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可以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而制造敌人，只是，敌人一旦出于人为制造，斗争的品质便难以保证。说到底，制造敌人乃是玩火的游戏，玩好了，可称艺术;玩砸了，则应了一句古训：玩火自焚。其最大毒害，在于形成一种斗争思维。
有两个县都地处洪灾区，有一年同时换了父母官，甲县长履新后烧的第一把火，便是抢修堤防;乙县长则将一腔心血投入政治学习。翌年夏天，洪水汹涌袭来，甲县未雨绸缪，化险为夷，乙县预防不力，灾情惨重，不过在抗洪救灾的过程当中，乙县长冲在第一线，苦战半月击退洪魔，落得重病一场。灾后，获得上级表彰的并非预防得力的甲县长，而是抗洪得力的乙县长，后者迅速被提拔为副市长。官场中人总结，乙县长这一手，即谓“制造困难”。
于是民间有猜，也许在其心底，十分期待这场洪水呢：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抗击灾难，才能盛产政绩。但无论如何，结局证明，他的政治算盘准确击中了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一纸升官图，由多少受灾群众的财产和生命所绘成?
中国古代一些官兵，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制造匪情：或逼百姓造反，发兵剿灭;或直接诬百姓为匪，一通乱杀，号称“斩匪首数万”，向上峰邀功请赏。这样的官兵，凶残远胜于土匪，所谓“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官过如剃”。
还有一些镇守边疆的将帅，拥兵自重，形同割据。一旦朝廷有所召唤，他们不愿背抗旨不尊的罪名，往往称病不往，不过生病绝非最合适的理由：一来，你不可能一年到头都在生病;二来，你不是生病吗?那好，你这身体已经不大适合在边疆领军，不妨回到京城休养——这便贻朝廷以调动的口实。于是他们想出了妙招：暗地挑起边衅，发动战乱。战火一燃，不消说你自己不想走，就算你要走，朝廷也不敢让你走了。此即典型的“没有困难，制造困难”。
战乱之外，古人还擅长“制造小人”。这是刀尔登先生的说法。他以明清之际的阮大铖为例。阮大铖之为小人，一半源自其人的卑污，热衷权势，卖身为荣;另一半，何尝不是出于自视为君子、满腔道德感的东林党人对阮大铖的排挤、压制。阮大铖曾是东林党一员，名列《东林点将录》，后因官位之争，为东林党的主事者所诳，双方交恶，遂投奔魏忠贤。魏忠贤垮台以后，他试图修复东林党的关系，东林党收了他的资助却继续压迫他，硬生生把他逼到敌人的队伍。最终，在他的反噬之下，东林党遭遇重创。偏安一隅的南明小朝廷，由于这一内斗而走向崩溃。不妨说，阮大铖本非“困难”，东林党人却将他制造成了“困难”。
为什么要制造困难，制造小人?刀公有两个论断，堪称至理：“中国正统的好人主义，擅长干两种事，一种是逼娼为良，另一种是逼良为娼。”(后者常被漠视，其实危害更大)“东林之集矢于阮大铖，因为团体需要公敌，来把集体凝聚起来;更重要的是，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
制造洪灾、战乱、小人，皆可归于“制造敌人”。尽管敌人的面目与制造的目的大不相同，然而对敌人的需求与制造敌人的故意，却充满了一致，从此甚至可以提炼一种斗争哲学。如果说“没有困难制造困难”属于反讽、自讨苦吃，那么“没有敌人制造敌人”正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现实的必要性，也许对政治人而言，最考验他们政治头脑的一点，即如何从“没有敌人”的情境之中“制造敌人”，而且所制造的敌人，能够为我所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不至被反咬一口，殃及自身。
为什么要制造敌人?谁也不愿树敌，使自身陷入敌人的威胁。制造敌人，必有所求：为了政绩(制造洪灾、匪情)，为了唤醒团体的危机感(制造小人)，为了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制造边衅)……立意不正，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譬如为了对付示威者、游行者，安排卧底，中途，这些卧底便以示威者、游行者的名义开始打砸抢，给了政府正当的借口，称示威队伍当中隐藏了阶级敌人或境外敌对势力，活动必须取缔，限时清场云云。这里的“敌人”压根就是自己人。
可以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而制造敌人，只是，敌人一旦出于人为制造，斗争的品质便难以保证。说到底，制造敌人乃是玩火的游戏，玩好了，可称艺术;玩砸了，则应了一句古训：玩火自焚。其最大毒害，在于形成一种斗争思维，将世间一切争议都视作敌我之争，将异己者家里的花草树木都视作假想敌。更吊诡的是，将甲方制造为敌人，唆使乙方与其争斗，不曾想，甲乙斗争的过程，便是双方觉醒的过程，最终，他们都成为制造者的敌人，制造者则被推向了全民公敌、四面楚歌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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