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钱杨夫妇的“默存”如何评价，那几天也一直在跟着媒体的文章看，最后对此有专门研究的一线学者许纪霖出马，才大致盖棺定论，成为话题终结者。此处话题终结者是褒义啊，不是指我这种一说话就冷场的格式。
最初，在一些论者的文章中，对消极自由这一概念的运用给我造成一些疑惑，大致是说，消极自由是人有不做什么的自由，并以此思路来为“默存“辩护。我一开始就觉得哪里有点不对。于是，去翻了下书，想弄明白，消极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概念是西方的，而英美一系的文化又代表西方文化的重要传统，于是我着重翻了两本书，一个是美国政治学者萨托利的《民主新论》，作者在331页讲政治自由时提到了消极自由概念：“政治自由是免于限制的自由，而不是行动的自由。”我们现在习惯于称之为“消极自由”，但这种说法容易引起贬义。
一个是英国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著名的演讲《自由的两种概念》：
把我所要探讨的第一种 “自由”(freedom or liberty，我用这两个词眼来表示同一种意思)的政治意义，称为 “消极的”(negative)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亦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 正常的说法是，在没有其他人或群体干涉我的行动程度之内，我是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下，政治自由只是指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阻扰而径自行动的范围。
两位学者都是西方近世学者里权威代表，两人对消极自由的看法一样。一，消极自由就是政治自由;二，这种政治自由是免于限制的自由;三，免于限制不是自身主观上有能力做什么，而是有可以做什么的外在条件;四，这个外在条件就是消极自由本身;五、消极的意思可以等于形式的，或程序的。
做一个比喻，如果每个人是篮球爱好者，消极自由不是说脚扭伤了不打球，更不是可以连过五人、三分线外一米后仰滞空跳投的能力，消极自由等于篮球场。它不因为你不打球就没有了，也不因为你会后仰滞空而增加一点。作为政治自由的消极自由，是一种外在于人的政治制度设计，用来体现和保障人的各项权利，言论、结社等。按照我对二位大师原话的理解，作为政治自由的消极自由，这个概念是一种哲学化的表达，更容易理解的表达，我觉得可以直接说成，形式自由或程序自由。它就是篮球场，它就是制度本身，和人做或者不做什么没有关系。
所以用消极自由概念来辩护钱杨的默存，是不恰当的。首先，在那种环境下，他们根本就没有作为制度程序的消极自由;其二，他们做或者不做什么，都于他们是否会拥有消极没有关系。
如果直觉上觉得，即使根据钱杨已知的历史作为，也应该给予比较正面的理解和评价，我觉得单从道德的角度就可以给出非常正面的态度。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大致是说，在那个年代，没良心、做坏事是大势所趋，在一定意义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只有两种选择，那就是作恶与灭亡，也就是说，不作恶的代价是灭亡，或者承担灭亡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沉默既是风骨。当然进一步的，反抗就是悲壮和崇高，做大英雄了。很多从道德上支持默存的观点，给予这种行为的评价是可以理解和接受，或者进一步的，因其保存了良心，也是值得赞扬的。但我觉得正面的看法还可以更进一步，沉默也是英雄，因为沉默不仅是选择了良心而放弃了好处，也是要承担代价和风险的。
消极自由当然也包括当外界强制你做什么时可以不做，可以不做什么也是对自由的障碍的消除，但作为政治自由的消极自由，它首先强调的这个可以做什么的空间。所以，如果是真的倾慕、向往消极自由，要做的反而不是尽量的退守，而是积极地行动，制度确立了，才能有消极自由。
近几个月以来，面对一系列的或悲惨或荒诞的公共事件，部分积极行动的国人恰恰是在争取这个消极自由。为魏则西声讨风险重重的医疗市场，是为了消除有碍实现生命健康的外在障碍，为雷洋的横祸呼吁，是为了消除在大街上自由行走的安全风险，反对暴力拆迁，是为了逼退威胁财产安全的蠢蠢公权，反对警察随意盘查身份证，也相当于清除自由出行的路障。
消极自由不消极。
来源：微信公众号“透明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