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情,方励之(一九三六~二○一二)辞世转瞬已有四年。今年是他的八十冥寿,海外报刊发表颇多有关他的评析,让我想起一九八八年在北京与他的谈话,至今记忆犹新。在交谈中,我发现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良知良能的知识份子,相当孤傲,并坚持其理念与理想(特别是民主与人权)。当时在神州大陆,像他这样敢言的高级知识份子实在是少之又少。

中共体制培养的精英

然而,一九九○年七月流亡美国前,方励之从未在任何欧美国家接受专业训练,他其实是中共体制培养的精英。他曾出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九学运爆发后,方励之与其妻李淑娴对学运是同情的,但始终不支持学生过激的绝食行动,并鼓励抗议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但方励之终于被中共当局革除科大副校长一职,并开除其党籍,最后中共对方李二人发出通缉令,他们被迫进入北京美国大使馆避难,引起某些人士的批评,认为他们未留下与抗议学生共同奋斗。

方李在美国使馆的避难行动导致美中关系紧张,最后双方同意让方李乘坐美军专机从北京飞往英国。在英国停留一段时期后,他们即展开在美国的流亡生涯,一九九二年方励之开始在亚利桑纳大学任教,直至二○一二年逝世。

李淑娴透露的讯息

最近李淑娴接受著名媒体人曾慧燕(美国《世界日报》记者)的专访,透露颇多重要讯息。李淑娴对他们夫妇于一九九○年被迫避难北京美国使馆表示“问心无愧”,并对方励之的最后岁月作出了生动的描述。方励之晚年丧子,十分伤痛,并罹患重症,无法行动,终于一病不起。

其实,方励之在美流亡岁月中,教育颇多英才,并发表甚多学术论文,对天文物理学贡献良多。

学人朱毅的《无字碑前开始的方励之北京追思》一书指出:“方励之的言论曾经激动过一个时代,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的名字仍然被遮蔽,他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此岸,古老的大陆,他是一个禁忌。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七十六岁的他悄悄地走了,他的灵魂将自由地回归,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拦。”

方励之的影响

二○一二年四月六日,方励之在美国亚利桑纳州猝逝时,引起世界各地(包括海峡两岸三地的科学家和其他各界人士)的沉痛哀悼;方励之的众多同事、学生和亲友,以及受他影响的一代人,纷纷写了感人的悼念文章。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此书编辑委员会又向方励之生前的海内外友人徵稿,要求他们从方励之对人权、民主、科学、教育和人文角度来回忆与他的交往及他生前的事迹,汇集七十多篇文稿编辑成书。

《方励之纪念文集》编辑高伐林表示,希望“人文卷”能像此前出版的“科学卷”一样,帮助读者瞭解方励之发挥一个科学家的本色,对人权和民主发展的贡献、他的人文才华及他如何从科学出发来影响中国的科技教育与社会和政治改革,并为后人研究方励之、研究中国和世界现代史及近代科技史保留珍贵的史料。

高伐林引述康德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他认为这句话似乎是为方励之“量身打造”,方恰巧就是“深深景仰”这“两样东西”;多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头上的灿烂星空”,同时也按照内心所景仰的“崇高道德法则”行事,不畏艰险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为《方励之纪念文集人文卷》撰写代序,并完成“方励之的卓越成就”一文。高伐林说: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他毕生关怀的不仅是知识的“真”,而且也是社会的“善”。加州大学河边分校教授、著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在《方励之:八项美德》一文中说:“认识方先生二十四年,有几百种记忆,一篇短文难以尽述”,但他列举方励之的八项难忘印象:“挑选的标准有两个:一、出我意料之外;二、足以说明方先生性格的特点。”林培瑞列举的八项美德分别是:全然的真诚、对普通人的同情、机智、勇气、人权意识、独立思考、刚强、童心。林培瑞指出:“总的来说,方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聪明、诚实、幽默;而且语言清晰,没有任何废话。”

林培瑞在纪念文章中,讲述方励之性格的八点特质,他认为方是一个伟人,为中国作出关键性的贡献。在一九八○年代,当方励之开始公开倡导民主和人权的时候,“人权”这个名词在中国极其陌生和“敏感”,几乎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上说出这两个字,更不用说像方励之那样提倡普世价值了。

然而,不到三十年,在方励之谢世之际,植根于中国民间草根的“维权”运动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中国的统治者似乎也无法阻挡维权意识的高涨。“权利”的概念也开始普遍化,已经不再“敏感”了。就算是最底层的人士,也开始要求重视自己的“权利”。这么重大变化当然不是任何人单枪匹马的努力成果。然而,林培瑞认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人的贡献比方励之更多。林培瑞特别指出:“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方先生不仅聪明绝顶,心地纯善,而且是一位伟大的人。”他最佩服方励之的“先知先觉”。他回忆,一九九○年,方励之还在美国使馆“避难”期间,《纽约书评》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向方励之邀稿,并请林培瑞翻译。方励之答应了,但当稿子送到林培瑞手里,他瞠目结舌,发现方的文章主题是八九民运将来会被遗忘,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套“遗忘术”。

林培瑞说,这怎么可能?“六四”已经被全世界的媒体报道,余波犹新,怎么会很快被遗忘?方励之的根据是:一九四○年代王实味等人在延安,一九五六年“给党提意见”的百花齐放运动,一九七九年的民主墙运动,跟一九八九年的学运要求都是如出一辙,可是每次运动都得从头再来。每一次,后来者对过去抗议运动的历史与前人的建树,所知有限,甚至一无所知。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中共那套抹杀历史的遗忘术,主政者不断故伎重施,来达到其要求。

林培瑞按下震惊,把方励之的文章翻译出来了,《纽约书评》也刊登了。现在回头去看,历史证明了方励之的预言。今天,许多中国年轻人只是模糊知道一九八九年发生了什么事,而他们的“所知”常常也只是中共灌输给他们的极度被扭曲的历史,在全世界写下人们对一九八九年“不可磨灭”的记忆时,唯独方励之却评析“遗忘”问题。林培瑞说:“这段经验,在我记忆中,就能说明方励之的独立思考,就是上面所说的八项美德之一”。

林培瑞为方励之辩护

林培瑞批评有人认为方励之六四后应做烈士的论调,有人主张“不要神话方励之”,认为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运中,方励之应该积极介入学生运动,方励之应该走出美国大使馆,和他的学生共同奋斗。林培瑞为方励之辩护说,一九八九的学生运动是自发的,不是任何局外人“挑起”的,方励之不去天安门的原因,是怕他一旦去了,当局会抓住把柄,说学生民运是他发起的,这样就贬低了学生的自发性。同样地,方励之也劝林培瑞,作为美国人,他也不要去天安门广场。

林培瑞谈到方励之对当下中国有何意义时指出,一九七三年五月,他第一次到中国,“人权”、“民权”这一类的词彙根本看不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他第二次去大陆,“权”字在“民主墙”(魏京生所提出)上出现,但民间没有人敢用,是极端“敏感”的词语。但三十年后,“权”字在中国民间社会里相当普遍。中国不但出现许多“维权律师”,还有数百万下岗工人、房子被“拆”的都市居民、养老金不足的老人,甚至在农村受虐待的农民,都知道自己有“权”,这是很大变化,不能不提到方励之的贡献。

余英时对方励之的评价

方励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怎么看?林培瑞问过余英时教授这个问题。身为当今世界权威的中国历史学家,余英时强调他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高度评价方励之“在历史上已取得绝对不朽的地位”。

余英时指出,五四时期胡适等先驱推动了人权概念,同时提倡“民主”与“科学”。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彻底中断了中国向往民主和人权的传统。因此,方励之在一九八○年代提出民主和人权,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承继了晚清到五四被中断的传统,只是方的勇气大多了,因为胡适等人是在较为自由的气氛中提出自己的主张,方励之则是顶着很大的政治压力提出来的。

余英时认为,方励之不但没有过时、被人遗忘,而且他的贡献一再加深。余英时指出,“我们不能想像,一九八○年代的方励之有多大的魅力,所到之处演讲人山人海,他影响了整个一代人。”

林培瑞说,今天“方励之”三个字仍不能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大部分年轻人也没听说过他。对这一点,余英时把胡适跟方励之做了对比。他说,胡适的名字在五四时期广为人知,到了毛时代被彻底抹杀,但到世纪末又恢复了,现在胡适在中国知识界又享有特殊的地位。方励之的名誉将来会不会跟胡适一样在公共舆论恢复?余英时认为有可能,林培瑞也认为很有可能,这是因为方励之提出的概念是普世价值。

客死异乡壮志未酬

综如上述,方励之曾作出历史性的贡献。诚如余英时教授指出,方励之的影响可与五四时代的胡适相提并论。

然而,方励之虽热爱中国大陆,因那是他的故乡,但终其一生,仍然无法回归神州,他的遗体已在他流亡的美国下葬。终其一生,他希望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他却并未看到任何可能性。

方励之客死异乡,诚然是壮志末酬身先死。

文章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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