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文化史上活跃着四个大人物: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德国的马丁•路德,英国的托马斯•莫尔,还有荷兰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9-1536)。与前三人相比,伊拉斯谟在后世的名声要小得多。但若论学问,伊拉斯谟并不输于他们,在当时的欧洲,他的读者一度比前三位要多得多。

这四人中间,除了马基雅维利以外,其余三人都是基督教传统中人,相互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伊拉斯谟与路德亦友亦敌,其著作曾直接鼓舞了路德革新基督教的志向。用史家的说法,是伊拉斯谟下了一个反抗的蛋,由路德把它孵出来了。

伊拉斯谟也是莫尔的至交,他传世最广的《愚人颂》便是题献给莫尔的。莫尔以写下《乌托邦》享誉后世,1535年因顽强对抗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领而被砍了脑袋。为此,后人封给他三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衔:他是罗马天主教圣徒(1886年封圣),是宪政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的先知。

由此可见,莫尔和路德都与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伊拉斯谟精神洁癖,厌恶名利之徒把世界搞得繁琐而龌龊,在这方面他与他们有共同之处。可是他与社会运动的大场面却没有多少关系,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只是一位“北方人文主义之父”。

伊拉斯谟彼时所属的教会,是个货真价实的糜烂之地,但它并非举目皆声色犬马。宗教生活披上了更为堂皇的外表;人们热衷于各种圣像和圣物崇拜,到处都有炫耀的仪式和动听的布道词,拜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所赐,勃兴的绘画、建筑和工艺制造技术日趋精湛,为宗教场面披上了甚至更加堂皇的外衣。然而信仰也已徒具形式,蜕变为形形色色的迷信,教会当局与原初的教义完全脱节,与丑陋的世俗权力毫无二致。

这样的世象容易诱发几种反应:莫尔式的空想,路德式的反抗,还有伊拉斯谟的娱乐式讽世。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别,并不是学识或信仰不同所致,而是性情使然。伊拉斯谟不像莫尔那样淳朴而倔强,也没有路德的果决精神。作为一个博学而敏感的人,他更相信虔诚如刃,亦杀亦庖,强者当世,荣辱难料。

据说,使伊拉斯谟誉满欧洲的《愚人颂》,是他与莫尔交往中受其鼓舞,只用七天功夫写成的。像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家一样,伊拉斯谟也不满于“现代的堕落”,他钟情于朴素的过去,但思想尚未世俗化,还没有如后来的启蒙派那样,极端到重返“自然状态”的地步,而是把自己扮作一个妙语连珠的“愚人”。

他说,“只让其他各行各业享有自身的乐趣,独不许治学领域享有轻快的情怀,这是多么不公平。”他知道这会使很多正人君子感到不太正经,便拉出一大群古典巨擘为自己助阵,甚至不惜穿凿附会。诸如荷马、圣徒保罗、维吉尔、奥维德或普卢塔克,虽被人尊为先贤,不也都是擅戏言之人?

然后他开始开世人的各种玩笑。柏拉图拿不定主意是把女性归为理性人还是牲畜,可见他不明白女人之权柄不在智慧,而是美貌。贤人固不缺理智,但他时常把理智用错了地方。信徒们大白天也给圣母玛丽亚点上蜡烛,却将仿效贞洁生活忘得一干二净。至于那些经院哲学家,神能否以恶魔、驴子或葫芦的形式显灵这种问题,可以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教士们笃信基督的仁慈,便用火与剑来维护,不惜信众血流成河。教皇以基督代牧自居,但他们更感兴趣地产、税款和至尊的地位。有些教士对钱财倒是很能自我克制,但一碰上酒和女人,克制力却变得踪迹全无。

抨击信仰的堕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普通人对这类言行不一的表现也会忿忿不平,况且与路德的《95条论纲》相比,伊拉斯谟的语气要客气得多。甚至他对哲人连篇累牍的挖苦也不难理解,毕竟这种人在餐桌上经常扫人的兴。有意思的是,伊拉斯谟还嘲笑教会卵翼下的科学研究。他说那些想从自然界寻找上帝合理性的人,开辟了无数个领域,其胸有成竹的样子,俨然是大自然造物主的私人秘书。他们手拿皮尺,一寸寸丈量日月星辰,解释风雨雷电和其他神秘现象。而且他们非常幸运,因为有很多人对他们的研究深信不疑。

这样的话不但反映着他的性情,也提醒我们他是生活在一个智力极为活跃的时代。但他的终极追求并不是“真理”,这使他与我们所说的“进步”思想无缘。今人多以为真理远胜过错谬,伊拉斯谟当然不会认为错谬也是真理,却觉得与错谬相比,它未必具有道德和社会优势。

他更喜欢童稚的愚拙,普通人的常识,所以总是不失时机地表现出犀利的反智主义,意在揭示人类犯下的很多错误,并非愚蠢所致,反而是因为过于聪明。有些话常会让我们想起老子的“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好在伊拉斯谟此类言论止于幽默而不流于刻薄,也许他很清楚,一个反智主义者透露出的机智,可能要比他的对手更多。

伊拉斯谟追求素朴,但他的讽世文并不粗鄙。《愚人颂》大概属于那个时代最典雅的文字了。他也心仪于古罗马文明,但并没有像马基雅维里那样崇拜实力政治。比较一下他写的《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与马基雅维利几乎同时写成的《君主论》,便可知道这两人有多大的差别。

用无常之事开永恒的玩笑,以痴情揭理智的短处,甚至拿昆虫的幸福来对比人类的智巧之累,诸如此类的乐趣贯穿于《愚人颂》的始终。不过在说反话之外,伊拉斯谟平生用力最多者,是用真正的经文——而不是教士们的低级说教——去开导世人。这也是一个时代信仰体系正岌岌可危的可靠标志。他重新翻译和注疏圣经,出版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新约》,用意在于正本清源。伊拉斯谟生性不是行动者,他更乐意在书斋里用注经来印证自己的信仰。他说,“世上最引人入胜者,莫过于用做琐事来显示你之所为绝非琐事。”果然,他的圣经版本成了马丁•路德奋起革新的诱因。

当罗马教廷和路德打得不开交时,双方都想把他拉入自己的阵营,伊拉斯谟发现自己身处两个极端之间,这让他感到无所适从。他的确对路德抱有极大的同情,假如他倒向路德,或有可能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场伟大的运动衔接在一起,可是他并无这样的野心。他确实希望教会好自反省,但并不想离它而去。人在这样的位置上,更易于察觉是非之间相互渗透,对抗的损益亦未可知。这或可为讥讽提供不竭的源泉,却让人很难将自己的观点说明白。到了必须选边站的关键时刻,这种立场也最易于引起误解。

路德攻击罗马时援引伊拉斯谟的话,为求他伸出援手,在写给他的信中极尽谄媚,把他称为“我们的希望,我们的荣耀”,“征服了天下人心。”但伊拉斯谟除了利用自己如日中天的名望,请求腓特烈王保护路德之外,并没有迎合路德的激进立场。罗马为此也向他示好,他同样拒绝表态。他在1523年给友人的信中自况个人的处境说,“两边都在骂我,都在逼我,一边怪我不批路德等于同意他的看法,路德派则说我是个弃绝福音的懦夫。”可是他“怀疑无论把争执的哪一方压下去,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事后人们知道,那场争斗让罗马教廷失去了半壁江山,而路德和加尔文的改革则给世界开了一个大玩笑,它并没有因此而更虔诚,反而最终走上了世俗化的不归路。这大概也正是伊拉斯谟不愿选边站的原因。不过对于双方来说,这种态度可能比他们的对手更可恶。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路德遭拒后骂他不过是只“呱呱叫的赖蛤蟆”,罗马教廷则一度将他的著作全部列入《禁书目录》。

说到这里,伊拉斯谟为何让人误以为是他下了蛋而让路德去孵,便有了一个解释。他不是个有胆量的人,怯于为掩盖是非难辨之事而表现得成竹在胸。于是他只好像古希腊的反讽作家那样佯装愚拙,只以嬉戏的方式告诫世人,本不欲让他们因一时冲动而有愚蠢的目标感。这与路德那种直来直去、铿锵有力的风格相去甚远。你说他是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亦可,你说他要暗中颠覆既有秩序亦无不可。如此一个人,即使无意中下了一个新教的蛋,他也未必会去孵化,那需要太多执着于义理的功夫,说不定还会孵出一个怪物,这都是伊拉斯谟唯恐避之不及的事情。读者如果知道这个人晚景很落寞,一定也不会觉得奇怪。

来源:微信公众号“天人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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