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与切尔诺贝利等量齐观的日本福岛核危机,让日本人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作为世界上惟一遭受过原子弹攻击的国家,同时又是地震多发国,日本当初究竟是怎么突破重重阻力,让“核电立国”成为国家战略,并深入人心,进而成为世界第三核电大国的?南方周末陪你一起回顾日本的核电故事。

在自民党稳定掌握政权时,政府大力推动核电发展;而民营核电产业的巨大收益,又以政治献金等形式“反哺”了挺核电的政客和官僚。

从谈核色变到核脱敏

二战结束伊始,作为“战败国”,日本被联合国全面禁止涉足核技术的研究、开发。然而,1953年4月,随着《旧金山合约》生效,日本研究核技术的禁令被解除了。

这成为日本核电发展的起点。1954年3月,中曾根康弘等四位议员向国会提出“原子力研发预算案”获通过。1955年12月,日本《原子力基本法》出台。从法律上为日本发展核电铺平了道路。

不过,尽管日本的决策者们全力推动,然而对“战败国”日本来说,从战后初期的“谈核色变”,到突破禁忌的“核脱敏”,从确立核电的政治正确性到正式立法上马,以一己之力断难实现。

单就舆论来说,在左翼知识分子群体牢牢掌握的自由主义舆论重镇——全国性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岩波书店的学术刊物《世界》杂志——上,“反核”始终是主题之一。

舆论代表“民意”,直接影响选举结果。日本政府要寻求破局,唯一可行的选项就是借助美国的外力。而这刚好撞到了山姆大叔的心口上。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经历过一个首鼠两端的政策“转型”,其最大动因当然是冷战。因此,虽然最初美国信誓旦旦要“摧毁日本推行战争的基础”,然而朝鲜战争一开,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下,美国迅速转而扶持日本,以朝鲜战争特需的“强心剂”来加速日本的产业复苏。

就核政策而言,美方先是对日输出核电技术,继而又与日方达成了对日本所谓“无核三原则”(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的“核密约”,规定搭载核武的美舰艇或航空器暂时靠港或通过日本领空,无需事先照会日方。

1953年12月,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更是直白地宣示美国将支持日本发展核电。该演说的标题是《原子能为和平服务》,而演说核心内容,是“帮助无核国家获得和平利用核能技术”。

为了在冷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核技术成为美国武装自由主义阵营国家的法宝,包括昔日对手日本。

日本福岛核危机发生后,日本民众发起核抗议游行

“Podam”其人

但日本作为世界唯一核受害国的身份问题、国民的心理创伤及与此相关的舆论门槛,无疑对美国的战略展开构成了相当阻碍。为此,旨在破除障碍、让日本接受核电的工作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主导下秘密展开。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日本《读卖新闻》前社长正力松太郎。

1956年基于“基本法”,政府设立了“原子力委员会”,正力松太郎就任委员长。翌年5月,他就任新设的内阁官厅科学技术厅(现文部科学省)首任长官。

2005年,早稻田大学的社会学者有马哲夫教授在美国立第二档案馆查阅中情局的揭秘文档时,发现了一行字:“与Podam的关系业已成熟,可考虑对其提出具体的合作请求。”所谓“Podam”,正是《读卖新闻》前社长和读卖旗下日本电视网的老板正力松太郎的暗号。

正力松太郎,战前警察厅官僚出身,经前台湾总督、内务大臣后藤新平担保,借款10万日元,收购了《读卖新闻》的经营权,从而一举在报纸经营中获得成功,被称为“读卖中兴之祖”。战后,正力作为战犯受到整肃。出狱后的正力继续在传媒业发力,读卖王国进一步坐大,还组建了日本最早的商业电视网(TV Asahi)。

凭借手中庞大的财力和舆论道具,正力开始进军政界,踏板就是美国和核电。正是借美国之力,正力又把自己打造成了日本的“原子力之父”。

对美国来说,正力不仅是财届的实力派人物,有非凡的聚财能力,而且其手中有报纸和电视,是政府公关的不二人选;对正力来说,他一心想当首相,核电事业正是绝好的政治资本。于是,双方一拍即合,遂有了上文所述的1950年代一系列运作。

正力松太郎的最早政治盟友正是中曾根康弘。以1954年“原子力预算案”的通过为契机,中曾根这位政治新星,迅速成为正力的参谋,为谋求执政党内“正力派”的结成和壮大而奔波。

中曾根将原子力相关四法案(《原子力委员会设置法》、《核原料物质开发促进法》、《原子燃料公社法》、《放射线障害防止法》)一股脑提出,并在国会折冲樽俎,使法案高票通过。“原子力预算案”在国会通过仅仅两周后,美国在比基尼岛实施核实验。核试验造成正在周边海域进行捕捞作业的日本渔船上23名日本船员受到严重辐射。舆论大哗,一时间反美、反核的情绪高涨。

如果原子力预算案再晚半月付诸表决,结果可想而知。而当初若没有这“第一桶金”,日本核电发展的历史或许就将改写。然而法案已经通过,正力正式入阁,坐上了刚刚设置的科技厅的长官宝座,成为日本核电政策的执牛耳者。1959年,在岸信介第二次改造内阁中,中曾根康弘首次入阁,继任科技厅长官并兼任原子力委员会委员长,继续为核电政策鸣锣开道。

彼时,日本正值高度增长期,景气如日中天。1970年3月,日本第一座商用轻水反应堆敦贺核电站1号机试运行,并于大阪世博会前夕向世博会场输电,政官财三界额手称庆,而在媒体鼓呼下,国民也为核电所代表的“未来新世界”而欢欣鼓舞。

“国策民营”惹的祸

接下来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作为战后日本“总设计师”,对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有一整套构想。加上其掌实权的年代大致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后,他的确看到了对石油依存的脆弱性。因此,他也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力挺核电,1969年,不惜以自民党干事长之尊,亲自为东京电力公司柏崎刈羽核电站的建设招商引资。1974年6月,在田中政权已呈末期症状的情况下,还主导出台了电源三法案(《电源开发促进税法》、《特别会计法》、《发电设施周边地域整备法》),以期为核电建设创造更圆滑的法律环境。

当然,田中锐意推动核电的背后,无疑也有着眼于维护“建设族”的既得利益。用《田中角荣——被封锁的资源战略》一书作者山冈淳一郎的话说:“利用了建设业界、电力业界、官僚和学会的‘(电力)需求将急剧攀升’的预测而大力推进,核电被深深嵌入所谓‘列岛改造’的国土开发规划中……”

如此,经过1970年代两度石油危机,日本能源结构开始呈核电“一边倒”症状,终至积重难返。

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事故和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世界主要核电大国陷入困顿期,欧洲国家则开始出现脱离核电的倾向。但事件对日本影响却微乎其微,直到1997年,日本始终以年平均装机150MW的速度不断扩大核电事业的规模。

日本之所以敢于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主要动力来自所谓“国策民营”的二元体制——政府规划,民间电力公司运营:在自民党一党执政比较稳定的情况下,通产省(现经济产业省)官僚力主发展核电;而民营的核电产业的巨大收益,又以政治献金等形式“反哺”了挺核电的政客和官僚。

19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电力需求不足导致核电发展减速。与此同时,随着财政赤字日益加剧,反核电舆论开始升级。对某些拟建项目,出于纯市场、经济因素的考虑,甚至电力公司本身也未必情愿。

然而即便如此,既定的核电建设丝毫不受影响,依然顺次上马。究其原因,也同样是因为“国策民营”的利益输送机制。

有马哲夫所著《原发、正力、CIA——从机密文书读昭和的里面史》一书中,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1997年,担任过政府原子力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的九州大学副校长吉冈齐教授应邀出席一个科技厅主持召开的恳谈会,主题是文殊高速增殖反应堆火灾事故后,检讨该堆型的存废问题。“可是,就在讨论过程中,自民党突然决定了存续的方针。结果,恳谈会只好追认了该方针了事。”吉冈齐教授说,“简直搞不懂,我们的讨论究竟算怎么一回事。”

某种意义上,今天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应对上的种种失策、混乱,也未尝不是这种“国策民营”的二元体制惹的祸。恰如《每日新闻》的评论:“为政治所持续利用的原子力。这即使是资源小国日本的宿命,代价也未免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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