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时候，伟大的马克思曾提出异议。1935年北京“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伟大的鲁迅也曾冷嘲热讽。如今，从北京发起的“绝食抗暴”运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拜神奇的互联网之赐，这场运动的参加者已经名副其实地遍及“五洲四海”，甚至台湾的民进党前主席、香港的立法委员等政治人物也都来做拥趸。
圈内的朋友们都知道，老路是个喜欢热闹、不甘寂寞的家伙，这样的“旷世之举”老路岂能置身圈外？但是老路委实对以“戕害自身”方式抗议“暴政”的“绝食行动”内心缺乏认同，参加自不可能，保持沉默又不是老路的性格。所以，憋了许久，仍然不免要说三道四论五。好在有马、鲁诸先贤做榜样，老路自当胆气稍壮，说错了也不在乎大家口诛笔伐，朋友们痛骂可也。
首倡和积极参加绝食的朋友很多都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他老人家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分”。一部圣经，写满了上帝的吩咐：人与神要分开，好人坏人要分开，人与兽要分开，兽与畜牲要分开，马牛羊、鸡犬豕都要分开，特别是绵羊和山羊，上帝在《以西结书》里多次指示，一定要分开。
山羊绵羊都是羊，属同一种动物，为什么也要分开呢？分开绵羊和山羊，我猜想上帝的意思一定是因为山羊性烈，喜欢硬顶，有暴力倾向，而绵羊温顺，喜欢和平、理性，它们虽是同类，却不可混在一起，否则就会混淆阶级阵线，犯“路线错误”。
大陆中国的在野力量有“维权派”与“民运派”之分，维权派又有“程序维权”（或曰依法维权）和“非暴力抗争”之别。在老路看来，这里就有个山羊和绵羊的区分问题。山羊和绵羊都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上帝祂老人家就不会只要求分开，而是早把祂认为没有存在价值的一类灭掉了。上帝连自己创造的人类都不在乎，照样发起洪水，一淹再淹，何况羊乎？
分开山羊和绵羊的价值在于其阶段性。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羊”，干不同的事。老路在法庭上为当事人辩护时，不能像山羊一样把犄角顶向审判台，宣布“你们胡判我绝食”；郭飞雄在被罗织罪名身陷冤狱时，也不能像绵羊一样彬彬有礼，跟狱警们探讨如何遵守监规问题。
老路觉得，从北京发起的绝食活动如果算是“维权”，也是维权阵营中的一只硕大无朋的“山羊”。
这次绝食的起因，政论作家卫子游先生有过比较客观的描述，他说：绝食的“直接起因是郭飞雄在广州市某派出所里遭到职业打手的殴打，近一点则可联系上高智晟险遭人为制造的”车祸“，稍远一点可追溯到陈光诚和临沂地方村民及许志永等人遭暴力围攻，齐志勇遭殴打，赵昕受到暴打，太石村村民遭到野蛮殴打，定州村民遭到有组织的武装袭击，汕尾村民遭枪杀，海外李渊博士遭遇意外袭击等。2005年以来，中国维权活动人士、维权村民、海外民主人士频繁遭受身份不明的打手殴打和威胁，警察或者袖手旁观，或者对受害者的呼救置之不理，或者干脆就直接参与，暴力一步步升级，被打者的冤屈得不到申张，打人的暴徒逍遥法外。”
卫子游先生认为：“由于向司法当局寻求解决得不到公正对待，程序内合法的救济途径得不到保障，维权人士丧失了最基本的人身安全感，为了克服内在的恐惧，遏止暴力普遍化，只能通过绝食这种极端方式来表达抗议。”
“绝食”作为一种非暴力抗争方式，其价值不容置疑，老路也不存腹诽，老路感到困惑的是，绝食要达到何种目的？取得何种阶段性成果？对此，绝食的首倡者到底有没有明确清晰的想法？我们来看绝食团的文件：
“鉴于这种迅速恶化的维权环境，鉴于司法已完全成了阻绝公民维护基本人权的最为凶残的反动势力，鉴于国内黑恶势力对个体公民的迫害已完全到了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的地步、而被迫害者个体又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之现状，我们倡导，并由我们发起组成以反非法迫害、反野蛮暴力的维权绝食声援团（下称声援团），目的是，从声援团组成之日起，对国内外任何遭遇暴力及非法迫害的公民以可能的绝食声援。即对国内无论是工人、农民、知识份子、自由信仰者以及党、政、军、警各界各团体成员（包括各地上访者、民运人士）的非法迫害，暴力殴打，以及对外国公民的野蛮迫害事件（诸如最近两年中国政府对北韩难民的野蛮迫害）以绝食声援。”（《倡议组成维权绝食声援团》）
“绝食目的：我们无须更多的语言，我们就以我们的绝食——抗议这种反人类文明的野蛮暴行，表达我们的愤怒！尽管在一个没有人性的完全黑社会化的政府面前，绝食对它们来讲，会以冷笑来对待，但是我们不会以别人的判断价值来选择我们的行为，罪恶不能再持续，迫害必须停止！”（《维权绝食声援团公告一》）
这两份文件表明，绝食的目的有两个，一、抗议暴行，声援被殴打、迫害的公民；二、要求终止罪恶的持续，停止迫害行为。
但是后一份文件也表明，绝食首倡者并不相信他们的行动会影响政府的抉择，文件说：
“尽管在一个没有人性的完全黑社会化的政府面前，绝食对它们来讲，会以冷笑来对待。但是我们不会以别人的判断价值来选择我们的行为。”
这又似乎表明，绝食不过是一种态度宣示，一种行为昭告，是否取得具体的成果并不重要。
这样看来，绝食者的所谓目的，毋宁说是一种动机更合乎本意。
我们知道，维权都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实现目标。丧失了具体的目标，维权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行为艺术”。只是这种“行为艺术”要以牺牲许多人的自由为代价，成本未免太高，后果未免太惨烈了。
无奈的弱者抗议蛮横的强者有两种极端的方式，一曰绝食，二曰自焚。其目的都是通过“自戕”来给后者施加道义压力。但是这种压力能不能取得预期效果，还要取决于后者本身。而后者对前者行为的反应，又取决于后者的道义自觉和外界的（特别是国际社会的）压力。在这次绝食中，绝食首倡者对政府的道义自觉是完全没有信心的，那么他们没有说出口的行为指向不是不言自明吗？
所以，在当局不停地抓人的情况下，自由派的一些朋友建议可以暂时停止绝食了，他们认为：
“到今天为止，此次接力绝食活动已经持续15天以上时间，国内众多维权人士积极参与，尤其可贵的是众多港台及国际友好人士参与绝食声援，使此次活动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谴责当局放任各地黑恶势力迫害维权人士、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事实、关注维权人士困难处境的目的，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秦耕、温克坚《建议高智晟适时宣布暂停第一阶段接力绝食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组织绝食者的目的确实达到了。但是，被维权者的诉求呢？他们的境遇好转了吗？他们的权益救济了吗？那些因为绝食被抓进去的欧阳小戎们，绝食的组织者，在你们欢庆阶段性成果的时候，又该如何面对下落不明或许就关在大墙里面的他们？
老路感到困惑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是维权，何以要纠合那么多的政治势力来参与？根据上帝的旨意，绵羊跟山羊应该分开，难道绵羊跟野狼倒应该纠合在一起吗？
老路坚持认为，维权是一种法律行为，应该与政治运作划清界限，老路反复阅读绝食者的声明，里面充满了“流氓政府”、“邪党”、“下流无耻”等谩骂词汇，（不少人还跟《九评》挂钩。）老路知道，即使政治人物也不曾如此口出秽语，叶利钦当年被克格勃扔到冰河里，连声抗议都没说，三国时曹操给孙权下战书，也只说：“欲与先生会猎于江东”。何以我们的维权者连文明发言的风度都没有了？
海外政治势力的介入，是民运的思路，那是另一个更凶猛的山羊，甚至干脆就是野狼，野狼介入绵羊的“维权”事业，只能让人把羊和狼一样对待。后果是什么，老路不说也罢。
还是听听上帝教诲吧，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至于野狼，连羊圈也别让它进来。
文章来源：刘路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