式去介入现实,不是游弋于飘渺的白色幻梦,而是深入骨头的在场召唤,召唤‘人’的出现和‘诗’的出现。”

赵思运欣赏“体制外写作是一种恒久的姿态与立场”——

“关于体制外写作个体存在问题,龚盖雄说:”从根本上说,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一个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冲突的历史。‘因此,他认为,体制外写作是一种恒久的姿态与立场,非体制化写作是一个不断抗争的过程。周伦佑则说:“从机制上考察,凡是权利染指文学的地方,就必然会有体制内写作。体制文学只会产生于一个封闭的体制和社会’,因此,他认为体制外写作是个别文学传统、个别政治体制下的特殊写作现象,不是人类普遍现象。”

赵思运强调“无论什么体制,都需要一种非体制的力量与之制衡”——

“体制有它的两重性:既有专制性体制,也有民主性体制。它是一柄双刃剑,民主体制促进社会的发展,专制体制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体制是不可消灭的,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关键是,我们又不能这么简单化地二分法地对待体制问题。我们说,即使民主体制,它也不能保证自身的绝对纯洁,那种‘自证自’的思维方式是自欺欺人的一相情愿的虚妄。因此,无论什么体制,都需要一种非体制的力量与之制衡。体制存在本身的合法性就需要体制外的东西存在。能不能容纳或者容忍体制外的思想正是该体制是否健全的重要表现。”

刘洪波对“体制外思维”的理性批评

“体制外思维”与任何思维一样,都不可能完全正确,自诩绝对真理“独打鼓独划船”。“体制外思维”需要在批评与争鸣中前进,需要与“体制内思维”合作共生。

2006年1月6日,刘洪波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2003年7月29日写的《新派“自来红”》,对“体制外思维”进行了一些理性批评——

刘洪波反对“按‘体制外’与‘体制内’来分派光荣与耻辱”——

“我知道现在谈论体制,也是一个人人都会一两句的事情。只看现在大兴大旺的时评,每一篇将要结束的时候,差不多都要发几句体制的感慨,就知道谈论‘体制’是一个多么不足为奇的认识。但谈论体制,到底是要做什么的呢,不是为了按‘体制外’与‘体制内’来分派光荣与耻辱的吧。”

“过去搞阶级斗争,有所谓‘自来红’和‘黑五类’。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好打洞,现在讲,符合遗传学,验之生物种群,确实是不假的。而用之于人的社会行为,会搞成什么呢?‘自来红’们是很光荣的,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文可攻之,武可卫之,豪气干云。‘黑五类’呢,日子就不好过了,只好永远被攻下去,永远打洞洞去。‘自来红’与‘黑五类’,也是由‘体制’来区分的,在‘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进行专政的体制之下,‘自来红’乃是内,‘黑五类’乃是外。”

刘洪波以天生的幽默感调侃“‘体制外’便成了‘自来红’,‘体制内’便成了‘黑五类’”的新悲剧——

“时移矣,事异矣。现在再没有‘自来红’,也没有‘黑五类’,至于体制,根据共识,是要‘转轨’,要完善。然而‘体制内外’的区分仍然存在着,而且根据某种见解,‘体制外’是很光荣的,而一旦向谁发一个‘体制内’的牌牌,这个人就‘不值得赞美’了。体制内外又怎样区分呢,也不看其思想与行为,只看其领工资的处所。理论云:人可以分为既得利益者与非既得利益者,在哪里领工资,便是在哪里得利益。因为领工资、获得生活来源的处所不同,‘体制外’便成了‘自来红’,‘体制内’便成了‘黑五类’。”

当然,刘洪波的批评也有一些值得再商榷的地方,如“论体制,则大陆之内,法度如一,谁真正生活在体制之外?”似乎忽视了“比天空大的是人心”,人的思想可以“坐地日行八万里”,超越体制的束缚。 又如“就算真有体制的内外对立存在,难道就真有什么可以自许的吗?对立面并不见得是可以引导新局。”好像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

虽然由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影响,刘洪波对“体制外思维”的批评并不全能站住脚,难以让“体制外者”全盘接受,但他充满知性与幽默的理性批评精神,让人可以平和而深入地继续探讨问题。而鄢烈山的批评则多见“愤青火气”、“土太子架子”,少有将事实上升到概念的知性,更缺少真知灼见的幽默和理性

在败阵中走向告密和投井下石

2006年1月8日,我在网上搜索“体制外”,结果得到156000多条,可见“体制内”与“体制外”、“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的确确存在于今日中国,绝非鄢烈山“恶心”、“生厌”就能消灭的:“体制外思维”也并非如鄢烈山想像的是因为有人“像学结巴说话一样,自己不知不觉间也被结巴话语‘克隆’”而出现的。

如果真的如鄢烈山所说,“体制外思维”只不过是个别人“痴人说梦”,“装愚卖傻”,子虚乌有,上焉者一定皆大欢喜,再给鄢烈山一次重奖或一顶“弼马瘟”。然而鄢烈山自己最终也明白,事实会逼得他虽然“鄙弃‘体制内(外)思维’这种毫无意义的概念”,但又不得不在“勉强接受体制内(外)这种‘两分法’的条件下”,用“同样的思想观点可以选择‘体制内’或‘体制外’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来表达。这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是言说策略的选择而不是思想差异”之说掩藏败象。

或许因为从小生为“土改根子”、“村支书世家”长子,养成了“我可批评任何人,谁也不能批评我”的“土太子脾气”,鄢烈山一步步败阵的同时,又挣扎着放出几支告密和嘲讽的暗箭——他一再提醒“有司”不要宽容一些“有‘算计’”的“个别自命为‘体制外’的写作者”,别让有些“超拔于‘体制’之外”的“体制外‘斗士’”“仔细预测了安全系数,反复评估了成本收益率”,得以“在境外媒体发表‘出位’、犯忌的言论也未必出什么大事,仍然可以出国访问、演讲”。他似乎希望会“算计”安全度的“体制外‘斗士’”都不安全地生活或死去才好,那样就可由他占领所有媒体的言论空间?!

鄢烈山一面放几支告密暗箭,一面还要嘲笑、暗示“挑战‘体制’”的“体制外思维”者得“辗转汇来的稿酬”虽是在“拿卢布”,但也不要忘记感恩这“是‘体制’意在改善国际形象(人权纪录)的表现”——

“就算你当真去搞什么‘体制外写作’,挑战‘体制’,所有文字只在境外发表(姑且不论完全发表于境外的言论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有多大),你在国内总有生活来源吧?而这生活来源,不论是辗转汇来的稿酬,还是出于何方馈赠,纵然是来自海外慈善基金或个人的纯人道主义捐助,也仍然与‘体制’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的容忍有割不断的联系:是‘体制’意在改善国际形象(人权纪录)的表现;甚至是‘体制’本身(作为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

鄢烈山痛恨“体制外思维”的临床病态已经了然了,但他何以对“体制外思维”如此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要像“土改根子”残害“地富”一样整治“体制外”?这有待学人深入研究。

以“共生主义”看来,鄢烈山再怎么假厚道真阴毒,也只是一个“伪现代化患者”,并非“体制外思维”的敌人。愿他早日康复,告别“愤青火气”、“土太子架子”和“病态自尊”,重返杂文新锐之营,加入“鲁迅风”与“公民写作”的“合作化”,“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共生态”。

注:

(1)详见2006年1月《世纪学堂》网,1月5日《东方早报》、1月7日《羊城晚报》。

(2)详见鄢烈山2005年2月在《真名网》发表《告别“翻身”观——论“公民”与“战士”的分别》,在2005年1月在《杂文选刊》发表《一个公民的杂文写作》.

(3)鄢烈山虽然于2005年2月24日在《世纪学堂》网先后四次发表了《鄢烈山请代帖》、《告别“翻身”观——论“公民”与“战士”的分别》等文章回复朱健国的批评,却一再欺骗公众说“不屑于与朱健国争辩”。

(4)《20世纪中国杂文史》系姚春树、袁勇麟合著,1997年8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5)(6)网上可搜索。

2006年1 月7-8 日于深圳“早叫庐”一稿,9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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