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直在关注《炎黄春秋》事件,我知道以前,国内仅存的敢言媒体大概只剩下这一家了,过去它曾折腾了几次,我认为它没太大麻烦,可能与我辽大的老同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连楫有关,不能说我很了解他,但因当年的旧事和印象,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但近日看来,《炎黄春秋》要保持在中共党内温合的改良派知识分子手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不想复述它的一些细节,在网络时代,每个人运用鼠标,就浏览自如,但是,知道它的上级领导者心态的人不多或不便发表议论,而这种评述就有了独特的意义。

媒体的报道说,继7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发出社长杜导正签名的“停刊”声明后,几天来,实际接管杂志社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出人员和仍然运作的《炎黄春秋》社委会处于对峙状态。法广报道,《炎黄春秋》官方网站被更换密码后,目前处于派出接管工作组控制下,几天来,该网站先后发布多条消息,彰显工作组对杂志社的实际控制。由此看到,官方不是要停办这家刊物,而是要抢夺它的实际领导权,控制权,这是以前上级把《炎黄春秋》改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管理的命令的延续,总之,这本杂志将彻底变脸。

由此,我想到了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的故事,我是1978年入学辽大历史系的,而知青好友史卫国是1977年入学同校中文系的,我经常到他的寝室去找他玩,也认识了与其来往较多的连楫,他给我的印象是思想非常开放的,当时他们中文系创办了《蓓蕾》杂志,经常发表一些敢言文章,其中有一篇是为魏京生喊冤的,连楫与我的老同学史卫国都参与编辑,记得校领导受到上级批评,中文系主任冉欲达的思想有些矛盾,有时站在学生一边;有时不得不屈于校方的压力,站在校长一边。有一次听他演讲,讲到激动时,他把帽子放在讲台上说,我不在乎“乌纱帽”,因此,我当时对他崇拜的不得了,因为他大体上是支持敢言的《蓓蕾》的,同样,我也敬佩史卫国和连楫等同学,因为他们亲手编辑出版了辽大第一个学生论坛,我也亲耳听过连楫对时政的评价,细节已经淡忘,但总体看是相当大胆和前卫的。

但是,如今,数十年过去了,当年激情万丈的老同学已是各奔前程,分布在世界个地,有的还从事文化工作,依然辛勤笔耕;有的已改行,或经商或从政,既使同学之间鲜有联系,但从媒体里互相关注名字和变故也是常态。我想象的问体是,象连楫这样具有丰富人生经历的官员,由于对中国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了解深入骨髓,一旦接手《炎黄春秋》阵地,一定会与其他官员有所不同吧,在他身上应当有冉欲达教授的影子,应当有《蓓蕾》杂志的遗传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令我很失望,也难免伤感。

据报道,官方发布消息称:“为了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其他杂志社管理层级设立相一致”,新班子接管后,将取消社委会、秘书长和总经理等机构、岗位,保留原来的顾问和编委会。新任法定代表人(总编辑郝庆军)进入编委会,取消编委会“召集人”和“副召集人”,编委会的召开由新任法定代表人召集。7月18日上午,《炎黄春秋》杂志社在被接管后,举行了“新班子”主导下的第一次社务会议。当天,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出任命的接管组贾磊磊(新任社长)、郝庆军(新任总编辑)举行了“社长、总编辑联合办公会议”,安排了工作人员分工,并确定了稿件要求、编辑流程以及编辑《炎黄春秋》第8期稿件的相关事宜。

显然,连楫领导下的研究院,不满于这家刊物多年的创办方针,已正式接管了《炎黄春秋》杂志,尽管官网宣布,杂志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办刊宗旨;将以中共中央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保持《炎黄春秋》杂志原有的办刊风格、办刊类型和刊物样貌不变;畅通原有的供稿渠道、发行渠道,等等,但可以预料的是,它以后将“变脸”,成为官方的喉舌。一些参与编辑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将失业。

这一悲剧的发生有点类似辽大的《蓓蕾》事件,是“神马”魔力,使当年思想解放,朝气蓬勃的大学生连楫变成扼制新闻自由的“刀斧手”呢,难道他全然遗忘了上个世纪的故事?他看到这篇文章,一定明白我没有虚构和夸张一分一毫,原来,他的变化从他的个人简历里可以寻找轨迹:公开简历显示,1955年10月出生的连楫,现年61岁,是山西沁源人,1974年8月参加工作,1975年10月入党,曾任中共十六大代表,研究员,辽宁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俄罗斯布里亚特国立大学名誉博士。连辑早年在内蒙古工作,曾先后担任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长,呼伦贝尔盟盟委副书记、盟长,呼伦贝尔盟盟委书记、盟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呼伦贝尔市委书记。2003年,连辑升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跻身省部级领导之列。2006年至2010年期间,连辑还曾兼任内蒙古大学校长。2011年9月,连辑调任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后来,他接替王文章,而出任该院院长。

由此看来,踏入中共官场的连楫,经过多年熏陶,已彻底改变了身份,也改变了思想性格,与其责怪他本人,不如批判这种干部选拔,培养和任用体制,按理说,象他这样科班出身有相当工作能力的人,曾任副市长,应当挤上更高层次,上级把他调到研究院,已是闲职,但因《炎黄春秋》而不闲,我了解他的心态,他一定不想管这个敏感问体,但又不得不面对,在中国动辄“以言治罪”的恶劣环境里,他想必每天如履薄冰,因为即便有习仲勋的题词当挡箭牌,也没有用,《炎黄春秋》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可能得罪某些人,而中国的官员,商人,总之一切人都是得罪不起的,既使是最坏的人,也是一边干坏事,一边对敢言媒体出招,当然,久经官场的连楫,是不愿搞麻烦,也不敢担责任的。

据媒体披露,接手《炎黄春秋》的新班子,正在对杜导正主导的社委会控制下的杂志社财务账目,进行彻底审计,无疑地,如果有人不服,继续为“炎黄”的过去呼吁,就可能找出经济问体而抓人坐牢,逼得他们闭嘴禁言;同样的,如果连楫不按照领导意愿整肃“炎黄”,他多年任职官场的“瑕疵”就可能被中纪委放大,因为中国目前的司法是不独立的,公检法都是一家人,有些事说你有罪必有罪,说你无罪也可能,但你必得听话,假如连楫真廉洁,也没关系,把他从政多年接受宴请的款项全部加起来,足够判刑,试想,当一个官员面临这种局面,他即使仁慈,开明,大度,也不会放下手里砍向《炎黄春秋》的刀斧。

2016年7月20日于多伦多。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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