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可以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而制造敌人,只是,敌人一旦出于人为制造,斗争的品质便难以保证。说到底,制造敌人乃是玩火的游戏,玩好了,可称艺术;玩砸了,则应了一句古训:玩火自焚。其最大毒害,在于形成一种斗争思维。

有两个县都地处洪灾区,有一年同时换了父母官,甲县长履新后烧的第一把火,便是抢修堤防;乙县长则将一腔心血投入政治学习。翌年夏天,洪水汹涌袭来,甲县未雨绸缪,化险为夷,乙县预防不力,灾情惨重,不过在抗洪救灾的过程当中,乙县长冲在第一线,苦战半月击退洪魔,落得重病一场。灾后,获得上级表彰的并非预防得力的甲县长,而是抗洪得力的乙县长,后者迅速被提拔为副市长。官场中人总结,乙县长这一手,即谓“制造困难”。

于是民间有猜,也许在其心底,十分期待这场洪水呢: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抗击灾难,才能盛产政绩。但无论如何,结局证明,他的政治算盘准确击中了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一纸升官图,由多少受灾群众的财产和生命所绘成?

中国古代一些官兵,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制造匪情:或逼百姓造反,发兵剿灭;或直接诬百姓为匪,一通乱杀,号称“斩匪首数万”,向上峰邀功请赏。这样的官兵,凶残远胜于土匪,所谓“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官过如剃”。

还有一些镇守边疆的将帅,拥兵自重,形同割据。一旦朝廷有所召唤,他们不愿背抗旨不尊的罪名,往往称病不往,不过生病绝非最合适的理由:一来,你不可能一年到头都在生病;二来,你不是生病吗?那好,你这身体已经不大适合在边疆领军,不妨回到京城休养——这便贻朝廷以调动的口实。于是他们想出了妙招:暗地挑起边衅,发动战乱。战火一燃,不消说你自己不想走,就算你要走,朝廷也不敢让你走了。此即典型的“没有困难,制造困难”。

战乱之外,古人还擅长“制造小人”。这是刀尔登先生的说法。他以明清之际的阮大铖为例。阮大铖之为小人,一半源自其人的卑污,热衷权势,卖身为荣;另一半,何尝不是出于自视为君子、满腔道德感的东林党人对阮大铖的排挤、压制。阮大铖曾是东林党一员,名列《东林点将录》,后因官位之争,为东林党的主事者所诳,双方交恶,遂投奔魏忠贤。魏忠贤垮台以后,他试图修复东林党的关系,东林党收了他的资助却继续压迫他,硬生生把他逼到敌人的队伍。最终,在他的反噬之下,东林党遭遇重创。偏安一隅的南明小朝廷,由于这一内斗而走向崩溃。不妨说,阮大铖本非“困难”,东林党人却将他制造成了“困难”。

为什么要制造困难,制造小人?刀公有两个论断,堪称至理:“中国正统的好人主义,擅长干两种事,一种是逼娼为良,另一种是逼良为娼。”(后者常被漠视,其实危害更大)“东林之集矢于阮大铖,因为团体需要公敌,来把集体凝聚起来;更重要的是,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

制造洪灾、战乱、小人,皆可归于“制造敌人”。尽管敌人的面目与制造的目的大不相同,然而对敌人的需求与制造敌人的故意,却充满了一致,从此甚至可以提炼一种斗争哲学。如果说“没有困难制造困难”属于反讽、自讨苦吃,那么“没有敌人制造敌人”正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现实的必要性,也许对政治人而言,最考验他们政治头脑的一点,即如何从“没有敌人”的情境之中“制造敌人”,而且所制造的敌人,能够为我所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不至被反咬一口,殃及自身。

为什么要制造敌人?谁也不愿树敌,使自身陷入敌人的威胁。制造敌人,必有所求:为了政绩(制造洪灾、匪情),为了唤醒团体的危机感(制造小人),为了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制造边衅)……立意不正,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譬如为了对付示威者、游行者,安排卧底,中途,这些卧底便以示威者、游行者的名义开始打砸抢,给了政府正当的借口,称示威队伍当中隐藏了阶级敌人或境外敌对势力,活动必须取缔,限时清场云云。这里的“敌人”压根就是自己人。

可以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而制造敌人,只是,敌人一旦出于人为制造,斗争的品质便难以保证。说到底,制造敌人乃是玩火的游戏,玩好了,可称艺术;玩砸了,则应了一句古训:玩火自焚。其最大毒害,在于形成一种斗争思维,将世间一切争议都视作敌我之争,将异己者家里的花草树木都视作假想敌。更吊诡的是,将甲方制造为敌人,唆使乙方与其争斗,不曾想,甲乙斗争的过程,便是双方觉醒的过程,最终,他们都成为制造者的敌人,制造者则被推向了全民公敌、四面楚歌的绝境。

注:文章素材来自网络,内容略有删改,标题系编者所加。

来源:微信公众号:思想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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