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在风传柴静的一段话:“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前30年你们拼命毁文化,后30年你们拼命毁物质。夜以继日地挖取地下资源贱卖掉,强拆地面的民房,污染河流空气,用高税负和低工资榨乾百姓,我们的子孙没有了生存资源。你们的子孙移民走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毁之唯恐不及。”

柴静问的“你们”,中国人都知道,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本文首先从马克思的谬误讲起,接着讲解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现代极权制度,然后以较大的篇幅揭露中共极权集团的罪恶,正是这些罪恶告诉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国耻。

要想知道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些什么人,首先要认清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是些什么人。

马克思是人类的耻辱

《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在这两本书中,马克思利用剩余价值来推断资本家的剥削,煽动民众用暴力来消灭私有制,给人类带来了血腥灾难。以下是笔者对《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的批驳。

马克思的无知

《资本论》充分说明了马克思的无知。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年第1版)阐述了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在第一篇论述了“商品和货币”,第二篇论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后,马克思在第三篇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后是其余四篇。其中,第二篇第三节“劳动力的买与卖”,第三篇的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是马克思阐述其发现剩余价值的重要章节。

在第一篇第一章商品中,马克思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占据统治地位,社会的财富就变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每个单个商品就是这种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要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我们的研究要从商品分析开始。”

笔者之所以认为马克思是无知的在于:

其一,他仅仅考察了生产过程,没有考察整个经营过程。这是他的第一个严重的定义域错误

其二,他从“商品分析”开始他的研究,没有从“能力分析”开始研究,这是他的第二个严重的逻辑起点错误。

定义域错误

在第二篇第三节“劳动力的买与卖”一节中,马克思说:“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它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除生产时间和出售时间,没有其他的时间了吗?商品生产是怎样开始的?

在商品生产之前,首先需要有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时间:商品市场容量信息收集和分析、竞争对手信息收集和分析,投资收益和风险分析等;其后是商品立项决策时间:投资规模、股份构成、投资收益等;再后是组织设计以及筹备时间: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人力构成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开工前的组织准备。此后,才进入了生产时间。

马克思只看见了生产和销售,没有看见信息收集和决策,不知道商品生产的起点是信息收集和信息,因此,马克思在第三篇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中就只能从生产过程来论证其剩余价值的发现。马克思仅仅凭借生产过程,就推断出是工人创造了价值。他根本无视信息收集、经营决策和管理。因此,他极其可笑地否认了资本家创造的价值。事实是,正是资本家的劳动启动了生产过程,并且参与了整个经营管理过程而创造了商品价值。资本家的劳动和作用如此重要,怎么能够说价值完全是工人的劳动产生的呢?实际上,是资本、管理和劳动合作的结果。

今天的经济学,已经将“企业家才能”定义为生产要素了。任何一个参与过企业经营管理的人,都不会否认资本家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常识。劳动要有报酬,投资也是要回报的。仅仅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段来论证剩余价值,马克思犯了低级的定义域错误,其关于剩余价值论证自然是荒谬的。

逻辑起点错误

马克思从“商品分析”开始他的研究,是肤浅的。他只看见了“物的商品”,没看见“人的能力”。

能力是每个人自身唯一拥有的资产,是人获得成功幸福的资源。在同样的环境中,个体能力特长是个体生活差异的主要原因,群体能力特色是群体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群体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能力是认识人类社会的逻辑起点。

农业时代,作物种植和家畜圈养活动的流程简单,生产周期间隔时间又长,一个农民就能够操作所有的流程,因此,农业生产能力、组织能力简单,生产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基本生活也能够自给自足。所以,农业时代交易活动少,行业种类少,产品品种少,农业社会的能力结构简单。

工业时代,产品经营活动的流程复杂,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周期长,供货时间短,不可能由一个人完成所有的流程。因此,工业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复杂,生产必须以企业为单位。工业时代,新的需求激增,生活方式由自足方式转向交易方式,导致分工。表面上是行业分工,产品分工,实际上是能力分工。能力分工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因此,工业时代交易活频繁,行业种类多,产品品种多,工业社会的能力结构复杂。

工业时代,对于企业来说,进入那个行业,经营什么产品才能够盈利,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现代经济学有两条公设:资源有限,能力有别。

根据资源有限和能力差别这两条公设,人生目标设计、企业前景设计以及国家发展方向设计的原则之一是:

必须依据自身的能力和具备的资源去选择自己所做的事情,确立自己的目标。

对于国家来说,必须依据自己的相对优势规划行业结构。对于一个人来说,必须依据自己的才能选择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企业来说,商品市场容量的存在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则是充分条件。企业必须依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决定要进入的行业,选择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因此,表面上企业提供的是商品,实际上提供的是自身的核心能力。无论是世界贸易,还是国内贸易、地区贸易,表面上是商品交易,实际上是能力交易。

所以,工业时代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表面上是商品经济,实质上是能力经济。

前文笔者已经讲过,在商品生产之前,需要收集信息,分析商品市场容量,分析竞争对手势力,评估投资收益和风险,才决定是否投资该商品;然后是是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人力构成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开工前的组织准备。这就需要资本家有抗风险能力、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等一切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正是资本家的经营能力启动了价值的创造。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没有看到资本家所具有的经营能能力。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叫嚣: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夺取了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和一切生产工具,没有相应的经营管理能力,无产阶级也是不能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质量的。我们不会忘记曾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过着的一无所有的、百十种票证限制供应的贫穷短缺的生活。而中共在所谓的“改革开放”后,不是又把资产阶级请回来了吗!

马克思从“商品”而不是从“能力”开始的研究,犯了严重的逻辑起点错误,其关于剩余价值论证必然是荒谬的。

《资本论》一书充分显示了马克思的无知。

马克思的暴力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宣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像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

《共产党宣言》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嚣张的公开鼓吹用暴力剥夺他人资产的强盗宣言。

马克思对社会的批判和设想,并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实践的证明,这厮便肆无忌惮地鼓动用暴力推行他的主张,剥夺他人的资产,这是一种疯狂的暴徒行为。

美国动物学家康罗·洛仑兹认为“所有强大的食肉者都具有足够信赖的禁忌,以防止自我残杀”。“许多社会动物里的禁忌控制了攻击行为,防止它们伤害或杀死自己的同类。”“这是动物行为机能在功能上类似道德的功能。”(洛仑兹《攻击与人性》)

族内杀戮禁忌是元初的道德原则。

人类以往的攻击行为多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族内攻击多发生在民众与官府之间。马克思的暴力主张引发了世界各民族内部的全面的暴力攻击行为,挑起了几乎所有民族的族内残杀,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把人类推进了一个黑暗的世纪。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狂妄地叫嚣要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和自由贸易。这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悲惨后果呢?

笔者将首先阐述私有制和自由贸易给人类带来的进步,然后再来谈在消灭了私有制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建立的所谓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给人类带来的危害。

从私有制到民主社会

贸易是平等互愿的前提下进行的货品或服务交易。笔者先从交易谈起。

人是交易动物

文革期间,笔者就一直在思考,人是什么?人是政治动物?人是机器?中共声称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是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笔者阅读了动物行为学家珍·古道尔博士的名著《黑猩猩在召唤》。古道尔告诉我们,黑猩猩会折下树枝,撸去叶子,用树枝捕捉白蚁做食物。这说明人不是唯一会制造工具的动物。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

人类是交易动物。因为只有人类有交易行为,动物没有!

在每个经济社会中,一方面,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每个人拥有不同的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即便是同一父母所生,每个人的禀赋资源也不同。凭借不同的公共资源和能力资源,每个人都可以提供不同的产品或服务,并用于相互之间的交换。

在任何社会中,交易活动要受到环境的约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指生活区域内的自然存在的资源。社会资源指社会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文化资源、政府的法律法规等等。

交换的前提之一是双方必须承认彼此是商品/服务的所有者。这就是经济社会私有制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可以称其为交易私有制。

交换活动的前提之二是必须遵守自愿、平等和公平的原则,严禁强买强卖,否则就会出现白居易所描写的《卖炭翁》悲剧。

交易成交的必要条件是买方必须“满意”卖方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包括质量、价格和交期等方面。这个“顾客满意”的约束就是“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实际上是顾客需求量与市场供应量的映射。我来旁注亚当·斯密的阐述:尽管每个人都试图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笔者:前提是,清楚顾客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服务,能否做到质量好、价格便宜,并满足交期),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笔者:“顾客满意”)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笔者:让顾客买我的产品/服务),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笔者:他追求的是个人发财)。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笔者:满足了他人的需求),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理解了“看不见的手”,私有制的社会作用就迎刃而解了。

建立在私有制制度之上宪政社会

随着交易活动的扩展,交易私有制成为主要的经济制度后,民主社会诞生了。

在农业社会,农业是主要的产业,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古罗马和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暴力集团都在疯狂地掠夺土地。暴力是农业社会私有制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称为暴力私有制。土地拥有者贵族是统治阶级,他们的权力基于土地所有权,用于维持权力的等级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早期人类社会就有了一定规模的交易活动。有商品交易必定会产生交易市场。关于市场的产生年代,据中国有文字的记载,可以追溯到炎帝时期。《周易·系辞下》记载炎帝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当孕育于农业社会中的商品/服务的交易活动成为经济社会的主要活动时,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社会由农业社会逐步变成了工业社会,工业和服务业逐步成为主要产业。基于交易能力的交易私有制,终于成为主导工业社会的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每个国民都可以进入市场,给所有的人提供了配置资源和发挥自身能力的权力,给所有的人提供了创造财富的机会,根据产品/服务的贡献,分享财富。交易私有制逐步将更多的资产分布于国民手中,增加了国民的财富,保障了国民的生活。

交易过程是一次又一次的顾客选择过程,质量差、价格高、交期长的企业将被逐出市场,顾客选择权将社会经济权力转交到了全体国民手中,而不再仅仅掌握在贵族手中。

交易平等原则逐步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商人阶层及劳动阶层的独立和壮大,国民选择权逐渐将国家的政治权力转交到了全体国民手中,不再仅仅掌握在贵族手中。基于交易活动的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催生了民主制度。

以英国历史为例。中世纪的英国是以采邑为纽带的封建主义制度。国王在自己占有国内大量土地之外,将其余的土地分给封臣。通过分封土地,分封者与受封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受封者得到了采邑,得到了封君承诺的保护。分封者则要求从受封者那里得到“忠诚”,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中世纪的英国存在议会,议会由国王召集和主持,国王的直属封臣是大会议的成员。国王与直属封臣在大会议中协商解决国事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国王与封臣既然是一种封建契约关系,双方之间应互相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国王违反了契约关系,就有可能引起封臣的反抗。1215年缔结的《大宪章》,就是封臣反抗封君的结果。直到16世纪,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主导的社会。土地拥有者贵族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从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商品交易活动逐步由区域型交易,发展成全国型交易,英国的区域型商品经济也就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型的市场经济。在这两个多世纪中,传统的农业文化正在消失,新兴的商业文化正在形成,宪政改革自然也在孕育形成之中。经济方面,政府功能逐步退出经济领域,逐渐转变为公共产品提供者。例如,16世纪晚期,英格兰航海开启了新航线的贸易活动。贸易活动初期,贸易必须获得皇家贸易许可;后期,由于分工的精细化,政府逐步退出了。政治方面,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为政府体制带来了深刻的变革。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除经国会同意外,平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皆属违法。议会之选举应是自由的。国会内之演说自由、辩论或议事之自由,不应在国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权利法案》将国家权力由君主转移到议会。议会把政府官员排除在议会之外,以保持议会的独立性。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和法律基础,确立了议会所拥有的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标志着君主立宪制开始在英国建立。

1690年,英国约翰·洛克出版了《政府论》,指出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提出了人民主权、法治与分权原则。从此,主张以宪法体系约束政府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宪政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而后,美国1787 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91 年生效的《权利法案》以及1789 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等文件的颁布则标志着宪政主义在实践中的全面展开,三权分立、人权保护、公民权利以及民主程序等一系列制度性创新完善了宪政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沿着贸易活动、私有制、平等交易、国民主权、法治和分权,这条社会自发的发展路径,市场经济逐步将资产分布于国民之中,民主制度逐步将政治权力转交到国民手中,催生出现代民主宪政社会。

列宁、斯大林创建现代极权制度

前文已经谈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和交易活动为核心的政治纲领。

一部分俄国人采纳了这个政治纲领。他们是:列宁、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

列宁生于1870年。1888年,18岁的列宁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任何企业经济管理经验的列宁被这部马克思臆造的“巨著”所吸引。1892年,列宁开始筹建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

斯大林生于1879年,仅仅受过中学教育。1898年,19岁的斯大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季诺维也夫生于1883,从小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1901年,18岁的季诺维也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加米涅夫生于1883年,曾经就读于莫斯科大学。1901年,18岁的加米涅夫加入俄国社会工党。

布哈林生于1888年10月9日。在中学阶段,布哈林参加了一个激进的学生团体,最初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较多,很快就转向马克思主义。1906年,年仅18岁的布哈林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就是这样一批无知无畏未满二十岁的青年人极其自然地被马克思的暴力学说所征服。

如果说,马克思制造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以列宁和斯大林为首的前苏联共产党建立了党国专制制度则将这个幽灵变成了专制魔鬼。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俄国建立后改名为共产党),发动起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联。

苏联政权建立后,苏共逐步建立起党国体制,具体表现为:

经济方面,消灭了国民的私有制,建立了所谓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党国私有制。苏共将银行、铁路、企业等等收归国有,在农村没收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土地。1925年,苏联制定工业化方针。1927年,用武力和行政命令的强制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富农。1928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得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苏共以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否定价值规律,消灭了商品和市场,消灭了国民的贸易活动,控制着国民的吃穿住行等一切经济生活,将国民变成了党国的臣民。为了给工业化提供资金,牺牲农民的利益,斯大林导演了农业集体化。集体农庄化运动导致大灾荒大死亡,其中以乌克兰最为惨重。“2000年11月24日至29日,走向自由民主的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的‘乌克兰之家’展示了保存完好的克格勃档案:在1932年至1933年,仅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就饿死了700万至1000万人!每天饿死2.5万人。有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每天饿死3.2至3.3万人,总共饿死人数占乌克兰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场大饥荒由何而来?它的原因有四条:一、列宁遗患——流氓革命彻底破坏了苏联的经济;二、是斯大林规定人民全部加入集体农庄造成的;三、让城里的流氓到农村随便杀人抢粮;凡是家有粮食的富裕户,都被打成‘新富农’,没收土地房产,枪毙或者流放。”(蒙勇鹏《暴民们的游戏: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在斯大林统治下,整个苏联地区因政治原因而死亡的人数,两千万应为接近事实的数字。两千万的数字虽然庞大,毕竟不包括所有的人民。普及至每一个人民身上的困顿,是社会主义天堂中的极度贫穷和普遍贪污。政治压迫、贪污、贫穷,让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成为人类史上最大的梦魇。而这个梦魇却是以人类最甜美的梦想开始。”(吴乃德《再见列宁:从苏维埃的梦魇中苏醒》)斯大林把农业看成是国家工业化的手段和工具,而农民则把集体农庄制称为“第二次农奴制”。农业集体化,使苏联几千万农民沦为农奴。

政治方面,苏共对权力极端贪婪,垄断了一切国家权力,并且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苏共控制着整个社会,直接发布命令,党政不分。国家的军队成为苏共统治集团的党军,用于镇压国民的反抗。权力高度集中于苏共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最终演化成了斯大林个人独裁。1917年12月,列宁提议组建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俄文的缩写音译是契卡),赋予了契卡拥有不经审判便可执行枪决的权力,开始实行“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红色恐怖统治。苏共力图将国民变成顺民,进而巩固其专制统治。

思想方面,苏共自我标榜为先锋队组织,代表着真理,自我歌颂,吹捧领袖,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统制。苏联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乃至以及科学等一切领域,都必须贯彻这种意识形态,以此来保证对国民的思想控制。苏共成立检查和监督机构,对出版物和剧目实施检查,在文艺界建立谍报网,以此来清除异己。从1930年到1950年期间,许多作家和艺术家被驱逐和消灭。

苏俄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极权制度:

1、“暴力”合法性原则和党权至上原则;

2、苏共集团世袭制和党主终身制

3、党主将国家的司法,立法和行政,军事等大权总揽于一人之手;

4、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表现为独尊一家,钳制了思想,压抑了创造力。

5、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际为苏共集团党国私有制。

我们可以看到,沿着所谓的公有制、消灭贸易活动、垄断一切权力,这条强加于社会的暴力路径,计划经济逐步将国家资产集中于苏共手中,集权制度逐步将公共权力集中于苏共手中,建立了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的实质是,政党凌驾于国民、政府和法律之上的党国一体的极权制度。这种党国体制将国民关进了专制权力的笼子之中,将执政党置身于法律的笼子之外。

苏联解体后,揭露出来的苏共大量的罪恶告诉我们,苏共是俄罗斯人的耻辱和罪人。二十几年前,笔者就购买了索尔仁尼琴的纪实作品《古拉格群岛》一书,至今没有看完,是因为一次一次看到那些难以置信的血淋淋的前苏联臣民的苦难悲剧时,就感到一阵一阵心痛,不得不一次一次放下。

私有制是一种奖励机制

以上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交易私有制是一种奖励机制。

撒切尔夫人谈到“福利国家”制度时说:社会有一个梯子和一张安全网,梯子是用来提供人们自己努力改善生活的,安全网则是用来防止人们跌入深渊。

福利国家建立安全网是对的,福利国家砍断了梯子则是错误的。交易私有制是一个能力等级梯子。这个梯子是为具有才能并努力拼搏向上的人提供财富和名誉的一种机制。一个国家是否是健康,根本上要看能否为有能力的人提供机会;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根本上要看能否不断涌现出更多的具有各种不同才能的人。人类社会绝不能砍断私有制这把梯子,要保护和支持具备才能并努力进取的人,进而提高人类的能力水准。

正是交易私有制迫使人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激励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并通过“看不见的手”惠及到他人。至于交易私有制的带来的贫富不均,可以通过税收和慈善制度等手段来适度调节。

当然,以上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暴力私有制(苏共称之为公有制)则相反,它抑制人们创造财富的激情,使得人们共同贫穷。

中国共产党是国耻

从1921年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已存在了95年。中共的历史分为三段:第一段是1921年至1949年。这一段中共的历史告诉中国人,他们是如何对外依附前苏俄,出卖中国利益而获得政权的;第二段是1949年至1976年。这一段中共的历史告诉中国人,他们是如何对内继承苏共党国体制,残酷迫害中国人民的。第二段是1976年至今。这一段中共的历史告诉中国人,他们是如何假借改革的名义,大肆掠过国民财富,维护极权统治的。中共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极权国家,它使得中国依然是一个野蛮社会。中共的罪恶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是一群撒谎、残暴和贪婪的中国败类,他们是中国人的耻辱。请分段看一看中共的罪恶历史。

1921年至1949年

中共的建立

极权主义的党国体制是列宁创始、斯大林建立的,在中国则为毛泽东等一批后继者所继承。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全面照搬了前苏共的党国体制模式。

先看一看这批中国的后继者中共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及参加中共一大的十三个人是些什么人。

李大钊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这种无任何经济和管理经验的无知文人,最易被马克思所欺骗。如果你读过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可以发现这位没有实践经验的人在生吞活剥马克思的名词。1921年中共建党时,李大钊32岁,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是第三国际共产党员。北洋政府是中国继清朝灭亡后第一个被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与国民党北伐进行内战时期,前苏联为自身利益积极卷入中国内战,作为共产党员的李大钊遵从苏共指示,从事反对北洋政府的活动。1927年4月6 日,京师警察厅突袭苏俄使馆军营逮捕了李大钊等人,并缴获七卡车文件档案,内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共党书籍和宣传品,以及步枪、手枪、机关枪等武器。北洋政府认为李大钊等人是勾结外国人,意图紊乱国宪,煽惑内乱者,为此绞死了这一帮叛国者。李大钊是第一个投靠苏俄的汉奸。

陈独秀,生于1879年10月9日。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1901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21年,陈独秀42岁,曾经创办过杂志,主要从事过教学和编辑工作。

李达,1890年10月2日生,湖南零陵(今永州)人。1913年后,两次赴日学习语言和理科。1920年8月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3年退出中共。一生从教。1921年,李达31岁,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

李汉俊,1890年10月12日生,湖北潜江人。1902年去日本读书,1918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上海。随后,从事翻译和撰稿工作。1920年,与陈独秀等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李汉俊31岁,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3年考中秀才。1905年入读武昌文普通中学堂。1914至1918年间,两次东渡日本攻读法律。1921年,董必武35岁,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

陈潭秋,1896年1月4日生,湖北黄冈人。1914年进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做过社记者和英语教员。1921年,陈潭秋25岁,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

何叔衡,1876年5月27日生,湖南宁乡人。1902年考中秀才,后在乡间私塾教书。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提前毕业,7月受聘于长沙楚怡学校,任主任教员。1921年,何叔衡45岁,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湖南湘潭人。辛亥革命后,在湖南新军当兵半年。1913年春,进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翌年该校并入第一师范)求学。1918年夏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从事教学工作。1921年,毛泽东28岁,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

王尽美,1898年6月14日生,山东莒县人。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王尽美23岁,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

邓恩铭,1901年1月5日生,贵州荔波人,水族。1918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邓恩铭20岁,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

张国焘,1897年11月14日生,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理科专业,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秋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张国焘24岁,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生,广东南海人。1908年入广州育才书院学习,1912年留书院任助教。两年后入读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毕业后回到广州,与谭平山、谭植棠等创办《群报》,任总编辑。1921年,陈公博29岁,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

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生,湖南沅陵人。1917年赴日求学,考进了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21年,周佛海24岁,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

包惠僧,1895年1月15日生,湖北黄冈人。1912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先教书,后做记者。1919年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1921年,包惠僧26岁,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

如果说前苏共的创始人是一批无知无畏者,那么中共的创始人除了陈独秀有一些经济工作经验外,其他人则是一批没有经济工作知识和经验的无知文人。

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直到19世纪60~90年洋务运动时期才第一批近代企业。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中国人首次获得了经济自由。民国初年,中国的工商业方进入了进一步发展阶段。这些中共创始人青年时期成长的环境和他们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不可能认识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他们不懂“看不见的手”的深刻内涵,不知道私有制的社会发展作用,因此这些文人被马列主义所蒙蔽是自然而然的。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列宁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策划世界革命。一九二零年四月中旬,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遣维金斯基到中国,其任务是组建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维经斯基等先后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纲领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

中国共产党是苏共傀儡,他们的目标不是自己的,采用的是俄国共产党的目标;他们的组织模式不是自己的,采用的是俄国共产党的模式;他们的政策、规划是苏共制定的,他们的经费是苏共提供的。既然是苏俄傀儡,中共总是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来维护苏俄的利益。

外蒙事件

1921年6月,苏军侵入当时在中国版图内的外蒙古。7月,在苏俄的扶持下,蒙古人民党夺取政权,与苏俄签订了《苏蒙条约》,确认双方政府相互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1922年8月,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对来访的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表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是苏军从外蒙古撤离。顾维钧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中共头目李大钊亲自找到顾维钧,对顾的立场表示愤慨,甚至说“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2011年第11期《同舟共进》袁南生)。11月,陈独秀在其写就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实际问题之计划》中,竟然说什么:我们不但应该消极地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推到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实际问题之计划》)

这是中共第一次悍然背叛中国的国家利益,公然支持苏俄抢劫中国国土。

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事件,是指1929年中国为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事件。

中东铁路是沙俄侵华的产物。19世纪末,沙俄根据1896年的《中俄密约》,在中国的土地上,修筑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后又根据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修筑了从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1904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依据1905年的《朴茨茅斯条约》,将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割让给日本。其余,以哈尔滨为中心,东至绥芬河(东线),西至满洲里(西线),南至长春(南线),仍为沙俄所控制,时称中东铁路。

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俄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协定》。关于中东路,

“两国政府声明: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苏俄政府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中规定:中东路设理事会,为议决机关,置理事10人,理事长为中方,副理事长为俄方。本铁路设局长1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2人,俄华各1人担任,均由理事会委派,由各该政府核准,其职权由理事会规定;路局正副处长由理事会委派,如处长为华人,则副处长为苏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级人员按中苏两国各半任用。“

然而,苏俄实际上并未认真履行签订的协定,对应归还中方的非铁路本身之营业,如电报、电话、矿山、图书馆、天文台、学校等并未交付中方。铁路管理局也由苏俄单方面控制,在2700多名职员中,中方人员占400人,且多为翻译及低级职员。对历年铁路收入余款如何处理,中苏双方意见也大有分歧。1827年7月,张学良试图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俄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随后爆发中苏军事冲突,东北军战败。

在中东路事件过程中,中共竟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公开支持苏俄,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俄的群众示威。中共恶劣的表现遭受国人痛斥,从此背上了卖国的恶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发动侵华战争。两个月之后的11月7日,在苏俄的支持下,中共乘“九一八”之机,公然地进行武装叛国,在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为主席,定都于瑞金。这个依附苏俄的伪政权比1932年3月1日成立的伪满洲国早了4个多月,比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领先了近九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汉奸政权。这个伪政权严重地破坏了和消耗了中国抗日的力量。顾雪雍先生是一个亲历八年抗战的新闻记者,他曾谈到:“有一个国中之国——中共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接受苏联给的经费,一切听命于苏联顾问指挥,任务是推翻国民政府,于是引起国共两党长期内战。当蒋介石调兵北上抵御日寇,中共乘机从江西向四周扩张,蒋介石回师剿共,日寇又乘机南侵,形成了日寇中共夹击之势,在如此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加之经济和军力衰敝,哪有力量进行抗战?”(顾雪雍:被掩盖的抗战真相)

“北上抗日”的真相

为了掩盖自己的卖国罪行,中共编造了无数谎言,其中之一是:“红军长征是为北上抗日”。

为什么说,中共的北上抗日是一个谎言,我们来看中共所谓的长征前后的行动。

其一,长征前的一次佯动。

一九三四年,国民政府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动第五次围剿,江西苏区就要失守,中共不得不策划转移。为了安全转移,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共派出一支部队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进攻闽浙皖,一度攻占多座城镇。这是中共假借抗日,进行的一次军事佯动,目的是钳制国民党军,减轻对中共的压力。

其二,长征中,中共召开了遵义会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录的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共来说,如此重要的会议,根本没有北上抗日的议题。

那么所谓的长征究竟要干什么呢?依据是顾雪雍先生的文章《被掩盖的抗战真相》。

顾雪雍先生是亲历八年抗战的新闻记者,曾在国共两方从事抗日宣传,对双方均无政治偏见。他根据亲见亲闻,结合众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参考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延安代表弗拉第米诺夫的4年《延安日记》(以下简称苏共代表弗氏)撰写此抗战记事。

他在文章中谈到:“‘红军长征是为北上抗日’——事实是:江西红军战败后突围西撤,西部省份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大部队难以存活,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接到斯大林指示:如果你们生存有困难,可撤退到外蒙边境或新疆,苏联可给援助,于是中共决定北撤。毛泽东对战友说,我们退到外蒙,将来再打回来。为了宣传,打出了抗日的旗号。在北撤途中,他们看到报纸上报道说陕北有刘志丹、高岗的共军在根据地活动,有的将领高兴地说:”我们有救了!‘于是他们就到陕北安营扎寨了。毛曾派部队向外蒙和新疆挺进,以接受苏联军援,但遭国军和军阀部队阻拦未能成功。“

杨奎松也曾谈到:“自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决定撤出江西中央苏区之日起,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及情报机关内部,就迅速开始提出和酝酿着一个用于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跨国界的行动计划了。”

“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直截了当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也集中提出了背靠苏联的问题。他解释说,西北地区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然后特别强调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做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8月6日。《毛泽东年谱》(上)未收录这方面的发言内容。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5—466页。“(杨奎松《读史求实》)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长征一开始是逃窜,然后是要北靠苏俄。为了掩盖北上投奔苏俄的汉奸意图,中共再次打出抗日的幌子。

这个意图在中共组建西路军西征活动中暴露无遗。

1982年2月27日,陈云说对李先念:“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1983年初,李先念将收集到的29份有关西路军的历史电报稿送到陈云处,“1月5日,他委托秘书给李先念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李先念,送来的29份电报稿已经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他特意让秘书转告李先念: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之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200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2014年04月10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登《陈云李先念等1983年谈西路军问题: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中共是如何抗日的

顾雪雍先生谈到:“毛泽东爱国吗?他也爱,可那时他爱的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国。日寇占我东北后,毛泽东给党内提出的主要任务,首先是‘武装保卫苏联’,因为共产国际认为日占东北是向苏联进攻的前奏,第二位任务是推翻国民政府,最后的任务是抗日。他把抗日看成是次要的事,显然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是不相符的。抗战开始后,毛规定抗日战争总方针:”一分抗日,二分应付(应付国民党和苏联的批评责难)七分发展(发展根据地和军队)‘并要求各级严格遵守不得违反,说明他依然只准花最小的力量去抗日。党内有爱国心的将领不满意他轻视抗日,林彪首先打响平型关伏击战,接着彭德怀打响’百团大战‘,他们立刻受到毛的严历批评,甚至把此事当作彭的罪行而不断批判。在毛的心目中,抗日是有罪的。为此他告诫将领们:“你们不要以为抗日是爱国,那是爱蒋介石的国。我们共产党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是苏联。’他又发挥他这个思想说:”我们要让日本多占地,形成日、蒋、我三国志,这种形势对我们最有利;糟糕的是日本占领我全国,那也不要紧,可以借助苏联恢复失地嘛!‘―――他的这些指示,不是和汉奸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异曲同工吗?(汪主张先亡国再慢慢设法复国)。毛的指示,由以后事态的发展作了证明。自1940年“百团大战”后,中共部队再没有与日军打过一场较大的仗,却发动了大规模内战,抢占国民政府在敌后的众多抗日根据地,再发展到“联日反蒋”,实现他的“三国志”谋略。“(顾雪雍:被掩盖的抗战真相)

顾雪雍在文章中引用了曾在延安四年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弗拉第米诺夫《日记》中的证言:

“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毛泽东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却用全力使统一战线解体,毛对抗日势力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国共分裂是一个不祥的现实,这自然有利于侵略者。毛破坏全国联合抗日的政策,等于给日本增加了几十个师团的实力”。

“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共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入到那里,如果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攫夺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在国难当头时,这样一种手段是不忠不义而有过之。”

“中共解放区有一幅离奇古怪的景色,所有单位都与日军后勤部队做买卖,到处可买到日本货。还有鸦片买卖,我在中共120师部的一座房屋内看到正在加工鸦片,送到市场上去。中共陕甘宁边区是以生产鸦片为特色的,成百公顷土地种着罂粟,这是一个可耻的事实。政治局要求扩大生产鸦片,派任弼时领导这一工作,鸦片是特区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

对于中共生产鸦片,顾雪雍先生评论道:“当时日寇正在占领区实行‘毒化政策’,大小城市遍布吸烟馆,日寇鼓励中国人吸鸦片,吸得人们骨瘦如柴,倾家荡产,丧失了抗日的意志和体魄;日寇企图用‘毒化政策’的慢性杀人手段来消灭中华民族,而毛泽东却与日寇配合来残害同胞,这是他害国害民的又一罪行。”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者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在14年的抗日斗争中,伤亡惨重。日本侵略者为中共战胜国民党立奠定了基础。为此,毛泽东多次感谢日本的侵略。

“1950年代,毛泽东在接待来华访问的日本客人时说:”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120万。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对于毛泽东的上述说法,学术界有过不同解读。但不论如何解读,大体都承认这种说法的确出自毛本人。“(文|胡馨以编辑|史毋意监制|张鹭《抗战期间中共怎样扩充兵力?》)

“根据《毛泽东外交文选》记载,毛泽东对日本人多次说‘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谈话:”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2012-06-06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网《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侵略“?》)

日本侵略军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中共趁机建立根据地,扩充军队,最终占领了中国大陆。为此,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者。更为可耻的是,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竟然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

《苏日中立条约》

1941年4月13日,苏俄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苏显然严重地侵犯了中国主权.

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于日苏条约签字后第二天发表声明指出:东北四省及外蒙古是中国领土,满洲国是非法的,中国政府决不承认苏日中立条约,中国政府与人民绝不承认第三国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的任何决定,苏日两国公布的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日本得以无后顾之忧。自4月16日开始,日本在中国各战场纷纷发动攻势。

也就在4月16日这一天,中共在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认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满洲国”,是日本扶植的傀儡。1933年2月,国际联盟曾通过决议,不予事实或法律上的承认。而在《苏日中立条约》的声明中,苏俄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在中国政府发表了不承认条约的声明之后,中共不但没有表示拥护,并且在其发表的意见中,根本无视苏俄的声明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这一罪恶。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共丝毫不顾及国家和民族利益,卑鄙地遵从苏俄之命,令国人惊愕,纷纷斥责中共的卖国行为。

四年内战

抗战胜利后,究竟是谁挑起了1945至1949年的国共内战?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下山抢桃子”,首先挑起了内战:“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毛泽东的这些谎言曾经一度欺骗了出生于1945年以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今日的中国人已经知道,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抗战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一直处于抗日的主战场,是抗战胜利的主力军。他们消灭日伪军的数量,以及牺牲的人数,远远超过中共军队。我们只要看一看,国民政府军队组织了多少大规模的会战,就可以驳斥毛泽东“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的谎言。

国军组织的抗战大型战役:1931年江桥抗战;1932年淞沪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热河战役;1936年绥远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平津作战、太原会战、南口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淞沪会战、南京战役;1938年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小界岭战役、广州战役;1939年南昌会战、随枣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昆仑关战役;1940年枣宜会战;1941年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战役、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香港保卫战;1942年滇湎路战役、浙赣战役;1943年鄂西会战、常德会战;1944年豫湘桂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桂柳会战、强渡怒江战役、密支那战役;1943年10月-1945年3月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湘粤赣战役、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桂柳反攻战役。

究竟是谁首先发动了内战呢?。

东野长峥在《1945,到底是谁发动了内战?》一文中谈道:“让我们重回1945,看看究竟是谁挑起并发动了内战。我们首先可以看看盟军对于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规定,来看看究竟该由谁来接受日军的投降。根据盟军最高统帅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所划受降地区的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华民国、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中国东北由苏俄受降。因为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正是在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十四年坚苦卓绝的对日持久抗战,为抗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以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凡属于中华民国的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均只能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才拥有对日受降的权力。”

中共所控制的延安地区政府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根本不具备单独对日受降的权利。为了夺取抗战的胜利果实,进而进一步夺取大陆,为此,“中共首先就是强行夺取对日的受降权。8月9日夜,当延安获悉日本投降和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军‘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8月10日夜至8月11日下午的18小时内,毛向中共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为此,毛还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共军队投降。——8月13日,毛在为新华社所写的社论中颠倒黑白的说:”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解放军抗日军队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理日本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东野长峥《1945,到底是谁发动了内战?》

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在毛的命令下,朱德的指挥下,中共军队开始了对抗战果实的疯狂争夺,发动了内战。而后,在苏共的支持下,中共首先占领了东北,然后逐步吞食了中国大陆。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苏军已经占领了东北。苏共为中共部队进入东北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其一,为中共敞开了进入东北的大门

“占据中国东北地区的苏联红军却秘密地对共产党的干部和军队大批进入东北地区敞开了大门,上万名中共干部和十几万部队由此得以顺利地从海路和陆路分批进入东北地区。而按照条约的规定接收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却屡次被苏军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苏军撤离时将部分大城市交给了中共军队控制。”(《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苏共为什么既贬低中国共产党又秘密支持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东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韩广富曹希岭主编)

其二,苏军向中共提供武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苏军进占了东北,随后中共领导的军队抢先进入这块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八路军、新四军出关11万部队大多为徒手的,三年内便发展成装备、战斗力都居解放军全军之冠的百万大军”(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

“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件对此说道:”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接着,林彪向斯大林请求说:“设法给我们解决20万支步枪、1.5万挺轻机枪、7000挺重机枪、700门团营迫击炮、1000门连迫击炮、100门高射炮、200门山野炮以及较多数量的弹药和20个师用的通信器材(主要是无线电和电话)。这批武器望从英勇的红军所缴获的日本武器中拨出,如日本武器所存无多,则望从德国战利品中拨出。’斯大林没有满足这一要求,却通过朝鲜方面向东北解放区提供了2,000车皮装运的武器。”

“在苏军军事管制下的大连,解放军还建立了全军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如华东野战军使用的大部分炮弹都是大连‘建新公司’生产并通过海路运去,淮海战役期间便向战场供应了20万发山、野、榴炮弹。粟裕大将生前曾回忆说,淮海战役的胜利,靠的是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就这样,在苏共的支持下,以毛泽东这个“血一代”为首的中共占领了中国大陆。

中华民族的悲情时刻

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重重的悲情民族。南宋灭亡,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大陆沦陷皆是中华民族的悲情时刻。

南宋末,蒙古入侵。崖门之役,南宋战败,而后陆秀夫背着南宋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蒙古最终占领整个中国。南宋的灭亡标志着古典华夏文明的衰败与陨落,故有“崖山之后无中华”一说。

如果说,元朝是中国第一次被异族所征服,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中国第一次被一帮家贼借用异族的意识形态和财力所霸占。

如果说,“崖山之后”华夏文明惨遭第一次衰败,那么“一九四九之后”,整个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正如柴静所说的那样,前30年国贼们拼命毁文化,后30年国贼们拼命毁物质。

最可怜的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推小车支援中共打仗的山东农民,几年后,他们在土改中分到的土地,很快就被中共收回了。还有那些满怀共产主义美梦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不知道等待的将是右派帽子。

1949年至1976年

1949年,血色帝国一建立,中共就对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对外遵从前苏共指示,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扶植了一个家族极权国家;对内建立党国体制镇压人民,维护极权统治。

朝鲜战争

中共建立血色帝国后,对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犯下的第一个罪恶—朝鲜战争。

是谁首先发动了朝鲜战争?

毛泽东尚存时,中共长期声称朝鲜战争是“美帝国主义”首先发动的。1991年前苏共垮台后,随着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陆续公布,这个谎言被戳破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前苏联与美国商定在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作为接受日军投降范围的界限。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前苏联、美国两国的军队分别进驻了朝鲜半岛北部、南半部。在前苏联、美国的各自支持下,朝鲜半岛北部于1948年9月成立了以金日成为元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南部于1948年8月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1948年12月25日,苏军全部撤离了朝鲜。1949年,美军也全部撤离了韩国。1949年,美苏军队全部撤出朝鲜半岛之后,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多次与斯大林秘密协商。1950年1月,斯大林同意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南进作战,朝鲜战争爆发。7月5日,以美国为首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中国军队赴朝参战。

沈志华在其《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一文中,详细地讲述了,金日成如何积极策划朝鲜战争,斯大林怎样参与策划战争。面对斯大林的压力,毛泽东参与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是1949年中共党国成立后,中共对中国人撒下的第一个漫天大谎。这个大谎言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确实付出了较大代价,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有18.3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直接战费支出62亿元人民币,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搜狐军事《揭秘:抗美援朝对中国影响志愿军付出重大代价》)

中共为了保卫中共帝国,不顾中国人的死活,花了这么多的钱,死了这么多的人,成就了北朝鲜这个专制王朝。

镇压“反革命”

19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仅仅两天后的10月10日,中共就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为巩固中共血色政权,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残杀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人员,以及无辜百姓。

纪彭在其《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镇反”:乱世用重典》写到:“1950年1月17日,毛泽东读到中南局转来的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发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在当年由地方再处决一批。反观人口密度较大,特务活动猖獗的华东地区总共才不过处决了2911人。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1951年3月以来,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了多少人?“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

毛泽东是一个地道的嗜血鬼,竟然按千分之一比例杀人。以被处决人数87.36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五点七的水平了。中共的残暴如此令人发指!

建立党天下

前文中笔者谈到,苏共通过建立党国所有制,垄断一切国家权力和迫害知识分子这三个方面建立了苏俄党天下。中共完全效仿苏共建立了中共党天下。

党国私有制

在经济方面,中共在没收了银行、官僚垄断企业和石油、盐业等贸易公司,接收了铁路这些所谓的官僚资本后,又通过所谓的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没收,暂时分给农民,又通过合作化,将农民的土地没收,施行土地党国私有制;中共又通过公私合营将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企业、资产被没收给党国,建立了党国私有制。

“土地改革”

前文谈过,1950年10月初,中共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中共就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残杀他们定义的“反革命”。当年11月,中共开始推动土改斗争,大规模地残害地主。

为了没收地主的土地,中共曾经编造了许多谎言,诬陷地主阶级不劳而获,剥削农民,欺压百姓。最为著名的地主人物是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泥塑《收租院》中的刘文彩、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目前已经披露出来的资料告诉我们,是中共御用文人捏造和歪曲这四个人物。今日,中国社会开始质疑土改必要性,实际上是质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是中共为了丑化地主阶级而虚构的人物。据2002年4月3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绍,《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讲的是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她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在周扬的主导下,为了丑化所谓的旧社会和美化中共统治,《白毛女》的剧本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为主题。于是,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喜儿被抢进黄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逃入深山,过着鬼一样的生活,以致头发全白。大春为救喜儿投奔红军。大春随部队回乡,救出喜儿,伸冤报仇。两人结婚后,在共区过着翻身幸福的生活。

《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是教师世家,其家里没有家丁、枪支、碉堡。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寻找英雄》一书中,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

孟令骞在《我所了解的“半夜鸡叫”真相》一文中揭露了高玉宝对其曾外祖父周春富的歪曲。“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他只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来因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而为人所知,成为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层层油彩中成为特殊年代阶级教育的反面典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要件集纳在一起‘加工定制’而成的产品。所谓‘半夜鸡叫’,纯属虚构。”

四川的刘文彩是真实历史人物。中共用《收租院》的泥塑群诬陷刘文彩的罪恶: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水牢,草菅人命等等。香港凤凰台热播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披露,刘文彩家里根本没有水牢,说刘文彩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完全是中共的捏造。刘文彩逢年过节都要接济贫困人家,还投资修建了文彩中学。

地主是土地经营管理者,他们出租自己土地是正当经营活动;富农则是经营生产能人;主要靠劳动致富。他们的财富是凭借经营生产能力而获得的。一个现实的证明就是,1978年后,那些受尽欺辱并一无所有的地主富农的后代又凭借自己的经营生产能力,又成了产量大户、经商能手。中共迫害地主、富农的理由是马列主义的“剥削”理论。前文中笔者已经论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同样前苏共和中共关于地主剥削理论同样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资本、土地的作用,没有看到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的能力作用。正是能力使得资本产生利润,使得土地产生地租。

中共依据马列主义的一套谬论,从建党伊始,就开始制造仇恨,采用暴力手段,残酷迫害地主。

中共在其发动的第一次十年内战时期就开始制造对地主的仇恨:

“鄂豫皖苏区革命的火种是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当他们因各种因素回乡动员农民进行乡村革命实践时,他们熟稔当地的人文生态环境,并没有过多传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共产主义理念,而是捡拾中共不断激进化的农运政策,通过建构并整合阶级仇恨观念来形塑乡村阶级斗争。”,“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最为厉害的地方就是用阶级矛盾及仇恨去整合乡村散落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一旦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被整合成阶级矛盾及仇恨之后,俗称‘地主老财’的豪绅地主及贪官污吏,也就成了农民近在咫尺的阶级敌人。阶级矛盾及仇恨基本都是如此构建的。”(《黄文治:亲历“苏维埃革命”》)

在制造仇恨的基础上,中共分子带头杀人,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党带着武装农民的政策,怎样和农民结合起来呢?就是要和地主‘撕破脸’的斗争,包括杀土豪在内。因为共产党要真和农民联系起来,只有‘撕破脸’的斗争才能获得农民的信任”. (《黄文治:亲历“苏维埃革命”》)

在乡村社会里,中共分子又如何联合农民与地主展开“撕破脸”的斗争?“能带头向地主阶级斗争,特别是带头打死一批土豪劣绅,农民马上对知识分子产生信任,看作自己人。在黄、麻北乡,这样的事很多。如吴焕先同志打死堂叔叔,后又打死嫡亲姑爷,农民衷心信任他,说:”小伙子真是革命的‘。农民胆子就大了,而且农民对我们党开始是从感性方面认识的。“(《黄文治:亲历”苏维埃革命“》)

中共发动的第二次四年内战时期,1946年5月4日,中共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耕者有其田”是中共对农民最大的欺骗。“耕者有其田”从来不是中共的目标,因为他们要走的是苏俄集体化的路。其目的是欺骗广大农民参军参战,支援中国军队发动的内战。中共在土地改革中,大肆残杀地主富农。《杨奎松:建国后是中国被西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一文中谈到:想当年1947年土改时,《东北日报》就公开报道松江省委书记的讲话:农民对地主的打击处置不要受任何条文的限制和约束,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仅1947年一年中共北方根据地搞土改运动,被打杀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就多达25万人之众。

1950年冬,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他们竟然定义了一个评价土改运动搞得好与不好的标准:是否大规模杀地主。

“解说:1951年4月,中南局派出工作组来广东检查土改工作,负责人确认为广东土改,缺乏农村运动的高潮。

刘子健:当时的标准是什么呢?就看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就是大规模地杀那些地主,这是一个土改搞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你广东没杀几个地主,他就认为冷冷清清,没有发动群众。“(2013年02月25日凤凰卫视《1951年中共批广东土改搞得不好:没大规模杀地主》)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会议室,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作《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中共土改的种种酷刑恐怖得令人脊背发凉。他指出,“死于文革的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土改,双手染血。为了建立新政权的权威,需要杀人立威,所以土改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访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因此对中共来说,‘土改必须是一场暴风骤雨,也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们得以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土改”运动中,中共杀掉200多万地主,他们用地主的鲜血,造就了血色政权。毛泽东是嗜血一代的首恶分子。

不仅是地主本人并且他们的后代,不能参军。不准上大学,工作、结婚都受歧视。当然不止是地主后代,毛泽东控制中国时期,被中国污蔑为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受到歧视。

农业合作化运动

前文中笔者谈过,“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中共的一个骗局。中共的目标是土地国有化,实质上是土地党国私有化。中共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10月至1953年,互助组第一阶段;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二阶段;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阶段

1950年6月30日,中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11月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就在这个所谓的土改运动还在进行中,仅仅十个月之后,1951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中共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动农民建立互助组。这就是说,农民分到手的土地还不到一年,中共就开始准备分阶段收回农民的土地。在《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指出,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在互助组第一阶段,生产工具和土地仍然归农民个人所有;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二阶段,合作社归并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农产品由社里统一支配。每年农民按照土地的数量、质量和生产资料,以及付出的劳动从集体收入中获取相应的报酬。农民可以通过土地和生产资料入股取得财产性收入,还拥有对土地的处分权和退股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阶段,农民私有的土地和主要生产全部无代价地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农民已经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中共就这样通过三步动作,将农民的土地产权强制归为集体所有,土地制度已经完全变为党国公有制,实质上为共产党私有制。农业合作化运动不是亿万农民自主的选择,中共在合作化运动中歧视和打击单干户,迫使农民走上中共的党国之路。

失去了土地农民从此就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土地经营者,丧失了对土地的独立经营权。农民失去了自主的权利,就丧失了生产积极性,我的一些曾经下过乡的左邻右舍、同学朋友经常描述农民们如何干活时磨洋工。再加上中共发明的恶毒的户籍政策,农民被中共束缚在土地上,成为了农奴,失去了人身自由和自尊。毛泽东统治时期,由于所有人都编定了户籍,不能随便流动,探亲访友出差去外地,都要单位开证明,不然就算“盲流”,要被抓起来遣送回去。可怜的农民兄弟,逃荒不能随便逃,要饭不能随便要。要外出逃荒要饭只能找公社大队开证明,叫做“逃荒证”或介绍信。

公私合营

1953年,中共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上文讲过的农业合作化,中共的目的是利用合作化没收农民土地。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的目的就是掠夺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资产。

1953年起,中共逐步对手工业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已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1.7%.手工业者丧失了独立经营的权利,成为中共的打工仔。

1954年起,中共开始实施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中共打着赎买政策的旗号来吞并私营企业的资产,派驻干部(共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由工商业主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共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工商业主丧失了企业经营管理权。1956年初,中共在全国范围对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对工商业主的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工商业者除定息外,不再以工商业主的身份行使职权。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党国私有制。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分别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整个中国的资源、土地、资本都为共产党所占有,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了。1953年中共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此开始对建设、粮食、工业、物资、交通运输等行业实行计划管理,逐步消灭了商品和市场,消灭了国民的贸易活动。中共控制着国民的吃穿住行等一切经济生活,将全体国民变成了党国的臣民。

党文化专制

在文化方面,中共自我标榜是一个先锋队组织。中共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控制国民的思想,建立了党文化专制。中共知道知识分子具有知识和独立意识,是建立党文化专制的障碍,为此,中共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打压知识分子,企图控制知识分子的头脑,让他们变成中共专制统治的驯服工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先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右(反击右派分子),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强迫他们就范。

《武训传》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拉开了第一场全国规模的诬蔑中国文化、压制不同思想的政治运动。

武训生于清末,一辈子靠行乞、做佣工,购买义田,兴办义学,生前身后深受中国人的好评和尊重。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歪曲中国历史,否认中国文化传统。他蛮横地指责电影《武训传》宣扬封建文化。武训被中共戴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的大帽子。1966年夏天,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山东冠县的红卫兵们高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砸开了武训的坟墓,砸碎了残存的尸骨,烧毁了棺材。

八十年代,被称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胡乔木也不得不说:“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毕全忠《对电影武训传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

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毛泽东第一次利用权势对中国人横施淫威。[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4年,毛泽东又发起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五四运动以后,胡适等学者开始了《红楼梦》研究。俞平伯乃胡适的弟子。“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第3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对他的观点进行陈述。李希凡和蓝翎,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开始着手写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向‘新红学’权威俞平伯挑战。此文发表在1954年9月1日出版的山东大学报刊《文史哲》第9期。这样一篇进行正常学术探讨的文章到了高层手里,就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了。随后引发的连锁反应,更是超出了两个‘小人物’的预料。”(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

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写的一封信中称:批驳《红楼梦研究》是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应当批判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分子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袁鹰自1953年供职《人民日报》文艺部,曾在领导的授意下撰写批判俞平伯的‘檄文’,晚年他的回忆录记录下初次读到此信的感受:”这封信写得如此严厉,如此明确,使人有点不寒而栗。‘“(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

“有史料记载,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从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开了6次批判会。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开8次批判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小组。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110多次,发表批判文章500多篇。这期间,俞老先生忙得晕头转向。他的任务就是‘赶会’——哪里有批判会就被‘邀请’到哪里。这一场狂风暴雨似的批判,让俞平伯尝尽了人世间的苍凉,这个全国性的大批判,就像一个时代的梦魇,石头一样压在他的胸口。”(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

1954年10月,毛泽东借《红楼梦》研究,挑起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从同年12月开始,中共控制的文化学术界开始了对胡适的学术思想的大批判。郭沫若、艾思奇、李达等人纷纷登台表演。中共批判者称胡适是“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自由主义者胡适的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很广泛的影响,对于毛泽东的极权思想是极大的威胁。恶批胡适显示了毛泽东垃圾桶似的人格特征。“据悉,1957年前后,中共曾派人向在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回答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我个人四十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徐世强、杨芃《胡适遗留藏品为何被一分为三》)

这种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知识分子放弃已形成的思想信仰和学术理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用马列主义开展学术研究。

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是一名文艺理论家,政治上拥护中共,文艺理论观点与中共文艺界领导人周扬以及毛泽东的观点相冲突。早在30年代,周扬与胡风就发生过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从40年代末,胡风多次受到中共的批评。1952年6月,《人民日报》转发并加编者按,在“编者按”中,“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被定为:“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此后,中共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胡风不服,1954年7月,胡风完成《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上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开始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全面批判。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还交出了在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毛泽东介入后,这场文艺理论的争论,变成了政治斗争。毛泽东亲自审阅舒芜交出的胡风给他的多封信件,立即指示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小组”,5月13日在《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为名,公布这些信件,以后又陆续公布一些材料,并集结成书。毛泽东在序言中称,“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毛泽东为胡风及同伙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毛泽东政治定性后,三天后的5月16日,胡风被捕。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国血色帝国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文字狱,一场对文艺界大规模的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中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认定78人为“胡风分子”,其中骨干23人。胡风事件再一次显示了毛泽东吃人的面孔,中共制度的暴力劣根性。它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从此大多封笔。

毛泽东第一次发疯

1957年,毛泽东搞“阳谋”,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迫害知识分子,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整肃民主党派的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从5月2日至5月12日,仅仅十天之内,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多次各类会议,向中共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多条意见、建议。他们提出体制性问题,反对中共垄断权力,反对特权,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外行领导内行,主张扩大社会民主,加强法制等等。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章伯钧应邀参加由中共统战部组织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座谈会。他在一次发言中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章伯钧的这番言论,被中共认为是主张“轮流坐庄”的政治企图,于是毛泽东本人将章伯钧打成第一大右派。罗隆基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的失误,鼓励大家把冤枉委屈都申述出来。储安平意见是中国当前是“党天下”,党在国上,人在党上。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中共执政八年所产生的严重问题,而是感到了恐惧。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倒打一耙:“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5月15日,毛泽东指示中共要继续钓鱼。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诬蔑“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是说”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有意引蛇出洞。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祗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部署反右斗争。8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将提意见的人定性为右派,与中共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镇压开始了!

反右派运动总共打出多少右派?

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多人,某些学者认为三百多万。罗冰在《1957年发生的那件事解密了》一文中坚持说:“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按照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多人,依照周恩来于一九五六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到当年全国小教以上知识分子共计五百五十万人,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已达十分之一以上。按照罗冰提供的数字,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高达百分之五十七之一以上。毛泽东对此得意洋洋,说什么“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7-18])毛泽东真乃丧心病狂之暴徒!

中共极权集团残酷处死那些敢于站起来说真话、维护生命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国人,林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1968年4月29日下午,两个武装人员押着林昭,,她的口中被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扑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中国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的林昭家中,出现了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一个家伙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林昭的妹妹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他表现出一副不屑详言的恶棍骁勇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范终身难忘!他一共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未闻,扬长而去。林昭母亲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林昭母亲终于迷失了记忆,她挎着一只竹篮、提着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终于有一天,她倒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

右派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大多数右派分子遭受长达20多年的歧视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再次遭到猛烈冲击。述说右派们悲惨命运的文章很多,建议读者可以阅读《惨死在甘肃省夹皮沟的右派烈士们》一文。

反右是毛泽东第一次发疯。八十年代,笔者在河南偶遇一位五十年代的县委干部。谈到“五大酷吏”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他极为愤怒。他抨击吴芝圃反右起家,大跃进时,谎报高产“卫星”,三年“毛灾”时,河南是全国各省饿死人最多的省份。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位中共的基层干部口中,听到“毛灾”这个词。我以为听错了,就反问一句:“毛灾?”他回答说,歌里唱,毛泽东是个大救星,我看是个大灾星。毛泽东三次发疯,第一次是反右,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这个毛灾星害苦了中国人。

知识分子的仇敌

自秦朝始,中国成为一个专制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家族专制统治,历代专制君主首先要维护思想统治。自汉武帝始,儒家学说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正统思想。知识分子要想在社会中安身立命,必须信奉儒家学说。儒家学说成为历代专制王朝的思想统治工具。

中共是一个推行马列主义极权意识形态的政党。马列主义被中共奉为正统思想。知识分子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必须信奉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成为中共的思想统治工具。借助苏俄的支持夺取大陆后,中共就开始建立马列主义极权意识形态。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中共要建立思想统治,就必然用权力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迫使知识分子皈依马列主义,对中共俯首听命。

中共党内,毛泽东的“皮毛”谬论表现出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态度。他从马列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工农阶级是社会的主体,无视知识分子社会主体的作用;又从阶级斗争立场出发,认为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是中共进行思想统治的障碍。为此,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红学家”俞平伯,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政治围攻。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最后演变成政治上的肃反运动,大搞文字狱。知识分子第一次感受到中共的屠刀加载脖子上。毛泽东公开叫嚷“舆论一律”:“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57-159页)毛泽东把一切不信仰马列主义,不跟随共产党的人定义为“反革命”。毛泽东要用专政的方法,剥夺一切“反革命”的言论自由和法律保障。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的立命之本。毛泽东通过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剥夺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言权。知识分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不说话。中共把知识分子打到了社会底层:地富反坏右。文革时,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

人的利益是不同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力告诉他人应该信仰什么,也没有能够剥夺别人言论自由的权力。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共那样无知,没有哪一个人像毛泽东那样无耻,竟然用枪杆子改造知识分子,剥夺知识分子自由思考、自由言论和自由写作的权利。

中共极权集团,尤其是国贼毛泽东是人类自由精神的死敌。

民主党派名存实亡

反右派运动,以整肃知识分子开始,以非党化民主党派告终。

中国的民主党派主张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国家实行民主宪政制度。抗战胜利后,中共假借民主党派的宪政旗子,反对国民党。1945年7月,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时,黄炎培曾问毛泽东:“怎么能摆脱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章立凡:“我父亲到大陆的时候,我母亲还在香港。父亲晚年时,我母亲曾经问他,现在都落到了这个地步,你把我叫回来究竟为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文革时期。我父亲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以为他们真的要搞民主了’”(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难以置信的是黄炎培、章乃器等民主人士竟然相信了中共的谎言。要知道,苏俄是一个党天下的极权国家,中共要走的是苏俄党天下之路,怎么可能搞民主呢!在夺取大陆政权之前,中共只是把民主党派当作牵制国民党的暂时的同路人而已。对于民主党派,“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呢?在现在看到的资料中,有一封1947年毛泽东写给苏共的信,他的观点就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共之外的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后来,斯大林在1948年给他写了回信,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斯大林认为,这些党派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作用,将来得成立联合政府,还要跟他们合作。”(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毛泽东明确地表明中共夺取大陆之后,民主党派的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要建立中共党天下。由于主子斯大林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中共不得不同民主党派合作,但是中共一定要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了苏联,他向斯大林请教,中共真的要当家了,应该怎么当这个家?他在给苏共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说,政协筹备会已经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名,其中中共党员43人,与中共保持绝对一致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中共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备会中另外设立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地位,就是说,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

一旦归顺了中共,民主党派便处于中共的领导之下。“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大概在1950年,李维汉宣布,中共已同各民主党派达成了协议,即民主党派不能在军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等军工单位发展成员。后来,中共又将这个范围作了进一步扩大,扩展到情报机关、驻外使领馆、少数民族地区。”(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民主党派不得随意发展成员。民主党派“军队国家化”的主张被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废除。此外,中共安排一些中共党员在各个民主党派内抓组织工作,民主党派的费用由国库支出。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中共控制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变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再具有立法和监察的权力。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成为几个美化中共的花瓶。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中共将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划为右派分子,民主党派变为改造的对象,终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停止了活动。1957年,中共实现了党天下,而后在文革中,毛泽东实现了毛天下。

就是这样,中共通过反右,打击民主党派,垄断了一切国家权力。中共豪言无耻地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村庄、乡镇、省市直到中央政府,每一级都存在着一层层的共产党的组织,养育着一大批监控国民的共党分子,全面控制着整个中国社会。

毛泽东第二次发疯

中共控制了土地和资产,打压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之后,自认为可以肆无忌惮了,于是,毛泽东开始表演人民公社的政治丑剧和大跃进的闹剧。

集中营

1953年,中共开始建立单位体制,将城市居民纳入高度组织化的企事业单位之中。企事业单位内部,中共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权力体系。企事业单位不仅是一个个生产服务单位,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个以党员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社会政治组织,一个个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结合在一起的居民控制组织。由于中共红色帝国通过单位全面地占有和控制了各种社会资源,离开了单位任何城市居民都将无法生存。对于单位成员来说,不仅工资、住房、副食品补贴、退休金、救济金、医疗保障等等都来自于单位,就连登记结婚、申请离婚、外出住宿、子女就业问题等等都要依靠单位。单位成员更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力,被牢牢地固定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每个单位成员的生活空间是封闭的。每个单位成员不得不依附于单位,丧失了自主、自立和自尊的自由独立的人格,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共红色帝国的臣民。

中共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权力,通过合作社和单位这些社会的基本组织,实现了对中共社会的全面控制。从1953年到1956年。中共在农村建立合作社制度,将农民控制在合作社内。中共在城市建立单位制度,将城市居民控制在单位里。

缺乏现代政府职能和企业组织职能基本知识的中共,尤其是毛泽东,在全能政治和计划经济意识形态主导下,1958年,中共开始在中国建立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分为“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人民公社”。公社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生产建设、生产、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经济组织实际是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行政领导生产经营,三级经济组织都失去了商品生产者的地位。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人民公社将农村原有的各个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中国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和退社自由的权利,中共将农民逐步变成了农奴。

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使得中国民众失去了任何社会空间,中国大陆成为了一个集中营,时时处处生活在政府的控制之下。

大跃进大折腾

培根说,知识是力量。知识是建立文明的力量。中共血色帝国的历史告诉世人,愚昧和贪婪是更大的力量,当然是破坏文明的力量。1958年,毛泽东主导着中共开始第二次发疯,充分显示了一个疯狂文盲的破坏力量。

五十年代的中共基本上是一个文盲党,毛泽东只是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经济管理一窍不通。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先后组织中共高干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以及苏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群无知无畏的胆大包天的人,学习的又是这样一套错误的东西,势必给中国大陆带来一场大灾难。

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钢产量超过英国。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为了赶英超美,这群文盲们瞎指挥,盲目地追求高速度,妄图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地增长。工业生产中危害最大的是大炼钢铁,中共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的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的又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为了实现这一空想的指标,发动全民广建小土炉大炼钢铁。燃料不足,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伐光光;铁矿不足,全民上山采矿,笔者曾经用菜刀砍山中碉堡的钢筋,结果刀砍坏了。不懂技术,炼出了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这是中共第一次对全国山河的大破坏,全国资源的大浪费。当然尚无法与中共90年代的大破坏相比,那时候天空还是蓝的。

农业更疯狂。愚昧地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放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粮,甚至12万斤粮食

1958年6月12日,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为“粮食卫星”提供了“科学依据”:“土地所能供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大肆报道粮食卫星。其中最疯狂的是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也正是在这个徐水县,毛泽东对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说,粮食多了,一天吃五顿也行呀!紧接着毛泽东这个荒唐的笑话之后的1959年,就开始了饿死几千万中国人的毛泽东三年大灾难。

当日的中共施行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农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食全部必须上缴。按照“粮食卫星”产量来计算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的粮食产量。中共的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粮食缺口,逼迫农民将口粮、种子、饲料也都全都上缴。于是中国农村的粮食极度短缺,终于导致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饥民们吃光了野菜,吃树叶,吃观音土,吃人,几千万人被饿死,很多家庭绝户,有的整个村庄几乎死光了。年轻的读者要想了解这三年中国的人间地狱是一个什么悲惨的状态,请阅读伊娃写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和杨继绳写的《墓碑》一书。

《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中述说了人吃人案件:“许多通渭人逃荒到静宁县,也要不上饭,饥寒交迫,当自己的孩子,或者家人饿死后,就交换相吃,没有地方煮,架起火来,烧着吃,把骨髓都吃掉了。常常是一堆人围着吃那家的死人,这堆人围着吃那家的死人。因为不是自己家人,吃起来就不会那么不安。一个通渭的女人,逃荒到静宁,当自己的孩子饿死后,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刮肉烧着吃了。过了几天,饥饿和寒冷,也让这位母亲死了。”

在《墓碑》一书的前言中,杨继绳激愤地说:饿死360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处到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1958-1962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1960年-1961年期间,毛泽东等中共极权分子都曾对来访外宾谎称中国人有足够吃的。中共极权集团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至今未能透露真实的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并且至今仍然地厚颜无耻地宣称中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杨继绳为什么要写《墓碑》?

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杨继绳建议: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在饿死人最多的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终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个纪念碑的!

毛泽东第三次发疯

三年毛灾,使得毛泽东在党内外脸面丧尽。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9月,毛泽东举起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魔刀,在斗完了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之后,又开始策划窝里斗。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三次发疯,中国在再一次陷入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之中。

红卫兵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直接导演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当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中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这些所谓的老红卫兵的头头和骨干都是中共干部的子女。他们自称“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雇农、佃农)、下中农)。如果说,毛泽东那一代人为嗜血一代(简称血一代),其中出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红卫兵大都是血二代。他们享受着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医疗、参军、提干、参选人民代表、从政为官等等的优先权。今日,这些血二代大都成为中共既得利益贪污集团成员。老红卫兵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共产党的“阶级敌人”: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资本家等等。毛泽东8月1日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起来“造反”,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红卫兵们高呼着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疯狂地打砸抢,文革第一拨灾难开始了。这些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着中共嗜血一代的愚昧和残暴,迅速血染中国大地。红卫兵首先把矛头对准了他们的老师。他们羞辱、殴打、活活打死老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老师。写到此处,笔者敲击键盘的手颤抖着,无法写下卞仲耘被侮辱、殴打致死的悲惨情景,请读者查阅王友琴写的《卞仲耘之死》一文。读者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毛泽东的暴行,请阅读网友写的《文革受难者》一书,登录王友琴创建的“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

王友琴在《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中写到:“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热烈支持下,‘红卫兵’迅速由一个中学生小组发展为全国每个学校都有的文革组织。校园暴力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开始。一大批教职员工被抓进‘牛鬼蛇神队’中,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所谓‘斗争’,实际上是被殴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谓‘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学老师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还有小学老师也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这是中国自有学校以后两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暴行。在文革领导者的引导下,校园暴力进而蔓延到校外。红卫兵学生走出学校进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烧书籍和砸毁文物的同时,一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被从城市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这些被驱逐的人们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饥饿于疾病,也有的在那里无法生存而自杀。这场杀戮从8月初开始,延续了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全国的学校无一例外,都发生了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红色装饰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尸体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三轮车,驶过北京的街道,运往火葬场。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燃烧,超负荷运作,却依然供不应求。他们的尸体堆那里发臭,然后被烧掉。他们的骨灰都被扔掉,没有保留。1966年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害者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的。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夺财产住房,直至杀死人。”

红卫兵不仅残害老师,并且以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名义疯狂迫害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打人抄家风迅速蔓延全国。

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阴阳头、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一切被他们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百年名店、老店招牌被砸,一切被他们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统统改名。

他们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

文革中惨死的部分名人:国学大师熊十力、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容国团、著名女钢琴家顾圣婴、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著名作家老舍、前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音乐理论家沈知白、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化学家萧光琰、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夫妇、北师大教授刘盼遂、著名诗人闻捷、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北大生物系教授俞大因、物理学家张宗燧、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南开大学教授饶毓泰、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地质学家谢家荣、电影剧作家海默、文史学者周予同、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著名平剧演员小白玉霜、历史学家李平心、诗人远千里、华东师大教授姚启钧、物理学家赵九章、京剧表达演大师马连良、电影艺术家应云卫、陈布雷女陈琏、著名药理学家张绍昌、社会学家张宗颖夫妇、生物学家陈同度。

中国新闻周刊网教详细地列举了那些“文革”中被毁坏的文物,以下是部分内容: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造字者仓颉的墓园、山西舜帝陵、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毁;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医圣祠”已不复存在;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被捣毁;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被毁;杭州的岳飞坟被刨,岳武穆被焚骨扬灰;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海南岛海瑞的坟被砸掉,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吴承恩的故居被毁为一片废墟;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尸体被捣毁;张之洞的坟被刨开,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红卫兵刨开康有为的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中国新闻周刊网《盘点:那些“文革”中被毁坏的文物》文章来源:《中外文摘》)

中华五千年文明遭受了的巨大破坏的同时,毛泽东的塑像遍布全国,中华大地只允许国贼毛的塑像存在。更为可笑的是,毛泽东利用民众的盲从和无奈在全民中进行“三忠于”(忠于毛、忠于毛思想、忠于毛路线)、“四无限”(对毛、毛思想、毛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的效忠活动,无论开会、工作,还是看电影、吃饭,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万岁,林健康”,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毛泽东导演了世界历史上最丑陋的闹剧,中国走进了毛泽东地狱。

1968年,由于文革造成了三届中学生没有毕业,全部滞留在学校里,毛泽东创造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学生一起毕业的“奇迹”。在利用红卫兵打到刘少奇的目的达到之后,且为了解决失业的压力,毛泽东欺骗青少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将青少年全部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所谓的再教育。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下乡的孩子,给中国人带来无奈的灾难,几千万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当现代人类文明从农村走向城市时,毛泽东导演的文革将千千万万的城市青少年赶往农村,这是现代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倒退。毛泽东是国贼!

疯狂杀人

毛泽东将青少年赶到农村的同事,又举起屠刀开始杀人。

1968年5月25日,中共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开始肆无忌惮地杀人。这是文革中毛泽东借红卫兵之手第一次杀人之后的第二次杀人高潮

王友琴在《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中写到:“两年之后,1968年,在一系列毛泽东亲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阅“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下,各层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的对象不是垃圾而是人。一大批人被列为‘审查对象’。全中国的每个‘单位’,从高等学校到乡村小学,从机关到工厂,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一些成员关押禁闭在其中,时间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文革当局把文革的打击对象,叫做‘牛鬼蛇神’,当时的人们把这种每个工作单位都设立的牢房叫做”牛棚“。学校和机关停课停工,早中晚三班从事‘挖掘’‘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年纪较大的人会因为几十年前作过的事情成为‘历史反革命’,年纪轻的人也可以为无心说的几句话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脏了毛泽东的照片像章,因口误念错了标语口号,就是‘罪大恶极’。早上出门去单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还是将被关进;‘牛棚’。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有时在‘牛棚’的门背后,持续发生。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杀’。

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它的延续‘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现了大量的‘自杀’:尸体在水面浮起,鲜血从天花板上渗出,血和脑浆喷溅在水泥地上。跳楼,喝杀虫剂‘敌敌畏’,割动脉,投水,摸电门,上吊,卧轨,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离审查’时也就是被关在‘牛棚’的时候死去的。他们生前与世隔绝,死后由看管和审查他们的人宣布是‘自杀’的,没有遗书留下,也没有准许死者的家属查看尸体。在他们死后还以他们的名义开‘斗争会’,他们的漫画象甚至尸体被放在‘斗争会’场上。他们已经死了,还被诅咒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这场发生在文革中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共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50万,全国被揪斗人数超过3000万。读者如果想了解毛泽东的罪恶,请登录王友琴创建的“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在这个网站上被记录的文革受难者,绝大部分的人都死于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杀戮和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员会”杀戮期间。

中共蟊贼杀人凶残狠毒,“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天女散花”:文革时期骇人听闻的杀人手段》本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11期,作者:晏乐斌,原题: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文革中,敢于站起来说真话、维护生命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国人,均被中共极权集团处死。中国人都知道的张志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

不知年轻的读者能否想象出你们的父母、祖父祖母、阿公阿婆生活在怎样残酷恐怖的一个中共地狱之中。

中共极权集团认为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功中杀人还不够。1970年,中共发动“一打三反运动”再次屠杀中国人。中国大陆到处悬挂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标语。文革开始不久,1968年左右,中共的倒行逆施和滔天罪行使得一些年轻人觉醒起来,他们发表言论和文章批判中共,各地也出现了读书小组和反抗组织,中共将矛头对准了这批在五七年反右后成长起来了的青年人,对他们进行了残酷地杀戮。丁抒写的《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一文有较为详尽的记录。正如丁抒所言:“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笔者将另文讲述,正是在一大三反中,笔者走上了反抗中共极权集团的道路,至今已有四十六年了!

一记响亮的耳光

国贼毛登上中国独裁宝座后,立即被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恨恨地扇了一耳光

1971年3月22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定了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571工程纪要”。在《“571工程”纪要》中,林彪集团指责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嘲弄代号B-52的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指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揭露毛泽东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毛泽东曾亲自在《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中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乘机叛逃事件再一次使得毛泽东脸面丧尽,国贼毛指定的接班人成了叛徒,大多数中国人在此时此刻开始重新认识毛泽东的真实面貌了。

文革中,林彪吹捧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竟然要求中国人对毛泽东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时,除了《人民日报》每天要在一版报眼固定位置选登毛主席语录外,中共经常在晚上8点新闻联播传达毛的圣旨。中共从一党专制走上了毛泽东个人独裁。

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是国贼毛一个人前所未有的对一个国家的全面的破坏罪恶。文革的灾难究竟有多大呢?凌志军、马立诚在他们的专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中披露,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人民币。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国贼毛泽东陶醉于千千万万年幼无知的红卫兵对他的狂人的崇拜。1976年4月初,同样是在天安门广场,千千万万年觉醒的中国青年高喊着,“秦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高唱着“你,你,你这个坏东西!”毛泽东临死知道了自己的下场,人民已经抛弃了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觉醒了的中国志士想要除掉毛泽东这个老国贼。

今年,文革发动50年,文革结束也已40年了,能否正视文革,是中共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试金石。中共至今没有公布文革的真实事实,并且想不动声色地混过去。这表明,中共在竭力隐瞒难以启齿的文革罪恶事实。

笔者已经完成一本历史小说,记录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成长过程。笔者要拍成电影,让世界上所有的人,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看到千千万万觉醒的中国青年高喊着,“秦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高唱着“你,你,你这个坏东西!”的激动人心的历史画面。

1977至今

文革使得中共罪恶形象暴露无遗。从1978年以来,中共为了扭转专制政党的形象,三十八年来一直在自我标榜,他们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我们来看一看,中共改革开放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改革开放”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前,是存在私有制的。在农村,地主有自己的土地,部分农民也有自己的土地;在城市,有私有企业,有股票交易。是中共从西方借来马列主义,用枪杆子告诉我们公有制好,强迫我们搞计划经济,结果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搞的中国一穷二白,农村饿死了几千万人,城里搞了成百个票证,老百姓缺吃少穿。中共的日子混不下去了,然后转脸一变,又说要搞市场经济了,还美其名曰:改革。这是改革吗?中国本来就有市场经济呀,是你们用枪杆子打跨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对于共产党来说,他们的改革,说的客气点,是纠正错误,说的不客气,是停止对中国人民犯罪!再说开放,我们都知道,1949年以前,中国的大门是向世界敞开的。1949年以后,毛泽东叫嚣着说,我们就是要一边倒。中国的大门关上了一大半,主要对前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开放。毛泽东和前苏联闹翻了以后,国门就只开了一个细缝,只对阿尔巴尼亚等几个的国家开着。中共还恬不知耻地高唱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中国的大门是中共自己关起来的,现在门不得不开了,又美其名曰:开放。对于共产党来说,他们的开放是停止对中国人民犯罪!

“改革”的前提

中共改革的前提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就是邓小平臭名昭著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指导思想写进了中共党章。

中国现代史告诉我们,正是这四项基本原则将中国人民关进了集中营,将中国人们打入地狱深渊。中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党国体制,坚持极权主义。也就是说,中共将继续对中国人民犯罪。1978年以来,中共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经济方面,中共将一部分市场对百姓开放了,人们有了一定的经济自由。但是中共仍然垄断着金融、土地、石油石化、电网电力、电信、民航、航运等决定着国计民生命运的行业。中国的国营企业控制着中国的资源,是中共统治的基础,是他们剥夺国民资产贪污腐败的基地之一。直至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依然坚持党管国企。中共是世界上除了朝鲜之外,最无耻的用枪杆子霸占国民财富的恶霸。

经济领域没有完全给国民提供平等的进入机会。正是这种经济垄断不仅造成了国营企业官员的腐败和亏损,更为严重的是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政治方面,中共依然坚持一党独裁。他们通过控制军队垄断着公共权力,民主竞选还处在乡镇一级试点阶段。自邓小平时,中共就强迫人民跟着他们“摸着石头过河”。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是第一生产要素,信息是决策的依据。也就是说,做任何事情之前一定要做调查,获得一定的信息才能去做,否则风险太大,成本太高。摸着石头过河是很危险的,你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淹死的话,只淹死你一个人,你有什么权力要求13亿中国人一起跟着你一起摸着石头过河?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在竞选的时候,让人民跟着他摸着石头过河?他必须拿出具体的政策来,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同,人民才会选举他。只有在中国,由于没有选举制度,邓小平能够利用他手中掌权的军队,厚颜无耻地迫使人民跟着他摸着石头过河。同时,邓小平武断地说,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不给人们出版权、结社权和选举权。为了坚持中共极权制度,1989年6月4日,邓小平竟然在天安门进行血腥屠杀。笔者是学历史的,我要告诉国人,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将这样记载邓小平的罪行: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下令野战部队,用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的刽子手。

由于坚持党国体制,中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贪官集团。为了挽回脸面,习近平上台后大搞反腐败以挽救民心。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只反腐败官员,不反中共的党国体制,中共的腐败是永远也反不完的。因为1949年,中共建立的党国体制是人类最为丑陋的政治腐败制度。政治腐败不解决,贪官污吏不会灭绝。不过是,你上台反前任官员腐败;一日他人上台,他人再反你们这些官员的腐败而已

今日,在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真正改革开放的国家,人民有权力选择政府,有权力选择自己未来!只有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消除了政治腐败,才能更好地消除经济腐败。中共至今依然不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因为他们妄图像秦始皇那样血腥江山传万代。

思想方面,中国大陆人依然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中共始终惧怕知识分子的清醒,并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中共内最为突出的是邓小平,他代替了毛泽东的脚色。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善于搞运动整人的中共紧跟邓小平的指示大搞“清除精神污染”,其发展态势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样

1986年,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又掀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认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并且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共随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压制那些觉悟了的对社会主义和中共领导提出疑问的知识分子。1987年,中国学者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因参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

习近平上台

被大头头钦定上台的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脚色。

习近平上台后的先后说了两句话,其一是,2012年,他谈到当年苏联崩溃时所说的:“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习近平根本没有认识到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党国极权制度是反人类的,正是因为苏共党员作为男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苏共党员才不会像邓小平那样屠杀国民,苏共因此就解散了。习近平这句话告诉中国人,他这个“男儿”就敢。当年,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听到习近平谬称“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之语时,讽刺习近平:“习近平,你是被指上来的,是男儿的话,在党内选一把试一试!”习近平是男儿吗?2017年马上就要到了,届时中国人要看一看习近平到底是什么人!其二是,2013年,习近平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句话再次说明了习近平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党国极权制度是反人类的,他根本就不承认中共在毛泽东时期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也不承认邓小平屠杀国民的罪行。由于坚持错误,短短三年里,习近平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危机。

经济方面,坚持控制国民经济。2015年9月,中共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地提出了党管国企,表明他们要继续对霸占国有资产,依然把中国人的资产当作中共私产。今年3月,习近平说,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习近平坚持公有制经济实际上是坚持中共党国私有制经济。习近平又说,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私有制经济是国民的私有经济,你有什么权力进行“引导”。正是这种无知且狂妄的思想导致了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正如第一封要求习近平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公开信中所说,“经济上,你通过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直接参与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导致了中国股市楼市的巨幅动荡,老百姓数以十万计的财富化为乌有,哀鸿遍野。供给侧改革及去产能政策,导致国企央企职工大量下岗;民营企业倒闭成风,大量人员失业。‘一带一路’战略,把大量的外汇储备投入混乱的国家和地区,不见回报。外汇储备过度消耗,人民币进入贬值周期,大家的信心日渐低落,国民经济陷入即将崩溃的境地,人心思变。”

政治方面,习近平坚持中共一党专政,叫嚷党要管一切。习近平本人效仿毛泽东大搞个人独裁,设立各种中央领导小组,自任组长,将党国权力全面抓到了自己的手里。习近平让中共各级头头表态支持他为核心,不许“妄议中央”。习近平公然纵容、支持个人崇拜,放任幼稚的百姓称自己为“大大”。

思想方面,习近平强制大陆高校七不讲:不能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企图钳制国人的思想。习近平强调“媒体姓党”,广告娱乐业也要讲“导向”,妄图封杀舆论。“网络自由”也成习近平心头之患,他以“网络主权”为理由,成立了最高级别领导机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自任组长。任意关闭批评者微博账号,大肆镇压异己,刑事拘留维权、异见人士。

习近平同毛泽东一样都愚蠢地认为谎言和高压能够维护极权统治。

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流政客在唱什么中国梦。百姓何尝不知,习近平的中国梦实际上是中共极权派的血色江山代代传的梦。

毛泽东是中国专制主义文化糟泊和西方极权主义的垃圾桶,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为臭名卓著的国贼。习近平则在扮演一个国贼毛后继者的脚色。如果说,毛泽东像一只钟摆,在愚昧和贪婪中摆动,习近平则在贪婪和愚昧中摆动。

杨继绳建议在天安门广场上,建立大饥荒纪念碑。笔者认为,大饥荒仅仅是中共极权集团的罪恶之一。我建议首先要把毛泽东的僵尸踢出天安门广场,然后建立中共极权集团罪行尖碑。在尖碑的正面要有两个国贼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铸铁跪像。让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中共极权集团的罪恶,决不允许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人再次执政。习近平呢?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他有可能成为第三个跪像。

春生

2016年4月5日完稿写于深圳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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