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博树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赵紫阳曾经是一个传统的共产党人,经过文革炼狱和六四,又经过软禁期长达十数年的反思,逐步否定“专政”意识形态,最终认同宪政民主,这个转变过程是艰难的,又是辉煌的。

1989年6月23日,赵紫阳在批判他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做辩护发言,其中谈到:“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曾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思想上有了变化……”。这个叙述是诚实的,大体概括了赵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真实思想和认知状态。

诚然,赵紫阳任职四川和北京的经历证明,这是一个已经对文革灾难进行认真反省、乃至“大彻大悟”的中共领导人。早在70年代中期,文革尚未完全结束,来到四川主持工作的赵紫阳就一反共产党的整人传统,理智对待“造反派”等文革式遗留问题,展现出理性、开明之风;改革开放伊始,赵在四川大力推进农业、工业体制改革,更是在西南一隅创造出“要吃粮,找紫阳”的改革神话。80年代初上调中央,赵又在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屡创佳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推手和一线主持者。但总的讲,这段时期的赵紫阳在认知上还是一个传统的共产党人。我用“传统的”一词,是想表述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的不少体制内高层人士尽管遭受文革等运动迫害,但至多是认为党“犯了严重错误”,党还可以自己纠正错误。当时还很少、或几乎没有人从根本上质疑共产党创造的这个制度本身,从制度层面思考一党专权的弊害,至少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胡耀邦、赵紫阳在那个时候,也都属于上述意义内的“传统的共产党人”。

但胡耀邦、赵紫阳又有不同。胡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反对给知识分子施压,在鼓励社会宽松、思想自由方面倾注了更多热情,而赵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上,在很长时间里“持谨慎态度”,似乎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形成了某种对照,乃至反差。这是个事实,问题是如何解释?

分工不同,可以解释部分原因。胡是总书记,主抓政治、党务、意识形态,自然要在这方面多做事,多表态。赵截止到1986年底只是总理,主抓经济,其它事情可以不必多问。但这只是一个很表面的原因。对改革顺序的不同理解也是一个因素。赵当时更多考虑的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只要今后一个局势稳定,一个生产指挥上没有大的失误,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希望的。第二才是改革。对于体制改革作为讨论、探索,试点可以搞得更活一些,这是很必要的,但作为真正在面上去实施就要很稳妥,局部和全局很不一样”。“中国的改革必须稳步前进,不一定太急,急了,我们的改革有可能还要推迟二十年”。要“局势稳定”,政治改革尤其要从缓,所以先发展,后改革,先经改,后政改,大概体现了紫阳当年的基本想法。客观地看,这似乎也是一个国务院当家人十分“务实”的想法。第三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赵紫阳必须考虑、尊重邓小平的主张。邓是赵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支持者和靠山,赵不能得罪邓。而邓在政治改革上是有十分清楚的底线的,那就是无论怎样,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邓屡屡批评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甚至不惜把胡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拈下来,也是因为在邓看来,“自由化”威胁到了共产党的领导。

以上几条都有助于解释1987年以前赵的“政治上的保守”。赵对胡消极对抗邓的批评不以为然、乃至反复规劝也都说明了此点。一方面,这种规劝体现了赵对胡的爱护,不希望胡“吃眼前亏”,另一方面大概也折射出赵的某种内心困惑:既不赞成用传统的方式整肃知识分子(在这方面赵与邓明显不同),又担心知识分子的“偏激”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这方面赵和邓又有接近之处)。

1987年1月胡耀邦被逼下台,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开始主持全面工作,不得不对一些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表态,提出处理意见。早已告别整人传统的赵当然不会听命于那些顽固的中共老人和意识形态“左王”,任他们摆布。面对汹涌的“反自由化”的党内叫嚣,在尽可能保护知识分子、又兼顾邓的感受和“需要”方面,赵紫阳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技巧。比如,赵用“不能否定改革开放”的理由说服邓,并发表“5?13讲话”,成功地给反自由化“降温”,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继而挫败保守势力继续把持宣传、意识形态要津的图谋,解散了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端了这个“左王”的老窝儿,干了胡耀邦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在认知层面,这个时期的赵紫阳对政治改革问题也越来越关注,思考领域在逐步拓宽、拓深。除了身份变了,身为代理总书记、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又正式成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必须面对这道难题以外,更深层的原因是赵已经意识到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需要,这个问题已经不可回避。

严格地说,这个变化发生于1986年甚至更早些。1986年10月,赵紫阳受命担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长,主持政治改革的研讨和方案制定。那么,什么是赵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原则?可以用紫阳的两句话概括,即“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方式必须改变”。这个原则既是考虑了邓的立场和“需要”,也反映了赵当时的真实认知.“我当时所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1989年,不是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我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要改变。”“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讲,1989年他访问中国在与我会谈时,我曾暗示中国要搞多党制,搞议会政治。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意思。我当时与他讲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执政党地位不改变,但要改变执政的方式;另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人治,也应该是法治国家……。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

赵的关于政治改革的新认知,部分地体现在了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一年半以后,在六四学运问题的处理上,赵的政改新思路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要对话,而不是对抗,“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不认为学生们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赵相信,通过社会协商对话、增加政治透明度,完全可以缓和社会矛盾,使学潮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积极力量。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曾回忆,“社会协商对话”这个提法就是赵紫阳亲自提出来的,而不是出自任何幕僚的建议。1989年4月赵紫阳赴朝鲜访问前还交代鲍彤,“用社会协商对话解决学潮,应是中央政改小组目前要着力研究的问题”。

但六四的血腥结局,粉碎了赵紫阳的“对话”努力,并最终颠覆了赵的“保持执政地位”与“改变执政方式”间的脆弱平衡。

当然,这个认知的再提升过程是痛苦的。众所周知,赵紫阳因拒绝臣服于邓小平、作镇压学生运动的总书记而被迫下台,成为胡耀邦之后第二个被废黜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而且,不同于当年的耀邦,紫阳拒绝在批判他的共产党中央全会上自我检讨、自我阉割,书写出一个专制型政党内的叛逆者大写人格的崭新篇章。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在认知层面,赵已经和支配着邓那一代人的传统意识形态完全告别。这个告别过程其实要复杂得多。

在被软禁的最初几年,赵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和自我反省过程。一方面,他坚持六四时的选择,不向专制强权低头,甚至数次拒绝邓小平的“复出”邀请;另一方面,当看望他的老战友提议“多研究些问题”的时候,赵又表示“我有消极情绪,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也不愿改变”,这和胡耀邦下台后的思想状况有相似之处。毕竟为这个党、为这个“事业”奋斗了几十年,很多事情难以一下想明白、梳理清楚。

迟至1993年4月,赵紫阳在与宗凤鸣的谈话中,还认为“看来,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需要有强人、有权威的人来领导”。中国的老人政治,是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他们领导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自然还要由他们来领导,这是谁也代替不了的事”。过去封建帝王也是打江山、坐江山,“这都是中国的政治特色”。在同一次谈话中,赵还表示:“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今后固然不适应,但西方的议会民主、多党政治轮流执政的办法,也不一定很好,也不是理想的制度。”“在一党制领导下,应开放舆论,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进行公开监督”,似乎更可行些。“香港是殖民地统治,政治上是集中的,权力是不能分享的,但人民是自由的,报纸是开放的,可以公开批评任何领导人,也可以进行游行示威,对政府及领导人予以制约监督。”这个观点,多少还是有些“保持执政地位、改变执政方式”的味道,说明赵还没有完全突破80年代后期形成的政改认知格局。1993年7月赵紫阳约于光远谈话,讨论中国改革的理论问题,赵也仍然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共同富裕”。

但另外一些材料表明,正是在1993年到94年期间,赵的政治认知发生了细微的、不易察觉的、然而又是意味深长的变化。在1993年4月同杜导正的谈话中,赵赞赏美国的政治制度有纠偏机制,“美国政府首脑更迭一次,将政策纠正一次”,而且从自己儿媳在美国生孩子的经历中,体会到美国保健制度的完善。赵反思前苏联解体时“叶利钦宣布解散苏共,人民砸克里姆林官塔顶红五星、砸苏共牌子的情景镜头,逼人深思!到现在,苏联生产、生活那么糟,但人民并不留恋过去的苏联制度,不想恢复那个制度。从苏联看,人民大多数抛弃了那个制度。这非常地值得我们深思!”1993年9月赵同杜导正、姚锡华相聚,议论社会不稳、党内贪腐加剧问题,紫阳自己表示“我一老友,是我的挚友,一高级技术人员,从东北来,说得与你们一样,说共产党下台是改朝换代,不可避免了”。

显然,大量真实社会信息的获得,是赵紫阳认知进一步升华的基础。90年代初、特别是邓南巡讲话后,正是中国权贵资本急剧繁衍、社会风气大变之时,而就赵个人来讲,1992年10月以前的三年“审查”期间,赵被禁止会客,一人独处,消息闭塞:“审查”结束后,赵获得部分会客自由,得到的信息多了,人们和他谈官场内外的各种消息和社会见闻,给他带去有影响的国内新出版的书籍和香港、海外出版物,这些都促使赵思考更多问题,认知迅速升华。紫阳表示:“我党我政权腐败大量存在,大量地将国有财产、国有资源,通过不正常管道,向私人手中转化。今日中国开始了国有资产大量转入私人手中的长过程。”“我们过去做了40年社会主义精神灌输,用一种崇高的价值观教育人民,如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对我党要求很高”,腐败“如此严重,自然引起人民的严重不满”。而“这种转公为私的腐败行为,皆源于小平同志的‘经济自由、政治集权’。我们经济改革开放,开放了,这很好;但政治一套,还是我们的老一套,即专政,专制,党外无民主,党内亦无民主,如舆论,操在我少数人之手,官员贪污腐败,无任何人敢于揭露、批评”。“小平健在,靠小平的巨大威望,目前这种局面尚可维持”,小平一走,“这种局面我以为很难维持下去”。

另一方面,赵紫阳对台湾的蒋经国顺乎民意,开放党禁、报禁,表示了赞赏。他还和老友宗凤鸣分析中国现状,认为“今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多元化的出现,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必然支持不下去,必须改变旧体制,结束一党专政的政体,实行现代民主政治”.这个话说于1993年12月。1994年元月,赵紫阳又明确表达了关于改革开放的“三个观点”:第一,“改革开放就是要扭转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使之向和平的方向发展”;第二,“改革开放就是要把国家纳入现代世界文明和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去”;第三,“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结束无产阶级专政”。我把以上两段引文加黑,就是想强调这是赵经过长期思考后得出的新思想、新结论,是赵紫阳对80年代政改思路的重要超越。同样的观点在1994年、1995年赵同老友们的谈话中反复出现,比如1994年9月赵同杜导正、姚锡华谈到“现在我党的腐败,是经济放开、政治改革长期滞后的必然结果、必然产物。这不是作风问题,思想问题,而是制度问题”。1995年4月赵和宗凤鸣谈话,也明确说“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一党专政”。

但否定一党专政和承认多党制、议会民主对1995年的赵紫阳来说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二者已经十分接近。1995年5月赵曾谈起“党的自我更新”话题,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仍然是“光辉的”,但列宁式的建党原则以及苏联模式的党的体制,则“需要改造”。紫阳在这里提出5条“改造措施”,包括:1,改集中性原则为民主性原则;2,改内定性模式为公开性模式;3,改变党的工作的权力化、行政化倾向,实行社会民主;4,改变舆论一律,实行公开监督;5,改造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些措施仍然大体属于“改变执政方式”的范畴,说明此时的赵紫阳还没有把建立宪政体系和现代政党制度、把共产党从一个极权政党转型为宪政体制内的现代民主政党这个思路完全清晰化。又过了一年多,到了1996年10月,赵在同宗凤鸣的谈话中,才明确表示“议会民主是今后必走的道路”,并说,在这个问题上“顾准是先知先觉者”。当然,即便此时,赵仍然强调“实行政治民主需要有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表明了一个政治家的谨慎;但承认议会民主是中国今后“必走的道路”,已经标志着这位传统共产党人终于摆脱了传统,而进入一个政治文明的全新视界!

在2000年前后录制的、带有“立此存照”性质的自我总结《改革历程》中,赵紫阳这样概括自己在政治制度和中国未来政治前途上的最终结论:

“纵观20世纪以来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德、意的法西斯独裁,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裁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日益失去了市场。虽然现在很落后的国家还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南美国家也常常发生军人政变,但它也慢慢变为这些国家逐步走向议会政治的短暂的插曲。20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当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比较来讲,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地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明。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这就是赵紫阳的结论,是赵紫阳十数年认知转变和升华的最终结果。广义而言,议会民主制就是我们所说的宪政民主,包括了主权在民、分权制衡、舆论监督、反对党存在的合法性等十分丰富的内容,是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形式。它和“专政”逻辑是完全不同的,正相反对的。可以说,在认知意义上,“赵紫阳道路”的基本蕴涵就是同禁锢了几十年的传统意识形态告别,同一党专权的“专政”逻辑诀别。在这个问题上,胡耀邦没能完全走出来,赵紫阳终于走出来了。

在《“共和”60年》一文中,我曾比较了制度现代化逻辑和共产革命逻辑的不同。宪政民主体现的是制度现代化逻辑,它所拥有的普遍价值,已经被当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所证实。然而,不要忘记,共产革命虽然最终被证明是乌托邦,但却在20世纪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事实上,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经历都反复证明了,共产革命是他们那一代、乃至更老一代共产党人的真诚信仰。这场革命结出的果实是苦涩的,它迫使人们反思,也确曾激发体制内一次次的变革热望。然而,即便是最真诚的共产党人的最顽强的努力,也无法在传统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内为自己、也为这个党找到出路。因为从本质上说,共产革命的逻辑本身就是错的,1949年所代表的制度选择乃是一个历史性、方向性错误,尽管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不能详尽分析。我想强调的是,包括那个“专政”逻辑在内的共产革命逻辑的谬误,必须通过曾经真诚地追求这个革命的一代人的自我毁灭和浴火重生,才能够从“内部”得到证明。胡耀邦和赵紫阳都经历了旧我之“自我毁灭”的过程;但胡耀邦的“浴火重生”没有来得及完成,而赵紫阳大体上完成了。他们都是这个时代谬误的见证人。

就认知层面言,赵紫阳的转变仍然有未尽的部分,不过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毕竟是极权体制内一位有良知的共产党人完成的一次历史性的认知跨越。而且这个人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此项认知跨越因此改写了这个极权类型政党的历史记录。

注:本文节选自作者的文集《赵紫阳的道路》一书的导言,该文集由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